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5)
一隻金戒指 劉振墉
姨母有一隻金戒指，不知何時給了我母親。
我家是市鎮貧民，隻有一畝半耕地和幾間出租房，經常食不果腹。兒時還記得祖母櫥裏收藏著一卷卷的“當票”，最後連可當的東西幾乎找不到了。姨母家是小地主，竭盡全力地幫助我們，讓我們得以活下來。
姨父是老實人，沒有主見，一切聽姨母的。五十年代初姨母去世，姨父另娶妻生子。在鄉下過日子十分艱難，我們每年都要寄一些錢和糧票去，從未間斷，有時也寄些衣物去。姨父去世已二十多年，他的兒子和孫子隻會種田和做苦工，所以到現在我們還偶爾要給予接濟。
文革高潮時，我母親突然收到姨父的一封信，大意是說造反派在追查金戒指。有人多年前看到過，土改時又沒有拿出來，一定是收藏著，逼他交出來，被打不過。隻好交待是給了你，他們一定要我討回來，等等。這封信顯然是村上的造反派用姨父的名義寫的，無異於公函。但這時金戒指老早賣了，無奈之下我母親將這封信轉到我哥哥處，大哥隨即匯了四十塊錢給姨父的生產隊，幫助他過關。當時銀行的黃金收購價是每兩九十八元，四十元抵充一隻金戒指多多有餘了。
姨母與我母親間姐妹情深可以說天下無雙。因為姐姐要比妹妹大十一、二歲，她們的媽媽又體弱多病，於是從小就是姐姐帶妹妹，直到出嫁。我母親要比姨母聰明能幹得多，也就做了姨母一輩子的導師。每次分別幾個月後再見麵時，姨母總要將這期間她家裏遇到的大事小事以及如何處置等一一介紹，母親則逐一給予點評，姨母總是認真聽取虛心討教。見麵的第一天必定是徹夜談心，直到快天亮時我母親說“睡一會兒吧”才休息。姨母沒有生養，也就將希望寄托在我們兄弟身上，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幫助我們。可惜她住在偏僻的農村，距我家有四、五十裏，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有時信息不通，道路阻塞，常常有心幫助也無能為力。大概在某個非常時期，她將這隻金戒指交給我母親，以備必要時救命之用。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間，內戰打得最激烈而且殘酷，原來能夠並且肯幫助我家的地主親戚，逃亡的逃亡，挨鬥的挨鬥，自顧不暇了。本來有幾間空屋和店麵房可以出租的，現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停頓了，也就沒有人來租賃。“水深火熱”、‘饑寒交迫”不是空乏的形容詞，而是當年廣大民眾的真實處境。我那時在縣城裏上學，已跟家裏失去了聯係，母親帶著十一歲的妹妹，和將近八十的祖母，不知道她們是怎樣活下來的，也許這隻金戒指救了她們三個人的命。我這裏隻是分析和猜想，關於金戒指的事，母親晚年不肯提起，問到她都說：“過去的事，不提了！”
大約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姨父請人代筆來信說，文革時眼睛被打傷，現在全瞎了，想到縣醫院去查查，看能不能恢複一些視力，我們又隨即寄錢去。過了些時來信說，眼科醫生檢查後回絕了，認為已不可能有治療效果。
姨父本來就是深度近視，可能還有別的眼病，視力很差，但有一定的光感。文革前我去探望時，看到他可以自己慢慢走路，能發現前麵的障礙物；在灶下燒火時，火頭小下去，能隨即添加柴草，文革的暴打，剝奪了他最後一線光亮。
被打不完全是由於金戒指的原故，他是地主，是村上主要的或是唯一的批鬥對象，即使沒有金戒指一事，被鬥被打還是不可避免。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在人性被壓抑，獸性極度張狂的環境中，他是逃不過這一關的。但因為有金戒指這件事，讓我們深感內疚，實在對不起他。
後來姨父來信說，眼睛瞎了什麽也看不見，想要隻收音機聽聽聲音。我買好了一隻台式機，因為快要放暑假，想托回鄉的學生帶過去。沒想到他突然胃部大出血，送到衛生院就去世了。兒子來報喪時，我將收音機交給他帶回去，臨走時他說，回去要把收音機放在牌位旁邊，開響點讓老人家聽聽，這句話讓我心酸了好久。我深為懊悔，“風燭殘年”實在是個很形象的比喻，要想為老年人辦點事就要及時辦，被我稍稍擔擱，就再沒有機會了。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