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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饑荒歲月- 農村人的鬼門關

(2011-12-08 03:01:51) 下一個

作者簡介

    李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蘇省射陽人,新華社高級記者。曾任新華社山東分社副社長、黨組副書記。山東大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就讀於中央黨校與中國新聞學院。 

“ 三年饑荒歲月的記憶
  
   李 錦
  
  寫在前麵的話
  
   在我的經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我出身在江蘇省射陽縣興橋鎮,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餓,拾麥子、挖野菜,吃榆樹皮,掙紮在死亡線上。
    我從事新聞工作38年,大半輩子就做這一件事。自己亦懷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寫出。這樣的事情已經過去快50年了,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件事了。我當了大半輩子新聞記者,報紙上登的總是按上頭需要或允許您寫的。如果不把三年饑荒這段真實情況寫出來,我心裏感到對不起那段曆史,對不起老百姓。現在適逢自己出版散文集《鹽阜家譜》,得以把這段經曆寫出來,也是了卻一段文債。籍以奠祭在那場大災荒中死亡的家鄉親人,懷念帶領我們從死亡線上掙紮過來的母親。


  
  吃 食 堂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一
   李 錦
   人最難忘的是受苦受難和大起大落的日子。在我生活中,對農村印象最深的是兩段曆史,一段是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一段是1980年的農村包產到戶。
   對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是從人民公社成立開始的。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著三角小旗,拚命地喊著“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麵,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一頁一頁翻開的。
  辦食堂是與人民公社是同時進行的。據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社會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一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裏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你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裏的菜,你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托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確實,在1958年,繼大躍進而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鋪開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吃食堂緊跟著泛濫起來。一級級命令,排山倒海般的傳下來。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後的兩三天。興橋大隊分成南、中、北三個街,辦了三所食堂。我們中街的在黃奎德家開始的第一頓。他家是開旅社的,地方比較大,能盛十多張桌子。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一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
  我提著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麵上。我們平時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麵,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參加會議時與三弟一起吃過一次紅燒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錢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這一次。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一家,吃飯不要錢了” 。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麵春風笑開顏;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一半;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一分一秒都爭先;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裏越是甜;為什麽越想心裏越是甜 ? 共產主義快實現 ! 人人幹勁足,個個齊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錢”。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首詩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 "特產 " 。這樣的句子,不講究什麽文辭,讀的時候特別流暢,使每個人讀起來心裏都有一種燃燒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一頓不如一頓了。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一個食堂,在街南頭。一個月時間不到,食堂裏頓頓都是稀粥,幹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裏麵,表麵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裏沒有米。記得每天天還不亮的時候,鄰居高大喜子、孫五鎖子便叫著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鍋底撈,能撈到小半碗米,我們那時剛上小學,做飯的人同情我們小孩子。過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湯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點米,添在舌頭上,舍不得咽下。後來,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們每個小學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豬尿泡似的被吹大起來,亮亮的,手一戳就能點破的樣子。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裏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裏隻有40斤左右的糧食,最多的人家也不過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糧食也吃不了多久。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後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一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裏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後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幹,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卜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麵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們家開始買了1000多斤胡蘿卜葉,吃完了便挑野菜吃。開始有馬薺菜、鹽蒿子,後來便挑一種帶刺的徐徐菜。苦苦的,連豬也不肯吃。有人家開始吃樹葉,剝樹皮。合德鎮有個姓戴的富農,家中藏有兩罐銀洋錢,餓得什麽也沒有吃的時,從地下挖出來與人家換了兩小罐鹹菜,用鹹菜和著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數人家比,我們家的日子過得更為艱難。縣裏在大躍進抽幹部帶隊到安徽馬鞍山煉鋼鐵,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親被抽去當射陽縣伐竹連連長,一去就是大半年。農村的人靠著土地,而小街上一點點土地也沒有,隻有下鄉去挑野菜。母親領著我們弟妹四個艱難度日,我是老大,8歲,妹妹6歲,三弟3歲,四弟1歲。200斤胡蘿卜,60斤米就是我們的全月的糧食,平均每人每天4兩米,經常拿著瓢到鄰居家借糧是我最感害羞而無法逃避的事。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沒有一點油水,肛門脫落,臨到解大便時弟妹們便哭得死去活來。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腸胃炎發作,被送到醫院。有人說病床上剛死了一個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這個孩子命不強。母親嚇得把我從病床上抱起來,一直坐到天亮,淚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饑餓的日子裏,母親總吃著野菜,僅有的米都讓我們吃,遇到野菜飯不夠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兩頓餓著。我們終於奇跡般地活下來了。我們深情地熱愛親愛的母親,是她帶著我們渡過最艱難的歲月。
   父親回來了,我們的生活才日見好轉。我們那裏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一帶,災民像流水一樣湧來挑野菜,躲饑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這些經曆,寫在2000年出版的《大轉折的瞬間》一書中。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裏總是酸酸的,感念母親,在那苦難的日子中,弟妹四個竟都活下來,沒有母親的堅強庇護,不可能有後來的我們。
   現在興橋的老人都還在,見到他們常說起當年那饑餓的歲月。老人作古的越來越多,曆史漸漸被人們遺忘。走在興橋街上,路過那一扇扇門,想起當年走出一個個饑餓的人,記得還有小時候一起吃食堂、挑過野菜的小夥伴們,心裏很難平靜下來。


  拾 麥 穗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二
  
   李 錦
  
   車從射陽縣城合德朝南到黃沙河時,每到橋頭我總要西望,那是誠民村,是我小時候拾麥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饑荒到來時,我隨母親一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裏拾麥穗。
  饑荒的突然到來,興橋街上的人苦極了。解放前本來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醫院、中學、供銷社、食品站占滿了,隻剩下小河西邊一個蔬菜隊,也不再種麥子了,吃糧到糧公所買,。災害到來時,糧公所在供應最後一批從山東運來的地瓜幹後,就再也沒有糧食供應了。我們隻好到鄉下拾麥子吃。鄉下人不容易餓死,街上反而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黃沙河北的誠民、西興一帶,溝渠多,土地肥,麥子也長得好。當一陣陣熱風把麥海推出道道金波,我們的眼看得都花了。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一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裏了。人家割麥的人拿著鐮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麵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一轟而上,在麥茬裏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一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裏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於是,鄉下的人便換一種方法,隻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數勞力在四周維持秩序,這些護麥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莊稼漢,狠起來像凶神一般,手裏揮舞著鐮刀,誰敢搶先下地,便把你的籃子剮了。後來他們就揮舞著鐮刀沒頭沒腦地砍下來。舊社會,地主的家丁就是這麽幹的,現在是鄉下幹部們護麥。
  然而,饑餓的人群也不在乎鄉下人罵了,也顧不得臉皮了。隻要麥田一開割,便衝到地裏,在割麥人屁股後麵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甚至這邊一開割,那邊人便從麥田對麵拔起麥子來了。連麥秸也一起拽進籃子裏。四麵八方的人像蝗蟲般湧過來,一會兒,一塊地便搶光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鍁、扁擔揮舞著,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著,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麵。搶麥大戰變成對罵戰爭,有的人哭訴著一家快要餓死的狀況,大家淚都流下來了,鄉下的老人歎著氣,說世道變了。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一片又一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於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還黑黑的便趕來了,在地邊埋伏著,隻要哪裏一開鐮,四麵八方便湧現出無數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將從天而降,一霎時便把麥田“吃”完了。鄉下人惱火了,他們不再割麥了,見到街上人下來便先割籃子,像趕殺似的趕得街上人在田野裏奔跑。母親和姨母們帶著我出來,讓我帶著籃子在遠處的河邊等著,她們用衣服兜子盛麥穗,跑起來也快。把麥子送到我這裏,她們再回去拾。
  那年我隻有7歲多一點,已經能幹活了,弟妺們都小。每天半夜裏,便被母親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時被叫起來,我邊鈕衣扣邊困得又躺下來,母親便一哄再哄,用涼水浸濕的毛巾捂在我腦門上,讓我快點清醒過來。天黑黑的,我被母親拖著,跟著走,隻聽見街上“咚咚咚”的腳步聲,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走在大橋的木板上,像是千軍萬馬過橋似的。100多戶人到大橋頭便分開了,西邊到誠民、西興,東邊到友好、豐登、日新,北邊到興北、新東、新莊。我們家一般往誠民、西興,因為我們家的幹外婆家在這邊。我被母親拖著走,走過一片又一片麥地,我也跟著大人到麥田裏搶麥穗,小小的手拔著麥杆,手劃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麥,隻是用手拔麥秸。
   鄉下人來了!他們像凶神一般揮舞著鐮刀、扁擔,喊殺過來了,我們小孩便扔下藍子拚命跑著。有的鞋都跑掉了。光著腳在麥田裏跑,留下一路血跡。我跑得慢,那扁擔和鐮刀帶著“呼哧”的風在耳邊掠過,鄉下人心並不壞,見到我是小孩隻是嚇唬嚇唬,真的把鐮刀砍下來,我也早沒命了。那一年,我家被鄉下人的鐮刀砍壞五六個籃子,不過沒有被砍到人,算是萬幸。
  有一天,過了興北、誠民、西興、青春等一個大隊又一個大隊,又餓又累,走得腳發酸頭發暈,暈倒在地上。涼風吹醒後,想到弟妹們還等著下鍋,我又隨著人流往西走。饑肚轆轆了,走不動了,揉一把麥粒在口中嚼著,然後到河邊咕嘟咕嘟喝幾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裏已看不清時,我才發現一起出來的大人一個也看不到了,趕快往回趕。一個人摸著路,隻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撲通撲通的。路過亂墳場,螢火在墳間一閃一閃的,覓食的狐狸與黃鼠狼竄來竄去,我被嚇得頭發豎起來,黑天曠野裏了不敢哭,哭了也沒聽人聽見。當時,路上常遇到大躍進新挖的農莊河和一條條深溝,溝溝坎坎,總轉不過去。路上遇到同學王聲洪的媽媽,與我是一個大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來,領著我回來。到家時已是深夜了,母親癱坐在門坎上,弟妹們已睡著了。我見到母親,眼淚像家泉水一樣流下來,母親含著淚把拾的麥子攤在地上,等天亮再曬。
   想起那些拾麥的歲月,哪裏是拾麥,簡直是搶麥,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搶回自己的生命,不是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後,我看到米勒的名畫“拾穗”,便想起拾麥的日子,引發我對故鄉的思索。我覺得米勒畫得不象,因為他畫得太美了,他那融渾的色彩,顯得太深沉了,太冷靜了,特別是婦女很悠閑地彎腰拾穗,太富於詩意。米勒不了解災荒與混亂那種拾麥穗,是一種搶奪與戰爭。當然,中國的畫家也沒有見人畫過那場麵。
  這些場麵,隻有我家的鄰居們還都記得,後來人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有過拾麥的經曆。偶而閑談起來,誠民的陳二舅歎一口氣說,那年頭不能提了,人都沒有命了,不搶幾把麥穗,能活下去嗎?許多人便是在那年頭餓死的。麥收時節,拾麥穗的日子僅僅是十天八天的,以後更長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實在無法忘記。

  暈 倒 在 野 地 裏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三
  
   李 錦
  
   “中國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是我在一本書開頭寫的第一句話。這是我從三年自然災害中得出來的親身體會,也是對中國幾千年曆史最原始的認識。
   一個人對饑餓的態度與理解,關乎他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甚至整個的人生哲學。在70年代末,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報道包產到戶;後來又不同意把產權改革搞到土地上去,這種態度和宣傳報道立場,來自人生體驗。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饑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裏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上學剛剛兩年的我,中午放學回來,太陽在上頭一照,頭暈眼花,走路搖搖晃晃的。角頭街木橋是用兩塊板鋪起來的,很窄。我走到中間腿肚子打顫,看到河裏的水,心發慌,頭皮發麻,嚇得蹲了下來。與同學們相互攙扶著才敢過橋。過了橋,腳步便拖不動了。過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說《豔陽天》中有一句:“餓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動了”,我很佩服浩然的這句話,覺得他了解農村。那時候,我們便是看著自己在太陽下的影子,走不動了,看著,看著,眼就花了。
  從建湖過來有個鄉親叫和尚頭的,有一天在街南頭路邊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響的人,回老家數月不見,這個高大的男人掛著一臉的皮,嚇得別人不敢靠近他。他癱坐在地上哀求說:“大爸大媽啊,有一口米湯喝,我就能回家了……”有人問,“你不是剛從家裏來嗎?回去幹什麽呀,”他回答說,沒想到天下都是沒飯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裏呀。”大家默默地看著他走了,不久聽說和尚頭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無聲無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卜纓子。到了三月,胡蘿卜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一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有一天,幾種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一吹,肚裏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當時我隻有8歲,老姨比我大6歲,堂姐桂英比我大兩歲,她們領著我到河西邊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幫我擦嘴,用水濕了濕毛巾,放在我的腦門上,說歇一會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讓我在地上躺一會兒。可家裏下頓還等著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時要不斷的尋找,為了節省力氣,便跪在地上用膝蓋往前挪。頭上的太陽像火一樣炙烤著大地,實在因為虛弱,加太陽在頂上曬著,挑了一會野菜,眼睛發花了,直冒金星,一閃一閃的,腿發軟,連溝也邁不過去了。我扶著南邊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這是餓昏了。等我醒來時,已是太陽落山了。起風了,天涼涼的,隻聽見肚裏嘰嘰的響。老姨還在近處挑野菜哩,我們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著籃子,老姨攙著我,回家了。老姨說我暈過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覺。母親聽了,趕快把給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湯,甜津津的,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時候三歲,咽不下野菜,整天歪著頭,無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一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喂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太陽一出來,白茫茫的一片鹽堿,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鹽蒿子。鹽蒿子耐鹽耐堿,堿很重,可它還是碧綠的。隻有堿太重的地方,鹽蒿子長成紫色的,那種鹽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遠的地方去采。鹽蒿頭采光了,便采鹽精子,也就是鹽蒿子種子,曬幹揚淨後磨成麵,摻在野菜裏吃。後來野菜越來越多,薺菜、曲曲菜、馬齒莧都長起來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饑餓的感覺。饑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饑餓並沒有銳利的痛感,那是種慢性的虛脫。胃裏沒有食物,大腦被停止了供給,麻木了。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欲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麽也不敢想了,隻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一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災荒那年的麥收時節,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麽多人拾麥穗,麥草尖上隻有一粒麥,我們也舍不得丟掉。這時候聞到新麥的氣息,大腦中便有種大難獲救的感覺。
  在饑餓中生活過來的人,觀察與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變化。餓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飽飯,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後來我覺得什麽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塊田這一點不能改,有一塊田就餓不死人,沒有田地靠什麽養活人呢?國家這麽大,聰明人很多,點子很多,也有不少餿主意,當家的人首先要考慮一條,人人有飯吃,然後再想其它事。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這一條如果站不住腳,很多人就可能造反,這種造反肯定是有理的。

難 熬 的 夜 晚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四
   李 錦
   回到老家狹長的院子,見到晾曬的衣服,又猛然間想起母親。我們小的時候,母親每天勞動量最大的便是拆洗被子,曬被子,縫被子。這些辛苦,都是弟妹們溺床為母親帶來的。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很害怕夜晚的到來。因為沒有糧食吃,我們喝的稀湯水,尿顯得特別多,喝的水在夜裏都尿完了,常常一尿半床被子都濕了。睡覺前,母親總要提醒我們解手。可是睡到半夜,夢裏總想到解手的事,有人追我,打仗時自己便使勁地解手,解了一半才發現尿在床上,身子下麵濕濕的,趕快起來。人越長越大,尿也多,一尿就濕半床被子。我與三弟在兩頭睡,常兩邊發水,那就不能提了。我知道弟妹都溺床,沒有被子換了,自己便忍受著,用自己身子把潮濕的墊被暖幹,常常睡不著,到天快亮時才睡著。等母親喊醒我時,都該上學了。一起床,我趕緊把這滿是騷味的被子、褥子掛到洋條(鐵絲)上曬。
  天氣漸漸冷了,母親便忙著為我們做棉衣。晚上躺在床上,把弟弟們哄睡以後,母親再起來做活,每個人棉衣的裏子、麵子要綴綴補補,再套棉花引線。孩子小的時候,自己不能係皮帶,都是縫的布帶子,掛在肩上,大的該釘扣子的釘扣子,都要做好,等天亮起來能穿上。忙活了這些,母親再做衣裳,既是裁縫,又是針線工,一家七八口,過年都要有一件新衣裳,等母親把這些活幹完了,便是深夜一兩點了。我們睡一覺也醒了。母親再把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一個挨一個叫醒,嘴裏“徐徐”地吹著哨子,哄著孩子解手。孩子們都是半夜裏被叫醒,心願意不願的,迷迷糊糊的解完手躺下去,母親再幫助一個個掖好被子。有的睡得很香被叫醒了,不願意,還哭呀,鬧呀。可是不叫醒也不行,否則這一夜又“水漫泗洲”了。就是這樣,差不多每夜總有一個或兩個尿床的。母親預先把幹被子準備好,等孩子們尿床了再換。
  天亮了,母親把尿濕的被子拆洗了,晾在外麵曬。每天離開家,總見到堂屋裏一大桶衣裳,一個搓板。為趕太陽,母親一早便起來搓衣服,為了節省肥皂,總是使勁地搓,常搓得滿頭是汗。有時冬天要脫掉一個膀子的棉襖,才能使上力氣。洗不完的一件又一件,母親的手成在在水裏泡著。我們看到母親雙手每個關節都裂開血口子,目的地到一線線血絲,甚至連指尖上也裂開口子。母親手上常貼著一塊塊膠布,有時血能滲出來。等到我們放晚學的時候,母親總是在縫被子,三弟、四弟總喜歡在被子下麵鑽來鑽去的,像小狗似的捉迷藏。這時候,母親總催著我們去抬水、看粥鍋。有時候,陰天沒有太陽,母親便在鍋房裏烘,一邊燒火,一邊烘被子,鍋灶邊總是放著鞋墊、襪子。每天晚上,把我們的鞋墊子放在鍋灶旁,排成一隊,第二天一早崩幹,再替人們換上。冬天更麻煩了,潮濕的被子、褥子容易上凍,有時等我們晚上快要上床了,母親還在鍋屋裏烤被子哩。
   母親總是這樣,起早摸黑地忙著。也不知道她是什麽時間睡的,有時都聽見雞叫了,或者黃沙河裏輪船汽笛響了,她才打個瞌睡,母親這時也不敢睡,一睡著了便醒不來,第二天一大家子的早飯,一大堆被子還都等著她呢。母親常常是不脫衣服,就倚在床頭上迷糊一會就起床了。
  有時候,我也想插手做點家務,母親總是不讓,說男子漢念書就行了,不要婆婆媽媽的,那樣沒有出息。雖然母親有時也與鄰居說我“油瓶倒了也不扶”,但總是人家誇獎我學習用功的時候,母親才這麽說,母親是在誇獎我哩。因為她總認為男的就應該讀書求功名,不在乎做多少生活。後來,兩具妹妹都很能幹活,是受母親的影響。
  看到母親這麽累,我們有時說等大了就好了,這時母親臉上很難得的露出點笑容,說“早點帶個女人回來,就像秀風大姐那樣的,你媽媽一輩子便是福份了”。秀風大姐是對門高大哥的女人,很勤快,也很孝順,每天早上看到她為病重的婆婆梳頭,洗衣服做菜很麻利,而且嘴也甜,從來都是笑眯眯的,沒見到她發過一次火。我想,要找女人就要找秀風大姐這樣的,將來能幫媽媽幹活。我是老大,這是我的責任。嘴裏沒有這麽說,可心裏這麽想,我長大了,一定要報答母親。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夜晚,看著媽媽和衣坐在床頭在如豆的燈光下縫補衣裳,這是我永遠記著的一幅畫。我是看著媽媽怎麽服伺我們,是怎樣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們拉扯大的。

 
  年夜飯是一鍋胡蘿卜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五
 
   李 錦
  
   1959年的春節是在饑餓中到來的。
   吃食堂後兩個月便沒有糧食吃了,拾完麥子拾花生,拾完花生拾山竽,找完山竽拾胡蘿卜,找完胡蘿卜便拾胡蘿卜纓子。從夏天拾到冬天,一直拾到大年三十晚上。為了過年不再下鄉,我們拾胡蘿卜一直拾到三十晚上。
  天黑好長時間了,母親還沒回來。三十晚上沒有月亮,星星也躲起來了,黑黑的天像鍋蓋一樣蓋下來,地上沒有一點亮光。路上融化的雪已結成冰,走在路上的人,不時與冰雪磨擦,發出“吱呀—吱呀”的響聲,在夜晚顯得特清晰。我們弟妹四個便在大門口等著,等久了,我便讓6歲的大妹帶著三弟、四弟,我自己跑到黃沙河大橋上等。隻要黃沙河大橋北頭有人走路,從橋南頭便能聽見,兩眼盯站北頭看,遠遠看到不是母親的身影,我便又折回身子再回頭等著。我們等久了,大妹妹抱著小弟,領著三弟到橋上來,我一看不得了,都凍壞了怎麽辦。病了沒有錢看,麻煩可就大了。我趕著他們一起回家,重新回到大門口等著。
  我抱著小弟,大妹和三弟開始都坐在門檻上,坐久了,就互相倚靠著,弟妹四個緊挨著。我們又冷又餓,等啊,等啊,母親還是不回來,有人家已經吃過年夜飯,都熄燈睡覺了。忽然聽到大橋上有人說話,咚咚咚的腳步聲傳來了。三弟突然驚醒說“媽媽家來了”,老遠就喊“媽媽”。“你媽媽和姨娘朝西興那邊去了,現在該到誠民六隊了”。說話的是王三媽,同學王聲洪的媽媽,她常和媽媽往西北方向。“哎呀,天黑這麽久了才到誠民六隊,什麽時候才能回來呀?”弟妹們失望了,三弟哭了起來“媽媽,媽媽”,大妹見三弟哭了,她也哭起來了,四弟本來躺在我懷裏睡著了,被哭聲驚醒了,又是“媽呀,媽呀”地哭。我又急又氣,不斷訓斥大妹妹,大妹被訓怕了,不敢吭聲。過一會,三弟、四弟邊哭邊睡著了。街南頭路過的婦女們,見我家弟妹四個在門口等著,總是說“你媽媽她們拾胡蘿卜到街北頭了”。
   又等了不知多久,聽見大橋上木板響了,腳步匆匆的,大概到十一點了,多數人家燈已熄了。才見到母親與姨母匆匆從大橋上下來。母親像跑一樣來到家門口,三姨背著一籃子胡蘿卜跟在後麵。
  坐在門口四、五個小時的我,一直安慰著弟弟、妹妹,這時見到母親,淚水嘩啦一下象線一樣竄了下來。母親趕緊接過四弟,弟弟妹妹一下子都醒了,見到母親都哭開了,嚎哭一般,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媽媽邊哄著邊涮鍋做飯,做的是胡蘿卜飯。母親與姨母趕快把剛剛從鄉下拾的胡蘿卜洗一洗,剁碎倒在鍋裏。
  人家吃完年夜飯早就進入夢鄉了,人家剁肉坨子的,嗵嗵嗵的響聲早已停了,油鍋裏炸坨子的嗤嗤響聲也都息了,門外空氣裏還彌漫著油香味。整個興橋就我們一家在剁胡蘿卜,刀砍在砧板上很清脆的聲音,嗵嗵嗵嗵的響。過年吃不上用肉做的炨子,便意味著這個年沒有過得去,要遭人家恥笑的。母親是要麵子的人,自已受窮可以忍受,可不能讓人家看不起。我家沒有錢買肉,隻有靠自己拾的胡蘿卜過年充饑,可是母親一邊剁胡蘿卜,一邊掉眼淚。淚流下來,也不擦一下。我懂了母親的心思,也抱起菜刀使勁地剁,嗵嗵嗵嗵,嗵嗵嗵嗵,像是二重響,此起彼伏。看我發狠地剁砧板,母親的淚流成了行。把弟弟驚醒了,才止住剁葫蘿卜。一歇下來,就困了,我很快就便睡著了。也不知飯是什麽時間煮好的,當我們吃上飯時,弟妹幾個都困得睡著了,餓過勁了,也不想吃了,隻想睡覺。大年三十晚上,我們吃的是胡蘿卜飯,很少很少的米,也沒有菜,是切碎的胡蘿卜裏撒上一把鹽。
   過年了,人家把我們家深夜剁胡蘿卜的聲音錯當成了做坨子了。鄰居說,“李二媽,你家做多少炨子,半夜裏還聽見剁坨子的聲音?”母親苦笑說“多哩,多哩”,人家哪裏知道我們家過年連肉味也沒聞到。
  一鍋胡蘿卜,這就是我們家1959年除夕的年夜飯。
 
  張著嘴餓死的舅爹爹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六
  
   李 錦
 
   在三年大饑荒中,到底餓死多少人,說不清。
  
  我是在1980年農村家庭承包調查時才了解一些全局情況的,知道當時是全國性大饑荒。1959年的中國人口總數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1961年則為6.58億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1400萬人。根據當時的人口淨增長率計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比1959年應該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口的人口數,當在4000萬左右。當時戶戶聞哭聲,村村建新墳,正是“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在我們興橋街北邊有興北、誠民兩個墳場,小河西邊是龍灣墳場,南邊幸福墳場,這些墳場差不多都是1959年秋後開始建起來的,因為當時死人特別多,特別集中,墳場也發展得特別快。墳場多,狐狸多,黃鼠狼也多,常常跑到街上老百姓家裏來。我在家的鍋屋裏便見過狐狸,狐狸盯著你看,站著笑眯眯的,使人看了頭皮發慘。
 
  父親的舅父王廣如就是這時候餓死的。老人家也隻是50多歲的人,按說還是個壯勞力,但是沒吃的,一個活脫脫的人便倒下來。年輕人都出去逃荒了,把他放在家裏。他沒有吃的,便病了,躺在床上等死。可是過一兩天就是不肯走,嘴唇一直在嚅動著。兒女們回來看他,他早不能說話了就是張開嘴。年紀長的人說,趕快弄點吃的來,當時也沒有吃的,兒女們趕快把要來的飯在鍋裏用水和一和,燒開了,舀一勺子米湯進來,用調羹倒在他嘴裏,他才嚥氣。後來人們解釋,人如果是餓死鬼投胎,來生還是餓死鬼,所以舅爹爹不喝一點東西是不會嚥氣的,有一種精神在支撐著他。我們親戚小三奶奶是餓死的,幾個兒子出去逃荒了,也沒有人養他。老頭子連氣帶餓,最後是上吊死的。
 
   我有一個表舅叫吳宗嶽,是建湖蔣營人。他聽說我了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事情,連聲說,很多,很多。他寄來幾張紙,都是他們村的事,謹此實錄:
 
   蔣營鎮收成村夏萬章,60年代餓死的,當時36歲。他一家三口人,隻有一個小孩,而當時的口糧標準是大人小孩一樣多,小孩多的人家能討便宜,夏萬章正是壯年,沒糧食吃,便餓死了。
   吳國才也是收成村人,死於60年春,當時39歲。臨死前對家裏人說:“你們給我一個飯團子咽一下,我死也閉眼了”。可是,家裏沒有一粒糧食。每天的所謂“五兩六錢”(16兩製)控製在大食堂裏,誰也無權動支。
   夏朝昆,死於61年前,死時50歲。此人身材高大,是農村的頭等勞力,但食量特別大,口糧遠遠不夠需要,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標準。妻子看自己也吃不飽,跟他受罪,就分了家,各吃各的口糧。分家不久,夏朝昆就餓死了。
  這都是發生在一個村的事,而且首先餓死的都是村裏身體最壯的的勞力。後來村裏人寫信給地委書記陳宗烈,陳書記親自到村裏調查,隻得想法調糧,保證這個村每人有半斤荒糧。
 
 
  死人的情況在當時是普遍現象。聽嫁到興橋的陳韶講,她父親是青春六隊的生產隊長,奶奶便是吃食堂餓死的。1959年春天,她弟弟隻有七、八歲,從隊裏食堂打一罐稀粥,走在路上碗罐打碎了。小孩子不敢回家。而81歲的老太太已癱瘓在床上,起不來,聽到孫子的哭聲,知道沒有吃的,一頭倒下,閉上眼睛。“千村霹靂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實是三年自然災害時的現狀。二十年後我到安徽鳳陽小崗村了解的情況也與這差不多。小崗村大包幹帶頭人之一、村會計嚴立華是大饑荒時幸存者,1978年12月發生的小崗包產到戶會議就是在他家召開的。他向我介紹,他們家6口人。餓死了5口,父母兄弟都餓死了,他成了孤兒。是早已出嫁的大姐把他接走,才活下來的。他們公社從1958年6月開始辦食堂,食堂沒糧食了,就吃小“小秋收”和上麵供應的豆餅,1960年春天,小崗食堂三個月沒有開過飯。老百姓食盡糠、麩、樹皮、草根、棉籽,最後是什麽吃的也沒有了。從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小崗村175條人命有60人餓死,死絕了6戶,有71人逃荒要飯,逃離家鄉。當時村裏人活下來的,沒有力氣,連死人也埋不了,隻好把死人扔到枯井裏和小塘裏。到1962年夏天,小崗村隻剩下10戶、39口人,1頭牛和100多畝可耕地。他說小崗人到了極處才起來造反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人的日子是他們搞“包產到戶”的直接動力。
 
  鳳陽縣小崗村不少人越過省界,到江蘇來討飯。小崗村大包幹帶頭人嚴宏昌的媳婦知道我老家是射陽的,她說去過,你們家的人在自然災害時救活了我們,她顯得特別熱情。她說,他們一路要飯到楊州,又到鹽城,揚州還不如鹽城哩。我有點不信,提醒她是射箭的射陽,她說,“是射陽,在東海邊上有個大閘,再朝東便是大海了,沒處走了”。這位小崗村婦女又捧花生又削蘋果,連聲說:“你們射陽人救過我們,救過我們”。
  過去很多年了,人們說起這場災害,仍然心有餘悸。很多人說這不是天災,是人禍。不是刮五風,不是吃食堂,也不會那樣折騰的。問題出在領導人身上,當然應該怨主要領導,還有他身邊那些了解情況卻不肯說實話的人。彭德懷說了實話挨了整,而老百姓是把彭德懷當忠臣看的。在興橋高洪玉門口小店裏玩,講起這件事,高洪玉講這是蘇修當時卡脖了,當時確實也幹旱,然而在旁邊閑聽的興北村的一個老人說,家裏餓死人,不怪你當家的嗎?國家餓死這麽多人,不怪毛爹爹,怪誰?就是他說的,糧食多的吃不了。
   也不知道老百姓是怎麽知道那麽多事的,看來紙是包不住火的,慢慢的,上麵的東西會傳到民間來的。時長久了,老百姓會了解一切的,民心如秤。

 

賑 災 熱 粥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七
 
   李 錦
 
   1959年11月,我吃過一次飽飯,偷過一鋼精鍋的粥,是這政府賑救災民的粥。
  吃食堂後僅僅兩個月,糧食就吃光了。我們隻能挖胡蘿卜吃。吃完胡蘿卜便吃胡蘿卜纓子,接著便吃野菜。射陽是灘塗地帶,莊稼沒了,草還是長,從新洋農場到大海邊,是一眼望不盡的鹽堿地,很多野草生長得很旺,馬薺菜、鹽蒿菜,鹽蒿種,都能吃。在射陽,吃不飽肚子是常有的,而餓死人還是很少的事。
  到了秋天,建湖死人的消息不斷傳來。我們老家所在的嚴橋村餓死了好幾個親戚。處在死亡邊緣的人隻得逃到海裏來,海裏有野菜,野菜吃了有毒,可毒不死人。我們家在建湖的親戚多不少人家都來了,一住就是三、五個月,他們住在我們家,一邊要飯,一邊拾草。祖父母接待的是李家的老親,而我們家接待的多是母親這頭的親戚。
  不久,災民越來越來多。這些災民都是從江蘇中西部過來的,是高寶興泰一帶的窮人。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是江蘇中部的湖泊地帶,土地肥沃,水源豐沛,餓死的不該是這裏的人。然而在三年災害時期,這裏顯得格外的窮,因為人口稠密,這些人吃不飽飯,像蝗蟲一般順射陽河、黃沙河、新洋河流到海邊。
  這些人到來,為射陽帶來了混亂。要飯的挨家走,這一個剛走,那一個又過來,街麵上要飯的人比興橋街的人還多。他們破衣爛衫的,拖一片,掛一片,總是貼著房簷走,餓急了便到人家屋裏偷,偷飯、偷米、偷錢。大隊派民兵在街上巡邏,見到有打架就抓起來,押送到輪船碼頭上。第二天一早用船運到上岡、建湖去。
  我的大舅在被上麵派到南京挖煤,大煉鋼鐵去了,大舅母領著孩子要飯,早上出去,天晚才回來。要的飯,第二天在太陽下曬幹,再帶回去,有的飯都餿了,她們也舍不得扔掉,用水洗一洗,再曬幹。他們要來的飯,常常比我們家的飯還要好。我說要跟大舅母一起下鄉要飯,母親聽了,非常驚訝,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祖父是特別要麵子的人,從來不許說沒有飯吃,如果孫子出去要飯,不把祖父的麵子丟盡了?大舅母連聲說,孩子,你不能這麽做。我們是沒法子才要飯吃的,隻要有一點點辦法,哪個好意思仰臉求人呀?
  饑荒開始也就是半年時間,上麵了解情況陸續開始撥糧食下來了。聽說,下麵不斷向上麵反映,死的人太多了。興橋是逃荒人集中的地方,政府在興橋開始煮粥給這些逃荒的人吃,吃過一頓飽粥以後便把這些人趕走了。興橋油米加工廠的院子就在我家隔壁。在一個陰氣較重的黃昏,公社、大隊的幹部把這些災民集中起來訓話。要求他們回家好好勞動,不要好吃懶做。有的人叫喊,不是懶做,是餓死人才出來的,這時,大家都等著吃熱粥,一個個眼睛像餓狼似的盯著粥桶。有人拉著叫喊人的衣服,不讓他再磨蹭下去,省得幹部又說半天話。粥桶很大,要等這些災民排成整齊的隊伍才開始舀粥。粥煮得厚厚的,我們隔著玻璃看得口裏發酸。
  望久了,眼睛也酸酸的。眼前突然模糊起來了,有人擋住了眼睛一看,是大舅母過來了,她端著滿滿的一碗粥過來了。看沒人注意,她把這碗粥遞過玻璃窗戶,我楞了一下。大舅母說“快,拿個鋼精鍋”。我愰然大悟,知道大舅母是給我們家偷粥哩。我省悟過來了,馬上回身把鋼精鍋拿過來。把這碗厚厚的粥倒在鋼精鍋裏,接著大舅母又去盛一碗,跑了好幾個來回,鋼精鍋裏也有大半鍋了。大舅母一趟趟的跑,因為盛粥的有兩三個桶,這邊吃完可以到那邊去打,民兵們沒有發現這個秘密。大舅母很高興,每盛一碗粥來,便咧開大嘴笑一回,我們弟妹幾個便很緊張地把粥傳遞著倒在自己家的鍋裏。母親舍不得吃這麽厚的粥,舀點水和上,吃了好幾天。
  這些災民被關在油米廠的院子裏,晚上也不讓他們出來。都登記造冊,按上手印,要求每個人回去保證不再出來逃荒。第二天天不亮,便由民兵押著到黃沙河北邊的輪船碼頭上去,這些船是到上岡、建湖去的。最遠的是高郵、寶應,一直地把他們押送回家。有的不肯走,癱在地上叫喊著說:回家就餓死了。民兵就用繩子把他綁起來,硬拉上船。也有的上了船又跳別到河裏。再遊上岸的,岸上人民兵就用竹杆打。後來有老人勸的,不能打,這些要飯人身子弱,會死淹在河裏的。想起來,那時候的農民們也是太老實了。政府要辦公共食堂,大家也就辦了,農民乖乖地交出了糧食。政府停辦食堂了,老百姓就回家吃飯去了。政府押送他們回家,也就走了,老百姓也沒有上訪的。
   在那階段,我們偷吃了賑災熱粥兩三次。每次都保密得很好,怕傳出去幹部對我們家印象不好,祖父也不知道這件事。


  花 子 鋪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八
 
   李 錦
  
   在三年饑餓的歲月,災民象流水般湧向沿海灘塗一帶。我家收留逃荒的達上百人次,人最多的時候,我們家從前街到後屋同時住達20多人,也難怪興橋人說我們家成了李家花子鋪。
  “花子”,是要飯花子的簡稱。祖父是清代光緒年間生的人,經曆了滿清、年國和共和國三朝。祖父講,在他這輩子裏,見到花子最多的時候便是1959年至1961年,睜開眼看滿世界裏都是花子。每天早上都有花子敲門,有時我們還都在夢中,要飯花子便嗵嗵地砸門了。這些花子多是從蘇北西南部過來的,問他們是從哪裏來的,說是“高寶興泰”就是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四縣。最多的是興化人。後來有從安徽東部來的,有鳳陽的人敲著花鼓來要飯的,有泰州人耍著猴來要飯的。他們衣衫襤褸,穿得拖一片掛一片的,篷頭垢麵,頭發多象堆草,也不梳理。大冬天,多光著腳,沒有襪子穿。多數露宿街頭,也有圈在人家拖車下麵、草堆裏的,有的就圍著一棵樹,扯塊破蘆蓆擋風,一家人摟在一起的。有一個早晨,在黃沙河北邊傳來一片哭聲,這個人家露宿在野地裏,老太太在夜裏活活被凍死了,老老少少都啼哭著,也沒有棺材,便用夜裏睡覺的蘆席把老太太圈起來埋了。母親聽說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久久得沉默著。
  祖父就是在這時候收留逃荒要飯人的。最早到我們家的是建湖李家莊的親戚。我們祖上是1463年洪武趕散時從蘇州被趕到蘇北來的,我們家祖宗移到鹽城的湖垛鎮南,經過曆代繁衍,成了李家莊。村子太小,土地太少,經不住人口泛濫,在曾祖父一代便由李家莊遷往嚴家莊,在人家村頭搭一個草篷子住著。後來,祖父便遷往“海裏”來了。當大饑餓猝然到來時,李家莊的人無法互相幫助,出現餓死人的狀況,他們便紛紛投奔祖父。當時住在祖父後麵的,不僅有李家莊的人,還有商家莊、嚴家莊的,多是湖垛鎮南三莊的人。
  有個商奶奶,七十多歲了,她的丈夫叫商茂,是湖垛街南有名的地生,也是才高八鬥的人,與外祖父和另一嚴家秀才被稱為商蘇嚴“三俊”。解放後,商茂死了,孤老婆子一個人到海邊要飯。商奶奶每天拄著拐棍挨家挨戶乞討,被狗咬了,下不了地。可她象個話匣子,肚子裏裝滿李家莊的陳年舊事。她一遍遍講起曾祖父賑災救民的事,說李家行善幫助窮人是祖風。原來在上個世紀初,我的曾祖父是鄉董,當時鄉董靠挨家逐戶收時儔,每年有五十擔穀的收入。當北方大饑荒到來,很多山東災民南逃至建湖一帶。曾祖父幫助很多貧窮戶,在最困難的時候,他一下子拿出家可僅有的20擔稻穀,在建陽的廟前煮了好幾天粥,使一些瀕臨死亡的災民苟延殘喘,活下來了。有的災民是喝了粥,才能站起來走路的。這些老百姓走時跪成一片,連聲喊“李大菩薩”。商奶奶說起這件事來象講故事,說得很生動。祖母開始聽了還是有點高興,後來覺得商奶奶是想堵我們家的嘴,收留他們,便說你不要再把我們朝高處“駕”了,我們家也揭不開鍋了。商奶奶補上一句說,這件事在建湖南邊十多個村莊,都曉得的。也許因為李家有行善的名聲,到了1960年春節前後,商、李、嚴三莊的人陸續奔祖父這邊逃荒來了。過了40年,李家莊修家譜,介紹祖父時有一段,說收留非親非故的70歲乞討老嫗,達數年之久。這是商奶奶回去與老家人說的,我們家早把這件事忘記了。
  住在父親後麵要飯的人由熟悉的到不熟悉的,越來越多。他們開始住在祖父的石磨房地上,石磨房裏鋪幾張蘆席,他們自己帶著鋪蓋。小三爹爹也是從李家莊遷到嚴家莊的,與祖父是同門弟兄。小三奶奶餓死後,他便帶著家鬆、三洋、四洋一起過來了,爺兒四個擠在石磨房裏,祖母便把家裏多餘的被子拿出來給他們蓋。後來的人自已多帶著薄薄的被子,沒被子的便抱一堆柴草壓在身上,他們都沒有枕頭,就用磚頭墊在頭下麵。開始,來的多是姓李的,祖父讓我喊他們爹爹、大爺、三爺的,也有人喊我大哥大爺的。不久,蘇、商、嚴三姓來得多一些,再後來,張、王、陳、趙、劉,都有了。
  石磨房裏住不下,祖父便把自己住的西房騰出來。人太多了,祖父便在堂屋心裏,鋪開了地鋪,能睡七、八個人。到了晚上,滿地的人,頭挨著頭,有誰起來解手踩了頭或腳的,便叫罵起來“長長眼”。祖父這邊人多,一個鍋灶忙不過來,常常使得祖父也不能按時吃飯。於是在河邊糊起了鍋腔。鍋腔裏是泥糊起的鍋灶,是用老漚田裏的泥用穰草在一起糊的,從下到上是一塊泥巴,上麵放一個大大的鍋,再用蘆葦蔑子編起鍋蓋,很簡陋。可能是裏下河的特產,我後來在北方從來沒有見過。
  這時候,母親這頭親戚也多起來了,大舅母帶著表弟、表妹常住在家裏,表大姨娘,還有幾個表舅,基本上是母親的伯伯、姑姑家裏的人。母親這一門多出教師、醫生,十分在乎麵子,衣服穿得很周正,沒有花子樣。蘇家親戚過來都是帶著手藝過來混飯吃的,奎生二舅是挑著擔子來敲白鐵生意的,他還帶著好幾本小說,有李英儒寫的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還有一本《水滸傳》。奎生二舅早上挑著擔子下鄉為人家補鍋補桶,晚上回來。天冷了,便在門口敲打,臨到吃中飯時他便走了。我們滿街喊“二舅,家來吃飯”,他躲在廁所裏或小河邊,不應聲,看我們喊的太久了,他隻好應聲出來。
  家裏人多了,他們或者在堂屋裏搭一張竹床子,晚上架起來,白天再拆掉,或者住在我家鍋屋裏。在祖父後麵住的人,拾草是最多的,還有替人家打短工的,沒有本事也不肯吃苦的便隻好沿門乞討了。祖母看重勤儉的人,看不起要飯的人,有時煩了,當麵便說人家“好吃懶做”。這些人多不吭聲,有點臉皮薄點的便歎口氣說“大奶奶,不是您大侄子懶,是老天爺不讓我們活了,”祖母便也不再說什麽了。他們出去要飯回來,便說是人家給的,祖母才不責怪他們。其實,他們要的飯有時比我們家裏要吃得好。要到的米飯餅在碗裏一泡,叫人看了要掉口水。他們要我嚐嚐,因為祖父母堅持餓死不要飯的原則,更不能隨便吃人家的東西。
  祖母是不識一個字的家庭婦女,可也會用抓典型的方法,整頓逃荒人的秩序,她總是表揚四叔。堂叔四洋每天天不亮便起來,跑到十多裏外東廣灘上割草,到天黑了才挑著兩個大草堆,象小山似的,走在路上看不到人,光看見草堆在動。到了家裏有時是深夜十二點了,還要自己涮鍋做飯,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隻有陰天出不了門,他才在家裏歇著,拿出針線來縫補自己的衣裳。他們都穿著一個補丁疊補丁的黑棉襖,也沒有襯衣,用麻繩在腰裏一紮。祖母邊誇獎四洋,邊貶低大堂叔,說他快三十歲的人了也不說個媳婦,他不肯拾草,除了替人家打點短工,便不肯幹活了。白天常把棉襖翻開來抓蚤子,他長得瘦,蚤子長得肥,那蚤子是圓鼓鼓的肚子,看得見黑紅的血。大堂叔開始用手指甲在磚頭上把蚤子壓死,後來便放在牙齒上咬,一咬“撲嗤”一聲響,咬完了,嚼吧一下,下了肚,他說:“他喝我的血,我吃他的肉。”咬得嘴上血跡斑斑,說話時,牙齒上也沾著紅。祖母總是指責他懶惰,他有點寡嘴,可見到祖母便不敢吭聲了。
  李家花子鋪在興橋是出了名了。其實,興橋從建湖來逃荒的人很多,誰家沒有三親六故的,然而多數人家是不肯收留窮人的。人一窮,誌就短,有打架鬥毆的,有偷雞摸狗的,也有討飯的婦女與人家睡覺換口飯吃的,敗壞了鄉風,也惹出許多麻煩。何況那時候家家都吃不飽,日子過得窘迫,誰還有心思收留窮人哩,趕還趕不走呢。祖父母、父母親都是心腸軟的人,見不得人家可憐,何況這多是沾親帶故的,隻要找上門便沒有推走的。我們家成了興橋最大的花子集中營,也成了幹部們查夜的重點。幸虧這些逃荒過來的人多是貧下中農成份,隻有商奶奶是地主婆子,可興橋人不曉得。凡是來逃荒的,人都本份,很少有惹事的。
  父親後來回到村裏當大隊長,在街麵子上也說得上話。祖父母怕惹羅嗦,使兒子麵子上不好看,總是對這些逃荒來的人進行約束,要他們憑勞動吃飯,但不許討飯,不許罵人,說話態度要和氣,不許打架,惹事生非,不許帶女人回來,到祖父家逃荒的人,除了一個商奶奶,是清一色的光棍漢。祖母還不許他們說髒話,不許說辣蠢話,要講衛生,衣服破一點不要緊,髒了一定要洗。還有,不要說自已是建湖人,弄得一家人麵子上難看。這些,很有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味道。祖母每天總是嘮嘮叨叨,不斷地檢查督促他們。祖母指責時,他們總點頭“是是是,”他們知道不是祖母嫌棄他們,而是村裏幹部嫌棄他們。
 
  祖母這一輩子,都是默不吭聲,很少見到她講話,唯有那兩年象街道居委會幹部似的,非常認真的履行一階段“領導”的責任。按說,這些討飯的人多是很自覺的,是一群可憐人,都是三五大粗的男子漢,少言寡語,被壓抑得變形了,除了罵老天瞎了眼便什麽也不敢說了。不過,老百姓受苦有多重,社會的黑暗有多深,他們了解得最清楚,他們中也有咬文嚼字的,肚裏故事也不少,黑燈瞎火的講些故事,打發晚上無聊的時光。他們說得最多的是討飯花子朱元璋的故事,皇帝也曾討過飯,說出來是對自己的極大安慰,使逃荒要飯行為羞恥感得到精神解脫。不過他們都沒有女人,常說些暈段子,那些段子也多直白、簡單,自我安慰罷了。
  其實親戚來逃荒要飯,我們家在麵子上也不好看,家裏人了也受了少委屈。小時候與堂姐攪嘮,我揭她家外公是地主,她揭我家有個窮舅舅。小孩子說過也就忘記了。而母親聽了,關起門來在屋裏哭了半天。祖父母也沒少被興橋人家說閑話,可是沒有辦法。盡管這樣,祖父母與母親仍然對這些窮人盡心照料著。他們遇到難事,總是與父親講,比如四洋的草與扁擔、鐮刀被人家沒收了等等。他們從外麵回來晚了,祖母還、替他們把涼飯在鍋裏炒炒,有時還從河邊摘一個絲瓜給他們做湯。祖父吃的菜也常給他們留一口。祖父總是講,窮人不容易,不是走到這一步,哪個肯出來求人啊。
  1962年以後,日子稍微好過些了,這些逃荒的人便一個接一個回去了。走的時候,千恩萬謝,還有跪在地上給祖父母磕頭的,他們說鍋灰也有發熱的時候,日子過好了一定報答,來世做牛做馬也要報答。祖母說:“哪個要你們報答呀,你們回去勤勞動,說個女人,成個家,把日子過好了。”他們走時總說一句“兒孫發達”一類祝願的話,祖父母聽了便露出笑容,臉上使人看得出高興。祖母看他們一個個走了,也有點傷感,有時還擦把眼淚,把家裏的米或糝子,給他們抓一把再上路。後來,有個逃荒來剃頭的小高,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小夥子,父母雙亡,也是跟著一個窮親戚來的,我們的頭都是他剃,理一次發五分錢,可他總不肯收我們的錢。母親也不白人家的,總要給他一點菜。他住了一年多,最後參軍走了,參軍前他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淚的,要拜祖父母做幹兒子,說這輩子忘不了祖父祖母的救命之恩,到部隊後他寫過好幾封信來,每次都說祖父母是他的再生父母,祖父把他的信藏著,等我們放學回來念。過了幾年,他找了女人生了兒子,一家三口來興橋看望祖父母,到門口一家三口就跪下來,跪在地上說話。臨走時,把祖父家裏裏外外洗得幹幹淨淨,又把水缸挑滿了,他們走時三步一回頭,祖母看了眼裏淚水汪汪的。
   就在三年饑荒歲月,祖父“李大菩薩“名聲在興橋傳出去了。
  

大 黑 雞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九
                   李   錦
 

      我們家地方小,不能養雞,但是養過大黑雞、小黑雞與蘆花雞,這幾隻雞與我們一起渡過三年饑餓的歲月。
      大黑雞是隻公雞,個頭高,頭能伸到小桌子上搶飯吃。滿身黑色的盔甲,雞冠紅紅的,開始是淡淡的,後來變深了。生活還沒有困難的時候到了我們家,我們吃剩下的飯菜,都被它吃了,它的身體也發育得好,羽毛發亮,常亮出翅膀來眩耀,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著。
     小黑雞是隻母雞,個頭小小的,像女人似的,尾巴短短的,平時常萎縮在牆角,在河邊菜地裏吃蟲子,有時叼過一隻蚯蚓來,大黑雞搶著吃,我們總同情小黑雞,常把大黑雞趕走,有時生起氣來,用竹竿打大黑雞,打得它滿院子跳,飛到屋頂上。它上到屋頂也不下來,在屋頂上漫步,使人看得見它每一隻腳起身與落下,佯裝成大隊幹部似的,不慌不忙,慢悠悠的,走過一家又一家,方圓數百米都知道李家的大黑雞。
     蘆花雞是隻母雞,一身羽毛黃白交雜,像蘆葦項上花穗的顏色。個頭小小的,很能生蛋,有時一天一個,每天放學時便聽到喔喔喔的叫聲,引著我們到雞窩裏摸雞蛋,把暖乎乎的雞蛋送到母親的灶前。母親常常說,這個雞蛋要待客,過幾天要請幹部,把雞蛋放在瓢裏,我們依依不舍,母親便說,大黑雞又欺負小黑雞了,趕快去看看,我便被烘著出門找大黑雞祘帳去了。
     大黑雞為我們帶來不少快樂。我們放學時,大黑雞便很遠的跑過來,一直迊到南邊巷子口。接我回家,出來三四十米。遇到狗來搶食吃,大黑雞一點也不害怕,伸出尖尖的嘴啄狗,嚇得狗後退好幾步。狗上來了,大黑雞的翅膀就象大鵬鳥張開,脖子上的羽毛都豎起來,頭低低的貼著地麵迎戰,嚇得狗倒退幾步,不敢過來了。
      我們都喜歡小黑雞和蘆花雞,平時吃的飯米總等著小黑雞和蘆花雞過來才倒在地上,可是大黑雞很賴皮,總是守在桌子邊上,有時從小弟手裏的碗中搶飯,嚇得小弟把碗扔了。大黑雞知道犯錯誤了,啄了兩口米便出去玩了。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有一年沒有吃過肉了,也沒錢買肉。那時候每斤豬肉漲到三元一斤,而母親一個月工資才六元錢,哪有錢買肉呀。看到人家吃肉,嘴裏酸酸的。看著大黑雞長的高高大大的,母親總是說,“等你爺回來,先把這個死雞殺了,雞肉比豬肉好吃”。兩隻母雞在生蛋,公雞肯定是腸中物。我們心裏說,“大黑雞,你快長,爺呀回來先殺你。”我們總是盼著父親早一天回來,能吃上雞肉。
      後來,日子過得更窘迫了。我們吃不上米,隻能吃豆腐渣、野菜,可是大黑雞的日子比我們過得好。它能捉蟲子,從地上刨個洞,把蚯蚓拖出來吃,見到蜢蚱,它能追著飛,跳起來把蜢蚱叼住,再咽下喉嚨。見到死了的蛇和蛤蟆,大黑雞也敢啄著吃。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父親回來了。白天不敢做飯,殺大黑雞是個夜裏。白天我們便準備好了碗,裏麵盛上水,滴上油,要準備好麻繩,因為大黑雞太凶了。半夜裏,我被媽媽叫醒了,聞到一股濃濃的香味,我把鼻子吸了吸,香得頭有點發暈,嘴上口水都出來了。我知道是大黑雞被殺了,心中有點難受,我們家以後沒有大黑雞了。然而這雞肉味實在是太香了,我也忘記對大黑雞的情誼了。

     母親對父親說,“你兒子念叨著一年多了,就等著你回來吃這大黑雞”。我說“都一年沒有吃肉了”。父親聽了不吭聲,不禁把臉轉過去了。他在外麵雖然也吃辛受苦,餓了也捉過老鼠吃,實在是不容易了,父親的淚流出來了,我看見燈光下父親的眼中泛著淚光。父親麵前兩三塊雞肉,我麵前一隻雞大腿,母親怕弟妹醒了,雞肉不夠吃,一個也沒叫他們。這隻雞還有一隻雞大腿,要留給祖父,家裏吃好東西,都要先給祖父留一碗,這已形成習慣了。幾塊胸脯肉被母親已經拆下來,盛了一碗留著請客用的的。鍋裏已沒有什麽了,隻有個雞翅膀,母親剁了三塊,我知道這是給大妹和三弟、四弟的。母親說,她見到雞肉就過敏不想吃。父親看著母親的安排,心裏很難受,自己也不肯動筷子,光催著我乘熱吃。父親母親都看我,他們不吃,我心裏很難受,想著這幾年過的是什麽日子呀,父親也不容易,是很瘦很瘦回來了,臉長長的。母親餓的暈過去好幾次,都是為的我們弟妹幾個。不知不覺間,一個雞大腿吃完了,但是不知道這大黑雞的肉是什麽味道,光覺得鼻子發酸。

一 塊 糖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十
                   李  

      1960年春天我吃過一塊紅糖,具體點說是半塊糖,還有一半給三個弟弟妹妹分開了,那是塞進母親嘴裏的半塊糖,被母親吐出來留給弟弟妹妹了。
這塊糖是對門王大媽給的。那時候,國家食品奇缺,什麽都憑票供應。王大媽家是自己加工糖塊的,按規矩是屬於投機倒把,該在打擊之列。她們做一陣便不做了。
     從1958 年春節開始,國家對豬肉、牛羊肉、鮮蛋、紅白糖、粉絲、糕點 科種副食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每月每人供應豬肉 6 兩,牛羊肉 5 兩。另外“ 五一 ”節供應鮮魚,“端午”節供應棕子,供應日期在 3 天至 7 天以內售完為止。到了1959 年,市場副品供應全麵緊張,對大白菜、蘿卜、蔥、蒜、糕點、糖塊也按人口分配,限量供應或憑票證供應的辦法。
     這一時期,人們每天一睜開眼,就與票證打起了交道。煤、木柴、煙、酒、砂糖、茶、水果糖、奶粉、肉、魚、雞蛋、粉條、豆腐、腐竹、木耳、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肥皂、洗衣粉、煤油、蠟燭、火柴、蘇打、精鹽、麵堿、明礬、毛線、毛巾、汗衫、尼龍絲襪、燈泡、燈管、暖水瓶……一切你能夠想象到的,都脫不了與票證的幹係。到後來,什麽也買不到了,物價飛漲,一包香煙三塊錢,一斤豬肉三塊錢。而母親一個月隻有16塊錢工資,這16塊錢連油也買不起,隻能買火柴、鹽、針線。我記得,一分能買兩塊橡皮,三分錢能買到兩支鉛筆,五分錢能買到一本連環畫書,還能買到一塊洋糖棒冰。我們弟妹身邊沒有放過一分錢,一分錢也舍不得花。
      在這三年裏,我隻吃過一次糖,這不是花錢買的,是對門王恒祥的媽媽送給我的,為的是哄我等王恒祥一起上學。
      王恒祥比我大一歲,住對門,一起上的學。他有點懶散,總是我吃完飯背起書包上學了,到對門喊他,他才起來吃飯。天天這樣,王大媽感到過意不去,為了報答,哄哄我,讓我繼續等他兒子一起上學。王大媽給我一塊糖,一塊褐紅色的用糖料子做的糖,有燒焦了鍋巴的那種帶苦味的糖。
     王恒祥的媽媽會做紅糖,她家把一鍋糖倒在水裏熬,熬成漿水狀,然後撈到木板上切開,一大塊糖,變成一條條的,再抽出一條,用刀飛快切成一塊塊。等涼透了就變成了硬硬的像鐵一樣硬的糖了。他們家做的多數有煙糊味,有時都冒煙了,還從鍋上鏟下來,也舍不得扔掉。王大媽給我的那塊糖就是燒焦了的有苦味的糖。
     一塊糖,一分錢,可是我們家沒有錢買。人家有錢的小孩買雞蛋糕,還有買二分錢的薄荷糖,可是我們家窮,已經一年多不知道糖的味了。王恒祥家是做糖的,我常扶著門框看,看得口水要掉下來,使勁咽下肚。到切出糖的時候我就不看了,趕快走開,怕人家給我糖。這塊糖開始我也不肯要,使勁推辭,王大媽硬是塞到我手裏。
      我把王大媽給我的這塊糖捏在手心裏,舍不得吃。王大媽連聲催著“吃吧,吃吧”。我不好意思了,隻好剝開糖紙,小心翼翼地把糖放在嘴裏。糖進了嘴,一股甜味從嘴唇到舌頭,甜到喉嚨,甜到心裏,我不敢舔,舔一會兒便化掉了,把糖塊含在舌頭下麵,讓它慢慢地化。
     這時候,我一抬頭看到對門,媽媽在洗衣服,一大桶衣服。媽媽好象從來沒有吃過糖,好東西她總是留給我們吃,這一年我們沒吃過糖,媽媽肯定也沒有吃過。我幾步跑過街,告訴說王大媽給我一塊糖。我把糖吐出來,塞到媽媽嘴裏,:“我已嚐到甜味了,媽媽你吃吧”。媽媽舍不得,用牙齒咬了咬,碎了,吐出來,一塊糖變成四塊。媽媽把大塊的又塞到我嘴裏。媽媽站起來,把剩下的三個碎糖塊放在桌子上,我知道這是留給三弟、四弟和大妹的。我把糖塊吐出來,讓媽媽放在嘴裏,多嚐一會兒甜味,媽媽吐出來,說:“吃東西嚐嚐味道就行了,食飽無滋味”。媽媽又把這半塊糖塞到我嘴裏。
     回到恒祥家,王大媽看到剛才發生的那一幕,又拿一塊糖給我,我看到這塊糖是沒有糊味的,好糖。我不要,王大媽硬要塞到我書包裏。王大媽還狠狠瞪了恒祥一眼,意思是說恒祥吃糖吃多了,已不知甜味了。後來這塊糖,我沒有舍得吃,放了很長時間,一直在書包裏,後來可能掉了,因為我再也沒有嚐過糖的味道,一點印象也沒有。
      多少年過去了,我吃過很多糖,印象都不深。隻記得八歲那年吃的那塊糖。

 

姚  先 生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十一
                     李  

      姚先生,叫姚普洲,是我們街上的醫生,父親的好友。每次回家走在興橋街上,父親總提醒說,看看姚爹爹,我未進門便喊“姚先生”,從小到大,我們街上人一直都是這麽喊他。
     姚先生82歲了,清瘦的麵寵,臉長長的,嘴稍向外噘,不多說話,精神很好。姚師娘也78歲了,皺紋密布,但臉色很好。就像興橋街上所有的老年婦女梳著二道毛子發型。見到我們進屋,他們都感到很親切,說起“大學生”從小的事。姚先生是個性格溫和的人,從不與人爭執,但是是非分明,誰好誰孬,肚子有數。姚師娘也是很有修養的人,從來不與人吵架,我們兩家關係一直很好。
      感謝姚先生的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送醫送藥,使得我們多病的弟妹六個,都活過來了。不管是大人小孩,每遇到頭疼腦熱的,都是他來看,不管刮風下雨,一叫他就來。
     要說有病,都是饑饉帶來的。弟妹們最多的病是青紫病和肛門脫落。在吃食堂以後,老百姓沒有糧食吃了,便吃野菜和胡蘿卜纓子,上頓吃,下頓吃,營養不良,人的臉上就慢慢腫起來了,腿上也慢慢腫起來了,老百姓叫浮腫病。手一摁,腿一個深深的印子,半天不起來。人的臉像野菜一樣的顏色,青青的,一點紅色也沒有。平時四肢無力,走路搖晃著身子,自己走著便能倒下來。我們弟妹幾個都是肛門脫落,因為沒有油水,吃的是野菜,拉大便時肛門也掉出來了。每次都是母親用手為弟妹們使勁的揉,慢慢地把肛門揉回去,有時妹妹與三弟同時掉下來,急得母親滿頭是汗,忙完這個,忙那個,一邊哄著兩個孩子自己用手托著肛門,一邊使勁的揉。揉的時候很疼,弟妹們哭得死去活來,哭著喊起來。最令人焦愁的是三弟,既掉肛門又大憋氣,一陣哭喊後氣憋過去了,滿臉發黑,嘴吐白沫,有時甚至像停止呼吸似的,一點聲息也沒有。母親常常拚命抓住三弟的頭發不鬆手,吆喝我還不趕快去喊姚先生。

     姚先生家不遠,一會兒他就來了,他知道三弟“掉腚頭”和“大憋氣”兩個毛病,總是腳步匆匆的趕來,手到病除。姚先生看完病,連口茶水也不喝,便走了。三弟發起病來真是可怕,有時無聲無息,像死人一般,照相館的姚桂英常常說扔了吧,不要了,沒法救了,而母親急得一頭是汗,死命抓住三弟的頭發,不肯鬆手。等到三弟臉色不紫了,喘氣平和了,母親也疲憊得癱了下來,渾身的汗水變得冰涼,自己倒在床上久久醒不過來。
     在舊社會農村人說病就病,動輒就死一大批,大多死於肺結核。興橋街上很多的都是咳咳哄哄的,常見到咳得彎了腰的,後來都漸漸瘦下來了。我的伯父、姑母都是因為肺上有毛病,受了很多年的罪。當時街上過不了十天半月,便有出殯埋人的。街上老是哭聲一片。1939年霍亂流行一下子死了幾十個人,我的大姑、三姑都是活活病死的。那時興橋也沒有醫生,江湖郎中背著藥箱,也沒多少藥。
     我的姐姐桂萍隻活了四歲便病死了,聽說是得的腦膜炎死的。建國初期很多病都是不治之症,感冒、痢疾都能死人,一死一大片。聽說替姐姐看病的醫生叫鄭幼之,這個人是美蔣特務,潛伏在興橋,他打過一針,姐姐便死了。那時候姚先生還沒有行醫。後來,四清運動來了,地富反壞右的日子不好過了,批鬥鄭幼之,可這個人早已坐牢去了。我便在作文裏寫狗特務害死貧下中農後代。母親知道了,說不能這麽寫,人家醫生是治病的,再說害你小伢子幹什麽,頂多是個誤診。隻憐農村醫療落後,什麽病也看不了,不能全怨醫生呀。母親盡管這麽說,但一想起女兒來,就暗自落淚。有時候,家裏活多忙不過來,我還在埋頭看書,母親太累的時候便說:桂萍活在世上多好呀!我知道這是母親批評人最重的話了,她從不說人不好,總是怨自己命苦,說著便把別人啟發起來了。這時候,我想辦法幹一點家務,讓母親從想念女兒的痛苦裏解脫出來。到時候我便又恨起那狗特務鄭幼之來了,心裏想,“樓下樓下,電燈電話”有什麽用,老百姓有病能看上,鄉裏醫院有好醫生、有好藥才是真共產主義哩。就在這時候,姚先生出現了。
     姚先生行醫也是解放後的事情了。因為孩子多,太容易得病,父親與姚醫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們弟妹有個頭疼腦熱的,姚先生一喊就來,他成了我們家的常客。過去三國時華佗因為在我們鹽阜地行過一陣醫,名聲很大。在父親眼中,姚先生就是華佗。因為兒女多,生病多,父親與醫生、教師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們那一片,父親是文化水平高的人,又當過幹部,群眾很尊重父親,像姚先生這樣儒雅的人也願意與父親交談。在經濟似乎從來沒有一分錢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於水的那種友誼。
      看到姚先生,我心中充滿崇敬與感激,小的時候,得過人家多少幫助,不懂事的時候,人家來打針,也不知罵過人家多少次。慚愧的是,這次見姚先生,一點東西也沒有帶,給錢人家又不要。

 

從老大穿到老六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十二
                  李  

      我參軍走了,給三弟留下一堆衣服,三弟穿過四弟穿,四弟穿過小弟弟穿。一件衣服,從老大穿到老六,這都是發布票的苦日子逼的。
     從我記事起,中國便進入票證經濟時代了。從1954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一紙公文,規定從10月起棉布實現憑票供應。同時還發放線票、棉絮票,開始每人每1.6丈,到後來隻有1.6尺,一年比一年少,小孩隻有四寸。興橋大隊的大組長們主要任務便是發票證,到了家門口便嚷開了,把票夾在糧本子裏。母親總是像接財神似的,說好聽的話,好像票證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給的。收起票證,母親便小心翼翼的抹平放好,用棉衣包好,放在箱子底層。這一點點布票,不夠用,母親便精打細算,今年給他添一件衣服,明年給他添一件衣服。父親在外麵工作臉麵上不能差下來,最先給父親做,小孩子們沒有衣服,大的剩下的給小的穿,“新老大,舊老二,補補納納是老三”,這在我們那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是這種景象。誰到10歲生日才能穿上一身新衣襪。到時時候爹爹買一頂帽子,姨娘、舅舅買一件鞋子、襪子。所以,小時候孩子們最盼望過10歲生日,到10歲才能穿到上下全新的衣裳。我是老大,常穿新衣服,像三弟、四弟,隻有到十歲生日才能穿上新衣裳。而姑娘就更不容易了,似乎從來就不想穿新衣裳。
     那時候穿的衣裳,也不分男女,幾乎是藍色、黑色、灰色三種,卡嘰布,斜紋的,很粗,走在街上滿是人民裝,偶而有黑色、灰色的。因此男女可以混穿,我穿過的衣服大妹穿,大妹叫小二子,三弟叫小三子,依次喊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直到上學時孩子才稱呼名字。一件新衣服常常從老大穿到老六,做小弟的總是吃虧。
     小弟穿上新衣服不容易,因為老大穿舊了,還要染幾次繼續穿。藍色穿舊了,要到染坊去染一遍藍色,再穿舊了,再染一遍醬色的,以後再染一遍黑色的,一件衣服在大染缸裏染上三遍,五六年便下來了。我們家北邊巷口有個褚家染坊,是專門染衣裳的。褚家的老爹爹是長長的辮子,滿清年間留下的,是我記得的最後一個掛著長辮子的老人。他總是默不作聲,小孩子見他很害怕。他們家染坊在興橋很有名,老百姓叫“煮黑鍋子的”。他們家染坊就在大街上,有兩口大鍋,成天沸騰著,多是染黑、灰兩種,晾曬時,長長的布一直拉到我們這一帶。我們家弟妹多,衣服新的變舊了,便在褚家大鍋裏滾一圈,出來就變成新衣裳了。
      褚大媽常常滿街說,這個李二媽太會過日子了,一件衣服能染五六次,兒女五六個穿一件衣裳,從大穿到小。母親總是說,沒有布票哇,孩子也長得快,沒法子呀。
     母親更會過的是,自己也染起了衣服。看到褚家染衣服並不複雜,母親便在自己家染起了衣服。有的衣服染過五六次了,不能再煮了,一煮就撕爛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母親便開始在自己家中燒一鍋水,染開衣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都興穿綠色的服裝,學生們特別喜愛。母親到店裏扯上幾尺白布頭,很粗糙的白色。夏天槐樹開的花,還沒有開時便摘下來曬幹,先用槐樹花放點白礬,放鍋裏煮煮,出來是黃色,再用棉花棵加黑礬再煮煮出來就是草綠色。這種草綠色難看,不過當時能穿上草綠色就是很好的了。不久,三姨夫送我一件舊軍衣,改了改。把我的舊草綠裝給大妹妹穿,大妹妹又給三弟、四弟。第一遍、第二遍都染的草綠色,到小五子穿時隻能染成醬色的了,再到小六子穿時便隻能染成灰黑色的了。很難看的,叫同學們點點戳戳的,索性多煮一個時辰變成黑色的。所以小時候弟妹多穿黑色的衣裳,黑色成了我們家的常色。
     要說衣服顏色還好說,而弟妹們都是發育長身體的時候,一件新褂子穿一年就不能穿了。我們的手臂總是露在外麵,褲腿高高的,腳脖子露著,母親便在袖口接一塊。母親補衣服補的很有藝術,在棉衣棉襖接上一塊,一層一層向外延伸,接上三四層,不象是補丁,象是專門這麽做的。季江家的小華子衣服四下把身子一圍,中間紮個圍巾或係著一根草繩,隻要不露肉就行。母親說季二媽臘踏,給兒女穿的象要飯的一樣。而母親總是把我們搭掇得清清爽爽,整整齊齊,就是補丁也顯得整齊。有暗補丁、挖補丁、接補丁、織補丁……在衣服上一簇簇地開出花來。到過年了,翻開衣服箱子,找不出沒有補丁的。在那時候,過年隻要有一件沒有補丁的衣裳,我們便是很高興了。新年誰能穿上新衣服,一般是這一年上小學、升初中,或者十周歲的生日,否則穿新衣裳,就隻能是夢中的事了。
     有時候冬天與夏天穿一樣的衣服,到夏天把棉花掏出來,一條褲子變成兩條。到冬天再把棉花塞進去。冬天時,我們哪有棉鞋?常穿一種叫毛窩子的草鞋。用蘆葦編起來,裏麵是蘆花,下麵釘上兩小塊木板,剛開始暖和兩天,以後變濕便不再暖和了,於是再墊新蘆花。當時最窮的人家是買不起棉花的,也有用蘆花做被子、棉襖的。我們想,二千多年前閔子騫穿蘆花做的棉襖,而我們今天還穿這個?
     在那個年代,棉布商品太少了,票證卻很多,什麽東西都有人搶購。鬆緊帶、汗衫、搪瓷缸、熱水瓶,都是一上櫃便被一搶而光。1959年,各種票證隻有幾種,1960年就增加到了50種,1961年增加到102種票證、56種工業卷。買餅幹用餅票,買布襪、線襪用布票,買尼龍襪子用工業卷,背心、褲釵、床單……都要用工業卷。
      最困難的時候,每年每人才發兩尺半布票,小孩子隻發四寸布,一家人的布票加起來才能給一個人做件衣服,不縫縫補補,不到黑鍋裏染一染,又怎麽辦呢?



河南大饑荒幸存者訪問記


親曆三年大饑荒(一)

仝小改(黃河灘)

——根據胡山林老師的口述整理

      冬天到來時,村食堂的飯就隻有水樣的粥了——說是粥,實際上隻比清水渾那麽一點。母親從食堂打回了飯,總是先緊著我喝。我就著飯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麵鼓。我一天到晚隻是餓。
      村裏人像餓狼一樣四處找尋能填肚子的東西:上一年窖埋卻不知為何被遺忘的一堆紅薯又被想起來了,全村人都去哄搶,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那些糟爛的紅薯是怎麽被吃下去的;樹皮、野地裏幹的刺草棵(一種葉邊長滿了刺兒的野草,即便青嫩時,豬都不肯吃)被人們吃盡吃絕了,就連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個不剩……
      村裏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張望大雁行蹤的人,因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來歇息,大家要估摸準它們的落腳地兒,好乘著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時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覺,人還沒走近,雁群就叫起來呼啦啦飛走了,沒人能捉得到大雁。後來,不知道誰發現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時分,村口仍聚集著許多張望大雁的人——撿雁屎也得估摸準雁群的落腳處。撿雁屎自然也是爭先恐後的,可去得太早了,驚飛了雁群卻撿不到雁屎,因為大雁還沒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邊發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隻有青綠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兩種,講究的一種,是把雁屎用清水泡開,然後再潷去水,拍成小餅貼在鍋邊焙熟了吃;簡單的一種,就是把撿回來的雁屎直接放在鍋裏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樣。青綠的雁屎,實際上是大雁沒有完全消化了的麥苗,用前一種吃法,潷水時必然有所流失,所以這種吃法隻在最初用過,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這種奢侈浪費的吃法就被徹底棄置不用了。我現在還時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學路上,口袋裏裝著炒熟的雁屎,嘴裏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氣很大,吃後嗓子腫痛,兩眼滿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黃,用熟地黃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氣大冷時,大雁絕了跡,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兒,隻有我一個還堅持著上學。我上的小學,是幾個村合辦的,設在離家兩三裏的金湯寨。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堅持上學。每天那兩三裏的路都像長征一樣遙遠艱難,我頭冒金星,拖著打顫發軟的腿,在兩個村間搖搖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麽回事,我竟晃進了路邊的溝裏。溝隻有半人深,可我怎麽也爬不上來,幸好有大人路過,搭了把手,我才從裏邊出來。
      村裏每天都在死人。開始死人時,還有人哭喊、歎息,後來死的人多了,也就沒人流淚難過了。我們鄰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爺兒仨:當爹的和大兒二兒。當爹的也就30歲出頭,大兒子13,二兒子12。我和那家的三個孩子常在一塊玩耍。聽大人講,他們的媽媽因為懷了孩子,偏喝了家裏的粥,當爹的和兩個孩子就餓死了。村裏派了輛牛車和幾個青壯年去幫著料理喪事。其實,也沒有什麽好料理的,爺兒仨就那麽被抬到牛車上拉出去了,別說裝棺材了,連一席高粱箔也沒有裹。拉車的牛兒也是搖搖晃晃、站立不穩的樣子。埋人的坑可謂量身定挖,一點寬餘都沒有,屍身勉強放進去,撒上一層薄土就算埋好了。沒有什麽墳頭,人們連多挖一鍁土的力氣都沒有——什麽叫黃土蓋臉,看看他們爺兒仨的墳你就懂了。他們的墳地就在路邊。那兩個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這麽死了,我有些不相信,總想到墳地那兒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來天之後,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的墳地塌陷出了三個坑兒。
      村裏每死一個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邊的牆上劃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這樣做。到第二年麥子灌漿時,我數了數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沒有誰對我們村死的人有這麽準確的統計。我後來翻看縣誌,關於這一段曆史,也隻有“三年自然災害給全縣農民的生活帶來嚴重困難”雲雲。長大後,每當讀到"草民"一詞,那些麵無人色的臉和刻在牆上的劃痕就會在眼前晃,它們比任何辭書的解說都生動準確。
      ——這是閑談時我的老師胡山林講的。他見我如聽天方夜譚,就搖搖頭說:你以為這是我編的故事?它是我八九歲時親曆親見的真事,就發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縣施莊村。事情過去得並不遠,不信的話我領你到我們村找上歲數的人查證查證。



親曆三年大饑荒(二)

仝小改

——根據朱登振的口述整理

      過春節時,生產隊給每人分了半斤白麵。除了這點白麵,家裏就隻有一筐紅薯葉可吃了。過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長明、朱小亂(我們都是十二三歲),跟著朱廣禮老漢(年近80)出去要飯了。
    出去討飯,也沒個什麽準地兒,光知道近處討不到吃的,得走遠一點才行。就這樣,我們在鐵路邊扒上一輛貨車就往遠處去了。
    火車開到商丘那邊的虞城後,我們下了車,朝南走去。一路討要,3天裏走了200來裏路,到了永城,然後繼續往南走,過安徽渦陽,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雙橋村時,已是半夜。我們走進一戶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熱情,馬上燒鍋給我們蒸了一鍋紅薯,還在鍋邊貼了些紅薯麵餅給我們吃。
    那女人知道我們是要飯的,就勸我們留在他們村,說他們村現在一人合三四十畝地,根本種不完,我們留下幫著種地,混上頓飽飯是沒問題的。
    我說我眼睛看不見,沒法下地幹活啊。那女人說:你可以幫我們推磨呀。我們說:我們這麽多人,留下來也沒地兒住啊!那女人說:咋能沒地兒住,村裏空房子多得是!隨便推開一家,把屋裏的骨頭撮起來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們很奇怪,問她咋還要撮骨頭。那女人說,他們村子原本1300來口人,現在隻剩下86口了,很多戶都是全家餓死,沒人替他們收屍,死人就那麽挺在屋裏了。
    餓死人的事情我們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餓死這麽多、就那麽任屍身停在家裏,我們那兒是沒有的。問她:這些人都是餓死的?她說:按說都算餓死的吧?當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餓死的村裏人啥都吃不上,上邊讓修水利,說參加修水利的人,每頓可以吃到一個饃。好多人一聽能夠吃到米麵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著架子車低頭一使勁,就一頭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饅頭死了。就這麽,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著回來的。村裏還有一戶人家,家裏人死了後,剩下的娘倆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點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還是她們的腸胃被餓得不適應吃肉了,吃了人肉後就一直拉肚子,兩天後娘倆生生拉肚子拉死了。
    我們說:人都餓成這個樣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飯?我們知道,上邊不允許出去要飯,我們那兒也是把得很緊,出去要飯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鬥的,可隻要偷偷跑出去別被逮住了,說不定要飯還能落個活命呢,總比眼睜睜在家等死強吧。那女人說,他們這兒看得嚴著呢,公社、縣裏派人掂著棍子把著各個路口,看見有人外出要飯,掄起棍子就夯,三下兩下就把人夯死了,誰敢出去要飯?
    我們又問她,怎麽就會餓死這麽多人?我們村子斷糧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說,她也說不清村裏斷了多少天糧,秋天收莊稼的時候,公社糧站裏的車就等在地頭呢,村裏人把收的糧食扛到地頭,糧站的車裝上就拉走;收紅薯的時候把紅薯背到地頭,糧站的車也是裝了就拉走……他們也不管村裏人有沒有東西吃。
    那女人待我們很好,可我們誰都不願意留在那兒誰都不願意去撮骨頭收拾房子。一想到村裏的很多房子裏都挺著死人,就瘮得慌。我們繼續走著要飯去了。
    朱廣禮老漢說,這一次饑荒,比民國32年那一次還厲害。
    從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過的每一個村子都餓死了不少人。不過還好,這些村子都沒有死絕,無論走到哪個村子,都能討到口飯吃。
    我們一路討要,走了好幾個月,到麥收的時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開封縣山崗鄉二郎廟村。
    這是1961年春節的事情


親曆三年大饑荒(三)

——根據朱登振的講述整理

仝小改

      1960年的春天,缺糧就更厲害了,食堂的飯,稀得像清水一樣,照人影。
      人們也不管飯晌不飯晌,從早到晚就是踅摸著找填肚子的東西——村裏村外的榆樹皮都被扒得幹幹淨淨,榆樹葉,楊樹葉、枸樹葉、柳樹葉……連有毒的大麻子(蓖麻)葉、棉花葉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說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裏塞。
      能找到的吃食越來越少,人都餓得渾身沒勁,越來越動彈不了了。太陽升到半空時,人們就鬼魂一樣從家裏出來,找一處避風朝陽的牆根曬太陽。說是曬太陽,可誰也沒力氣坐著了,就那麽躺在草垛旁或地上。
      有一天曬太陽,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個兒很大,飯量也很大,是村裏出了名的壯勞力。因為餓得沒力氣,大家在曬太陽時少有說話的,可那一天,依挺卻一直給我講從前給地主家扛活的規矩:去幫好戶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擺上兩大海碗的撈麵條,你能一氣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書,文書上寫明家裏的六七頭騾子都交給你使喚,幹活累死了騾子或騾子咬死了你,雙方兩不找。下了文書,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飯才會有力氣幹活呀……依挺就這麽說著說著,就死了。
      依袍也是個力氣大飯量大的人,他餓得躺在床上不會動。那一天,他侄兒在外間聽見裏邊咯咯吱吱響,進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幫呢。他侄兒問他:叔,叔,你這是幹啥啊?依袍說:我啃點花生餅吃吃。依袍就這麽啃著床幫啃著床幫,死了。
      曹廣義死得才不值呢!他為了喝兩口泔水,被隊長一腳踹死了——那一陣,大家都爭著幫食堂刷鍋,說是刷鍋,還不是想喝兩口刷鍋水!可刷鍋水裏能有啥東西啊,鍋裏的飯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鍋水裏還能有東西?人也是餓得沒有辦法了,才去打刷鍋水的主意。曹廣義就著鍋剛喝了兩口泔水,隊長進來了,他大概看不慣曹廣義的下作樣,就踢了他一腳,讓他"滾蛋"。曹廣義挨了這麽一腳,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說一句喘一下說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氣,我~沒~力~氣,你~有~力~氣~,我~沒~力~氣……就這樣說著說著就死了。
      村裏修蓄水池,村裏有個叫依小榜的,三歲多個孩子,跟著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餓呀,就揪了一隻綠豆莢往嘴裏塞。隊長看見了,一腳踢去,這個孩子就滾到岸坡下了,當天夜裏發了燒,死掉了。大人們都說,小榜生生是為一根豆莢讓隊長踢死的。
      朱結實的命就比曹廣義和小榜的大。朱結實挨隊長的踢,是因為去地裏幹活時,在生產隊的菜地裏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裏了,結果讓隊長看見了,就一腳把他踢到了井裏。朱結實這個人命大,掉到井裏也沒淹死,撈出來後還活下來了。
      依可亮是個瘸子,有一天夜裏他把會計的辦公桌別開了,也不知道偷到什麽東西沒有,光(隻)知道他嚇跑了。他媳婦領著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在家熬煎。那時候食堂裏還沒有完全斷頓兒呢,核桃大的雜糧饃饃,大人一天領三個,15歲以上領兩個半,小孩領兩個。依可亮的媳婦隻吃一個,讓2歲的兒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個,可小社還是餓死了。依可亮的媳婦就帶著閨女遠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沒回來,他侄兒對我說:俺叔肯定是餓死在外邊了,他飯量那麽大,活不下來的,說不定出去就餓死了呢,他要沒死,早就該回來了!
      地裏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鄰近的一個村子裏,有個小孩撿野豆芽吃,把一種蒺藜籽(長耳子)的芽芽誤當作豆芽,撿起來就吃,撿起來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種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裏,就被毒死了。
      聽大人們說,餓死的人,真到死的時候,並不難受。一開始挨餓的時候,心裏很難受;等到餓得狠了,餓得渾身沒有一點力氣、不能動彈,隻能躺著了,心裏就啥也不想了,飄悠悠的,好像騰雲駕霧一般,也就不感到難受了;等到肚子裏發熱,開始熱乎起來時,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餓死了。
      我那時候能活下來,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參加了大煉鋼鐵,背石頭抬煤,每天能領到7兩的黃豆。每月俺姐勻給我3斤黃豆,我把黃豆煮了,每天隻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時候還小,會爬樹,能爬到別人夠不著的地方摘樹葉吃,就這麽活下來了。
      沒啥吃了,按老規矩不該出去逃荒要飯麽?可新社會不許你再要飯了,誰想出去逃荒要飯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開他的批鬥會的。村裏有個叫依連的,趁著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飯了。第二天,村裏村外的牆上樹上,就貼滿了布告:依連一人,逃跑去了,回來再說!
      幸好那時候的樹比現在多,村裏村外到處是樹,那些樹皮樹葉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沒有那些樹搭救,村裏死的人還要多呢!
      那一場饑荒,我們村整整45天粒米不見,500來口人,餓死了31口。
      ——這些事就發生在1960年前後的河南省開封縣山崗鄉二郎廟村
      2008-1-24


親曆三年大饑荒(四)

——根據朱登振的講述整理

仝小改(黃河灘)

      那個時候的名堂就是多!
      上邊把各村的幹部們集中到公社裏報產量。報產量的會場上安排了兩道人牆,報產量的人就這麽被兩堵人牆夾在中間。公社幹部說:你說說,你們村的地一畝能打多少糧食?當時的小麥畝產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幹部能不知道?弄出這麽個陣勢,報產量的村幹部就知道得把產量往高裏報。
      為了督促村幹部們報高產量,當時會場上時興“刮東北風”和“活腦筋”。公社幹部認為哪個幹部報的產量低,不滿意,就會說:他報的產量不對,給他刮刮東北風!會場上的人牆得了令,就開始推搡那個報產量的人了,咕咕咚咚,報產量的人就像個皮球一樣,被這邊的人牆推打到那邊,又被那邊的人牆推搡回來,推倒在地後薅起來繼續推搡,報產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臉腫、暈頭轉向。推搡了一陣後,公社幹部就會再問他:一畝地到底打多少斤?報產量的人知道自己報的200斤產量過不了關,就趕緊說:300斤。公社幹部還是不滿意,就吆喝說:給他活活腦筋!人牆就上去揪住報產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來,然後再問他:一畝地到底打多少斤?報產量的人就趕緊把數字往上漲。排在前邊報產量的人,沒有不挨打的。後邊的人看見這樣,輪到自己報產量時就500斤、600斤地報。公社幹部對他們報的產量還是不滿意,讓他們“到外邊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們趕到會場外邊了。最後邊的人就學聰明了,公社幹部一發問,就800、1000地瞎報起來,報到這個程度,公社幹部才算滿意。
      其實,也不是公社幹部非要這樣,他們去縣裏開會時,也是這樣被逼報產量的,回來後隻好這樣再逼村幹部。不這樣,就完不成上邊下的征糧指標。
      當時上邊來農村要糧食,據說是有一個比例的,大概是按每畝收成的10%~15%收。可上邊早就打算好從農村收走多少糧食了,不逼村幹部們把畝產報上去,怎麽能收夠那麽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畝產800、1000斤的產量來。這麽一來,地裏打的糧食幾乎全被收走了,給農民留下的,就沒有幾斤了。當時報紙上宣傳糧食大豐收,這大豐收就是這樣來的——把農民嘴裏的糧食都摳出來了,國家的倉庫可不就豐收了!
      省委書記潘複生說了句“不能讓農民沒有隔夜糧”,就挨批鬥,被打成了右傾;省裏還有個叫王挺棟(同音)的大官,也說這樣做不對,也挨批挨鬥的。潘複生說"沒有隔夜糧"還是輕的呢,農村是幾十天粒米不見啊!
      有一天,看見大人們往一座房子裏堆麥秸和幹紅薯秧,弄了一個大堆兒,然後把糧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蓋住。我們問大人這是幹啥呀,大人們說,上邊要來“實產”呢。上邊的幹部來了,看見糧食堆了這麽高,臉上笑成了一朵花,誇獎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幹部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糧食囤是假的,他們要是肯用手在糧囤上按一下,就會知道這糧囤是假的,可他們就那麽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虛作假,偏偏叫"實產"。那時候這種名堂真是多。
      這麽一幹,緊跟著就該村裏餓死人了——村裏的糧食都被上邊收走了,農民沒啥吃,不餓死才怪!
      這些事情發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河南省開封縣山崗鄉二郎廟村。
2008-1-26


親曆三年大饑荒(五)

——根據河南新縣史誌辦韓光生先生的講述整理

仝小改(黃河灘)

      這事發生在1960年的春天。
      我們新縣地處河南湖北交界,屬於大別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地處山區,山上樹木很多,長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曆史的原因(新縣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後誕生了紅四方麵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等主力紅軍;當時不足10萬人的新縣,竟有5.5萬人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她是中國著名的將軍縣,養育了許世友、李德生、鄭維山等43位將軍),我們新縣人口又比較少,所以雖然屬於信陽地區,但和周邊同屬信陽地區的光山縣、商城縣、息縣等災情嚴重的縣分比,新縣的情況要好得多。
      光山縣緊鄰我們新縣,民眾間姻親相通、相互走動是很自然的事。
      我有一個親戚叫徐再育,家住新縣田鋪公社九裏村。有一天,他去光山縣走親戚。一走進親戚住的那個村子,他就覺得有什麽不對勁——村裏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別,那些人看他的時候,眼裏都泛著特別的光。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光山縣是“信陽事件”的主力縣,那裏餓死的人可謂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雖然被上上下下掖著藏著,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
      徐再育那一晚留宿親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著,或者說不敢睡——村裏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讓他想起餓狗看見野兔時,眼睛裏倏然閃現的光亮。
      徐再育就那麽挺在床上,無法入睡。挺著挺著,他聽見親戚的鄰居家好像有什麽動靜,支起耳朵仔細聽聽,是磨刀的聲音。這越發讓他睡不著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聽周圍的動靜了。不久,他又聽見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說話:今天隔壁來了一個走親戚的,那個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聽到這裏,翻身起床,偷偷走出親戚家,然後撒開腳丫子就跑。他一氣跑了80多裏,跑到家裏時,一頭栽倒,然後一病不起,1個月後,死掉了。
      徐再育不是餓死的,他是在光山縣受了驚嚇後,就那麽躺在床上,病懨懨地死掉的。
      2008-10-3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實的,有不信者,可以實地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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