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黨和國家領袖毛澤東逝世。新疆兵團伊犁農4師霍城61團在團部大禮堂開過追悼會後，留下的花圈誰也不敢處理。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這是毛主席逝世時，全場1萬多人精心紮製的，如果誰給弄壞了，隨便撿頂帽子給你戴上，說你對毛主席不忠，誰擔待得了這樣的罪名？
在禮堂的後半部分，大約占了120平方米的麵積上，堆放著近千隻各式各樣的花圈。從地麵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國傳統習俗，花圈要麽燒掉，要麽放歸墓地任其自然。然而，這些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或被紮成一個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靈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處理。豈止是農場這一級，縣和地區也不敢處理。農場曾經想過，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就召集各單位的支部書記們一起，把花圈燒掉。但又覺得不妥，就要政治處的同誌請示上級，結果答複是集中保管，聽候處理。這樣一來，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來。禮堂也就成了花圈們的棲身之地。
誰料到，五個月後，這些花圈著火，燒毀禮堂，死亡694人。從起火到屋頂塌落，一共隻用了半個小時左右。
當遠在80公裏之外的消防車趕來的時候，禮堂已如同一個填滿了燃料的巨大爐子。還未等到消防車將禮堂的餘火撲滅，守候在外麵的數千名死難者的親屬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湧上前去，人們還在幻想會有活著的人，會等待他們去營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條生命永遠消失在了這場大火之中，161人受傷致殘。在遇難者中，16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有597人 。
不錯,火是由12歲的小學生張廣輝放了一個“地老鼠”花炮引發了那些堆積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燒的花圈。假如那近千隻花圈及早地處理掉，這災難也可能不會發生；如果沒有這些花圈,莫說一個花炮,即使放上一百個也不會釀成這場奪走694條生命的大劫難啊!
由於61團緊靠中蘇邊境，當時中蘇關係仍在惡化狀態，華國鋒剛繼任主席不久。所以這個世界罕見的重大火災死亡事故被保密下來。這場驚天大火發生後,據說外電很快就進行了報道,而我們內部卻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對外宣稱是“蘇修搞破壞,階級敵人放的火”。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沒人敢講真話,更不敢觸及火災的成因。
當時我的父輩們在63團，他們都乘車到61團幫助埋人。埋人回來後幾天都吃不下飯。
694條生命呀！這是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一場火災中奪去生命數量最多的一次災難！
綠紅蘭青 於 2011-12-9
作家張賢亮 1983年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得知該火災情況。此事觸動他寫下了小說《肖爾布拉克》。2006年他在《新疆舊事》一文中提及了此事件。這也是30年後第一次有人文字公開提到這件慘案。
1977年2月18日，農曆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地區農墾61團場籠罩在一片節日氣氛之中。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春節，上年秋糧又獲得了少有的豐收。農場的商店特地采購了大批的鞭炮和煙花。為了給節日助興，初一一清早，農場宣傳股就通過廣播通知各家各戶，晚上9點在露天場放映電影《戰友》。
看場電影，對當時大多數農場人特別是少年兒童，還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點多鍾，農場宣傳股馬幹事、放映組長柯玉奎和放映員小高已經將銀幕掛上，放映機也架好了，小型汽油發電機“突突突”地歡叫起來。
看看手表，開演的時間還差十兒分鍾。小高放在放映機按鈕上的手又移開了。手有些凍，腳也冷得發疼。他雙手合掌，放在嘴邊嗬了口氣，對柯玉奎說了聲：“這天還真夠冷的。”
柯玉奎下意識地踏了踏腳。其實他那雙腳，也開始發麻了。氣溫僅有零下十二三度。
如果把電影改到身後的禮堂裏去放，至少是不會挨凍了。小高一邊想著一邊掃了一眼觀眾，約摸有個八九百人的樣子，放在禮堂裏也是綽綽有餘的。想到這，他走到柯玉奎跟前說：“老柯，我看咱們不如把電影挪到禮堂裏麵去放，外麵太冷，人受不了，機器也受不了。”
“以前不都在外麵放的嗎？”柯玉奎覺得搬來搬去有些麻煩。
“你跟馬幹事說一聲，他要同意了，咱們找幾個人幫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進去了。”小高搓著手道。
柯玉奎覺得也有些道理。
“馬幹事，咱們是不是挪個地方，到禮堂裏麵去放？”柯玉奎道。
馬幹事是宣傳股專管文化這一塊的。到禮堂裏麵放電影，照說也沒啥，但他顧慮的是那裏麵的花圈。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這是毛主席逝世時，全場1萬多人精心紮製的，如果誰給弄壞了，隨便撿頂帽子給你戴上，說你對毛主席不忠，誰擔待得了這樣的罪名？
“能在外麵湊合就湊合一下吧，再說這事也是政治處開會定的，要變，也得請示領導呀。”馬幹事說。
“嗨，這麽點事，也值得興師動眾的？你是主管，你說句話我們就搬了。再說，你知道處裏領導到誰家喝酒去啦？”小高快人快語。
“我看問題不大，人往前坐一點，隻用半個場地就夠了。”柯玉奎又說了一句。
“那……好吧，那就快搬。”馬幹事終於點了頭。
一聽說改到屋子麵放映電影，觀眾席上已是一片混亂，人們爭先恐後往禮堂裏麵鑽。
轉場隻用了10來分鍾的時間。禮堂裏麵，由於人們按吩咐不靠近花圈，盡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魚罐頭似的，一個挨一個地排滿了人，幾個調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擲著點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們因害怕而發出了尖厲的叫聲。
地獄之門悄悄開啟。
這座建於1964年的禮堂，連化妝室、廣播室都包括在內，總麵積不過760m2，禮堂實用麵積為601m2。長42m，寬1452m，頂高7.2m，牆高3.7m，有17個大窗戶，7扇大、小門，屋頂是用木條插拚起來的棱形格椽，基本無梁，木板蓋麵，然後是兩層油毛氈、三層瀝青覆蓋。這座禮堂，盡管室內沒有固定座椅，但外景壯觀，窗戶別致，冬暖夏涼，也是文革中開批鬥會、講用會的主要場所。
1972年，農場曾經在正門的外麵，又增修了一個柱廊。2個直徑lm的大柱子，為禮堂增添了威武風采。
1975年3月，上級主管部門決定在農場召開“學理論、抓路線、促春耕現場會”，場黨委對禮堂進行改造修繕。考慮到落地式大窗不適合農場使用，就用磚將17個大窗從下往上砌起來，隻留0．6m×1．4m的17個無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又將南北3個大門堵死，其餘的門不是上鎖，就是用鐵絲擰住。
看著這個不倫不類的龐然大物，有的職工說像監獄，有的人說像倉庫。弄得當時的領導們臉上好無光彩。在禮堂的後半部分，大約占了120m2的麵積上，堆放著近千隻各式各樣的花圈。從地麵往上，足足2m多高。
按中國傳統習俗，花圈要麽燒掉，要麽放歸墓地任其自然。然而，這些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或被紮成一個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靈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處理。豈止是農場這一級，縣和地區也不敢處理。農場曾經想過，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就召集各單位的支部書記們一起，把花圈燒掉。但又覺得不妥，就要政治處的同誌請示上級，結果答複是集中保管，聽候處理。這樣一來，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來。禮堂也就成了花圈們的棲身之地。
5個月的時間裏，上級也沒有明確指示，農場也不好處理。但5個月的時間，卻使原來潤濕的樹條、葦杆、鬆枝幹燥起來。人們沒有想到，就是這些他們自己親手紮製的花圈，在一個12歲的孩子打開了潘多拉盒子的時候，成為魔鬼的第一幫凶。
電影是9點半左右開始的。也許是片子太老了一些，缺少足夠的吸引力，場子裏的秩序仍然不太好。那幾個調皮的男孩時不時地擲出幾個小鞭炮，引出一片片驚叫。
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采取斷然的措施。而馬幹事、老柯等人也同樣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他們此刻最大的願望就是湊和把電影演完，然後找幾個朋友打打撲克或喝上二兩。大年初一嘛，看電影不盡是些娃娃嗎？有幾個大人呢！
災難發生在晚上11點15分左右。電影裏，誌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軍戰士已經擁抱在一起了。按正常速度，再有三四分鍾影片就該結束了。在禮堂的後麵，花圈堆放起來形成的斜麵上，有4個十一二歲的小學生正無聊地坐在那裏。電影吸引不了他們，因為他們根本就看不到一個完整的畫麵。
也就在這時候、那個叫張廣輝的12歲的小學生，從口袋裏拿出一枚俗稱“地老鼠”的花炮說：“我這裏有個‘地老鼠’，是個啞的。”
“走，到外麵放去，這家夥在冰上轉起來挺好看的。”同是12歲的許兵接上了茬。王建軍也附和著說：“放吧，挺好看的。”
張廣輝手上這個炮，其實並不是個啞炮，隻是撚子燒到紙邊上滅了，隻留下一點點根子。
幾個娃娃都沒有動，誰也沒站起來真正走出去。張廣輝對火炮能不能放是沒有把握的。正因為這一點，他心存僥幸，反正電影也快完了，不如點一下試試。他完全是在一種滿不在乎的心態下，劃著了一根火柴，然後吹滅了火焰，用陰燃著的火柴棍朝藥撚處捅去。
眼前騰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已經從手指問飛了出去，帶著哨音，鑽進了花圈。立刻，一股火苗竄了起來。
“著火啦！”這幾個孩子爭相往後躲，並叫出聲來。
紙花、葦杆、幹樹條子充分體現出了易燃性。而就在眼前的幾個成年人，原本是想救火的，但不得要領。他們伸手就去拉那隻已燃燒的花圈，沒想到這一拉，立時給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騰起來，沿著表層花圈形成了3m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頂，禮堂迅速變成了一座煉獄。
小高算得上是第1位組織突圍的人。影片最多隻需半分鍾就可結束，他還是關掉了機器。他扭頭看火時，火頭已開始燃燒屋頂木椽。而下麵，大片的花圈已使禮堂的後半部變成了一片火海。空氣中已經夾雜著紙灰、瀝青的臭味。他感到頭，“嗡”的一聲大了許多，呼喊和哭叫響成一片，人們已經開始擁擠，有的孩子已經被凳子絆倒，被人擠倒。
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大門。但就在這一時刻，竟然還有部分人心存僥幸心理，看見有人開始撲火，滿以為這火燒不起來，更想不到會燒死人。因此，在最先退場的部分人中，居然還有人邊退邊向後張望。
火更大了。小高已經感到了灼熱。看見門口緩慢移動的人群，他急了，用手電筒照著前麵的人群高喊：“不要亂擠，快些出去！”門隻有1.6m寬，人、凳子、椅子擠在一起，犬牙交錯，再加上火已從頭頂上壓下來，逼得人們不得不低頭，因此，在大門口實際己形成了一堵人牆。
小高無能為力。
柯玉奎聽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沒有人聽從指揮。他清楚地知道，禮堂的7個門中，除了大門，隻有化妝室這邊的小門還能打開。他立即衝到了舞台上。這時，銀幕上已經著火，屋頂上的電線也開始燃燒；濃煙在屋角那邊打轉。
柯玉奎憑著自己對舞台的經驗，摸到了化妝室的小門前，就在這時，禮堂前半部的屋頂“膨”的一聲都變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氈、瀝青構成的屋頂辟啪作響。瀝青已經熔化，變成了燃燒的溶液，滴落下來，在人們的頭上、臉上、衣服上燃燒。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門，沒有拉動。想別門把手，手上沒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絕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腳踢，終於撞開了那扇門。但此時，化妝室的屋頂也已燃燒起來了。柯玉奎顧不上多想，直取窗戶。當他拉開窗戶時，一股新鮮空氣撲麵而來……。
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白雲。這個14歲的男孩子生得聰明、機靈，隻是個子矮。那天他和四五個同學相邀，沒帶凳子，準備看一會就走。他們距大門隻有6m遠。
最初著火時，他們並沒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後，他們才開始往門口擠。白雲個子矮，被擠散了。人流將他沿著牆壁推向了舞台那邊。而他的幾個同學，都擠到門口衝了出去。白雲害怕了，但他的機智還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這 裏距離小窗口隻有2m多高。他看見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過來，蹬著桌子，從窗戶裏拱了出來，一頭紮在了牆下堆著的積雪裏。一摸自己的臉，竟摸下一層皮來，這時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廣場上……
張雷生是個高挑個的青年，他一看南麵的大門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門跑去。這個門，是北牆上最西邊的一個門。由於平時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雙股8號鐵絲擰死了。
張雷生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無路的人都跟上來了，他被擁在最前邊。到了門口，用手一摸，鐵絲擰得像根麻花，不要說沒工具，就是給你一把鉗子，短時間內也弄不開。張雷生想到了破門。他用腳使勁踢了踢門，門板發出了空空的響聲。有希望，他心裏一喜，大聲喊道：“你們往後退一點，我把門踢開。”但是，沒有人肯聽他說。後麵湧上來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擠得麵朝外貼在牆上。他又急又氣，雙手撐住牆，用力一擠，才離開了牆壁。
火勢更猛了。瀝青挾著藍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樣往下落著。靠上麵一些，火和煙已將氧氣掠奪得令人窒息。張雷生的四周，無論大人孩子的頭和身上，無一人不在著火、冒煙。
張雷生感到氣喘不上來，每吸一口氣，都覺得有火煙往肺裏、喉嚨裏嗆。他蹲下去了，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頭上，擋住了滴落下來的瀝青，他已經清晰聽到了屋頂上木頭發出了劈啪的響聲，他預感到整個房頂就要塌落下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感到了一股涼氣從下麵襲來。抬起頭來，發現北門靠下麵的那塊門，被外麵的農場副業隊排長等人角砍土墁砸開一個大洞。幾個在前麵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張雷生立刻來了力量，他顧不上門板上的木磋子撕掛，也從門洞裏鑽了出去……
農場裏的人們，已經自發地拎著桶端著盆來救火。但此時，人們根本無法靠近火場。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南大門上的人們活活被火燒死。
消防車將禮堂的餘火撲滅之後。守候在外麵的數千名死難者的親屬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湧上前去，人們還在幻想會有活著的人，會等待他們去營救。
沒有電，四處都是黑乎乎的。人們誰也不敢貿然進入禮堂的廢墟之中，盡管此時，7個大門均被燒成了空洞。人們用手電筒往裏頭照，發現南大門和舞台下麵，隆起了兩座大包，透過燒毀的屋架，隱約可見人形殘骸。由於澆入了大量的水，那兩個大屍堆上，蒸騰著淼淼的白氣。
直到這時，人們才徹底相信，再也沒有人會生還了。男人和女人們大放悲聲。淒涼的哭喊，一直傳到很遠的地方。
傳得很遙遠的還有電波。19日淩晨，惡性火災事故的消息便傳到縣、地區、州和自治區，直至北京。
北京，燒傷病專家們急駛機場。
南京，由國務院抽調的1100張人造皮膚和醫療專家們，搭乘伊爾－18型客機緊急起飛。
地區工業局，也緊急調運了100m3圓木，連夜加工成板材，運往農場。
天亮以後，第一批解放軍官兵乘卡車趕到，開始清理現場。
處在最上麵的一層屍體，頭顱幾乎全部被燒沒了，肢體殘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許多屍體已燒得粘連在一起。牆壁上，多處留下了人形痕跡。整個禮堂，猙獰恐怖。
汽車運來了白布。每個屍體2m，扯一塊，包裹一具屍體，然後用汽車運到學校的禮堂裏，一排一排地編號，等待人們認領。後來禮堂裏擺不下了，就放到教室裏，甚至連課桌上也擺了屍體。
死難的悲痛波及到農場的每一個角落。屍體清理完了以後的幾天，失火的禮堂廢墟裏，夜夜都是高一聲低一聲的呼號，淒慘之極。
痛徹周身的悲慟，給人留下深刻的教訓。防火意識的淡漠，無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禮堂，不具備任何消防設施，屋頂的瀝青自燃點為375℃，而有助燃時，僅為175℃，況且屋頂是全木製結構的。據事後調查，汽油發電機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時也在禮堂中，從起火到屋頂塌落，一共隻有半個小時左右，而消防車還遠在80km以外。等消防車匆匆趕來時，禮堂已如同一個填滿了燃料的巨大爐子。
人們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機。就連花圈已經起火的時候，禮堂裏大多數人都以為燒不死人。這玩笑開得太大了一些，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為自己的麻痹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當時，包括農場的領導在內，都沉浸在節日的喜慶之中，有一位領導，當自己的孩子跑回來報警時，他竟還不願相信，怒斥孩子“滾出去”。
1977年3月，國務院在關於這次火災事故的指示中指出：“這場火災，表麵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裏的領導思想麻痹，不負責任，製度鬆弛，組織渙散。平時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導致小災釀成大災。”
假如當時放映人員按規定在露天場演電影，而不是擅自轉移場地，災難或許就不會發生；假如當那幾個小孩子在場內燃放鞭炮時，立即被嚴厲製止，災難也許就不會發生；假如那近千隻花圈及早地處理掉，這災難也可能不會發生；假如早有防火預案，一發生火災能夠有效組織人員疏散，損失會小得多……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假設，已無法換回那694條生命。
那個放火的小男孩張廣輝，在火剛燃起來時，就知道自己闖下了彌天大禍。他很聰明，趁著前麵的人們尚未驚醒之前，他已衝出了門外。後來，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區批準對他實施勞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養所。解教後，去了廣東。
放映組長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個月，1979年地區批複，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聽說他去了湖北。
對此事負有責任的農場領導們，分別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調離了農場。
對於一個隻有幾千人口的小團場,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不啻為天大的災難: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個不剩命喪黃泉。活著的人悲痛欲絕,近乎瘋狂,他們睜著發紅的雙眼四處尋找團場領導,而領導早已躲了起來。不知從哪裏找到了團場的政委,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將其打個半死。那些僥幸沒受損失的人家則大氣也不敢出,悄悄窩在自己家裏。這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將心比心,誰家遇到這樣的變故能不悲傷,不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死者家屬作出一些過頭的事情原本是應該諒解的,但當時的上級領導卻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發來電報要求團場抓人。在這關鍵時刻,有一個人頭腦非常清醒,極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廣電局局長、13歲參加革命的老八路、時任伊犁農墾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61團場大火後被派來兼任團場政委的馬驥。他清楚地知道若機械地執行上麵的命令必定會引起更大的騷動,這中間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導火索,局麵將越發不可收拾,因為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經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立即麵見當時的伊犁地委書記謝高忠，對他懇切地說:“老百姓太可憐了。現在,他們需要的是我們領導的體諒、幫助、關懷,即使關懷、體諒也彌補不了他們的損失。”謝高忠聽他說得有理,便采納了他的意見,平息了一場風波。
這是多麽難得的情懷!須知這是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話不當便可能導致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
當時馬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後趕到火災發生現場，負責火災善後處理事宜。一些遇難者親屬因為悲傷和憤怒，便將怒氣撒在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以及前來調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領導身上。但實際上團場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兒也在火災中遇難。為了穩定群眾情緒，2月底，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決定，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後事宜。
在將遇難者全部安葬完後，由於遲遲見不到周政夫向群眾請罪，情緒失控的幾個遇難者親屬跑到“2·18”火災墓葬集中地，準備將周政夫女兒的屍體從墓穴裏扒出來示眾。得知此事後，馬驥立即趕到現場，並躺在周政夫女兒的墓地上對準備挖墓的群眾說：“你們如果非要這樣做，就先把我打死。隻要我有一口氣，就不會讓你們做這種蠢事。”
馬驥對情緒激動的群眾說：“同誌們，現在我們的心情還不難受嗎？周政夫和你們一樣，也是失去親人的不幸者呀！誰願意放一把大火把群眾都燒死，難道周政夫願意把自己的親生女兒燒死嗎？如果咱們再這樣無休止地糾纏下去，可能會發生比火災更悲慘的事件。如果你們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們，咱們再也不能死一個人了……”
在馬驥的苦苦規勸下，這起事件最終被平息。馬驥說：“既然組織上將重擔交給了我，我就一定要處理好善後事宜，讓群眾滿意，讓組織滿意。”
在61團場工作的日子裏，馬驥每天都要到死難者親屬家裏了解情況，處理善後事宜。這位1938年參加革命、打過日本鬼子、經曆過無數次戰爭都沒有掉過眼淚的老革命，每一次聽到“2·18”火災死難者親屬講述親人離去的事情時都會失聲痛哭。馬驥說：“這些死難者大多數都是孩子，可憐呀！”
馬驥理解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的心情。“他們心裏難受，他們接受不了這個殘酷的現實。”30多年過去了，但隻要一談及此事，馬驥仍熱淚盈眶，“近700條生命就這麽沒了，誰不難受！”
由於擔心群眾情緒失控做出極端行為，當時，上級公安部門準備將一些“鬧事者”抓起來。當民警前來61團場抓人時，遭到了馬驥的強烈反對。他向上級領導反映意見，家裏死了親人誰的心情不難受？更何況有的家庭在這場大火中死了好幾個人，他們幾乎都瘋了。這種情緒下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為什麽不能原諒和理解他們？
馬驥認為，在對待群眾鬧事的問題處理上，措施寧右勿左。最終，在馬驥的反對下，上級領導采納了他的意見，沒有抓一名鬧事的群眾。
為了使群眾盡快從災難的陰影中走出來，馬驥極力支持死難者親屬回老家探親，以緩解失去親人後的悲痛，並鼓勵他們聯係調至其他單位。馬驥認為，離開61團場這個環境，遇難者親屬的心情會好一點。
事實證明，馬驥的這一做法非常正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精神瀕臨崩潰的死難者親屬離開61團場後，痛苦漸漸得以緩解。
1978年7月，由於工作需要，基本處理完“2·18”火災善後事宜的馬驥調任伊寧市委副書記。在隨後的近30年時間裏，馬驥再也沒有回過61團場一次。
馬驥說，他很想回去，但又不願回去，他害怕看到團部那個禮堂，害怕路過離團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曾任伊犁州廣播電視局局長多年的馬驥一直拒絕記者去做有關61團場那場大火內容的報道，他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他的心情。
“有些東西看上去很硬、很堅強，其實它很脆弱，一碰就碎。”馬驥說。
30年後,年過八旬的馬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詩表達自己的心境:
舊事重提淚滿腮,
七百兒女入火海,
終生難忘悲慘事,
常聞父老哭聲哀。
如今,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雖然已經作古,但他說過的那些擲地有聲的話仍言猶在耳,聲震如雷。
陳福元：280名官兵清理現場4小時
陳福元，伊犁軍分區原副司令員，1988年離休，1977年時任伊犁軍分區邊防八團副團長。
當記者撥通新疆軍區第五幹休所陳福元的住所電話，向老人表明采訪意圖後，已經78歲的陳福元在電話那頭一字一頓地說：“太慘了。”
1977年2月19日，駐霍城惠遠的邊防八團接到伊犁軍分區緊急電話，要求部隊迅速組織人員前往61團場執行救人任務。邊防八團立即決定由陳福元任救援隊長，帶領機動營兩個連280多名官兵火速趕往61團場進行救援。
出發時，部隊給每個官兵分發了一把十字鎬、一把鐵鍬、兩副口罩。
在路上，陳福元和戰友們想像了災難現場無數種場景，並且盡可能往慘烈方麵想。但到了現場後，慘狀比他們想像的要高出無數倍。
“一到團部就聞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燒焦動物屍體的味道，到處是老百姓的哭喊聲，禮堂還在冒著白煙。”陳福元說。
“看到部隊官兵趕到，群眾讓出一條通道，但門口根本進不去，靠門口的地方，屍體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數人燒得和煤炭渣一樣，有些人像瀝青一樣粘在一起。空氣中充斥著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們拿著鐵鍬和十字鎬站在屍體堆裏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現場，大家必須動手。”陳福元說。
由於屍體大多燒焦粘連在一起，清理工作非常艱難。陳福元帶領官兵先從俱樂部兩個門口開始清理，由於現場的群眾特別多，並且大多都是遇難者親屬，考慮到用十字鎬、鐵鍬清理屍體會傷害遇難者親屬的感情，官兵們隻好用手扒。門口最上層的屍體基本上已被雪水凍結，官兵們想盡辦法小心地將他們分開。由於很多屍體粘得太緊，實在無法分開，官兵們隻好將粘在一起的幾個屍體整體搬運到禮堂外再分開。分著分著，有些戰士便開始和群眾一起號啕大哭起來，他們實在受不了現場的慘狀。
清理中，很多屍體已被燒得肢體不全，找到的殘體很多連親屬都無法辨認。被壓在底層的屍體因為高溫焚燒，稍微用點力就碎了。有些屍體實在無法找到，戰士們就按照親屬的要求幫助他們尋找半片衣服布料或一個頭飾……
陳福元要求救援官兵克服一切困難加速清理，因為現場清理速度越快，對遇難者親屬就多一些安慰。官兵們忍著巨大的悲痛與心理陰影全力投入到清理工作中，4個小時後，現場基本清理完畢。看著院子裏堆滿的黑乎乎的殘體，陳福元和戰友們一分鍾也不願多停留，流著眼淚悄悄撤離。
當官兵們上車離開團場時，群眾揮淚與他們告別，有些遇難者親屬直接以下跪道別的方式向參與救援的官兵表示謝意。回到部隊後，許多官兵因為無法忘記清理現場的慘景，很多天都無法吃飯。
陳福元說，由於工作原因，他經常路過61團場。看到集中安葬火災遇難者的墳場到處掛著紅領巾，那些孩子們痛苦的表情就會清晰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胡佐國：500餘名學生喪生火海
胡佐國，1977年在61團場子校擔任高中政治教師。
胡佐國說，火災後，遇難者的屍體全部集中到了團場子校，所有的桌子上全放著蓋著白布的屍體。桌子不夠用，有些屍體就放在教室的地上。當時，鄰近61團場的、凡是會木工手藝的人全集中到了團場子校做棺材。
“整個學校感覺一下子空了，原本擁擠的校園冷清了！”胡佐國回憶當年春季開學的情景時，長久地歎息。胡佐國說，團場子校是中小學合校，有近1600名學生。火災中，該校有500餘名學生失去了生命。
“我記得火災後，學校四年級4個班的學生隻剩下了不到一個班的學生。”胡佐國說，老師們失去了心愛的學生，孩子們失去了昔日的玩伴，那種淒涼與悲慘的心情沒有經曆過很難體會。
胡佐國寫得一手好字，在那段時間裏，他和同事一直忙於刻墓碑，看著墓碑上那一個個熟悉的帶血的名字，胡佐國常常會情不自禁地停下手來發呆。
胡佐國姐姐的兩個兒子也在這場大火中喪生。此後的幾年中，胡佐國的姐姐和姐夫始終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現實。1984年，姐姐和姐夫遷回河北老家，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新疆。
母親用身體護住5歲兒子
看電影時，劉蓮英母子4人坐在前排的位置。22時15分大火著起時，劉蓮英看了看表。30年來，這個時間她記得最清楚。
“我要保護我的孩子！”大火蔓延時，保護孩子成為劉蓮英惟一的想法。當時，禮堂內已是一片混亂，擁擠的人流將劉蓮英母子4人衝散。黑暗中，劉蓮英緊緊抱住小兒子蔡招銀，以近乎嘶啞的聲音哭喊著其他兩個兒子。人們紛紛擠向惟一的出口逃生，抱著孩子的劉蓮英被擠倒在地，孩子被她緊緊護在身下，她不知道有多少逃生的腳從她身上踩過。黑暗中，一道亮光從劉蓮英眼前劃過，離自己不遠處正是舞台的側門，已經被人打開。此時，倒在地上的劉蓮英的頭發、後背、腿部已被滴落的瀝青大片燒傷，整個人身上都冒著熾熱的白煙，灼熱的火苗啃噬著她的每一寸肌膚。
“一定要帶著兒子活著出去！”劉蓮英懷裹兒子憑著最後的一絲力氣匍匐著向亮光處移動。“能朝前挪半米，我們母子就遠離死亡一步。”劉蓮英說，當時她就是靠這種信念幸存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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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俱樂部的劉蓮英感覺全身都在燃燒，幹裂的嘴唇仿佛隨時都會脫落，她一邊不停地抓起路邊的積雪往嘴裏送，一邊踉踉蹌蹌地朝家的方向走……
火災後，小兒子蔡招銀安然無恙，老二蔡雲峰幸存，最討人喜歡的老大蔡雪豐卻沒有兩個弟弟幸運，被無情的大火吞噬。劉蓮英因身體大麵積燒傷，在醫院裏躺了三年。三年裏，她的名字一直在病危名單中，但她靠著堅強的信念活了下來。現在，劉蓮英不願再多談30年前的那場災難。
記者采訪劉蓮英時，她努力地想用手指計算大火過去了多少年，但她的雙手因為那場大火已沒有一根可以伸直。
幸福像花兒一樣綻放
回想當時的情景，仇茹萍說太恐怖了，那時她隻有14歲。
當大火開始燃燒屋頂木椽時，被擠在人群裏的她感到頭“嗡嗡”作響，高度的恐懼與慌亂使她不知道該怎麽辦。仇茹萍看到，有的孩子被凳子絆倒，有的孩子被擠倒，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大門。
那場火災中的呼喊聲和哭叫聲在仇茹萍的記憶裏從此反複回放了30年。
現在，44歲的仇茹萍已經很少在夢裏夢見父母了。“前幾年的時候，經常夢見。醒來後，淚水早已浸濕枕巾。”
那段時間，仇茹萍的腦海裏總會出現記憶中母親的笑臉，然後是父親的鼻子和嘴上都是血。還是14歲的她離他們很近，能聽到他們沉重的呼吸聲。
仇茹萍說她是最後一個從大火中走出來的人，和她一起來看電影的父母及弟弟、妹妹則沒有出來。
火災後，仇茹萍身體50%的麵積被燒傷，在醫院整整躺了半年才康複。
康複後的仇茹萍在團場領導的照顧下繼續著自己的學業。1983年，高中畢業的仇茹萍被分配到當時的團部商店作了一名售貨員。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仇茹萍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孤兒的王蘭新。
“當時的感覺是，他能照顧我一輩子，因為我們都是孤兒。”仇茹萍回憶說。
此後的日子裏，在愛情的滋潤下，仇茹萍逐漸從災難的悲痛中走了出來。1987年，仇茹萍和王蘭新結婚，隨後有了他們愛情的結晶——兒子王嘯。仇茹萍現在是幼兒園教師，每天和孩子們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樂。
業餘生活中，仇茹萍隻有一個愛好——養花。每天早晨起來聞著各種花兒的芳香，看著花兒自由生長，再想想家人平安、健康，她覺得自己其實很幸福。
樂觀是上帝賜予的
她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王萍。聰明、機靈是很多人對她的評價。
大火那天，王萍和19歲的姐姐王琪一齊去看電影。最初著火時，似乎沒有多少人在意，可姐姐還是拉著她往門口擠。當王萍和姐姐從人堆裏爬出來時，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王萍說，她隻記得自己一頭紮進了牆下堆著的積雪裏，一摸自己的臉，竟摸下一層皮……
王萍還記得，為救其他小孩，姐姐王琪出來後又衝進了禮堂的大火裏，隨後再也沒出來。火災後，父親緊緊抱著滿臉是血的王萍，這個戎馬生涯多年、從來沒有在兒女麵前流過淚的硬漢，在數千人麵前嚎啕大哭……
“全身燒傷麵積90%以上，身上隻要能利用的皮膚組織都利用了。剛剛結好的痂，可能因為一次稍微不注意，新的皮膚就又壞死了。”王萍說，在此後長達十幾年的治療時間裏，她對痛覺徹底麻木，能夠活下來已經是一種幸福，還有什麽克服不了的！
在團場領導的照顧下，王萍在團場武裝部當話務員，從依靠父親喂著吃飯到能夠幫助父親做飯，從不能下床到能下床走路，甚至現在扔掉拐杖，王萍用自己的堅強讓父親的臉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王萍說：“生活給了你的你就要珍惜，我的樂觀是上帝賜予的。”
未曾謀麵的父母
1977年，是陳小留出生的那年，也是父母罹難的那年。
30年過去了，在陳小留的記憶裏，父母的樣子很模糊，她常常會去父母的墳塋前看望他們。她知道，即使記憶裏未曾與父母謀麵，但血濃於水的親情永遠無法抹去，她要守候他們，為在天堂裏的父母祈福。
事發當晚，不足兩個月的陳小留正暖暖地依偎在奶奶的懷裏熟睡。她哪裏知道，爸爸媽媽還未來得及為她取名，就已被火魔吞噬。
陳小留和姐姐陳芳成了孤兒。為了紀念這場大火留下的生命，奶奶給她取了小留的名字。為了照顧好姐妹二人，團場黨委將姐妹二人遠在老家江蘇的親戚接來安置。從此，陳小留姐妹被叔叔嬸嬸收養，團場出資供其上學。
1998年，陳小留從石河子衛校畢業。在外奔波了幾年後，2006年6月底，小留毅然回到了61團場。她說，回來是有原因的，一方麵是團場培養了她，理應知恩圖報。另一方麵，隨著年齡的增長，內心深處對父母的懷念越來越強烈——她想一輩子守候著父母。
現在，陳小留是61團場阿力瑪裏社區醫療服務站的一名普通護士，她所在的醫療服務站對麵就是父母遇難的地方——團場禮堂舊址，現在的鑒園。
2007年2月普普通通的一天，當記者來到農四師61團場時，團部鑒園門口曬太陽的老人開始慢慢增多。一個門樓、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圍牆，這幾乎是鑒園現在的全部內容。
在外人眼裏，鑒園不過是一個空蕩蕩的還未完工的公園，可對於門口那些表情複雜的人們來說，這裏卻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太多的傷害。從火海中死裏逃生的他們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雖然留住了生命，但他們失去了親人、家庭……
鑒園之鑒
2007年2月18日，農曆正月初一，30年輪回後的見證：隨著春節這一天臨近，61團場鑒園門口曬太陽的老人開始慢慢增多。
鑒園是61團場的人們可以最直接感受到親人氣息的地方。10年前，61團場將保留了近20年的禮堂殘牆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所開放式火災教育主題公園——鑒園。
10年前，推倒禮堂曾經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但是今天，大家的心情已經很平靜。
“過去的東西就讓它過去吧，現在有些東西其實更重要！”“2·18”火災遇難者親屬肖傳金認為。
肖傳金說，現在想兒子了就來鑒園看看，年齡大了很少再去墓地，畢竟到公園和到墓地在心理上還是有區別的。
鑒園附近的居民說，聚集在鑒園門口的老人們很少說話，也很少提及30年前那場災難，但大家心裏都清楚來鑒園散步的目的。
大多數團場人認為，鑒園是大家的，他們需要一個對親人祭奠的地方。
趙廣輝：你在他鄉還好嗎？
從飄雪的寒冬到冰雪消融的初春，我們一直在61團場采訪，我們聆聽了數百名火災親曆者對災難的回顧。目睹殘陽下的那些幸存者，站在掩埋著694名死者的墓地上，我們一直試圖找到知道這段曆史的每一個人，特別是當天點鞭炮引燃大火的趙廣輝。因為如果不是他點燃鞭炮，災難就可能不會發生。
我們不斷尋找可能找到趙廣輝的線索，他當年的鄰居，他兒時的夥伴，他父親的老鄉，保護過他生命安全的霍城縣公安局看守所民警，（）還有可能可以查到他下落的自治區公安廳、廣東省公安廳……但是，我們終究沒有找到他。
如果按時間推算，趙廣輝今年已經42歲。30年過去了，不知道趙廣輝是否還時常回憶起當年的那場大火？今年的正月初一，不知道趙廣輝是否會想起當年那個充滿悲慘氣息的災難？
為了這次采訪過程的完整，也為了在“2·18”火災30周年這天祭奠那些長眠於地下的亡靈，2月17日、18日，記者再次來到61團場。
站在滿目荒涼、紙錢紛飛的“三大片”墓地裏，看著那些已經沒有眼淚、表情淡然的上墳者，很奇怪，記者心裏萌生了一個問候：趙廣輝，你在他鄉還好嗎？今年你會回來看看他們嗎？
不能忘卻的災難
今年2月18日是“2·18”火災30周年紀念日。曆史竟然如此巧合，30年後的這一天恰巧也是農曆正月初一。
30年來，全國少有刊物公開報道過“2·18”火災，就是在信息資訊無所不包含的互聯網上，你也很難找到有關“2·18”火災的詳細記錄。即便有記錄，也僅僅是百十個字的簡介。
30年來，因為“種種原因”，“2·18”火災一直沒有被媒體公開報道。今天我們以詳盡的報道還原這段曆史，目的隻有一個，曆史不能忘記，血的教訓告誡我們，悲劇不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