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太髒, 不能再活下去- 文革女政治犯王容芬

編者按：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當年19歲的北外學生王容芬在廣場上百萬瘋狂的紅衛兵當中，意識到中國如此發展下去必將大亂。王容芬之後上書毛，震驚了北京，也給她的人生帶來徹底轉變。
　　 
　我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屬於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無期徒刑。沒過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無罪釋放。什麽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實我這案子就我一個人，連同案犯都沒有。我過去的時候十九歲，大學四年級；出來三十三歲。
　　
　　　　十歲的時候，我以語文、算術二門課二百分的成績考進了北京一○一中。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學。報到前，我趕了一個暑假的活兒：山裏紅去籽穿糖葫蘆、大蠶豆割口炸開花豆……總之十歲小姑娘攬得上的活兒。掙了錢，我給自己買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條長褲衩。這是我記事以來穿過的最好的衣服。
　　
　　　　當時我們班裏除我以外，檔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兒子。別的人手帕都不會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個禮拜六我都到六郎莊的泉水邊，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褲都自己做。學校規定住校，我沒住。第一，跟同學沒什麽可談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為要在家幹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為看教學大綱，那裏的課和普通中學一樣，就是外語量大，這有多好。我高中成績一直不錯，隻有一個學期政治課差了一分，沒拿到金質獎章。這三年是住校，媽不再讓我幹活了。
　　
　　　　十六歲（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學，成績也不差，就是派頭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現在女褲前邊開口是摩登，那時候簡直不能見人，還好上衣長，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還是我給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這麽穿著哥哥的衣服直到進監獄，直到坐牢。當了囚犯，才有了兩件象樣衣服，那是媽可憐我才給我做的。
　　
　　　　文革開始以後，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謂刨地三尺。我媽主動迎接這場革命，把她認為屬於資產階級的照相機砸了，算是破四舊。沒想到反倒惹了事：銷毀特工器材。
　　
　　　　我沒當造反派。剛進大學的時候，我讀過沃爾夫的《馬門教授》，覺得曆史在重演。我們學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齊白石墓地看書。一天，亞非語係的學生突然扛著鐵鍬鎬頭跑過來，把美麗安靜的墓地砸得一塌糊塗。我當時就想，這叫“文化革命”？
　　
　　　　我們學院黨委書記是小紅軍，十七歲就當縣長。他妻子當過我的老師。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醫務室。這樣的一個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產黨員，被鬥得……還有陳教授夫婦的自殺，校醫室黃醫生夫婦的自殺——現在想想他們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還在街上見到一孕婦被剃光了頭，廁所的紙簍扣在她頭上，一邊抽一邊朝她潑漿湖，逼她喊：“我是黑幫……”
　　
　　　　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媽原來還有點錢。我們的日子過得那麽苦，她都不肯動這筆錢。她自己沒文化，認準了孩子非讀書不可。她說過：“你們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學，供到留學。”這回她嚇慌了，把錢從銀行提出來，藏進麵缸、藏到絨線團裏，一搜全搜出來了。那天夜裏，我們母女躺在已經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還有什麽快交了吧！”她說：“不行啊！”我說：“我就燒！”她說，“燒不了。”原來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纏在腰裏。我說，“幹脆交了讚助他們革命，看還要爭什麽？！”這樣才保住一條命。
　　
　　　　“八•一八”接見，也讓我參加了。你知道，我學德文，聽過希特勒的講話錄音。我覺得林的講話和當年的希特勒簡直沒什麽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來，我覺得心沉得很……“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髒，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幾天，腦子裏什麽都裝不進，就這麽幾句話繞來繞去。鬼使神差似的，我開始動手寫信，給黨中央、團中央、團校，還有偉大領袖本人：“請你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想，你在幹什麽，後果又將如何”；“這不是群眾運動，這是一個人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當時認為自己將有一番壯舉，鄭重地走到天安門廣場——我認為那是神聖的地方——向烈士們行注目禮，然後走進當時的棋盤街郵局，從自動售票機買了郵票，貼上，發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著走到王府井藥店，買了四瓶敵敵畏，把一封同樣內容用德文寫的信帶在身上，出發向東。到了蘇聯大使館附近，量好距離，開始一瓶一瓶喝。我當時的想法是，他們會第一個發現屍體，然後，我以死來反抗“文化革命”的事會傳遍全世界。我隻記得看見窗口有人，好象還聽見裏邊的說笑，接著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公安醫院裏了。
　　
　　　　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麽樣，也不關老師同學的事。你想，我還能參加“八•一八”接見……就這麽傻瓜一個，如此而已。
　　
　　　　剛醒過來就有人審訊。我那時候還不想活呢，把輸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總覺得我的死不管怎麽樣也能發揮點作用。
　　
　　　　在公安醫院躺了三天，就被卷進宮德麟模範監獄，收進一號監房。那是個小間，按規定關三個人。後來犯人多了，有時候五個、有時候七個；我去的時候還是三個。房子又陰又濕，全年不開窗，被子上都是綠毛，潮得能擰出水來，一個月放一次風。
　　
　　　　進了監獄反倒不想死了。從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衝頭。一進廁所。就鑽到龍頭底下，這麽堅持下來一直沒什麽病。但關節很快腫起來了，腫得老大，站不起來，隻能柱著棍子蹭。
　　
　　　　我進去的時候，裏邊已經有二個犯人。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也是三個，因為我去挪出去一個——那是個老紅軍，我下麵再講她的事。二個人，一個是北京遠郊區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還有一個是政治犯，基督徒，這人直到今天我們還有聯係，人是那麽幹淨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學的學生，老處女。因為有她在，監裏隻要來了新犯人，都往這個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撫下，不會搞亂、不會出事。她家裏給她送的東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來了，她讓你脫層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兩次澡；一杯熱水，我看著她洗。
　　
　　　　就在這前後，牢裏來過一個犯人，從美國回來的，馬裏蘭大學畢業生，也是基督徒。我這位朋友覺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給她講經，嘀咕“主在看著我們”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問做什麽，還有什麽了不得的，不過給老太太洗腳，跪在地下給她剪指甲，送給別人衣服什麽的。其實她自己也相當困難，她的一條褲子上有九十八個補丁，我數過。她把絲的毛的都給別人，給那有人命案的鄉下老太太。別人說“你真好”！她說，“我算什麽，如蛆如蟲”別人說“太謝謝了，一輩子忘不了”，她說，“不要講我，要謝上帝，是主讓我這樣做的。”結果，這個老太太，再加上那個馬裏蘭的畢業生，全給她揭出來了，上鋼上線。
　　
　　　　她幾乎一輩子都在牢裏，她的父母是宗教領袖。她年輕的時候在燕京讀西語係，好象沒有畢業，就跟著父母到雲南山裏傳教，施醫舍藥。她的母親是天津一家醫院院長的女兒，父親原是皮貨商，把家產賣光，跑到香山，點個小油燈讀聖經，後來就在香山傳教，那一帶的人都知道他們。
　　
　　　　她父親是被槍斃的，母親是無期，後來死在牢裏了。她是因為傳教而勞教的，你知道，咱們的規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隻可以心裏信，有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可她總要宣傳她的信仰。勞教的時候也不收斂，還說主如何如何，於是被再一次抓進牢裏。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幹活：擦地、打水、倒尿，讓她拆洗男犯的牢服，連褲襠裏的蚤子，全一個一個摘出來。她累得腰間盤突出，手都摸得出來。要我看她比雷鋒強。雷鋒做了什麽都記在日記本上，要不我們怎麽知道？她幹事生怕別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見。
　　
　　　　這基督徒被他們揭發以後，也戴過背鑄和四十斤腳銬，是在北京戴的，蘇式狼牙那種。這種上銬的辦法原先專門用來製服小偷，讓他們交待窩贓的地方。真是銬一百個，一百個靈。不上半個鍾頭就都跪下，哭爹喊娘。這位基督徒後來特別後悔，因為她向上帝請了一個星期的假：“主，我離開你一個星期，請原諒我，我實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銬，作了檢討。直到今天，還覺得沒臉見上帝。她媽罵她：“你不是鹽，是失了味的鹽！為什麽要請假？！”
　　
　　　　你不是問政治犯的事嗎？這是二個。還有一個，就是我進她出的那個老紅軍，她十幾歲就從家裏跑出來了，愛人好象是科學院物理所所長。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壞透了！”文革開始後就不饒她了：“怎麽那精神病什麽情況下都沒事，就在這裏出毛病——現行反革命！”剃了光頭，抓了進來。
　　
　　　　這女紅軍從我們這個監房出去以後，一天夜裏，不知為什麽她又喊起來。看守對犯人說：“你們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勁掙紮，看守問，“還喊不喊了？”“不喊了。”“放開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個會道門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殺夫的。那巫婆有一點八米，又高又壯，一屁股坐在她腦袋上。那老太太沒掙幾下，就給坐死了。那一夜後來不斷地輸氧、搶救，還是不行了。
　　
　　　　一個紅軍戰士，讓巫婆坐死……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會遷出，也就不會死了！她叫韓湘，我沒見過她的麵。
　　
　　　　後來我得了肺病，和另一個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個新四軍戰士……我要是一直病著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沒好，弄到山西，跟別人一個牢房。
　　
　　　　她也是“現反”，跑到王府井去貼林彪的大字報，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這是個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們在獄裏過了十幾個“七•一”——她就換上一身嶄新的藍製服，頭戴藍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時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我要高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打打叛徒、賣國賊、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時候，看守喝斥她幾句就算了。我常勸她：“犯得上嗎？喊兩聲能解決什麽？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麽？！說不定為了立功贖罪反過來治你。”後來她變得明白一點了，隻是集體念《再版前言》的時候不出聲，看守也沒再找她的麻煩。
　　
　　　　到山西以後，出事了。那裏的規矩，一有運動，每個牢房要選出一個批判重點。她們牢房本來定的是一個老幹部的老婆，這女人耍了個滑頭，操縱小犯人把火引到這新四軍身上。她們抓住她的不出聲，逼問她“對副統帥怎麽看”。她不肯說違心的活，就死不開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來打，還逼她在院子裏跑圈……那時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經轉成癌了，沒過多久就死了。這是後來遇見一個難友告訴我的。她說：“沒了，那新四軍。”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國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於是送進學習班。我當時以為，沒幾天就能自由了。
　　
　　　　我們這個班，和少年犯關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輕的中學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聯動分子”。那幫人，剃了光頭，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來，一邊跑一邊喊：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還演自己編的戲……當時我覺得他們小，我媽送點錢來。都給了他們；星期天軍管不在他們就鑽鐵絲網出去買零食。不料讓老師找上了，我隻好站出來說，“我讓他們去的。”於是發動大家揭批。
　　
　　　　批什麽？那時候時興上街遊行，歡呼最新最高指示。本來也想讓我們上街，後來說就在裏邊遊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尋常地新與高，要不就是哪個看守高興了，把我們都裝進敞篷車，從德外黃寺到馬甸屯，拉來拉去。
　　
　　　　我歡呼不出來，每到這時候，總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這一個個半夜發出來的最新指示給中國帶來多少災難？幾代人毀在裏邊了！唐山地震不過一座城！不念指示這事這時候也揭出來了，再加上我給他們唱過幾支歌，背述過幾本小說；還有兩個孩子談戀愛，女孩子跟我不錯，我幫她遞過紙條……那男孩設骨氣，什麽都供了，上綱說我“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戰略，組織反革命集團”承認自己是骨幹。此外，說我所宣揚的，是“驢的理論”、“狗的理論”，我的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大公無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時候，腿都哆嗦了。別的人還捅我兩下，擰我一把，她一直沒抬頭。這女孩出獄以後在北京以性開放聞名，這次出賣比她的放蕩還讓她丟人。
　　
　　　　批的結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統帥”之外又多了一條：“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個學習班的人後來陸續都放了。平心而論，我也不是完全沒有放的可能。監獄方麵曾經找我談話，希望我有認罪的表示，結果是大吵一場。最後變成我問他們：“你們到底認不認罪？這平白無故地放我算怎麽回事？說明白，怎麽關的？”就這樣，“兩罪並罰”，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為要打大仗了，元帥們轉移，犯人們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車，停在豐台外邊的一個小站，三個人銬在一起，兩邊有刺刀架著。在臨汾下車的時候，周圍好象有上百架機槍，槍口都朝著站台。犯人不許低頭，蹲在那兒，不讓坐——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麽這樣。
　　
　　　　到了臨汾又疏散，這回是乘卡車。我們那部車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兩把刺刀頂著。說起刺刀，在北京提審的時候，也有兩把刺刀架在脖子兩旁，一直送進審訊室，出門的時候這兩把刀又原樣擱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晉城四年，宣判以後到榆次。
　　
　　　　山西的審訊員我可不敢恭維，不知哪兒弄來那麽一幫子，好象沒上過幾年學。在他們眼裏連看《資本論》都不行：“《資本論》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的。社會主義社會看這種書反動透頂！”
　　
　　　　對我的審訊要點，是轉彎抹角的揪後台。按照他們的邏輯，我“作案”的時候十九歲，怎麽會沒有人在背後指使，那怕揪出個把老師也行。他們讓我交待從小到大所認識的人。我先是拒絕，後來幹脆寫了好幾百。他們問：“這裏邊誰對你影響最大？”我說，“我覺得我對他們影響大。”她們說我頑抗，日夜輪翻審。有一次我脫口而出：“想起來了，那是個外國人。”他們高興極了，忙說：“哪國的？叫什麽？寫在黑板上！”我轉身寫了：“俄國、拉赫美托夫”幾個字，他們忙問：“現在還在外語學院麽？”……
　　
　　　　你看我這不是自找麽？他們知道受了愚弄，就給我用刑。我因為“搗亂”受過好多次刑。在北京還好，屬於比較文明的一種，刑具是從蘇聯進口的，狼牙銬，中間有三個鏈。戴上之後，越掙越緊，不過不掙沒事，梳頭、解手都行。腳鐐不同等級不同斤數。還有一種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後從外邊打氣，犯人就喘不過氣來了，這種刑我沒用過。絕食的犯人鼻飼：插個管——不插出血對他們說來可能就不為插管——棒子麵粥撒把鹽，往裏一倒。還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罵。
　　
　　　　到山西以後，我沒挨過打，這次受刑用的是鐵匠鋪打出來的那種小銬，背到身後，就是前麵講的治小偷的那種，吊把大鎖。這種銬我上過不止一次，最長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為山西本省的一個派頭頭，從窯洞走煙的窟窿裏給我扔過來一個條子，讓我出去以後到中央替他告狀。這條我看過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時候還沒來得及銷毀。我見條子被他翻出來了，就一把從他手裏搶過來，丟進嘴裏。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著又來了三、四個看守，都是男的，壓在我身上，使勁卡，想讓我張嘴。我咬住牙不放，他們就找來鉗子，從嘴兩邊夾——現在我這兩邊的牙沒了，就是那次夾掉的——我覺得自己已經死過去了，誰知硬讓他們把嘴撬開了。嘴一開，進了一口氣。就著這口氣，我把那條咽下去了。當時滿嘴都是血，喊了他們一身一臉。就為這一撬，這條命才緩過來，要不當時就完了——當時已經大小便失禁了。
　　
　　　　我覺得他們太野蠻了，緩過勁就罵他們，就這麽又上了背銬，還戴了四十斤的鏡。
　　
　　　　鐐究竟是怎麽回事，外邊的人是不知道的，總以為象李玉和那樣，挺著胸走腳底嘩啦啦響。其實根本嘩啦不起來，兩個半環扣在腳腕上，皮肉全磨爛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來走，那鑄鐵拖在地麵上是絲——嚓——的聲音。
　　
　　　　戴著背銬，幾個月的月經沒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過來一個窩窩頭，就在地上滾著吃；蚊子也咬、臭蟲也咬，癢得受不了了，隻能象牲口一樣在磚上蹭蹭。後來獄醫來驗傷，說這人活不了多久了，這條命你們看著辦吧……他們就給摘了。搞不下來，鎖已經鏽住，拿鋸據開的；銬往下撕的時候連著皮肉，扔到爐子上，我還聽見油灸在熱鐵板上吱吱啦啦的聲音。你看我這隻手現在還抬不起來，那時候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過來，一個月都過不來。
　　
　　　　戴背銬的時候，我有一本《共產黨宣言》，用舌頭舔開，用臉壓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頁一頁翻著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現在這樣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獄裏還讀過《毛選四卷》。《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完全倒背如流。《實踐論》說，“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這和馬赫主義是一樣的：感官所感覺到的，就是客觀存在。那麽，如果沒有感覺呢？難道就不存在了？這對我啟發很大。比如我沒有嗅覺，氣味這東西就不存在了麽？我對氣味就不可能認識了麽？人的感官隻有眼耳鼻舌身，現在又發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論。就算發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種功能，要認識世界，缺的還多著呢？這算怎麽回事，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認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麽什麽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與再作用的交織與組合。
　　
　　　　我當時學《毛選》也極有心得。比如這段“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功文明史……”有問題嗎？誰勝利了？誰消滅了？說清楚！確實是階級鬥爭的曆史，不過是農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隸和奴隸主，工人同資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們——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取代了落伍的。奴隸打倒奴隸主，農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資本家，這算什麽？！
　　
　　　　那時讀《資本論》第一卷，就在心裏算帳：怎麽分配才合理，還列出了公式——資金怎麽周轉，固定資本怎麽折舊，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發明人各應拿多少……沒有紙筆，公式就列在腦子裏。到山西以後有了土坑，裏邊抹著白灰，就一點點摳下來在地下劃，當然銬起來以後就不行了。
　　女政治犯王容芬：給毛澤東寫退團信(2)（　　我讀《資本論》甚至還替中國人民銀行重新設計了鈔票：減掉一角，表明上了稅；或者印上“通貨膨脹百分之十”，隻要拿貨幣交換商品，自然就納了稅，這樣商品稅、房地產稅都可以免了……滿腦子不斷閃出這些火花，簡直有一種超脫、升華的感覺。我覺得上學還不如坐牢。現在在所裏有時候開會開煩了，就想，砸塊玻璃，偷點東西，還是回去吧，不用做飯、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鑽進去就進到了另一個世界，腳鐐手銬也不覺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來的，我願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終審判決無期，我就放心了。想著：如果哪天殺頭，我一定以交待思想為名要筆紙，把它全寫出來。如果不殺，我就接著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對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著我活下來。你看，我和前麵說的那基督徒那麽要好，她的說教打動不了我。我認為她那一套是好東西，起碼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運動，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對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促的上帝沒能讓她堅持下來，我卻沒有請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蘆葦也好、如蟲如蛆也好，隻要有了信仰，任何強力奈何不得。我坐監獄真是改造了思想，對曆史、社會、經濟運轉、宇宙，都有了屬於，我的自己看法——這不容易。這十三年沒白活，修煉了一輩子的根底。靠這個支撐，今天幹什麽都覺得遊刃有餘。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總理去世那天，我聽到廣播以後哭了，這天我記得很清楚。
　　
　　　　所謂宣判，就是由當地看守念判決書，就在他執勤的屋子裏，一條鋪板，他坐著，我站在他麵前。這判決書寫得已經很夠水平，一連串的“反”：“最最反動、反動透頂、反革命家庭反動出身”……“文革開始時按捺不住反動激憤、進行反革命串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這時已不提副統帥了——“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重新犯罪……宣傳反動理論。組織反革命集團……”頂絕的是他念不通，“囂張”讀成“器張”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來，居然怎麽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瘋一樣。我當時想，這回該吃槍子兒了。按規定有十天上訴期，得把那些東西趕快寫出來。
　　
　　　　沒想到念到最後——“判以無期徒刑”。不過是個無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說：“笑什麽笑。你不上訴了？！”我說：“上訴上訴。”我的上訴詞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還逐字逐句批它的語病。
　　
　　　　到了清明，上訴駁回。作為已決犯，被押到榆次勞改隊。記得當時並不灰心，因為天安門事件已經發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兒碰上一個在北京監獄認識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問我：“你怎麽判得這麽重呀？”我說，“在中華民族曆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判我這個，是我的光榮。我是‘形勢犯’，形勢不好掉腦袋，形勢好了，沒幾天就出去。”
　　
　　　　從晉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個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婦女幹部。走到哪兒，她都緊抓住我的手，讓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麽關係？！用這麽髒的手抓我，真是沾汙。她認不得幾個字，寫供詞又來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醜不堪言。求我的同時，還老想著我是無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後也沒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進來了。張口閉口“偉大領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個大隊：剛進來的人送預備隊，幹重活，挖土方什麽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將釋放的犯人作洗滌劑；無期死緩的——一般都是通奸殺夫——做衣服。
　　
　　　　那裏，監獄長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個好人。有一次在車間。見我是北京犯人就問我多少年。我說無期。他當時就急了；“多大的罪判無期？！豈有此理！”這話就當著我們說。監裏買電視機，他堅持這是給犯人買的，不許看守提走。他參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個時期。通奸殺人的並到我們隊裏，真受不了。她們和看守調情。我裝著看不見，什麽都不說——當時我已經很老練，除了不認罪，各方麵都挑不出毛病，什麽都不評論，什麽都不寫，日記也不寫。那些女犯，看守調戲她們，正中她們的意，受了調戲的，老是受表揚、當積極分子，還減刑。有些犯人怕幹活，就要這種花招，討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來。
　　
　　　　剛才說到的何敏，就是那時候碰見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親偷偷把金子藏在她們夫婦箱子裏，沒對她們講，兩口子都不知道這回事。紅衛兵抄出來了，問，他們說得出什麽呢？裏的當場就打死了，就地挖個坑埋了。她給弄進來。她沒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別溫柔，是個做手工藝品的工人。
　　
　　　　我分下隊的時候，她已經在洗滌劑車間了。我們做大桶洗滌劑，還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鈉，先得有硫酸，然後是磺酸，還有大堿，鈉就從這裏來。還有烷基苯……都是劇腐化學品，沒有任何勞保措施。一雙新鞋穿到車間，鞋扡子幾天就鏽了。那陣我跟何敏幾乎時時在一起，她登高裝料，我在下邊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說，不好了，恐怕要倒黴，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記——後來知道，這日記其實是她最要好的一個女犯（流氓罪）給她交上去的。我問她日記上有什麽，她說也沒什麽，不過魯迅語錄，“夜不長”之類，就怕斷章取義。我安慰她，沒關係，講清了就行了。為了怕影響她，我沒敢跟她多說話，不知道她心情那麽沉重。她還有半年就服滿刑了，一直說出去之後幫我帶信給我媽。
　　
　　　　就在那天中午，別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他走到門口，還朝我笑了笑。這門是不許出的，莫非她有什麽事？打算跑？不久聽外邊喊“何敏死了”！我一驚，趕緊朝外跑。她的組長帶著另一個犯人找她，找到一個旯旮，看她吊在繩子上，正踢掉腳下的箱子——我估計她並不想死，要不為什麽過了那麽久，見有人來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後，還開批鬥會，那女流氓還上去批……把我也捎帶上了。何敏有口無心，我跟她說什麽都告訴了那女流氓。他們把何敏裝進一條塑料袋——剛到山西的時候，犯人死還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經沒有了。
　　
　　　　她死了以後我得了一場大病，一直發高燒。可是不許我躺也不許我坐，連退燒藥也不給，因為我的案子在那裏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丟下了她的老母親和孩子。她在獄裏給弟弟納了鞋底，還用舊布拚拚湊湊給孩子做了幾件衣服，不知有沒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偉大領袖去世了。勞改隊一片悲聲，哇哇的。或許真有人悲痛？我看這裏邊有兩種，一種是表現自己；一種是想起了自己的傷心事，平日不許哭，今天借機大嚎一場。也有人笑。還有人做出要慶祝的樣子。這批人倒黴了，批、鬥、不問原案怎麽判的，通通槍斃。我聽說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時候處決的，或許全國有一個統一的精神？
　　
　　　　但逐漸地，已能聽到一點風聲。到了允許接見的時候，我媽來看我，悄悄告訴我，我的案子已經定了，是“錯案”，讓我謹慎再謹慎，千萬別再說什麽。
　　
　　　　這些年，媽為我可苦了。吳德當權那時候，整個北京箍得緊緊的，一點風都不透。我媽說，我豁出去了，一個老婆子，怕什麽？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門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閨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沒黑呀！”後來，她得了白內障，兩隻眼睛全看不見了。那次，她扶著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嶺，到榆次來探視。
　　
　　　　我媽的頭發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來了。他說：“好好認罪，靠攏政府、爭取從寬。”我一聽就火了：“我沒罪，你是什麽人？給我滾，滾得遠遠的，我永遠不見你！”哥哥很尷尬。看守朝我喊：“不許你這樣對待革命群眾！”我說：“什麽認罪？什麽從寬，讓他好好給我賠禮道歉！”看守對我媽說：“看看你女兒有多囂張，對你們都這樣，對我們還不知怎麽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麽？無期！什麽叫無期，腦袋在肩膀上晃著哪！加刑會加成什麽知道嗎？”我媽嚇得跪下了。我說：“媽，你聽聽他說的都是什麽……”媽說：“他說的不對……”看守又喊起來：“你這老太太怎麽也這麽反動？”
　　
　　　　哥哥從此就再也沒來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讀完博士留校了，現在在伊利諾斯大學教數學。
　　
　　　　一九七九年三月，媽和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兩位審判員一起到了榆次。他們是來給我改正的。釋放的時候，讀宣判詞：“出於對林彪、‘四人幫’的無產階級義憤……”我立即說：“我沒有反‘四人幫’。”
　　
　　　　媽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我那年已經三十三歲，隻想找點書看，想把這十年來想過的東西清理清理。
　　
　　　　但我總得吃飯。我不願接受補助、接濟，法院發給我生活費，外院給我助學金，全都拒絕了。我找了個地方教德文，一小時二點五元。為上戶口的事，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不是他不給我上，而是我拒絕上，因為他在“何處遷來”一欄填了“釋放”兩個字。我的氣一下子就上來了。我說：“什麽叫釋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說：“你這不明明寫著無罪釋放？怎麽不是釋放？”我說：“那‘無罪’呢，你怎麽不填？”他說：“管你有罪無罪！”我不要戶口了，後來法院出麵勸我，才又上的。
　　
　　　　當時，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經三十三歲，還是他們的學生麽？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麵幫我聯係工作，就聯係他們主管的單位、工廠，那些地方無論多麽缺搞德文的，一看檔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所，我報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著銬的時候學《資本論》的心得，湊成一篇挺象樣的經濟學論文。
　　
　　　　你問我德文怎麽樣了？雖然十三年沒摸一本德文書，但在外校、外院養成一種習慣，也就是陳老總說過的“外語環境”——除了刷牙、睡覺，嘴就不許停，無論出操上課，甚至看球賽、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嚕著，說夢話、記日記全用德文，整天咕嚕，象個瘋子，這叫童子功。
　　
　　　　剛進監獄，那基督徒和鄉下老太太都不愛講話，我也沒辦法。忽然一天，遠處流氓打架，聽得清清楚楚。我特別興奮，趕快練口語，把他們對罵的話全都翻出來了。看守訓話我就邊聽邊在肚子裏翻。有了報紙以後，一邊看一邊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沒斷過，連銬背銬的時候，都用德文想事兒。
　　
　　　　就算是深陷，我不顧一切；就算是執迷，我也執迷不悔！
　　
　　　　
　　
　　　　附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麽？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麽？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此致
　　
　　　　敬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係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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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88年發表在《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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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後至德國留學，現居德國，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上世紀80年代即由王容芬翻譯，三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