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說點心裏話，做點想做的事，給朋友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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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壓人難活命 揭竿倒逼出“仁政”
大凡每個王朝初期，隨著社會逐漸安定了下來，各種刑罰也開始相對寬緩了起來。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亂世的刑罰會比較嚴厲，而盛世的刑罰會相對寬緩，這也是所謂的“仁政”的一個重要方麵。
“周期率”的魔力就是這樣，往往王朝開國，戰亂剛過，官員不多，輕徭薄賦，老百姓得到休養生息。30～50年之後，國力日見強盛，貪汙腐敗隨後就來了，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但是有些皇帝、大臣致力變革，綜合施策，出現了一時的“中興”。但“中興”不久即告失敗，苛捐雜稅比以前更多，國家的腐敗遂不可救藥，民不聊生，所謂“氣數已盡”。
在中國封建王朝的序列裏，農民大起義後建立起來的朝代比由封建割據統一起來的朝代壽命要長得多。西漢、東漢、唐、明、清這五個延續了200多年的“長壽王朝”都是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而由兼並戰爭或內部篡位建立的秦、新莽、隋、元等王朝壽命都較短。
起義的農民生活在多事之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是他們最大的生活感受。假設人有生死輪回的話，他們也許會說這樣一句話：“這不能怪政府，而是怪自己命苦。”苦在他們沒有趕上好時代。犧牲的農民兄弟用自己的一腔熱血為帝王們做了“嫁衣裳”。
人活在世上，如果說有什麽比貧窮更為可怕的，那就是在瘋狂而毫無人性的戰爭麵前，尊嚴被踐踏到最低，流離失所，慌不擇路，饑不擇食，麵對親人同胞被屠殺卻無能為力。戰爭讓一個或才華橫溢，或老實巴交的人都變成了廢墟裏流竄的老鼠。當生命的意義隻剩下生存，終日生活在惶恐不安和饑荒病痛中，需要何等強大堅韌的內心才能熬過。
在隻換朝代不換體製的封建時代，如果農民們不用起義這種暴力手段摧毀這些殘暴腐朽的封建舊統治，貴族地主仍然大量兼並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況就不能得以改變，“此善於彼”的封建新政權就沒有建立的可能。不把王朝晚期體製中積澱的那許多病毒清除掉，或者至少減少它的毒素，那麽農民連完成簡單的再生產都很困難，更不必說擴大再生產了，哪裏還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自身生活的如意呢？[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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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蛋糕”生死鬥 民風一變戰爭後
在封建帝國的各個王朝裏，不僅對農民，而且對社會各個階層來說，土地是最大的“大蛋糕”了，畢竟在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生產社會裏，百姓是靠天靠地吃飯的，而土地權屬的這一特點，使得“以農為主”的中國傳統社會呈現出周期性的“大蛋糕”切法。
每一王朝開國之初，新生的統治者都有著極強的危機感，深刻認識到農民起義這種激烈殘酷現象有再來的可能。於是，“均田”、“屯田”等政策相繼出台，造就大量自耕農的出現，統治者還以保護發展自耕農經濟作為開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以農業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中，自耕農階層是最有能力、最有積極性發展生產的社會階層。在這個循環往複的周期裏，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
“蛋糕”的切法有所變化，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稅賦政策上。有人做過一個統計，一般一個王朝開國之初，不僅稅收的名目較少，而且各種收稅的額度比前一個王朝末年要少了5～10倍，有的甚至是幾十倍。眾所周知，稅收決定了國家的財政總量，並且，一個合理的稅收政策一定程度上還會影響一個國家的興衰。綜觀數朝數代帝國的興盛或者一個時期的興盛，都與稅收有一定的關聯；而一個王朝的衰亡，則往往和苛政暴斂相伴出現，高額的稅收往往導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進而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發動農民起義推翻暴政。其實，稅收是用來調節統治階級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矛盾點平衡的“杠杆”，同時，稅收又是一個王朝興衰的“晴雨表”。
一個新朝代初期，統治者總是趨向於與民休息，盡力地恢複生產，增加土地有效利用率，增加人口繁衍，鞏固政權，由此催生的社會風氣是向上積極的。到了鼎盛時期，權貴們就趨於腐化，貪圖享樂，不思進取，沒有了正氣，歪風邪氣卻很盛行。特別是每當王朝末年之際，不僅官場腐敗透頂，而且社會風氣也很壞，禮義廉恥掃地，人與人之間毫無誠信可言，無休止地勾心鬥角，赤裸裸地欺詐，明目張膽地搶劫，每個人心靈的圍牆始終築得高高的、牢牢的。處在社會中層的人雖然沒有多少勢力，但他們有錢、有田，在向往與羨慕心理的驅動下，慢慢地跟著學壞了。由此，人性被實際功用與庸俗交往的法則替代，物質的聯係遮蔽了彼此之間生命與心靈的聯係。
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中，那些既無錢又無勢的社會底層人員，要麽甘於寂寞，要麽鋌而走險，去偷、去搶、去騙，烏煙瘴氣的社會風氣像瘟疫一樣地蔓延開來了。
戰爭，常常是社會風氣的清潔劑。尤其是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後，一切都改天換地了，社會風氣仿佛一下子淨化了不少。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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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平”最能引起農民對現實的不滿和革命意識
中國是一個講究等級的社會，比較缺乏平等觀念。一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論述，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曆程，缺乏現代社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這不但不認同人人平等的觀念，而且連財富的分配也打上等級製烙印。同時人們的消費也分等級，告誡人們按照等級來消費。
唯有“均平”的口號和旗幟最能打動農民的心扉，最能引起農民對現實的不滿，最能鼓動起農民的革命熱情和革命鬥誌，最能成為農民革命的合理性根據。曆次農民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均平思想，則是一種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奪，要求改變地位，取得溫飽生活的樸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秦漢農民起義多以擺脫人身依附關係、反對政治壓迫為目標。唐宋以後的農民起義大都把“均平”作為旗號，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主張。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南宋鍾相、楊麽宣稱：“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糧”的主張，開始把均平思想與土地製度聯係起來。近代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頭領們，製定了完整的追求平等、平均的綱領——《天朝田畝製度》。該綱領明確宣布“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為人們描繪了一幅絕對平等、平均的理想藍圖。
這些口號雖然表述得很簡單，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其實在這許多次大震蕩中，每一次都經過了階級鬥爭的搏戰，每一次都把鬥爭內容簡明地以政治標語的形式寫在旗幟上。”
中國的老百姓是認命的，對自己未來命運前途的考慮信奉的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功德五讀書”，第一條就是講“命”，出身貧賤，地位低下，就不要怨天怨地了，隻怨自己“命”不好。在很多人的心裏，根本不知道平等是何物。隻有在農民起義中，民眾中的平等平均思想才作為一個自己的主張被提出來。當時，私有製經濟日益發展，封建等級製度方興未艾，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懸殊，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古代農民起義中平等、平均的綱領與不平等、不平均的社會發展形勢，成為極其嚴峻的社會現實。
“均貧富”的口號如此鮮明地被寫上農民戰爭的旗幟，把農民的鬥爭目標明確地概括為反對經濟上的貧富不均，把矛頭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製度，這是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的一大飛躍。
一次次的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向往變成了中華民族潛意識的追求，變成了一種主動選擇的可能，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沒有農民起義舉起的平等旗幟，也許中國的老百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不知道這種可能。
這就是農民起義的一大貢獻，它為中華民族立下了這樣一個精神的標杆。它的意義在於，它讓生活在這個泱泱大國的人尤其是中下層人民知道，還有一種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於世界上，一種公平的社會製度可以追求。後來，一些進步思想家提出的平等、平均要求，以民本思想為理論基點，描繪出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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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頻揭竿導致曆史循環型浩劫 毀滅文明重創國力
暴力革命隻是曆史的一些瞬間，但它的確非常慘烈，決戰雙方的殺虐性都發揮到極致。誠如唐代詩人韋莊在《秦婦吟》中所描述的那樣：“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罄室傾囊如卷土。”官軍平叛農民起義中的破壞程度也不亞於農民起義。
學會尊重每一條生命，是任何民族和國家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品質之一。在農民起義大爆發的時候，交戰雙方都以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名義，輕易就把鮮活的生命供奉在了曆史的祭壇上。這真是可恥加卑鄙啊！
人頭不是韭菜，割了不會長出來。這樣的農民起義軍和王朝早晚是要倒大黴的。
反複的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型的混戰，造成了中國曆史上循環性的浩劫，也使得每個朝代的早期均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修複上次農民起義造成的創傷。過了幾十年、幾百年，新的社會矛盾又引發了下一次農民起義，把國家的許多文明成果又砸個稀巴爛，然後又進入下一個修複—發展—破壞的循環。這種循環性浩劫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後果是：中國的文化成果很難得到積累，後代人也很難利用前代人的文明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發展更新，中華文明不能沿著健康理性的軌道前進，難以取得實質性的巨大進步。就像一位西方哲人所說的那樣：“亞細亞文明總是在廢墟上重組，然後又在下一次戰亂中變成新的廢墟，勝利者又在廢墟上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隻是被摧毀文明的簡單重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
由於大多數農民沒有受過基本的文化教育，加之他們普遍存有“仇富心理”，從而頭腦裏沒有任何信仰和國家、民族的概念，甚至善惡觀念也相對模糊。他們所過之處，常常殺富濟貧、搶掠無度，拿不走的就砸爛，砸不爛的就火燒。項羽火燒阿房宮，確是有案可查的重大曆史事件。
火是文物的克星，而曆代農民起義軍卻特別的愛玩火，可想史上許多文物和文獻的命運了。農民兄弟之所以有這樣的習慣，大概有這樣三種原因：一是長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越是被邊緣化，心中積聚的怨氣越多。二是利用一把大火，企圖從精神上和思想上摧垮封建統治政權和地主階級的抵抗意誌，殺殺他們的威風。三是為了掩蓋自己搶劫的罪證，是典型的欲蓋彌彰。
不管放火的農民兄弟有再多的理由和原因，把對帝王將相、地主老財的怒火化為對老祖宗傳下來的文明成果的大火，好似為了打狼就去燒掉森林，這不是一個能不能原諒的問題，而是罪不可赦。單從這一點看，農民無法取得政權實在是曆史的明智選擇。
每一次農民起義戰爭後，社會生產力會遭到巨大的破壞，社會經濟水平會倒退好多年，從而削弱了國家的綜合實力。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必然破壞了城市的商業貿易和手工業經濟，農村由於大批農民的逃亡也出現了土地荒蕪，商品經濟萎縮的情況。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後，又經過董卓之亂的破壞，出現了“名都空而不居，百裏絕而無民”的慘象，農民脫離土地，到處流亡，關、隴人民流亡到荊州地區的有十萬多家，青、徐人民流動到幽州的達百萬口，所以曹操不得不用“屯田”來安置流亡人員。這種強製性的“屯田”雖然給封建政權提供了大量糧食，但在經濟上卻是一種倒退，它更強化了自然經濟，而抑製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從社會整體來講，無論是農民軍的英勇殺敵，還是官軍的濫殺無辜，損失的都是社會的人口。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人力資源的損失是最大的損失。一場農民起義下來，受戰爭殘害的平民百姓的數量遠遠超過軍事人員。戰爭使生產遭到破壞，農田變成戰場，血流成河，餓殍遍野，百姓逃亡，農田荒廢，百業凋零，更談不到發展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整個社會停滯不前，甚至不斷倒退。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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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慕、嫉妒、恨”的社會心理造成盲目的破壞
中國人自古就有“均貧富”的心理，這種心理要求社會財富在社會各基層之間的分配要大體做到公平,整個社會的貧富情況基本相同。一旦出現了差異，一個不正確的表達，就是拒絕向他人顯示好意的行為，“紅眼”窺視他人，暗地裏與他人攀比。習慣成癮，嫉妒心理不斷膨脹，進而心懷巨恨，最終導致走上極端。農民起義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爆發的。在起義軍看來，不揭竿而起就難以改變自己。至於成功與否，那就聽天由命了，不成功便成仁嘛！
長此以往，一些社會成員始終瞪著仇視的眼睛看著四周，看著整個社會，哪怕在正常合理的貧富結構裏，哪怕完全因自身的原因走向了社會的邊緣，仇恨的拳頭隨時準備揮舞，並且有恃無恐。
為什麽？因為他們有一種共同的心理狀態：不行，老子就去造反，反正“光腳”的不怕你“穿鞋”的。而這恰恰掐到了統治者的“七寸”！
這是變異心態的一種外在反映，在民族的習性空間不斷地擴散開來，滲入到精神的土壤。
應當說，無論在哪個年代，雖然城頭的大王旗經常變幻，但作為一個抽象意義上的官僚集團，它總是不變的，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古人早就有雲：“千古猶行秦王政。”但是，可怕的是，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革命”一直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元素而存在，就像中國人喜好搓麻將一樣，一切推倒重來。中國曆史上的朝代更替，人們很少將注意力放到這個問題上。就像經營一個公司那樣，人們隻注重解決股東權屬，根本就不考慮日常的經營管理，這才導致了無論公司如何破產重組，總是走不出虧損倒閉的宿命。
由此，喜歡砸爛舊東西的國人，思想上經常處於迷茫和混亂，行動上經常處於背叛和矛盾狀態。人們不是常這樣說嗎，“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因為階層的固化不能讓一批批充滿恨意的無產者滿意，他們一有機會就會把階層桎梏砸爛，引發了一場比一場大的農民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