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持續性精神動力的源泉

“企業家”持續性精神動力的源泉

2005-2-2　　來源：中華管理傳播網;孫景華

一般來說，中國傳統商業精神為企業家提供了兩種精神動力來源，一種是相對來說境界較低的“光宗耀祖”思想，另一種相對來說境界較高的“實業報國”的思想。對於今天的中國企業來說，其缺陷/不足/束縛是顯而易見的。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價值觀與企業家價值觀，並不是一回事。但在中國商人或企業家的眼裏，商業或企業組織往往並不是一個永存的實體，而僅僅是實現商人或企業家個人遠大理想抱負的載體或工具。

　　在聯想並購IBM公司的PC業務的塵埃落定後，同時也意味著新聯想必須放棄原有的“產業報國”的企業使命。

　　因為在新聯想的1.9萬名員工中，有約1萬多名是原IBM的員工。一個新聯想企業中的美國員工，並不會為了“振興中華民族”的企業使命而奉獻他們全部的熱情和智慧。如果新聯想繼續堅守“產業報國”的價值觀，就意味著企業組織價值觀的分裂。

　　新聯想企業使命所發生的悄無聲息的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中國企業在國際化征途上所遭遇到的文化衝突，同時，也對企業家個人的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撞擊。柳傳誌先生就在企業並購完成後，就發出了這樣自言自語式的感歎和困惑：“新聯想裏將不再提產業報國的目標……可是這樣一來，我們究竟為啥幹？”

　　事實上，這並非是柳傳誌先生個人的困惑，而是代表了中國企業家（企業主）階層一種的普遍性的困惑。事實上，當中國的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後，企業主或老板總是會遭遇到類似的問題：錢對於個人生活已經足夠多了，那麽，接下來究竟“為什麽”而工作？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企業家持續性工作動力的精神源泉，究竟來自於哪裏？

　　一 企業家精神動力源泉的來源路徑

　　對於現代企業組織管理來說，傳統商人追逐利潤/地位/名聲的欲望，不足以提供和成為今天企業家所需要的精神動力源泉。

　　按照“組織管理之父”韋伯的說法，中國傳統商人和威尼斯商人並沒有什麽本質區別，都是基於農業文明的追求財富的傳統商業行為；隻有現代意義上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才是現代企業組織管理者的精神動力來源。這種精神來源於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原有的禁欲主義被允許追求財富的新教所取代。但追求財富並非是為了個人的人生享樂和縱情狂歡，而是因為那是上帝分派的工作，清教徒竭盡一生、永不停息的賺取財富是一種“天職”。

　　但是，無論是對於中國傳統商人、還是現代企業家來說，顯然即不會理解也不會認同韋伯所說的基於“天職論”的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進程中，相互融合交替並舉的儒、道、佛的文化，都是奉行積極的麵向現實的入世態度，所以也不存在所謂禁欲與縱欲的曆史性轉折，同時因為中國的曆史上並沒有發生顯著的現代工業革命，所以現代中國企業老板或企業家持續性工作的精神動力源泉，是自然而然的繼承和延續中國的傳統商業精神。

　　一般來說，中國傳統商業精神為商人或企業家提供了兩種精神動力來源。

　　一種是相對來說境界較低的精神動力源泉，來自於傳統農業社會下“光宗耀祖、造福桑梓”思想。中國傳統商人並不會僅僅為了金錢/利潤而持續性的工作，他們有著超越了經濟利益的、更為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現實目的，那就是光宗耀祖、反哺故裏的榮耀與名聲，比組織基業永存和經濟利益更重要。事實上，中國傳統富豪商賈們經曆了四海漂泊取得商業成就後，無不在家鄉興辦義學、造橋鋪路等等各種慈善公益事業。顯然，“衣錦還鄉、光宗耀祖”成為了中國傳統商人顯見的精神動力。

　　另一種相對來說境界較高的精神動力源泉，來自於儒家傳統思想哺育下的“實業報國、民族振興”的思想。商業或企業組織在中國商人或企業家的眼裏，僅僅是一個實現個人遠大理想抱負的載體或工具。他們所扮演的不僅僅是管理企業的責任角色，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自覺的擔當起了社會責任的角色意識，他們信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典格言，躍躍欲試地企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充滿了“天降大任於斯人”式的崇高感。

　　顯然，他們從沒有把追求商業上的經濟成就，視為個人或組織的終極事業追求，事實上，商業或組織組織，僅僅是為他們提供了實現自我價值的工具和路徑。備受推崇的、典型的中國傳統的商人或企業家，一直遵循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做人原則，自覺的將組織使命與國家命運融為一體，自覺的將個人事業與組織命運融為一體。這種超越了經濟利益的“拳拳報國之心”，成為了另一種巨大的中國傳統商人精神動力源泉。

　　事實上，中國商人或商業組織從來都不會宣稱其目的是“赤裸裸的追求利潤”，而是賦予了贏利性商業組織強烈的非贏利性的道德色彩——即使是較低層次境界的組織使命，也會將“光宗耀祖”置於“贏利目的”之上；最高境界則是企業家自覺的將企業組織使命與國家民族命運融為一體，以“實業報國、民族振興”取代企業贏利性的經濟使命。顯然，這是超越了經濟性和利潤觀的商業使命——他們堅定的相信：錢並不代表一切，僅僅為錢或贏利的目的而工作，就成了徹頭徹尾的“惟利是圖”的小人或奸商。

　　毋庸質疑的是，假如沒有“光宗耀祖”或“實業報國”的理想支撐，他們將因失去理想而不知道究竟為何而工作？事實上，直到今天，中國的企業管理都在無形中接受了這種傳統的管理思想。無論是過去傳統商業上“以義統利”、還是今天中國企業高喊的“振興民族經濟”，中國企業組織管理者總是自覺的將國家責任和民族大義，置於企業組織“贏利”目標之上。當企業組織的目的超越了單純的經濟或商業成就，就在無形中將企業組織的宗旨使命帶入到了非經濟性的人生或道德領域。所以，中國的傳統商業或企業組織管理的第一要義，並不是如何獲利、而是如何爭做君子。

　　一個典型的西方企業，直接將企業組織的使命和宗旨定位於資本獲利、股東回報等等經濟層麵上，他們所思考的管理問題，是如何減低成本、提高效率，這是不問過程、隻問結果的管理。而一個典型的中國企業，卻糾纏在“義與利”的問題上幾千年，企業組織的使命和宗旨定位於誠信經營、“為富要仁”等等道德層麵上，絕口不提資本投資回報率的問題。每當中華民族遭遇危機時，他們也總是挺身而出表現出舍財報國的精神。正是這種強烈的反哺故裏、光宗耀祖以及民族大義的思想，為中國傳統商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二 中國傳統商業精神所提供動力的不足性

　　對於今天的中國企業來說，中國傳統商業精神所提供的精神動力源泉，其缺陷/不足/束縛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傳統商人“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動力，所提供的僅僅是商人的個人理想、而並不是商業或企業組織的理想。現代企業組織是一個持續性的不斷獲利、不斷投資的良性運營過程，而中國傳統商人所持有的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理想，往往是在獲取一定經濟效益後，便將利潤投入到擴大和重複生產以外的領域，譬如忙著修建個人的豪宅大院、甚至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獲取利潤後再次投資欲望的不足，成為了限製現代企業不斷成長的束縛；而傳統的“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動力，在今天也成為“不思進取、小富即安”的代名詞。

　　中國傳統商人“實業報國、民族振興”的個人理想，看似是一個真誠的、無可挑剔的遠大願望，但實際上則隱含著某種危險。如果一個現代企業組織宣稱為一個城市、一個地域或一個民族的自豪而工作，其狹隘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時，懷抱著民族自豪感的企業家期待著一夜成名的欲望，常常導致企業組織脫離了其客觀運行規律，而走上了“做大”的道路——“做大”，是中國傳統商人或現代企業家一個揮不去的心理情結，這其中即有自覺的民族使命感、也包含著個人的權利欲望，但是，以個人民族情緒和心理情結替代企業組織客觀運行規律，其中隱藏著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

　　毫無疑問，以個人的人生價值觀替代組織的經濟價值觀，不但缺乏對於企業“組織”最起碼的尊重，其中也隱含著某種潛在的危險，假如不是這樣，那麽，非但不會給企業管理帶來長足進步、相反可能帶來的是災難。現代企業組織的把企業組織的規模因為企業組織作為贏利性的經濟組織，即不等同於政府組織的統治、也有別於宗教組織的管理，追求更大的成就感是民營企業家最大的精神動力！ 身家千萬依然鏖戰商海，民營企業家的這種執著往往被曲解為“逐利本性”，短期行為是對中國社會的企業家精神的最大的威脅。社會上多數人的眼光都是短期行為的眼光。

　　關於將企業“做大”的問題，GE前董事長兼CEO傑克。韋爾奇中國之行的一段對話，也許會給我們另一種啟示——傑克。韋爾奇在回答一位中國企業家的提問時說：“美國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對政府來說他們並沒有覺得大企業有多麽的令人激動，尤其跟中小企業相比。所以有時候大公司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而創業的小公司會創造就業機會，政治家更偏愛小企業和創業的企業，而不是大企業。所以美國大企業對美國政府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小的。當然政治家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不會這麽說，媒體也不會這麽說，但實際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影響很小。”

　　事實上，在競爭激烈的茫茫商海中，商業或企業組織無不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個對於“利益或利潤”避而不談的商業或企業組織，那它就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組織。中國傳統的“以利製義”古老商則，意味著“義”高於“利”；而“義”高於“利”，又意味著尊重傳統道德高於經濟利益追求；反過來的管理邏輯就成了：如果經濟利益追求高於傳統道德追求，那麽，就意味著個人行為品德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假如一個商人被冠以“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惡名，那麽，損失的將不僅僅是商業利益、而將是個人一係列人際關係上的名譽損失。

　　這也是中國傳統商人為什麽不敢公開宣稱“赤裸裸的追求利潤”、而總是“顧左右言其它”的深層次原因。企業組織與生存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係，中國傳統社會是道德化的理論社會，它要求一切組織和個人需要遵守既定的傳統倫理道德秩序；而傳統商業或企業組織又以儒商精神，加強和固化了傳統的倫理道德秩序。事實上，在中國傳統商人所處的中國傳統社會環境中，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巨大的道德規則網絡——這個“道德網絡”的威力，早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製約力量，用句俗語來說：僅僅是平民百姓道德的唾液，就足以淹死一個人了，而“道德殺人”也並非是偶然事件。

　　顯然，道德的偽裝隱藏著極大的風險，因為一旦偽裝暴露或被揭穿，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即使有些中國傳統商人不相信傳統儒家的“利從義出”、不恪守“以義製利”，他也必須夾著尾巴做人，而且還得裝出滿不在乎金錢的真誠道德狀——他必須隱藏起自己追求金錢的真實目的、而需要為自己插上漂亮的道德偽裝，否則他就將在傳統社會環境中無立錐之地，這也就成了傳統道德家眼中的所謂的“偽道德者”或者是“偽儒商”。事實上，“厚黑學、潛規則”等等流行詞語，就是描述的這種非主流的管理邏輯，它的潛台詞是：即使一些商業或管理原則是有效的，但隻要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顯見的道德倫理共識相悖，就必須將之掩藏於看不見的黑暗之處。

　　在中國，每當出現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時，總是伴隨著出現道德墮落、極端自私、拜金主義等等與傳統儒家思想背道而馳的所謂醜惡現象出現；而每當出現這樣的時刻，“儒商”就總是被再次推出、提倡和推崇，因此，與其說推崇“儒商”是提倡一種正確的商業行為模式，還不說是期待“儒商”承擔起恢複傳統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重任，更為合適與貼切——這意味著：中國傳統商業或企業的宗旨使命，被延伸到了組織內部贏利性的目的之外，承擔起了建設社會道德環境和秩序的重大使命。

　　如果一個企業家帶領企業取得巨大商業成就後，卻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其努力奉獻自己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卻在中國發生了，不得不說這是中國傳統儒家“國家為大、無私奉獻”思想的成果。然而，當這種傳統精神和未來信仰逐漸的淡化甚至於消失，那麽，就意味著企業家精神動力源泉的消失，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在缺乏私人產權製度和合理的分配機製情況下，依舊無私奉獻個人商業智慧，所依賴的是傳統商業精神和高度共產主義信仰的混合產物，所以，柳傳誌們常常自嘲自己是中國“最後的、傻乎乎的、不可再生的企業家資源”。

　　三 企業價值觀與企業家價值觀並不是一回事

　　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價值觀與企業家價值觀並不是一回事。但是，在中國，二者常常被混為一談。

　　就現代企業組織管理而言，企業組織價值觀/使命/理念等等一些概念，其本質上是在描述與界定企業的“事業邊界”。就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說，每一個企業都需要通過宗旨使命的分析與描述，回答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麽？”、“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麽？”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麽？”，這三個基本問題的核心並不是描述管理者個人的理想、而是需要“麵向顧客”描述企業組織的任務。

　　事實上，西方企業的不斷發展與巨大成就，確實得益於企業使命的清晰界定。當西方早期的鐵路企業描述自己的使命是成為“鐵路行業”的龍頭老大時，它很快就被那些描述企業使命為“乘客運輸”的企業所取代，因為乘客運輸不再將限定在鐵路行業內，而是尋找更新、更快的運輸方法，航空業由此成為了鐵路運輸最有力的挑戰者。他們拋開了管理者個人的理想描述、而是進入到了組織管理的層麵，深刻分析企業組織的未來在哪裏、而不是分析企業家個人的理想未來是什麽。

　　但是，在中國傳統的商業或企業管理的曆史沿革中，從沒有試圖區分“個人價值觀”和“組織價值觀”的不同，而是將兩者合二為一，將管理者個人的理想等同於企業組織的理想。按照這樣的管理邏輯，企業家個人擁有什麽樣的理想抱負，就會造就企業有什麽樣的理想抱負；反過來說，當企業家個人的境界低下或不恰當的誇大理想，企業失敗的命運也就在所難免。這也造成了一個獨特的中國企業現象，即企業管理者或企業家個人的失敗，不僅僅是局限在其個人的失敗範疇內、而是同時成為了企業組織的失敗。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在中國的商業或企業組織的曆史進程中，並沒有清晰明確的進入到“組織”管理領域、而是依舊延續和停留在個體的“人”的層麵上。對於中國企業來說，絕大多數本該屬於組織管理領域的問題，被解釋成了“人”的問題或“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事實上，以中國傳統管理並非是現代意義上的狹義“管理”、而是基於維護個人利益的“統治”。管理與統治並不是一回事，現代意義的管理麵向的“組織目標”、而傳統意義上的統治則是麵向維護“統治者個人目標”。

　　缺乏對於“組織”基本的認識、了解和尊重，成為了中國傳統所謂管理的最大弊端。顯然，中國傳統商業或企業組織的道德化宗旨使命的現象，並不是被誇大到了非經濟性的道德領域，而是中國傳統商人或企業家，將個人的道德價值觀賦予了商業或企業組織。事實上，中國傳統的商業價值觀，並不是以賺取利潤的多少來衡量其商業價值，而是上升到了“是君子、還是小人”的道德高度來評價。

　　他們在積極的思考人生與生命的價值意義是什麽？人究竟為什麽而活著？而不是思考組織的存在條件、組織的競爭功能等等問題。在中國傳統的商業或企業家看來，生活、事業、生命，這是人生依次提升的三個層次，或者說三種境界。僅僅做好工作式的謀生並不足取，僅僅取得事業成就也不是最高境界，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並付諸行動，才是其完美人生境界的追求。“利”並不是他們的人生目的、而是成為了實現“義”的工具和路徑，因此，當“義與利”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以義製利”、甚至是“舍生取義”，就成了他們顯見的行動。

　　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一些企業管理者依舊毫不理會企業組織的基本運營規律、也不在意企業的現狀是否能夠支撐其龐大的個人理想，而是依舊將個人的某種理想或欲望淩駕於組織運營規律之上，輕視組織、蔑視製度、拔苗助長、肆意妄為等等不尊重“組織”的行為，在今天的中國企業管理中依舊司空見慣。中國人從來都不缺乏“人性管理”的智慧的光輝，而缺乏的是對於企業組織使命的尊重和科學的管理精神——中國的管理學的啟蒙運動才剛剛開始，尤其是離科學理性的管理精神，還非常的遙遠。

　　正是因為中國的商業或企業組織宗旨，體現的是管理者個人的人生價值觀，所以，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商人或企業家的人生追求，才是認識和理解中國商業或企業組織宗旨的鑰匙。就現代企業組織管理而言，企業家的個人價值觀不等同於組織價值觀，企業家個人生活行為方式也不等同於組織行為方式。無論一個企業家是多麽的強悍和充滿個人魅力，他必須麵向顧客思考企業未來的問題，他的行為必須被納入到組織管理行為中。

　　有必要再次提醒企業家的是：請不要企業組織當作實現個人理想的載體或工具！——企業即不是什麽理想的“載體”，更不是什麽個人的工具——企業是一個活的生命體，擁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即使是創業者或企業的擁有者，也不能把企業當做私人物品而任意的捏來捏去，而是必須遵循企業組織自身的客觀運行規律。直到今天，在中國，相信“管理就是管人、做事就是做人”的依舊大有人在，它在本質上所反映出的是中國傳統管理對於“組織”的蔑視。對於今天龐大而複雜的企業來說，不懂得企業組織自身的基本運行規律，就很難獲得卓有成效的管理成果。

　　四 現代中國企業家的精神動力源泉在哪裏？

　　中國傳統商業精神的不足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都使得中國企業家必須獨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恰當的、能夠提供企業組織的基業常青的企業家精神動力源泉，究竟在哪裏？

　　有一種看法認為按照韋伯的說法，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誕生不出資本主義精神，所以嚐試性提出中國或中國企業是否需要宗教性解決的問題，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提法，因為擁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如果突然轉向設計一個新的宗教或是直接搬用西方宗教，那麽，就象黃皮膚的中國人被染上了藍眼珠一樣的滑稽可笑。任何傳統文化或宗教，都是曆經千百年的曆史洗禮而沉澱下來的，遠非簡單的拋棄或繼承這麽簡單。

　　另一種中國傳統的“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說法，同樣是一種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虛無態度，因為傳統文化是一個係統性的整體，它本身隱含著一係列的因果邏輯關係，用今天現實的眼光所看到的“糟粕與精華”，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聯係在一起，拋棄一方往往就意味著另一方也必須同時改變。獨立的“精華”看起來是那麽智慧，但一旦置於組織係統中往往就精彩全無；而將所謂的“糟粕”拋棄，往往是連所謂的“精華”也一起拋棄了。淺薄的現實功利主義，其結果常常是欲速則不達。

　　適當的、恰如其分的、源源不斷的企業家持續工作的精神動力源泉，應該按照這樣的路線圖來尋找——企業組織生命基業常青的關鍵性要素，是因為企業滿足了某個特定客戶或消費者群體的需求；一旦失去了特定客戶或消費者的信賴和支持，企業組織獲得利潤來源的血脈就將中斷，企業組織的生命也就同時消失了；這意味著企業家的精神動力源泉隱藏在“客戶或消費者”的身上，因為隻有麵向決定企業組織生命存在的關鍵性要素，才有可能獲得“正當的、適合的、有價值的”企業家精神動力源泉。

　　一種習慣性的傳統思維方式是：企業家持續性工作的精神動力源泉，來自於純粹個人的理想設計或品德修養，這種基於個人主觀角度的思維方式，雖然可以獲得偉大的、崇高的使命感，但它常常不是領導企業組織的企業家所需要的精神動力源泉。就如同一個“好人”未必就是一個優秀的管理者一樣，某些超越了企業組織性質邊界的使命感，雖然美妙動聽令人鼓舞，但帶給企業組織的往往並是貢獻、而是傷害。企業家必須具有這樣清醒而理性的獨立意識：“企業組織”一旦誕生就具有了獨立的生命、而不再僅僅是個人的私人物品或附屬物。以個人理想替代企業組織理想，是缺乏尊重組織本身客觀生命運行方式的表現。

　　一個現代企業組織的管理者或企業家，如何從客戶或消費者身上獲取“恰當的、有價值的”精神動力源泉？一群特定的客戶或消費者，對於企業組織來說，意味著企業商業利潤的來源；而對於企業家來說，則意味著被賦予了必須的責任。就如同一個男人在做了父親後，無論他是否承認或願意，他都必須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一樣，當一個企業準備或已經在生產或提供某種產品和服務時，就被使用和消費產品與服務的客戶或消費者賦予了重大的責任要求——企業家的工作，就是需要深度思考被客戶或消費者賦予了哪些責任？如何承擔起這些責任？

　　在百年企業管理史上，一直缺少“他者”意識——“他者的缺席”，使得企業組織長期以來的管理語境是“我的利潤從哪裏來？我的效率從哪裏來？”，而從不去詰問“我應該為‘他’承擔什麽責任？我應該如何為‘他’提供更好的服務？”。事實上，長期以來企業一直處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管理狀態中，而不是為他人承擔責任的狀態中——企業組織慢慢的被這種自我意識給“寵”壞了，企業開始變得狂妄自大和橫行霸道。尤其是一些因資本的強大而獲得了話語權的龐大企業，更是自以為自己是太陽，而社會環境、客戶或消費者等等都是星星點點的陪襯物。

　　一個個的創業神話、商業奇跡和瞬間揚名，使得企業家被當作了一個倍受尊敬的、偉大的職業。在社會、眾人和閃光燈的擁簇與鼓勵下，企業管理者們放棄原先的小心翼翼和謹小慎微，開始以強大資本的強者的姿態指揮這個世界。專橫跋扈並以居高臨下的眼光，漠視消費者和客戶、甚至是漠視法律——他們正在不知不覺中、主動的遠離消費者。他們開始認為是企業製造的商品創造了消費者美好的生活，而不是消費者的捧場創造了企業奇跡；他們認為是強大的企業改變了社會、而不是時代造就了企業。它們因此而失去了對待市場與客戶的小心翼翼，想當然的以自己為中心，認為自己是市場的主宰。

　　現在，必須喚醒企業家沉睡的利他主義的“責任意識”。責任並不是來自於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來自於外界的客觀賦予。當一個企業組織誕生後，就被外界賦予了各種不同的責任。企業是以承擔起了各種被外界所賦予的責任，而獲得自己生命的存在和利益回報。事實上，企業組織與社會環境、客戶或消費者、利益關聯者等等關係之間，並不是一種相互的利益關係、而是一種相互的責任關係！隻要企業組織承擔起了自己“恰如其分的責任”，那麽，美好的持續的利潤就會出現——這即是一種價值觀、也是一種必然的管理邏輯；

　　簡而言之：“管理就是承擔責任”——企業家就是通過源源不斷的客戶或消費者的責任承擔，而獲取來自強大責任感的永無止境的精神動力。無論是對於企業家、還是對企業組織來說，任何來自利潤/冒險/名利/所提供的工作動力，終究會停止的；而來自民族自豪感/爭當龍頭老大的工作動力，其不恰當性是顯而易見的；隻有強烈與深刻的責任意識，才會是永不熄滅的驅動力。當企業家的眼睛專注於來自組織外部的“責任”時，就會發現它是如此的奇妙繁複和玩味無窮，如滔滔江水般連綿不絕。隻要客戶或消費者存在，那麽，企業家的責任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