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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聶衛平：我終於明白，她看不上我！
1968年10月，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她叫章婭，小名丫丫。那年，她15歲，我16歲。
我們家庭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軍區副政委，中將軍銜，“文革”中沒有受到任何衝
擊。我父母都是“黑幫”，家被抄過好幾次。她從來沒有歧視過我，還幫我洗衣服，她爸爸媽媽對我也挺好，經常叫我去吃飯，在他們家住。那時，我們兩小無猜，有點類似保爾和冬妮婭。
到了1969年3月，章婭突然失蹤，我問她家裏，他們拒絕告訴我。我問她的幾個女友，她們也不知道。
有一天，收到她從青島的來信，原來，她被家裏送到東海艦隊當了兵。事後知道，是她家裏覺得我們兩家門不當戶不對，采取措施斷絕我們的往來。
知道章婭在青島，我決心去找她。那時，父親已經放回來，對我管得很厲害，總怕我學壞了。我決定先去太原，擺脫父親的控製，再想辦法去青島。
太原有我兩個小棋友——劉黎亭和張小弟，在成都參加全國少兒圍棋比賽時認識的。我口袋裏隻有五元錢，不好找家裏要，一路蹭車到了太原。
劉黎亭和張小弟的父親，一個是山西省委的宣傳部長，一個是組織部長，受到猛烈衝擊，情況挺慘。我在兩家之間來回住，和他們下下棋，有時，也和他們的父母聊聊天。
我把準備去青島的想法，對劉黎亭、張小弟說了，他們表示願意陪我一塊去，我非常感動。
我們都沒錢，怎麽辦?
他們瞞著父母，從家裏拿了一點錢，我給家裏打電報謊報有事，家裏寄來十元錢。有了基本生活費，我們從太原開始扒車，一路上經曆許多辛苦，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毆打，甚至被趕下車。
到了青島，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就跟小流氓似的。
我們到處打聽，終於找到東海艦隊。人家當然不讓我們進，我們隻能打電話叫章婭出來。
過了一會兒，章婭穿著一身嶄新的海軍軍裝跑出來，劉黎亭和張小弟知趣地躲到一邊。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抱怨她走時為什麽不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麽形勢跟以前不一樣，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
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為什麽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係?”
章婭隻是說：“你應該回學校複課鬧革命，別在外麵來回晃了。”
我一聽，心涼了半截。曆盡艱辛，千裏迢迢來看她，卻落了一個“在外麵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革命者的行列，我則成了遊手好閑的人。這是我有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
我下意識地朝旁邊看了一眼，劉黎亭和張小弟還在不遠的樹底下。
最後，章婭對我說，部隊的紀律很嚴，她出來的時間不能太長，然後問我有沒有錢。她肯定猜到，我是自己跑出來的。當時，我的口袋裏已經沒錢，但是說什麽我也不能要她的錢。
就這樣，我們分了手。
我們三人買了五等艙，準備坐船去上海會一位棋友，然後扒車回北京。到了南京，我們就走不動了，此時，我們一分錢都沒有，真可謂“彈盡糧絕”。
沒地方住，我們就在候車室裏坐了一夜。
雖說是4月份，但夜裏，天氣有點冷，加上肚子餓，半夜，我們都醒了。
真 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三人同時發現前邊地上有15元錢，一開始，我們特別緊張，沒敢馬上去撿，先朝四周看看，確知沒人注意，張小弟快速把錢撿起來。對我們 三人來說，15元真是救了命，我們就是靠這15元錢，平安地回到北京。後來，張小弟為此寫了一首詩，我也托他寫文章，尋找失主，如果能找到，我們一定要重 謝。這是後話。
從青島回來，我仍然沒有死心，給章婭寫信，可她從來不給我回信。我有一張她送我的照片，上麵還有她的題字，我一直視如珍寶，藏在身邊，每天晚上，我都放在枕頭底下。
4月30日夜裏，東華門派出所的一個民警突然闖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問為什麽，他說，過節了。
簡直是莫名其妙，他認為我是不安定因素，我隻能乖乖地跟著他走。臨走前，他從我的枕頭底下翻出章婭的照片，說：“哎喲，你怎麽會有她的照片?”
我和章婭兩家所在地，屬於同一個派出所，顯然，他認識章婭。他那話的意思是，你這個小流氓，怎麽會認識將軍的女兒?
說著，他就把照片沒收了。我憤怒至極，卻無法說明這張照片對我的意義，隻能看著唯一的紀念物從眼前消失。當晚，我被關在派出所一個小屋裏。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放了，那張照片沒有還，這是我唯一的一張章婭的照片，以後再也沒有了。
後來，我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仍然隔一個星期給章婭寫一封信，她還是不回。知青精神空虛，談戀愛成風，我始終沒有談過，也沒有交女朋友的欲望，在我心裏隻有她。
那時，我很窮，工資被扣發，郵票都成問題，我寧可少買一個饅頭(那時，八分的郵票，可以買兩個饅頭)，也要堅持給她寫信。她不理我，沒有回過一封信，對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我終於明白，她看不上我，漸漸地，我也失去了信心，停止了寫信。
在以後的幾十年裏，隻要路過她家的胡同口，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朝裏麵望上一眼，那裏有我的初戀和少年時期的美好回憶。
(自網絡)
1968年10月，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她叫章婭，小名丫丫。那年，她15歲，我16歲。
我們家庭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軍區副政委，中將軍銜，“文革”中沒有受到任何衝
擊。我父母都是“黑幫”，家被抄過好幾次。她從來沒有歧視過我，還幫我洗衣服，她爸爸媽媽對我也挺好，經常叫我去吃飯，在他們家住。那時，我們兩小無猜，有點類似保爾和冬妮婭。
到了1969年3月，章婭突然失蹤，我問她家裏，他們拒絕告訴我。我問她的幾個女友，她們也不知道。
有一天，收到她從青島的來信，原來，她被家裏送到東海艦隊當了兵。事後知道，是她家裏覺得我們兩家門不當戶不對，采取措施斷絕我們的往來。
知道章婭在青島，我決心去找她。那時，父親已經放回來，對我管得很厲害，總怕我學壞了。我決定先去太原，擺脫父親的控製，再想辦法去青島。
太原有我兩個小棋友——劉黎亭和張小弟，在成都參加全國少兒圍棋比賽時認識的。我口袋裏隻有五元錢，不好找家裏要，一路蹭車到了太原。
劉黎亭和張小弟的父親，一個是山西省委的宣傳部長，一個是組織部長，受到猛烈衝擊，情況挺慘。我在兩家之間來回住，和他們下下棋，有時，也和他們的父母聊聊天。
我把準備去青島的想法，對劉黎亭、張小弟說了，他們表示願意陪我一塊去，我非常感動。
我們都沒錢，怎麽辦?
他們瞞著父母，從家裏拿了一點錢，我給家裏打電報謊報有事，家裏寄來十元錢。有了基本生活費，我們從太原開始扒車，一路上經曆許多辛苦，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毆打，甚至被趕下車。
到了青島，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就跟小流氓似的。
我們到處打聽，終於找到東海艦隊。人家當然不讓我們進，我們隻能打電話叫章婭出來。
過了一會兒，章婭穿著一身嶄新的海軍軍裝跑出來，劉黎亭和張小弟知趣地躲到一邊。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抱怨她走時為什麽不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麽形勢跟以前不一樣，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
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為什麽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係?”
章婭隻是說：“你應該回學校複課鬧革命，別在外麵來回晃了。”
我一聽，心涼了半截。曆盡艱辛，千裏迢迢來看她，卻落了一個“在外麵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革命者的行列，我則成了遊手好閑的人。這是我有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
我下意識地朝旁邊看了一眼，劉黎亭和張小弟還在不遠的樹底下。
最後，章婭對我說，部隊的紀律很嚴，她出來的時間不能太長，然後問我有沒有錢。她肯定猜到，我是自己跑出來的。當時，我的口袋裏已經沒錢，但是說什麽我也不能要她的錢。
就這樣，我們分了手。
我們三人買了五等艙，準備坐船去上海會一位棋友，然後扒車回北京。到了南京，我們就走不動了，此時，我們一分錢都沒有，真可謂“彈盡糧絕”。
沒地方住，我們就在候車室裏坐了一夜。
雖說是4月份，但夜裏，天氣有點冷，加上肚子餓，半夜，我們都醒了。
真 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三人同時發現前邊地上有15元錢，一開始，我們特別緊張，沒敢馬上去撿，先朝四周看看，確知沒人注意，張小弟快速把錢撿起來。對我們 三人來說，15元真是救了命，我們就是靠這15元錢，平安地回到北京。後來，張小弟為此寫了一首詩，我也托他寫文章，尋找失主，如果能找到，我們一定要重 謝。這是後話。
從青島回來，我仍然沒有死心，給章婭寫信，可她從來不給我回信。我有一張她送我的照片，上麵還有她的題字，我一直視如珍寶，藏在身邊，每天晚上，我都放在枕頭底下。
4月30日夜裏，東華門派出所的一個民警突然闖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問為什麽，他說，過節了。
簡直是莫名其妙，他認為我是不安定因素，我隻能乖乖地跟著他走。臨走前，他從我的枕頭底下翻出章婭的照片，說：“哎喲，你怎麽會有她的照片?”
我和章婭兩家所在地，屬於同一個派出所，顯然，他認識章婭。他那話的意思是，你這個小流氓，怎麽會認識將軍的女兒?
說著，他就把照片沒收了。我憤怒至極，卻無法說明這張照片對我的意義，隻能看著唯一的紀念物從眼前消失。當晚，我被關在派出所一個小屋裏。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放了，那張照片沒有還，這是我唯一的一張章婭的照片，以後再也沒有了。
後來，我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仍然隔一個星期給章婭寫一封信，她還是不回。知青精神空虛，談戀愛成風，我始終沒有談過，也沒有交女朋友的欲望，在我心裏隻有她。
那時，我很窮，工資被扣發，郵票都成問題，我寧可少買一個饅頭(那時，八分的郵票，可以買兩個饅頭)，也要堅持給她寫信。她不理我，沒有回過一封信，對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我終於明白，她看不上我，漸漸地，我也失去了信心，停止了寫信。
在以後的幾十年裏，隻要路過她家的胡同口，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朝裏麵望上一眼，那裏有我的初戀和少年時期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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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世人隻道男人花心，其實男人的真隻有一次，但多半是被糟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