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5)
隻要改良,不要革命 劉振墉
----從血腥故事得到的教訓-----
聽本街一位黃姓長輩閑聊時說，就在我家的左隔壁，原來的主人是一對老年“絕後代”夫婦，住房很空。“民國十八、九年鬧共產的時候”，在他家裏住著省保安團的一個班，常常下鄉剿匪。有一天下鄉時，被“共匪”打死了一個“弟兄”，當天回來，就看到這些當兵的情緒消沉，晚上又看到他們在點香、跪拜、喝酒，宣誓要為死去的弟兄報仇。
這些當兵的流露的情緒是真心的。在當時，軍隊裏盛行“金蘭結義”，成為結義兄弟。同時又流行“拜老頭子”，班裏的士兵，通常是同一個老頭子的徒弟，於是又是同門弟兄。一個弟兄被打死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能不傷心。
過了些時，這些當兵的從鄉下剿匪回來時顯得滿意，表示終於為死去的弟兄報仇了。原來他們從鄉下帶回一顆還是幾顆人心，晚上在大鍋裏炒人心全班分了吃，算是報仇雪恨了。那個（或幾個）被打死而且心髒又被挖出來炒了吃的人，真的是打死該士兵的人嗎？退而求其次，他一定是“共匪”嗎？有沒有可能，隻是當地的倒黴蛋呢?
民國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本鎮上有個長者在如皋縣城裏謀生，春節時也沒有回家過年。大年初一，下雪後天氣晴朗，太陽也出來了。他走到一個城門口，突然發現城門上方的城牆上，積雪上放著一長列人頭，太陽照在死者的臉上，實在讓人感到恐怖。後來聽說，年前軍隊到如皋西鄉剿匪時，將捉到的共匪割下腦袋，裝在麻袋裏，用獨輪車推回城裏來的，這樣既方便統計戰果，又具有威懾作用。令人疑心的是，這些身首異處的人，難道真的都是“共匪”嗎？即便是的，都應該如此不加區別地處以極刑嗎？
1965年，我在江蘇的瓜州地區參加“四清”運動，工作隊長是興化縣的一位公社書記。閑聊時聽他說，抗戰後期，他是鄉裏的基幹民兵，內戰開始後，區裏就將基幹民兵集中食宿學習。局勢越來越緊張，一天夜裏有活動，任務是鎮壓反革命。分成八人一組，每組一個鎮壓對象，特別要求，每個人都要捅一刀，因為當時武器少，人人都有一把匕首，槍卻很少。他說被鎮壓的都是嫌疑分子，以及鄉保長與還鄉團的親屬，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本人躲在據點裏，夠不著他們。當時我不好意思直接問他：你也捅刀了嗎？對象是什麽人？
記得有部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也是一人一刀的謀殺。所不同的是，電影裏的被殺者或許是罪有應得，持刀者是為了報仇雪恨；而現實中的死者，隻不過是個靶子，是為了給持刀人練刀功、練膽量，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殺過人的成員，不會去向敵方投降自首，至於被殺的人是否該殺，無關緊要。
革命與反對革命過程，都必然是最為喪失理性的過程，與殘暴和殺戮密不可分。曆史表明，無論是俄國人、中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都概莫例外。近百年來，中國人流的血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堅決主張，隻要改良，不要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