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仇”與“嫉惡如仇”

　　記仇與嫉惡如仇
　　毛澤東“嫉惡如仇”,他痛恨顧順章叛徒,必然格殺勿論；毛澤東“記仇”，在他眼中的赫魯曉夫世界上最壞的人。在解放全中國幾個月後，毛澤東就到蘇聯，沒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沒有到車站迎接，也沒有認真和毛澤東談過一次話，毛澤東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滿。20大後中蘇關係就急劇下降，甚至造成蘇聯撤走全部專家，使因為極左路線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困難雪上加霜。22大之後，中蘇兩黨全麵論戰，中共中央發表的《九評》就是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寫出的，激蕩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魯曉夫，而且揭了赫魯曉夫的老底，翻出赫魯曉夫曾經在斯大林健在時在紅場大聲歌頌“斯大林是我們生身的父親”，而斯大林死後卻鞭屍。《九評》中非常憤慨地說：赫魯曉夫可以對斯大林焚屍揚灰，但赫魯曉夫永遠無法把斯大林從蘇聯人民心目中抹去。
　　毛澤東對機會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如此深惡痛絕，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曆史上，長期被機會主義者、教條主義者操縱著，包括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盲目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機械照搬馬列主義教條，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要麽主張投降國民黨，要麽主張與國民黨正麵對攻，結果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在血淋淋的教訓麵前，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繼續執行錯誤的革命路線，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就會遭到這些人的嚴厲打擊。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和認識，也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但是因為跟中央那些人的路線不一致，就幾次三番地遭到打壓，讓中國革命數次遭到重創！
　　即使在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後，那些人依然我行我素，不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在遵義會議上仍然胡攪蠻纏，阻撓毛的複出。
　　幸虧大多數人還是清醒的，在經過數次教訓之後，大家也都認識到了誰才是正確的，最終在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力挺下，才讓毛主席重新出山，帶領紅軍走出了絕境。
　　人性的可怖之處，在於有人的很擅長偽裝自己，但是再怎麽隱藏自己，也都會有露出馬腳的時候，行為主義心理學流派就致力於通過對行為的研究來洞察人的內心。如果你身邊有人有著極強的報複心，那麽你身處的險境，則很有可能就是他們帶來的，務必要留心，自己身邊的人是否有這些特征，小心惹禍上身。記仇的人通常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他們不願意接受別人的解釋或道歉，對於他們認為對自己造成傷害的人或事物難以釋懷。
　　王稼祥：在1945年6月10日舉行的正式選舉中，共有44位候選人成功當選為中央委員，王稼祥落選，而薄一波則成功當選。盡管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提議被廣泛認可，但他在隨後的甘南會議上表現出了一定的左傾傾向，這讓一些同誌對他的印象產生了負麵影響。黨內曆來反對教條主義，這種傾向與黨的政策和決策不符。缺乏基層群眾支持：盡管王稼祥擔任了高層職務，但他缺乏與基層官兵直接互動的機會，也沒有自己領導的隊伍。在黨內選舉中，基層官兵的支持非常重要，而王稼祥在這方麵存在不足。稼祥是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導人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充滿了傳奇和坎坷。盡管他年輕時曾擔任高級職務，但後來的政治命運發生了逐漸減小的轉折。這一轉折的原因包括他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缺乏基層官兵的支持、個人性格內向以及健康問題。
　　何長工：中央紅軍三大主力，紅一、紅三、紅五軍團，他都擔任過要職，到哪裏都吃得開。並且還擔任過紅校校長，眾多將領是他的學生，簡直太牛了。這還沒完，遵義會議後，毛點名讓他擔任了紅九軍團政委，級別再上一步。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草地分兵時，這樣一位中央紅軍嫡係，竟然站在了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氏那一邊，支持他“另立”，卓木碉會議上還是率先出聲，這就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雖然他做出這個舉動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容易動搖的人，一旦麵臨複雜的局勢，就會使局麵變得不可控，所以他到達延安後，基本就沒有再接觸軍隊一線。這個結果雖然可惜，但也是何長工自己選的。
　　鄧發：工運史上的名人，延安時期的工運領袖在1945年6月10日舉行的正式選舉中，落選。
　　凱豐:曾經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積極支持者。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期間，他曾經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積極支持者。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上，當與會大多數同誌明確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主張，反對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決定撤銷他們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時，凱豐同誌卻仍舊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場上。他的做法應該說並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但在當時黨和紅軍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的這樣一種政治抉擇，無疑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會後，在黨中央的批評幫助下，麵對著紅軍在毛澤東等同誌的指揮下扭轉戰局的事實，他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轉而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長征途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1937年2月起草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的材料，隨後在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揭露和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還參與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之決定》等文件，後來又參與對張國燾的幫助和挽救工作......。建國秋後算賬，“文革”中算總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團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掀起了圍攻老同誌的風潮。江青集團給周栽贓的“伍豪事件”。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麵臨資本主義複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麵，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毛澤東開始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以防後患。毛澤東親自製定接班人的五項標準，其中條條都把赫魯曉夫當作反麵教員，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
　　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開到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政治工作會議，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爆發了。毛澤東嚴厲批評劉少奇，劉少奇辯解說有關的中央文件是毛澤東同意的，那麽毛澤東更加憤怒了，他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不給他言論自由。在毛澤東的強勢主導下，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出現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把“四清運動”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四清運動”已經徹底地從經濟清查轉變為階級鬥爭，然而這一轉變持續不久，就被更為激進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了，“四清運動”從此不了了之。“四清”其實是文革的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