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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人為中心--《新語文》問世記(ZT)
送交者: PoorKids? 2006年2月25日19:54:54 於 [兒童成長]http://www.bbsland.com
《新語文》問世記 談中學語文讀本
“我們自稱為一群理想主義者，我們中間有研究文學、曆史、教育的研究員、大學教授、講師與研究生，有資深編輯、語文教育研究專家、也有中學語文教師。我們懷抱一個美好的心願：要用我們民族與全人類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我們的孩子，讓他們的身心得到健全的發展，為他們的終生學習與精神成長‘打底’”。
———《新語文讀本》編輯手記
怎麽也沒有想到，大學文科畢業多年，竟會被一套中學語文讀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閱著《新語文讀本》，愛不釋手。這旋即成為我的采訪任務———這套12本的讀本是怎樣問世的？
在成都《教師之友》雜誌上，刊出了編者手記———長達4萬餘字，我卻一口氣讀完。將編輯理念與選文相比照，印象更為深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將這套書細細吃透（包括全書、全文），那就足以為一個中學生構建起人文素養的平台———這已經遠遠超越了人們通常理解的“語文”。我不由得感歎自己的中學時代為何沒有這樣的食糧。
摘出幾則《手記》：
———真正的閱讀，是與文本作者心靈的對話。如果讀書的人是正在成長中的中學生，而書的作者是民族與世界、人類的大師、巨匠，那麽，這樣的讀書交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化傳遞、精神傳遞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夠形成“作者———編者———教師 ———學生”四者之間對話交流的互動關係。
我們選了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中的《告別》等兩個片斷作為初中第一冊首篇，並作了這樣的閱讀建議：“你也剛剛‘告別’了小學，開始了中學生的新生活。你懷念小學時的老師和同學嗎？
本文著重寫了班主任老師佩爾波尼先生在開學與學期結束時的兩次談話。老師說‘我愛你們，也需要你們愛我’。你能從作者的描寫中體會這是怎樣一種愛嗎？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愛？
建議讀《愛的教育》全書———就以此作為你中學時代閱讀的開始，好嗎？”
——— 我們精心編寫了一係列單元，從不同角度展開愛的主題。除對大自然、小動物的愛之外，還有對父母的親情之愛……我們並不回避對學生的愛情教育，在高中階段組織了“唱不盡的愛情”、“昨夜星辰昨夜風”單元，選了勃朗寧、裴多菲、李商隱、李清照等膾炙人口的情詩，並節選了《少年維特的煩惱》與《簡·愛》等著名愛情小說。
到了高中階段，我們逐步引導學生麵對生活的沉重。特意組織了“麵對死亡的日記和詩文”、“審視國民性”等單元……我們坦率（這種坦率是與青少年對話必須有的態度）地對學生說：
“很久以來我已經不再聽說這樣的殘酷的故事了。———對於你，或許還是第一次聽說。
但你已經長大，應該麵對曆史與現實的沉重了。”
我們節選了《安妮日記》與納粹集中營裏孩子的詩，寫下了這樣的閱讀建議：
“你大概也有記日記的習慣。但你見過這樣的時刻處在死亡的威脅下的‘密室’裏的少女的日記嗎？……作為同齡人，作為同樣擁有青春、理想與渴望的中學生，麵對安妮這極不平常實際上又極平常的猶太少女的內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階段，編寫了“室內旅行記”、“法布爾和他的昆蟲世界”、“觀察與發現”等單元。從高中第二冊起，連續編寫了五個單元的“科學縱橫談”，成為高中的一個重點。
在“科學縱橫談”（一）（二）中，選了澳大利亞科學家貝弗裏奇的《科學家》與中國數學家王梓坤的《談才》與《談學》，並與學生作了這樣的交談：
“本文討論的是‘科學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縱橫談論中所顯示的廣博的知識，語言文字的優美，足以顯示作者知識結構的合理。在這一點上，對你有什麽啟示？你也能夠調動你各方麵的知識與才能，就某一個問題，談‘文’講理，述‘古’評‘今’，說‘東’道‘西’……縱橫論說一番嗎？———少年意氣，激揚文字，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閱讀經典，走近大師”成為整個讀本的貫穿性線索。幾乎每一冊都形成一個係列：如“走近居裏夫人”，“聆聽泰戈爾”、“杜甫和家”等。節選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將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風格、流派的思想與文學“盡量地汲取”，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人類文明精神火種的一種傳遞。
———在比較中閱讀。在高中課本裏，我們選了培根的《論讀書》，丁尼生的《鷹》、布萊爾《虎》等，都是世界散文與詩歌史上的名篇。於是我們選擇了中國翻譯家的不同譯本，其中有郭沫若、徐誌摩、馮至、卞之琳等，同時選入，讓學生比較，並附原文，讓學生自譯。
……
“我們是把《新語文讀本》的編寫當成一項學術工作來做的。”
這群理想主義者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他們怎麽聚到一塊，編出這套書的？
“隻有語文教學和立人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成為現代的人”
我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見到了主編之一吳福輝，他是該館副館長，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編輯，也參加編寫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係讀研究生前，曾在遼寧鞍山某中學當過19年語文老師。朱珩青也有20年教齡。
談起中學語文教育，吳福輝說：“要我說，語文課本有三分之一可讀，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讀。也就是學生課外閱讀的一個小小階梯罷了。”他介紹，建國後中學語文學蘇聯教育，加強課堂教學，政治思想教育加強，政論文增多。
他當老師那陣，應運動需要產生的文章越來越多，“反右”之後政治性更強，社論、領導人的論文幾乎每冊都有。“反修”時甚至還有和蘇聯展開大辯論的教育文章。
“誰都不愛教這些！老師最愛教小說和古文，講古文也最願意串講，不願分析。因為一分析就要求講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幾條：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舊禮教。好處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劃生動，層次清楚。”
60年代以來，語文教學確立了“語言文字工具論”，字詞句篇的訓練得到嚴格貫徹，直到90年代質疑語文教育。
一開始老師還覺得有好處。學生肯讀書了，老師按照知識點教學，課也容易上。“可這時候，語文和做人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真的。特別是文革中，完全變成‘跟學走’，與個人文明素質無關了。”吳福輝遺憾地說。
“語文為什麽要和做人有關係？”
“隻有語文教學和立人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成為現代的人。語言本身是有文化積澱的，過去我們僅僅把它當作為階級服務的工具。以至於不了解世界進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麽走過來的，知識麵極其狹窄。而教育應當教會他們有反省精神、獨立意誌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幾年，吳福輝參加中學語文教改討論會時，看到的語文課本還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沒理會近20年來學術界研究成果。“應該把學術思想以原樣保持精粹水準，並較快普及到民間，這是體現民族素質很重要的標誌。而且這項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學者來做。”
因此，吳福輝一接到《讀本》編寫邀請函，就一口答應了。
“編寫過程一定有意思！”
“當然！你去問一個人吧！我們這些人中，把全書通讀過兩遍的隻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區中，我見到了這套書真正的靈魂人物。他是大學教授，國內外知名學者，在所研究領域享有盛譽。他體格健壯，聲音洪亮，感情充沛，個子不高，卻仿佛蘊含著無窮活力。和他談話似乎沒有距離，也不覺得對方是年過6旬的長者。
“您是大學教授，怎麽想起給中學生編書？”
“我也搞不懂，怎麽會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並未印在書上，他也拒絕在報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稱他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遠地區中專當了18年語文老師，後來他到北京讀研究生。再度和中學語文產生聯係是從一本書開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語文學習》雜誌想讓L教授開個專欄：對中學語文教材有關作品重作分析，他們送來了現行課本和教參。L教授一看大吃一驚：“萬萬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中學語文教學對作品的解釋還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陳舊了！”
“我突然明白難怪我上課這麽費勁！每年我講魯迅的時候都要遇到障礙。”
有個學生這樣寫道：對魯迅的評價“大約到了小學四五年級，每學期語文課本裏都會看見魯迅大名，這是我最怕也是最難的。且不說半文半白拗口的語言，晦澀難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義，就是老師總
結課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頭疼，所以我覺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課常常要花很多時間掃除中學對魯迅的誤解，塑造一個與中學語文不同的魯迅，“我要告訴他們，魯迅不是那麽可怕的，實際上是可親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個學者，我認為學者不僅要研究，還應當盡量把學術成果普及，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嚴肅，“所有人開始了解現代文學是從中學課本上得來的，魯迅、冰心、巴金，都是從課堂上知道的，中學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學術界，大學和中學溝通，是五四以來的傳統，我作為一個五四傳統的研究者，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寫專欄當成業餘工作，後來越寫越帶勁，不僅講魯迅，還講其他人，看到外國文學裏一些內容不對頭，忍不住也寫，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這組文章結集成冊。“我的目的是給中學老師一個必要的參考。改變他們的某些思路，中學語文教學的基本觀念就是有固定的東西去背。而我想說，一個作品可以有各種解釋，我的解釋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給你一個新角度。”
這本書發行之後反響非常強烈。有的老師說：真沒想到，對一部作品還可以有多種解釋。此後L教授就沒有過問這類事，他以為為中學語文教學做了貢獻了，也圓了夢了。
直到前幾年，質疑中學語文教育熱潮掀起，有編輯請L教授等大學教師談談對中學語文教育及高考語文的批評，開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覺得確實有問題，於是又忍不住寫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文章，影響很大。
可是，影響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並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設。“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設性的東西，比如理論論著、課外讀物或教材，據此進行新的探討或爭論……這樣，爭論才不會變成意氣之爭，地位之爭，利益之爭，而真正是為我們的孩子，為教育事業負責。”
在語文教學改革方麵，L教授一直強調自己是個“門外漢”：“批評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見，並不試圖指導實踐；但建設卻是要直接影響實踐的，必須‘態度積極，行動謹慎’。”從“批評者”到“建設者”，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轉換。“簡直逼得我重新學習！”
這對年過60的L教授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找來了世界各國的母語教育的課程標準，過去的教材，五四以來關於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各種資料，有關語文界論爭的各種文章，以及建國來以特別是近20年有關語文教育學、心理學研究的各種論著，夜以繼日埋頭苦讀，整整一個暑期，形成了一篇4萬字長篇論文：《以立人為中心》。
“我從這時開始形成對中學語文教育比較係統的認識，奠定了理論基礎。你現在看到的《編寫手記》，就是我和編委會共同學習、研究的成果。”
恰在當時，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學語文讀物，希望L教授出麵主持。
L教授十分猶豫，他當時已經有好幾個研究計劃，一部書稿的材料都已準備好，隻待動筆。但最後他還是決定再圓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夢。
“一定要找誌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第一項工作就是“尋找真同誌”。
“一定要找誌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有獻身精神，肯於冒風險。因為這套書有無數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失敗。”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學吳福輝夫婦和現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張中，還有長期關注中學語文的王曉明、夏中義教授。L教授認為一定要有專家，他想起在研討會上認識的浙江師範大學教授、中學語文研究專家王尚文———“語感論”和“人文論”的代表，立刻發出邀請。此前，二人隻是一麵之交，但相互感覺到人格吸引，直覺對方是可以信賴的。王教授馬上同意。
還要請中學老師。他邀請的許多老師都是在學校裏應試教育中備感“孤獨”的，即便是特級教師也是傳統語文教學的“叛徒”。複旦附中黃玉峰與L教授多次探討語文教學改革。提起這套書，黃玉峰馬上表示：“一句話的事，肯定來。”
沒過天，黃給L教授打電話：“我一人來不行，有個老朋友非要參加不可，哪怕自費也要來！”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師商友敬，國學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訪，一大早主動從上海打來長途電話。他痛心疾首：“工具論害了一代老師，也包括我。我們都進入一套操作係統：看教參、摸摸行情、看看考題，再去害學生。”
他是所有編委中年齡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說他童心未泯。一聽說老朋友黃玉峰有這麽好的事兒，非鬧著要參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個可愛又好玩的白發老頭，故事很多！後來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學、詩詞很多閱讀建議都是他寫的。”
L教授還邀請了一些資深編輯和學者，許醫農、趙誌偉、王棟生等均一口答應。誌同道合者像滾雪球一樣壯大了。
采訪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請函中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到了世紀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時候，似乎對一切都絕望了，惟一沒有、也不能絕望的是為孩子們（也是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過猶豫。他當時正在編寫浙江省語文教材，身體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這件事不是掛名，而要傾注極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勸他別參加。但他跟L教授說：“猶豫之後決定，豁出老命也要幹，我是為你這個人所感動……”
幾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輕的女編輯給L教授打電話，說有一部書稿《愛，你準備好了嗎？》非常棒，是對中學生進行愛情教育的，想請他做序。當時L教授太忙了，沒有時間。可過兩天，女編輯又打電話來，她說：“以我的性格，你拒絕後我不會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實在是太喜歡這本書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結果，L教授隻看了幾眼就被感動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話寫到：“我隻是讀了本書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幾次眼淚，這是一本真正的啟蒙書……”
本書作者就是廣東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師。《讀本》有關愛情的一個單元與她有關。直到編委會開會，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見麵。
班子初步定下來了。L教授考慮應當找一些年輕人加盟，與老專家形成觀念對峙。於是尹振球、齊紅偉等30歲左右的年輕教師、研究生被吸收進來。
“你們選文章就像愛護你們的兒子，我選文章就像對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會議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見麵，一件小事讓商友敬老師印象頗深。討論時，L教授發表了什麽意見，有個研究生馬上站起來激烈反對，L教授也沒在意。商老師感慨地說：“沒想到這麽民主，小青年可以這樣反對老師。”
11月份提出編輯大綱，確立基本理念。1月進入大規模選篇工作，大家沒日沒夜地交換看法，激烈爭論。
有一個爭論是關於經典。L教授的意見是閱讀經典，時文基本不選。他認為經典相對穩定化，老師指導學生讀幾節課，再抽一節課選當下的、學生感興趣的文章。既保持穩定，也可以讓老師更靈活。
可他一提出，搞當代文學的強烈反對。L教授退一步：盡量少，選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吳的夫人朱珩青激動地說：什麽是經典？很難說！現在不是，將來可能就是。雙方差點吵起來。“朱非常固執，一篇篇給我推薦，推薦一篇被否了，再推薦。”L教授哈哈大笑。
最後還是采取折中方案，選了一些近年剛剛出現的，“非選不可”的東西，甚至還收錄了剛剛嶄露頭角的散文家劉亮程等人。後來大家都說，這簡直是在考我們的眼光！
愛情題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點。一次，有人提出不僅應涉及，甚至應該鼓勵學生對愛情的了解和探討……話音剛落一位老教師拍案而起：“我女兒正上高中，你鼓勵我決不同意！”
對方也針鋒相對：“第一，你反對它也存在，教育必須有誠實的態度。第二，選文要有引導作用。”
編委們每篇文章都視如己出。商友敬老師說過這樣的話：“你們選文章就像愛護你們的兒子，我選文章就像對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鍾愛的古典文學領域，大家發生了最激烈的爭論。
商老師須發皆白、風度翩翩，被編委們譽為“最後一個士大夫”。他給每冊書都選了50篇詩文，但常常是，他剛剛用“帶有南方腔的普通話”讀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讚歎：“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輕人跳起來否定：“不行！”
尹振球、齊紅偉等尖銳提出，《水滸傳》、《三國演義》不該選，從現代眼光看，《水滸傳》根本觀念有問題，《三國演義》宣傳的又是什麽？商老師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選？這是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定論的，把這些都否定掉，怎麽構建文學史？
尹振球等認為，“新語文”的“新”還應表現在對“舊語文”的審視。它應在思想上繼承五四傳統，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要對人們靈魂、精神生活予以關注，對古文從篇幅及觀念上都要慎重。
雙方開始還心平氣和，但爭論逐漸升級，吵得不可開交。後來，還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經常是他問商友敬，唐詩選多少，商說10首！L說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點，L說4首！討價還價半天，最後也許定5首。
可貴的是，爭論時有發生，但絲毫無損感情。我就分別聽到尹振球與商友敬相互稱對方是“儒雅忠厚的長者”、“一個明心見性的人”。而且，采訪中幾乎所有編委都說，正是由於差異引起的爭議緊緊把大家聯係在一起，會場上針鋒相對的雙方可能在場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會議結束，幾個老師又徹夜長談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還清晰記得，一次討論直到中午12點多，誰也不下樓吃飯，服務員催了一遍又一遍，爭論還是異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幾個年輕人“輪番轟炸”，突然生氣了：“你們搞陰謀詭計，我不幹了，你們幹吧！”他走到大堂還憤怒地揮著手臂：“誰愛幹誰幹，我不幹了！”大家全嚇壞了。
可是，下午開會時，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見L教授正坐在對麵，從花鏡上抬頭望著他，偷偷地笑著。尹振球心裏頓時一熱：
“大家內心坦誠，在爭論中毫無芥蒂，這是多麽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直是一種人生享受，這才是真同誌。編這套書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曆。”
廣州會議期間，幾位中學生第一次被邀請到會場。
複旦附中高三學生殷之光頭天上午還不太敢說話，到後來，他已經敢揮著拳頭支持《創世七日》了。總有老師招呼他：“幫我看看，中學生能接受嗎？”，這是他頭一次和一群老師如此充分、平等地討論問題。他至今還記得，南師大的張中老師給他提過一個意見：有的時候，你應該更像個孩子。
殷之光把那張長長的書單視如珍寶，一直帶到了大學校園裏。有些文章沒選進讀本，但成為他重要的閱讀參考，在大一已全部讀完。
廣東東莞中學王翔提出的顧城詩引起了老師間的爭執。有人說：“他是殺人犯，道德有問題，對孩子有誤導。”可有人認為，人有問題，但詩歌顯然是適合孩子的。考慮再三，教育專家還是覺得，老師很難向學生介紹作者本人情況，還是沒選。
爭論中經常迸發出漂亮的點子，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比如“‘火’與‘光’的文學想象”、“愛山人與愛海人的對話”。張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國作品選多種譯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絕。
“他非常能琢磨！張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懶散，但考慮周密，知識麵寬。比如寫天鵝，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鵝，詩中的天鵝，不同的詩中有不同的天鵝，同一個題材選擇不同表現形式，棒極了。”
齊紅偉提出讓差生樹立信心的教育，培養心理素質，選了《心理醫生的建議》。曾宏彥提出應選歌詞，於是趙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羅大佑《童年》也進入讀本……
夏中義、趙誌偉教授親自編選了《哲學與詩》、《美學家眼裏的建築》、《不拘一格的序跋》等專題。王棟生老師更以他豐富的教學經驗為初中部分的編寫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並親自編選了《雜文的藝術》、《小說中的喜劇小品》等專題。專攻古典文學的黃靈庚教授也應邀為讀本的古典文學部分的注釋把關，將他的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釋之中，為提高整體編寫水平起了很大作用。還有一些年輕人如陳玉蘭、邵金生、徐敏、孫曉忠等作為他們的老師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體的工作。編委會中還有一些“無名的英雄”。可以說，每一個人都盡量貢獻自己的智慧，竭盡了全力。
大量選文結束後，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後全局的把握，從頭到尾通讀一遍，立篇目，給單元命名，一條條注釋、一篇篇閱讀建議從頭編寫。那一陣兒，L教授每天從早7：00一直幹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說不清。
“累壞了吧！”“不，”他幾乎陶醉，“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觸的都是人類最美好的東西，這是很快樂的事———對話先從我們自己這兒進行。”
書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終，版權落戶在廣西教育出版社。總編輯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經顫動”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確是精品！首先體現了開放式的語文觀，不是名家名篇的簡單堆砌，而是滲透了文理交融，中外匯通；其次，非常生動回答了當今素質教育問題，從語文來看，它具備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們的語文課缺乏這樣的底蘊；第三，體現了語文建設應當和學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長相吻合，培養學生做人。”
本書開印4萬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無幾。在當年全國教育圖書征訂會上一枝獨秀。
李總編在台灣認識一個出版商，向他提起這套書，說信不信，這套書肯定能被你們接納。7月，出版商在廣州買到這套書，在賓館裏剛剛讀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給李人凡打電話：“太棒了，馬上買你們的版權。”
黃玉峰老師在課堂上沒跟學生們提起過這套書。他不願學生誤會老師賣自己編的書。但他有一天，教完蒲鬆齡的《促織》後，又從《讀本》裏選了汪曾祺的《蛐蛐》，給大家朗讀了一遍，還特意帶了點作者的蘇北口音。這兩篇文章也被《讀本》收錄在一個單元。《促織》主人公結局無限風光，但《蛐蛐》的風格很悲涼。讀到結尾，變成蛐蛐的孩子臨死前對爸爸說：“現在，我的時候到了，我過了一秋，也該去了。”同學們眼裏都閃爍著淚花。
已經中學畢業的殷之光對這套書有一個生動描述：好像從前吃大食堂，隻有這幾樣菜，早就吃膩了，就認為全世界的食堂都這麽難吃，可換了一個食堂，哇，是自助餐，有這麽豐富的內容，太棒了！食堂原來也可以這麽好吃！
其實，L教授從心底裏認為，中國最需要讀這套書的是農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讀物很多，而農村孩子沒那麽好的條件，“我認為我們這套書把最好的東西提供了，能讓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點！眼界嘩就打開了。而且農村孩子沒有別的書讀，就可以拚命學，讀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區呆過，我知道他們是真正的讀者，但我擔心他們還是見不到。”
就在幾天前，L教授剛剛給湖北巴東一個農村中學生寄去了一套書。
“我現在隻能用這種方式，認識的就送一套，幫一個是一個。我能做的就是這個。也許1萬人隻有10個人能讀這套書，但救一個就是一個。”
這套書全價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樣的書比這要貴得多，這對老師們的收入是有影響的。但他們跟出版社提出，寧願錢少拿點，也希望便宜一點。
“就是為了農村孩子。”L教授說。（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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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1萬人隻有10個人能讀這套書，但救一個就是一個。” /無內容 - PoorKids? 2/25/06 (0)
送交者: PoorKids? 2006年2月25日19:54:54 於 [兒童成長]http://www.bbsland.com
《新語文》問世記 談中學語文讀本
“我們自稱為一群理想主義者，我們中間有研究文學、曆史、教育的研究員、大學教授、講師與研究生，有資深編輯、語文教育研究專家、也有中學語文教師。我們懷抱一個美好的心願：要用我們民族與全人類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我們的孩子，讓他們的身心得到健全的發展，為他們的終生學習與精神成長‘打底’”。
———《新語文讀本》編輯手記
怎麽也沒有想到，大學文科畢業多年，竟會被一套中學語文讀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閱著《新語文讀本》，愛不釋手。這旋即成為我的采訪任務———這套12本的讀本是怎樣問世的？
在成都《教師之友》雜誌上，刊出了編者手記———長達4萬餘字，我卻一口氣讀完。將編輯理念與選文相比照，印象更為深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將這套書細細吃透（包括全書、全文），那就足以為一個中學生構建起人文素養的平台———這已經遠遠超越了人們通常理解的“語文”。我不由得感歎自己的中學時代為何沒有這樣的食糧。
摘出幾則《手記》：
———真正的閱讀，是與文本作者心靈的對話。如果讀書的人是正在成長中的中學生，而書的作者是民族與世界、人類的大師、巨匠，那麽，這樣的讀書交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化傳遞、精神傳遞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夠形成“作者———編者———教師 ———學生”四者之間對話交流的互動關係。
我們選了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中的《告別》等兩個片斷作為初中第一冊首篇，並作了這樣的閱讀建議：“你也剛剛‘告別’了小學，開始了中學生的新生活。你懷念小學時的老師和同學嗎？
本文著重寫了班主任老師佩爾波尼先生在開學與學期結束時的兩次談話。老師說‘我愛你們，也需要你們愛我’。你能從作者的描寫中體會這是怎樣一種愛嗎？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愛？
建議讀《愛的教育》全書———就以此作為你中學時代閱讀的開始，好嗎？”
——— 我們精心編寫了一係列單元，從不同角度展開愛的主題。除對大自然、小動物的愛之外，還有對父母的親情之愛……我們並不回避對學生的愛情教育，在高中階段組織了“唱不盡的愛情”、“昨夜星辰昨夜風”單元，選了勃朗寧、裴多菲、李商隱、李清照等膾炙人口的情詩，並節選了《少年維特的煩惱》與《簡·愛》等著名愛情小說。
到了高中階段，我們逐步引導學生麵對生活的沉重。特意組織了“麵對死亡的日記和詩文”、“審視國民性”等單元……我們坦率（這種坦率是與青少年對話必須有的態度）地對學生說：
“很久以來我已經不再聽說這樣的殘酷的故事了。———對於你，或許還是第一次聽說。
但你已經長大，應該麵對曆史與現實的沉重了。”
我們節選了《安妮日記》與納粹集中營裏孩子的詩，寫下了這樣的閱讀建議：
“你大概也有記日記的習慣。但你見過這樣的時刻處在死亡的威脅下的‘密室’裏的少女的日記嗎？……作為同齡人，作為同樣擁有青春、理想與渴望的中學生，麵對安妮這極不平常實際上又極平常的猶太少女的內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階段，編寫了“室內旅行記”、“法布爾和他的昆蟲世界”、“觀察與發現”等單元。從高中第二冊起，連續編寫了五個單元的“科學縱橫談”，成為高中的一個重點。
在“科學縱橫談”（一）（二）中，選了澳大利亞科學家貝弗裏奇的《科學家》與中國數學家王梓坤的《談才》與《談學》，並與學生作了這樣的交談：
“本文討論的是‘科學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縱橫談論中所顯示的廣博的知識，語言文字的優美，足以顯示作者知識結構的合理。在這一點上，對你有什麽啟示？你也能夠調動你各方麵的知識與才能，就某一個問題，談‘文’講理，述‘古’評‘今’，說‘東’道‘西’……縱橫論說一番嗎？———少年意氣，激揚文字，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閱讀經典，走近大師”成為整個讀本的貫穿性線索。幾乎每一冊都形成一個係列：如“走近居裏夫人”，“聆聽泰戈爾”、“杜甫和家”等。節選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將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風格、流派的思想與文學“盡量地汲取”，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人類文明精神火種的一種傳遞。
———在比較中閱讀。在高中課本裏，我們選了培根的《論讀書》，丁尼生的《鷹》、布萊爾《虎》等，都是世界散文與詩歌史上的名篇。於是我們選擇了中國翻譯家的不同譯本，其中有郭沫若、徐誌摩、馮至、卞之琳等，同時選入，讓學生比較，並附原文，讓學生自譯。
……
“我們是把《新語文讀本》的編寫當成一項學術工作來做的。”
這群理想主義者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他們怎麽聚到一塊，編出這套書的？
“隻有語文教學和立人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成為現代的人”
我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見到了主編之一吳福輝，他是該館副館長，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編輯，也參加編寫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係讀研究生前，曾在遼寧鞍山某中學當過19年語文老師。朱珩青也有20年教齡。
談起中學語文教育，吳福輝說：“要我說，語文課本有三分之一可讀，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讀。也就是學生課外閱讀的一個小小階梯罷了。”他介紹，建國後中學語文學蘇聯教育，加強課堂教學，政治思想教育加強，政論文增多。
他當老師那陣，應運動需要產生的文章越來越多，“反右”之後政治性更強，社論、領導人的論文幾乎每冊都有。“反修”時甚至還有和蘇聯展開大辯論的教育文章。
“誰都不愛教這些！老師最愛教小說和古文，講古文也最願意串講，不願分析。因為一分析就要求講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幾條：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舊禮教。好處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劃生動，層次清楚。”
60年代以來，語文教學確立了“語言文字工具論”，字詞句篇的訓練得到嚴格貫徹，直到90年代質疑語文教育。
一開始老師還覺得有好處。學生肯讀書了，老師按照知識點教學，課也容易上。“可這時候，語文和做人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真的。特別是文革中，完全變成‘跟學走’，與個人文明素質無關了。”吳福輝遺憾地說。
“語文為什麽要和做人有關係？”
“隻有語文教學和立人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成為現代的人。語言本身是有文化積澱的，過去我們僅僅把它當作為階級服務的工具。以至於不了解世界進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麽走過來的，知識麵極其狹窄。而教育應當教會他們有反省精神、獨立意誌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幾年，吳福輝參加中學語文教改討論會時，看到的語文課本還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沒理會近20年來學術界研究成果。“應該把學術思想以原樣保持精粹水準，並較快普及到民間，這是體現民族素質很重要的標誌。而且這項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學者來做。”
因此，吳福輝一接到《讀本》編寫邀請函，就一口答應了。
“編寫過程一定有意思！”
“當然！你去問一個人吧！我們這些人中，把全書通讀過兩遍的隻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區中，我見到了這套書真正的靈魂人物。他是大學教授，國內外知名學者，在所研究領域享有盛譽。他體格健壯，聲音洪亮，感情充沛，個子不高，卻仿佛蘊含著無窮活力。和他談話似乎沒有距離，也不覺得對方是年過6旬的長者。
“您是大學教授，怎麽想起給中學生編書？”
“我也搞不懂，怎麽會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並未印在書上，他也拒絕在報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稱他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遠地區中專當了18年語文老師，後來他到北京讀研究生。再度和中學語文產生聯係是從一本書開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語文學習》雜誌想讓L教授開個專欄：對中學語文教材有關作品重作分析，他們送來了現行課本和教參。L教授一看大吃一驚：“萬萬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中學語文教學對作品的解釋還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陳舊了！”
“我突然明白難怪我上課這麽費勁！每年我講魯迅的時候都要遇到障礙。”
有個學生這樣寫道：對魯迅的評價“大約到了小學四五年級，每學期語文課本裏都會看見魯迅大名，這是我最怕也是最難的。且不說半文半白拗口的語言，晦澀難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義，就是老師總
結課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頭疼，所以我覺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課常常要花很多時間掃除中學對魯迅的誤解，塑造一個與中學語文不同的魯迅，“我要告訴他們，魯迅不是那麽可怕的，實際上是可親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個學者，我認為學者不僅要研究，還應當盡量把學術成果普及，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嚴肅，“所有人開始了解現代文學是從中學課本上得來的，魯迅、冰心、巴金，都是從課堂上知道的，中學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學術界，大學和中學溝通，是五四以來的傳統，我作為一個五四傳統的研究者，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寫專欄當成業餘工作，後來越寫越帶勁，不僅講魯迅，還講其他人，看到外國文學裏一些內容不對頭，忍不住也寫，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這組文章結集成冊。“我的目的是給中學老師一個必要的參考。改變他們的某些思路，中學語文教學的基本觀念就是有固定的東西去背。而我想說，一個作品可以有各種解釋，我的解釋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給你一個新角度。”
這本書發行之後反響非常強烈。有的老師說：真沒想到，對一部作品還可以有多種解釋。此後L教授就沒有過問這類事，他以為為中學語文教學做了貢獻了，也圓了夢了。
直到前幾年，質疑中學語文教育熱潮掀起，有編輯請L教授等大學教師談談對中學語文教育及高考語文的批評，開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覺得確實有問題，於是又忍不住寫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文章，影響很大。
可是，影響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並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設。“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設性的東西，比如理論論著、課外讀物或教材，據此進行新的探討或爭論……這樣，爭論才不會變成意氣之爭，地位之爭，利益之爭，而真正是為我們的孩子，為教育事業負責。”
在語文教學改革方麵，L教授一直強調自己是個“門外漢”：“批評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見，並不試圖指導實踐；但建設卻是要直接影響實踐的，必須‘態度積極，行動謹慎’。”從“批評者”到“建設者”，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轉換。“簡直逼得我重新學習！”
這對年過60的L教授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找來了世界各國的母語教育的課程標準，過去的教材，五四以來關於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各種資料，有關語文界論爭的各種文章，以及建國來以特別是近20年有關語文教育學、心理學研究的各種論著，夜以繼日埋頭苦讀，整整一個暑期，形成了一篇4萬字長篇論文：《以立人為中心》。
“我從這時開始形成對中學語文教育比較係統的認識，奠定了理論基礎。你現在看到的《編寫手記》，就是我和編委會共同學習、研究的成果。”
恰在當時，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學語文讀物，希望L教授出麵主持。
L教授十分猶豫，他當時已經有好幾個研究計劃，一部書稿的材料都已準備好，隻待動筆。但最後他還是決定再圓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夢。
“一定要找誌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第一項工作就是“尋找真同誌”。
“一定要找誌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有獻身精神，肯於冒風險。因為這套書有無數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失敗。”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學吳福輝夫婦和現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張中，還有長期關注中學語文的王曉明、夏中義教授。L教授認為一定要有專家，他想起在研討會上認識的浙江師範大學教授、中學語文研究專家王尚文———“語感論”和“人文論”的代表，立刻發出邀請。此前，二人隻是一麵之交，但相互感覺到人格吸引，直覺對方是可以信賴的。王教授馬上同意。
還要請中學老師。他邀請的許多老師都是在學校裏應試教育中備感“孤獨”的，即便是特級教師也是傳統語文教學的“叛徒”。複旦附中黃玉峰與L教授多次探討語文教學改革。提起這套書，黃玉峰馬上表示：“一句話的事，肯定來。”
沒過天，黃給L教授打電話：“我一人來不行，有個老朋友非要參加不可，哪怕自費也要來！”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師商友敬，國學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訪，一大早主動從上海打來長途電話。他痛心疾首：“工具論害了一代老師，也包括我。我們都進入一套操作係統：看教參、摸摸行情、看看考題，再去害學生。”
他是所有編委中年齡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說他童心未泯。一聽說老朋友黃玉峰有這麽好的事兒，非鬧著要參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個可愛又好玩的白發老頭，故事很多！後來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學、詩詞很多閱讀建議都是他寫的。”
L教授還邀請了一些資深編輯和學者，許醫農、趙誌偉、王棟生等均一口答應。誌同道合者像滾雪球一樣壯大了。
采訪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請函中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到了世紀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時候，似乎對一切都絕望了，惟一沒有、也不能絕望的是為孩子們（也是為中國與世界的未來）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過猶豫。他當時正在編寫浙江省語文教材，身體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這件事不是掛名，而要傾注極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勸他別參加。但他跟L教授說：“猶豫之後決定，豁出老命也要幹，我是為你這個人所感動……”
幾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輕的女編輯給L教授打電話，說有一部書稿《愛，你準備好了嗎？》非常棒，是對中學生進行愛情教育的，想請他做序。當時L教授太忙了，沒有時間。可過兩天，女編輯又打電話來，她說：“以我的性格，你拒絕後我不會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實在是太喜歡這本書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結果，L教授隻看了幾眼就被感動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話寫到：“我隻是讀了本書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幾次眼淚，這是一本真正的啟蒙書……”
本書作者就是廣東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師。《讀本》有關愛情的一個單元與她有關。直到編委會開會，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見麵。
班子初步定下來了。L教授考慮應當找一些年輕人加盟，與老專家形成觀念對峙。於是尹振球、齊紅偉等30歲左右的年輕教師、研究生被吸收進來。
“你們選文章就像愛護你們的兒子，我選文章就像對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會議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見麵，一件小事讓商友敬老師印象頗深。討論時，L教授發表了什麽意見，有個研究生馬上站起來激烈反對，L教授也沒在意。商老師感慨地說：“沒想到這麽民主，小青年可以這樣反對老師。”
11月份提出編輯大綱，確立基本理念。1月進入大規模選篇工作，大家沒日沒夜地交換看法，激烈爭論。
有一個爭論是關於經典。L教授的意見是閱讀經典，時文基本不選。他認為經典相對穩定化，老師指導學生讀幾節課，再抽一節課選當下的、學生感興趣的文章。既保持穩定，也可以讓老師更靈活。
可他一提出，搞當代文學的強烈反對。L教授退一步：盡量少，選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吳的夫人朱珩青激動地說：什麽是經典？很難說！現在不是，將來可能就是。雙方差點吵起來。“朱非常固執，一篇篇給我推薦，推薦一篇被否了，再推薦。”L教授哈哈大笑。
最後還是采取折中方案，選了一些近年剛剛出現的，“非選不可”的東西，甚至還收錄了剛剛嶄露頭角的散文家劉亮程等人。後來大家都說，這簡直是在考我們的眼光！
愛情題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點。一次，有人提出不僅應涉及，甚至應該鼓勵學生對愛情的了解和探討……話音剛落一位老教師拍案而起：“我女兒正上高中，你鼓勵我決不同意！”
對方也針鋒相對：“第一，你反對它也存在，教育必須有誠實的態度。第二，選文要有引導作用。”
編委們每篇文章都視如己出。商友敬老師說過這樣的話：“你們選文章就像愛護你們的兒子，我選文章就像對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鍾愛的古典文學領域，大家發生了最激烈的爭論。
商老師須發皆白、風度翩翩，被編委們譽為“最後一個士大夫”。他給每冊書都選了50篇詩文，但常常是，他剛剛用“帶有南方腔的普通話”讀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讚歎：“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輕人跳起來否定：“不行！”
尹振球、齊紅偉等尖銳提出，《水滸傳》、《三國演義》不該選，從現代眼光看，《水滸傳》根本觀念有問題，《三國演義》宣傳的又是什麽？商老師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選？這是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定論的，把這些都否定掉，怎麽構建文學史？
尹振球等認為，“新語文”的“新”還應表現在對“舊語文”的審視。它應在思想上繼承五四傳統，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要對人們靈魂、精神生活予以關注，對古文從篇幅及觀念上都要慎重。
雙方開始還心平氣和，但爭論逐漸升級，吵得不可開交。後來，還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經常是他問商友敬，唐詩選多少，商說10首！L說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點，L說4首！討價還價半天，最後也許定5首。
可貴的是，爭論時有發生，但絲毫無損感情。我就分別聽到尹振球與商友敬相互稱對方是“儒雅忠厚的長者”、“一個明心見性的人”。而且，采訪中幾乎所有編委都說，正是由於差異引起的爭議緊緊把大家聯係在一起，會場上針鋒相對的雙方可能在場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會議結束，幾個老師又徹夜長談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還清晰記得，一次討論直到中午12點多，誰也不下樓吃飯，服務員催了一遍又一遍，爭論還是異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幾個年輕人“輪番轟炸”，突然生氣了：“你們搞陰謀詭計，我不幹了，你們幹吧！”他走到大堂還憤怒地揮著手臂：“誰愛幹誰幹，我不幹了！”大家全嚇壞了。
可是，下午開會時，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見L教授正坐在對麵，從花鏡上抬頭望著他，偷偷地笑著。尹振球心裏頓時一熱：
“大家內心坦誠，在爭論中毫無芥蒂，這是多麽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直是一種人生享受，這才是真同誌。編這套書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曆。”
廣州會議期間，幾位中學生第一次被邀請到會場。
複旦附中高三學生殷之光頭天上午還不太敢說話，到後來，他已經敢揮著拳頭支持《創世七日》了。總有老師招呼他：“幫我看看，中學生能接受嗎？”，這是他頭一次和一群老師如此充分、平等地討論問題。他至今還記得，南師大的張中老師給他提過一個意見：有的時候，你應該更像個孩子。
殷之光把那張長長的書單視如珍寶，一直帶到了大學校園裏。有些文章沒選進讀本，但成為他重要的閱讀參考，在大一已全部讀完。
廣東東莞中學王翔提出的顧城詩引起了老師間的爭執。有人說：“他是殺人犯，道德有問題，對孩子有誤導。”可有人認為，人有問題，但詩歌顯然是適合孩子的。考慮再三，教育專家還是覺得，老師很難向學生介紹作者本人情況，還是沒選。
爭論中經常迸發出漂亮的點子，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比如“‘火’與‘光’的文學想象”、“愛山人與愛海人的對話”。張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國作品選多種譯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絕。
“他非常能琢磨！張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懶散，但考慮周密，知識麵寬。比如寫天鵝，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鵝，詩中的天鵝，不同的詩中有不同的天鵝，同一個題材選擇不同表現形式，棒極了。”
齊紅偉提出讓差生樹立信心的教育，培養心理素質，選了《心理醫生的建議》。曾宏彥提出應選歌詞，於是趙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羅大佑《童年》也進入讀本……
夏中義、趙誌偉教授親自編選了《哲學與詩》、《美學家眼裏的建築》、《不拘一格的序跋》等專題。王棟生老師更以他豐富的教學經驗為初中部分的編寫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並親自編選了《雜文的藝術》、《小說中的喜劇小品》等專題。專攻古典文學的黃靈庚教授也應邀為讀本的古典文學部分的注釋把關，將他的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釋之中，為提高整體編寫水平起了很大作用。還有一些年輕人如陳玉蘭、邵金生、徐敏、孫曉忠等作為他們的老師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體的工作。編委會中還有一些“無名的英雄”。可以說，每一個人都盡量貢獻自己的智慧，竭盡了全力。
大量選文結束後，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後全局的把握，從頭到尾通讀一遍，立篇目，給單元命名，一條條注釋、一篇篇閱讀建議從頭編寫。那一陣兒，L教授每天從早7：00一直幹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說不清。
“累壞了吧！”“不，”他幾乎陶醉，“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觸的都是人類最美好的東西，這是很快樂的事———對話先從我們自己這兒進行。”
書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終，版權落戶在廣西教育出版社。總編輯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經顫動”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確是精品！首先體現了開放式的語文觀，不是名家名篇的簡單堆砌，而是滲透了文理交融，中外匯通；其次，非常生動回答了當今素質教育問題，從語文來看，它具備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們的語文課缺乏這樣的底蘊；第三，體現了語文建設應當和學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長相吻合，培養學生做人。”
本書開印4萬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無幾。在當年全國教育圖書征訂會上一枝獨秀。
李總編在台灣認識一個出版商，向他提起這套書，說信不信，這套書肯定能被你們接納。7月，出版商在廣州買到這套書，在賓館裏剛剛讀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給李人凡打電話：“太棒了，馬上買你們的版權。”
黃玉峰老師在課堂上沒跟學生們提起過這套書。他不願學生誤會老師賣自己編的書。但他有一天，教完蒲鬆齡的《促織》後，又從《讀本》裏選了汪曾祺的《蛐蛐》，給大家朗讀了一遍，還特意帶了點作者的蘇北口音。這兩篇文章也被《讀本》收錄在一個單元。《促織》主人公結局無限風光，但《蛐蛐》的風格很悲涼。讀到結尾，變成蛐蛐的孩子臨死前對爸爸說：“現在，我的時候到了，我過了一秋，也該去了。”同學們眼裏都閃爍著淚花。
已經中學畢業的殷之光對這套書有一個生動描述：好像從前吃大食堂，隻有這幾樣菜，早就吃膩了，就認為全世界的食堂都這麽難吃，可換了一個食堂，哇，是自助餐，有這麽豐富的內容，太棒了！食堂原來也可以這麽好吃！
其實，L教授從心底裏認為，中國最需要讀這套書的是農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讀物很多，而農村孩子沒那麽好的條件，“我認為我們這套書把最好的東西提供了，能讓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點！眼界嘩就打開了。而且農村孩子沒有別的書讀，就可以拚命學，讀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區呆過，我知道他們是真正的讀者，但我擔心他們還是見不到。”
就在幾天前，L教授剛剛給湖北巴東一個農村中學生寄去了一套書。
“我現在隻能用這種方式，認識的就送一套，幫一個是一個。我能做的就是這個。也許1萬人隻有10個人能讀這套書，但救一個就是一個。”
這套書全價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樣的書比這要貴得多，這對老師們的收入是有影響的。但他們跟出版社提出，寧願錢少拿點，也希望便宜一點。
“就是為了農村孩子。”L教授說。（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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