| | | |  | 華夏快遞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學
發布者 thchen 在 07-05-04 08:08
請您惠顧讚助商
鼓勵其長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劉繼明
以我的理解，所謂綠色經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產物，大家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講可持續發展，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包括中國政府現在倡導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都離不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增長以及高科技和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正在使全球的自然資源遭受前所未有的掠奪和破壞。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充分意識到全球化帶來的複雜影響。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過程中每向前邁出一步，都會產生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有的問題是帶有普遍性的，如能源和環保問題，有的則屬於中國特殊的經驗，這些經驗與中國自身的曆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政治製度有關，如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國企改製和三農問題等，現在許多國外學者之所以紛紛把目光投向中國，我想可能是他們相信，這種“中國經驗”不管是正麵還是負麵的，對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談論當代中國文學，也脫離不開這樣一個大的語境，同樣存在一個怎樣認識的問題，但如同怎樣認識和處理當前的中國經驗一樣，其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在十多年前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後情況不同了。因為這個時期中國開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原來的社會結構麵臨重組或者叫重新洗牌。更重要的變化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原先雄踞話語中心的那一套價值體係被解構得七零八落，要知道，當時最流行的詞匯就是“解構”，還有後現代主義，個人化等等，在不少中國學者看來，解構就是後現代的同義詞。那個時期的作家和批評家都在忙於“解構”，解構來解構去，便隻剩下了個人、欲望、身體和形式。文學就這樣赤膊上陣地殺入了尚處於形成過程當中的市場。這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混亂的一段時期。那麽多人都在夢想自己的作品一夜間成為暢銷書啊，什麽炒作手段都出來了，所謂“官場小說”、“反腐小說”、“情色小說”、“武俠小說”及“奇幻文學”等等，都開始在市場上大受追捧，比如寫男女情愛就是怎麽賣淫怎麽嫖娼，當時有一個叫九丹的女作家，出了一本小說《烏鴉》，賣得很火，據說她寫的就是自己在新加坡賣淫的親身經曆。寫官場就是怎麽互相傾軋，削尖腦袋往上爬，整個就是官場登龍術大全；有些反腐題材小說大肆展覽和渲染貪汙腐敗的過程，實際上滿足了公眾的某種窺視欲，跟通俗文學差不多，有人看了覺得隻要有機會自己也不妨腐敗一次。這顯然反映了某種畸形的社會心理。大概從這一時期開始，文學同社會乃至讀者之間通過市場這一媒介，締結起了一種新的關係，即消費和被消費的關係。前不久媒體還弄出了一個什麽作家福布斯排行榜，文壇搞得跟生意場差不多了。
但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恰恰是近代曆史上最活躍，既危機迭出，矛盾叢生又充滿生機的一個階段。GDP持續多年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無可爭議地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猛的國家，同時又凸現出了那麽多的社會問題，如國企改製帶來的大量工人失業和由此引發的抗爭和維權運動，農村的土地荒蕪和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造成的整個農村的凋敝貧困，還有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礦難和環境汙染、強製拆遷等等。一麵是不斷壯大的富人和中產階層，一麵又是不僅沒有隨著經濟增長減少反而越來越龐大的貧困群體，還有中西部和東部發展的巨大差距。所以有人說，中國正在重蹈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覆轍，變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上層與下層，富人與窮人，城市與農村，精英與大眾，這種斷裂不僅是利益的斷裂，還有精神上的斷裂。比如近兩年開始的對改革的爭論，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全中國人民都擁護改革，還用得著爭論嗎？可這個問題偏偏就出現了，有社會學家把這種現象叫做改革共識的破裂。鄧小平曾經講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他還說，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就會變資本主義。但現在中國的情形，似乎正好驗證了鄧的預見。
去年我在莫斯科紅場排隊瞻仰列寧墓時，一個俄羅斯女大學生站在我旁邊，當她聽說我是中國人時，很感興趣地和我聊起來，她問我你們中國現在還是社會主義嗎？她提出的這個問題讓我有些吃驚，不知怎麽回答才好。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不必問姓社姓資，摸著石頭過河就行了。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也不關心這個問題，對整個國家來說發展是硬道理，對個人來說，隻要能夠發財致富也是硬道理，連道德法律都顧不上遵守，哪裏還管它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問題是中國的憲法明明白白地寫著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如此，社會主義的那些製度框架和價值體係總得維持下來吧，但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大批大批地賣給了私人，造成了國有資產的驚人流失，貪官和非法斂財的的商人們紛紛攜款外逃，像教育醫療和住房這類基本的社會福利也在產業化的名義下被取消了。現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東歐和俄羅斯這些已經全麵私有化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麵比中國做得好得多，每個公民都能夠享受免費教育、住房和醫療等福利，而在30多年前，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也曾經享有過這種社會福利。可改革開放後的這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獲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人們反而失去了這些福利，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和生存保障了，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這就由不得人們不開始進行深入的思考。我們究竟應該走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中國社會逐漸出現了多種聲音，對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和曆史事件，也有人呼籲重新進行評價。當然這一切主要發生在以網絡為載體的“民間”，在主流媒體上並不太能見到。
中國社會已經裂變為許多利益群體，現在即使麵對同一問題，價值立場都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的，所以對諸如“國企改製”、“貧富懸殊”，甚至像最近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通過的《物權法》，爭論得都很厲害。這顯然比什麽事都遮著捂著不爭論要好，以前中國領導人不是說過“重大事情要讓人民知道”嗎？一個健全的社會本來就應該有多種聲音存在，隻有一種聲音是不正常的。而且這些不同的聲音不隻是來自中國國內，比如我去年見到NGO一位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W女士，她到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講學，題目就叫《中國與通往全球化之路——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這實際上是她一篇論文的題目，此前我已經在網上讀到過。從題目就可以看出來她對中國的改革主要是持批評態度的，她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下了十分紮實的功夫，裏麵的大量數據和事實都是她通過親自調查和采訪得來的。
其實，W女士的許多觀點並不完全是她自己的，比如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對新左派某些觀點的闡發，以及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認識，等等，都隻是將國內已經存在的一些思想觀點集中表述出來罷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立場和思想交鋒在國內思想界早就很明朗了，可以說代表了當前中國社會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種聲音。其中新自由主義被認為在九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發揮了支配性的影響，新左派正是據此將當前中國社會暴露出的許多重大問題歸咎於新自由主義。
除了新左派，還有一部分人被稱為老左派。這批人大多是共產黨的一些前高級幹部和資深學者，他們跟新左派的立場既有相同又有差異，相同的是對中國目前推行的市場經濟改革持批評態度，不同的是前者主張回到計劃經濟，反對私有化進程；後者雖然也跟前者一樣對許多年來備受攻擊和責難的近半個世紀的中國革命曆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給予正麵性的評價，但他們主張加快政治體製改革和民主化進程，這一點又同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頗為相近，區別隻是他們將社會公正和平等當作改革的首選目標，而新自由主義者們將建立健全自由市場體製當作改革的第一要務。
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各種思想觀點的彼此滲透和交鋒，折射出了當前中國社會的複雜形態和躁動不安的情緒。如果說所謂“改革共識”真像有人說得那樣已經破裂，那麽是否意味著一種新的“改革共識”有可能在這樣一種眾聲喧嘩的氛圍中形成呢？近年來，中國領導人提出的諸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等一係列新的政治理念，實際上凸顯出了這種新的趨向。而如何使政治決策變成知識精英集團的理性認同和大多數人民的意誌，恐怕還有待於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那麽，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到底是什麽樣的情形呢？除了前麵大致描述的那種全麵消費化傾向，文學界內部實際上也開始了反思，以前無論是先鋒派還是新寫實作家，都是主張淡化現實，追求純文學寫作的，認為隻要這樣才是高品質的文學，但近幾年出現的一批作家開始直麵諸如國企改製和“三農”這樣敏感而嚴峻的社會問題了，並且漸漸形成了一股文學潮流，批評界對這股潮流也給了一個稱謂：“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我覺得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思潮。
為什麽叫新左翼文學？我想這跟思想界有個“新左派”有關。“左派”這個稱謂很多年來在中國差不多消失掉了，即便在某種場合提到也總是跟四人幫、極左路線聯係在一起，帶有很強的貶義色彩。所以，當初新左派這個概念剛出現時，包括新左派的有些理論家自己也不承認這個命名，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者對他們進行政治栽贓。比如被視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暉就曾經表示：“像我自己這樣的人通常是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敵人打在我們身上的這種標簽的，這部分是因為我們無意與‘文革’聯係在一起。”
但最近幾年，不僅新左派的影響日益擴大，還產生了一個“新左翼文學”。這是不是隻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才可能出現？因為既然一切既定的社會秩序和結構都麵臨著重組，那麽一切既定的思想價值乃至曆史認知模式也就可能麵臨重新評估，不管你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可能在一個急劇變動的社會結構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一般而言，左派代表著平民和窮人的利益，主張社會公正和平等，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例外，而中國的左翼或左派從上世紀初開始算起，有著大半個世紀的漫長曆史，與西方左翼不同的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左翼政治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主導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但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以來，這段曆史被宣布從總體上失敗了，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告別革命”、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曆史變革被當今的許多新自由主義者看來是中共黨內右翼力量的勝利，而左派則扮演了失敗者的角色。現在左派重新回到公眾視野，盡管添加了一個“新”字，但他們顯然難以擺脫這種沉重的曆史負擔。
對於文學也同樣如此。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盡管已經浮出水麵，而且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作者群體都與日俱增，但仍然處於邊緣化的位置，無論是精英文學還是主流文學界，對他們的評價都頗為曖昧，比如有人指責這些作品刻意渲染和誇大生活中的悲慘和苦難，藝術上粗糙，不夠精致，甚至在一些人眼裏，作家們關注或涉足底層題材的寫作，也是一種趕時髦、湊熱鬧和“分一杯羹”的投機行為，總之或明褒暗貶，或冷嘲熱諷，很少有人對這一創作現象產生的複雜社會背景進行冷靜的分析（甚至不願意正視），更不用說對作家和作品給予客觀公正和耐心的解讀和評價了。而在我看來，如果不吹毛求疵的話，其中的一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兒》、《霓虹》，陳應鬆的《馬嘶嶺血案》、《太平狗》，劉慶邦的《神木》、《紅煤》和羅偉章的《大嫂謠》、《水往高處流》等小說，都堪稱近些年來中國文學的優秀之作，即便在所謂“藝術性”上，也並不比那些熱衷於表述個人隱秘經驗或普遍人性的作品遜色。深圳最近幾年還出現了一個“打工作家”群體，他們以前都是打工仔，像中國的所有農民工那樣有過血淚交織的經曆，現在住在一個叫31區的租賃房社區，以寫作投稿為生。其中有一位佼佼者王十月，他寫了一部小說，題目就叫《31區》。他們的作品也許還比較稚嫩，但相對於那些生活方式越來越中產化的職業作家，其真切的底層經驗和質樸的文字表達，如同地殼下噴發出來的熾熱熔漿，具有一種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魯迅先生當年在為左翼文藝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辯護時曾經痛切地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又說，“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好像是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今天的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也許沒有當年的文學前輩那樣處境艱難，然而在當今的某些批評家看來，文學寧可完全變成消費化的產品或者小圈子的沙龍藝術，也不需要直麵重大嚴肅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更不消說關注和表達底層人民的疾苦和抗爭了，否則就難免會麵對他們高雅藝術眼光的挑剔。
持這種觀點的作家和批評家大多數是從上世紀80年代濫觴到90年代日益強盛的現代主義思潮中逐漸占據中國文壇主流的，他們現在要麽身居大學講堂，要麽掌控著權威文學期刊，或者是某些文學獎項的評委，對公眾的審美趣味和文學走向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價值立場上崇尚個人自由，強調藝術至上，奉現代主義為圭皋。他們對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的責難或冷淡，與其說出於藝術趣味上的差異，倒不如說出於一種思想認知上的偏見。這種情形恐怕也不是今日中國才有的，比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理論界在大麵積湧動的重寫文學史思潮中對茅盾、趙樹理和柳青等社會主義經典作家的顛覆性評價；再如美國作家斯坦貝克，可以說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左翼文學的代表人物，但在當時也曾經受到美國主流文學界的攻訐，被認為作品粗糙，藝術品位不高。即便他那部獲諾貝爾獎的《憤怒的葡萄》也一直毀譽參半。前不久在中央電視台一套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星火》是根據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葉紫的作品改編的，葉紫曾經受到過魯迅先生的高度評價，但在當時的文壇，不少批評家也都以“粗糙”或“缺少藝術性”為由對他百般貶斥。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新左翼文學遭受主流批評界的苛責和冷遇，不見得完全是一件壞事，他們絲毫不必瞻前顧後、左顧右盼，而大可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理直氣壯走下去，就像一棵樹那樣，隻要牢牢把根須紮在廣袤深厚的中國大地之上，任何風霜雨雪都無法摧垮它。因此，作為一股創作思潮的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害怕的並不是外部的幹擾，關鍵還在於這些作家自身的力量是否能夠使他們走得更遠。
而在我看來，新左翼文學毋需以“進入主流”作為其被越來越專業化的文學體製承認或褒揚的標誌。恰恰相反，在一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日益“普世化”的時代裏，新左翼文學的真正價值，正在於它試圖召喚和激活一種被宣布已經失效的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美學傳統，在於它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消費主義趣味格格不入的異質性和批判性；而一旦這種異質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編，它的價值也就不複存在了。
當然，在中國批評界的所謂“現代主義趣味”之外，也有少數的“異類”。例如上世紀80年代曾經熱情鼓吹現代派的作家李陀，90年代後期變成了新左派的一名重要理論家，前幾年在文學界頗受關注的純文學討論就是由他引發的，近兩年他對新左翼文學和底層寫作也表現出熱情的讚賞和支持態度。李陀有一個明確的主張，就是文學應該從現代派的個人象牙塔下走出來，麵向社會，積極介入現實，重新找回文學丟棄已久的社會批判傳統。去年底我曾經在北京見過李陀一麵，滿頭白發，從年齡和文學資曆都稱得上是我的前輩，盡管他一年之中大半時間住在國外，可談起中國的社會問題和文學，思維出奇敏捷，身上保持著年輕人才有的活力，給我印象特別深。前不久他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時說：“1980年代所謂‘純文學’的特點是去政治化，而未來的‘純文學’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會對主流意識形態和商業文化提出特別強烈的批評和反駁。”對於主流文壇來說，李陀這個觀點顯然頗有挑戰性。他這番話是針對韓少功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山南水北》而說的，韓也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90年代後寫了大量思想隨筆，並以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廣受矚目。近些年他在曾經插隊的湖南農村做了一棟房子，半年在海口，半年在農村，過著半隱居的農耕生活，《山南水北》就是他這段生活的結晶。而作為對李陀觀點的呼應，韓少功也在媒體上表示，文學應該從自私自戀和冷漠當中掙脫出來，恢複對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底層大眾的同情和理解，他響亮地提出，“恢複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學的大政治”。
曾經以《古船》和《九月寓言》聞名的作家張煒今年初也出版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刺蝟歌》，我剛剛讀完這部作品，它既保留了《古船》裏麵嚴峻的現實關切，又具有《九月寓言》中那股撲麵而來的詭譎神奇和浪漫色彩，更值得重視的也許是，張煒在這部新作裏集中表達了他對全球化進程中人和自然遭受的種種摧殘和扭曲，書中的主人公廖麥深陷困境，仍然在不懈地尋求突圍，盡管他的所有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但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憂慮和迷茫的精神氣質，卻具有一種感人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還有著名先鋒派作家格非的《山河入夢》，小說敘述了梅城縣縣長譚功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命運沉浮和情感遭遇，格非曾經以激進的形式探索而著稱，但在這部長篇新作裏，他一反常態地地試圖撐破那種流行已久的新曆史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敘述框架，體現出對曆史複雜性的耐心體察和重新發現的努力。聯係到不久以前許多人就餘華的《兄弟》對曆史和現實采取簡單化甚至漫畫化的處理的批評，格非這部新作所呈現出來的某種精神品格，似乎讓我們看到了當代中國作家中蘊藏的值得期待的創造活力。
通過以上簡略的介紹，大家或許可以感受到，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內部的自我反思和創造能力不僅沒有消退，反而有所增強，並且彰顯出一種介入現實的姿態和日益強勁的社會批判力量。
從歐洲十八世紀的文藝複興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獨立思想、批判精神、反對特權等級製度、追求社會公正和平等自由，一直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傳統和使命，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沒有理由拒絕繼承這樣一種偉大的傳統。隻有在這個傳統的照耀下，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才可能掙脫各種束縛以及思想局限，攜起手來，共同表達和描述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為這個世界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恥辱與光榮、苦難和夢想作證。
對中國文學來說，這也許是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
（本文係作者應邀為牛津大學Green Economics Annual論壇撰寫的書麵發言）
□ 左岸文化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