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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之死 - 朝鮮叛逃高官黃長燁回憶

(2011-12-19 18:31:20) 下一個

作者簡介


黃長燁不僅是金正日的老師,還是金日成的親密戰友,朝鮮幾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清洗風波,從沒有刮到過他。作為“主體思想”理論家,他在平壤主管意識形態,是金日成大學的校長。到目前為止還不十分清楚,他的叛逃的真正原因。他為叛逃付出了重大代價:他的妻子及女兒相繼自殺,兒子與另一女兒、孫女都被送去勞改營。


▲ 朝鮮民主化委員會委員長黃長燁 ⓒDaiyiNK
1997年2月叛逃時,黃長燁 身為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1997年4月黃長燁流亡韓國,受到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的接見,被封為“反朝英雄”。居留韓國期間,黃長燁不時借主持節目、公開演講或出訪的機會對朝鮮體製進行嚴厲批評。 2003年和今年3月,黃長燁曾兩次訪美。

  黃長燁是迄今朝鮮變節的最高級別官員。據日本《每日新聞》此前披露,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在黃長燁叛逃後怒罵: “黃長燁 是豬狗不如的叛徒。”韓國《朝鮮日報》稱,黃長燁是朝鮮頭號暗殺對象。黃長燁今年3月訪美後,朝鮮媒體對其發出威脅稱, “誰也不能保障他不會出現問題”。

 迄今朝鮮叛逃的最高級別官員黃長燁10日在韓國首爾居所身亡,終年87歲。同日,朝鮮舉國共慶勞動黨建黨65周年。因黃長燁死亡突然,且日期敏感,韓國方麵為杜絕傳言當日即展開聯合調查及屍檢。根據韓警方10日下午發布的消息,黃長燁之死被排除自殺或他殺嫌疑。

  據韓聯社10日報道,前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黃長燁當天上午9點30分左右被發現死於首爾江南區居所的浴缸裏。報道稱,黃長燁每天上午9點30分會坐到2樓客廳圓桌前的椅子上,但10日上午他未按時出現,負責警衛的職員用值班鑰匙開啟2樓客廳和寢室後,在浴缸內發現其屍體。據悉,當時浴缸裏的水還是熱的,黃長燁全裸半坐在裏麵。





朝鮮高官黃長燁回憶錄之金日成之死

2010/10/27 出處:新書網   

黃長燁遭刺殺 警衛僅次於韓國總統



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1993年, 我解任國際書記。金正日任命金基南為宣傳書記,之前宣傳書記一職一直由金正日親自擔任。我建議由金基南接替我擔任思想理論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挽留我說,我是主管思想理論的書記,應該繼續保留委員長職務。考慮到宣傳書記的威信,我又建議任命金基南為副委員長,同時將與理論問題有關的國內宣傳管理權轉到宣傳部,將主體思想研究所與國際部合並,行使對外宣傳的管理權。另外在黨中央內部又設立了一個“對外宣傳理論問題委員會”由我擔任委員長,宣傳書記和統一宣傳部書記擔任副委員長。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管理起來非常困難。一旦與其它部門發生衝突,我往往不願意行使權力,這個機構後來變成了有名無實的部門。北朝鮮的經濟狀況一日不如一日,各個機關為了掙外匯紛紛成立外貿公司,賺錢的過程中,腐敗以及逃亡的現象也多了起來。金正日宣布整頓貿易公司,並限製海外旅行。在黨中央設立了“派遣審查委員會”公安擔當書記任委員長,國際書記是副委員長,委員由軍需工業擔當書記、經濟擔當書記、科學教育書記、幹部擔當書記等六人擔任。委員會每周召開一次審查會議,金正日親自批準的代表團之外,所有的出國人員都要經過委員會審查同意。我主張盡可能多的派人員出國,但是公安擔當書記主張盡可能不派代表團出國。 1993年3月,由於核問題,朝鮮與美國分歧加大,北朝鮮宣布進入準戰時狀態。

  核問題最後得以協商解決,金正日對內宣稱是自己“絕壁戰術”的勝利。在我看來,是美國為避免戰爭而采取的理智之舉。 當時,北朝鮮許多高官因為參加金正日的酒會而死掉。酒會

  通常在夜裏舉行,高官們喝的醉醺醺的開車回家,出事故在所難免(因為是秘密酒會,沒有讓司機跟著) 這樣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進入90年代,金日成已經喪失領導力了。

  有一次卻發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露麵。金正日沒法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請示。不過,真相一直瞞著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療身體疾病。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經處於絕交狀態很久的金敬姬哭著給妻子打了一通電話,說因為哥哥很傷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萬一死掉,自己沒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沒有再露麵,好像很嚴重。1994年,金日成雖然還能與我們見麵聊天,但是連放屁都不能自行控製了,我們都猜測他的日子不多了。

  當時金日成聽力已經出了問題,五月份做了眼睛手術。手術是秘密進行的,到底什麽手術不得而知,術後本來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趕上卡特訪問朝鮮,金日成過度疲勞,病情更加嚴重了。與卡特會麵時,金日成抖的厲害,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強忍著裝出鎮定的樣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屬於外交部的工作範疇,我和金永淳隻參加了金日成舉辦的午餐會。 1994年7月25日,半島南北雙方進行正常會談,金日成更加興奮起來。我陪同他會見外國客人,金正日表現的很興奮,沉浸在祖國統一的幻想中。我猜想應該是金正日給他呈送了假的報告,說南部人民熱烈盼望著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機場聽到了金日成去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妻子看起來比自己的父親去世還要悲傷。兒子們認為金日成的死都是醫生的過錯,罵他們該死。我這個人,興奮了會掉眼淚,但是傷心時反倒眼淚很少,因為我覺得傷心而哭是一種感性的表現。但黨全國齊哭之時,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險了。

  孩子們通過電視看到葬禮後,責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無話可說。 站在我的立場,金日成是對我最好的一個人,甚至可以說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個斯大林式的人物,對社會發展有太多的非進步作用,難以評價。 無論怎麽說,金日成去世,我內心深處並不太傷心,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極端獨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鮮。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禮結束,我回到辦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電話,“黃書記,新時代到來了,我們要在新時代好好做事”我有點驚訝,對金正日來說,比我更加親近的人大有人在,為何先給我打電話,這是沒有道理的。金正日偶爾遇到問題會給我打電話,通常我都會奉承他,金正日聽後會說,“在所有書記中,黃書記是老大,應該多問問黃書記……”之前金敬姬曾經說過,“雖然近臣很多,但是並沒有可以真心信賴的人,哥哥很孤獨。”我想到了劉備托孤,但是,此時我的思想已經變了。未來如何,我無法想象。7月20日,我將金正日在電話中提到的理論問題整理成一篇文章,金正日批準後以他的名義發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並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會有什麽變化。

  金正日的權力繼承很順利的結束了。

  聽說黃海南道農業搞的很好,幹部們就過去參觀。結果發現,農業耕作是不錯,但是農民們的生活真是慘極了。別說吃的,廚房裏連做飯的鍋碗都不夠。幹部們把農民召集到一起,問,“有什麽困難就說出來?”農民們異口同聲的回答,“沒有”我的心痛極了。黨,不應該隻是討論怎樣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屍身,討論金日成銅像前應該放多少束花;在為這些問題熱烈討論的時候,競從來沒有一個人為苦難的貧民提出議案。

  幹部們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守護金日成銅像,我雖患感冒,還是被安排了一個小時的值班。有的幹部為表衷心,守靈到淩晨。後來才知道,這些事情都有專人調查,並上報金正日,最後在黨本部會議上公開。更讓人無語的是,聽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卻沒有立即出院的人……等等類似毫無關係的人都受到了處罰。主題科學院的一位博士因為聽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後還在修理自行車而被處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陣子,哭成了一種競賽。 真哭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長久以來相信了黨的宣傳。金日成7月8日去世,為了紀念這一天,每個月的8號都有人去銅像前獻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參加活動,街道一度被堵。去外國出訪的幹部也要先去銅像前獻花,外國客人到來,也要去獻花。我認為實在是瘋狂,別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飽肚子。人們對金正日的稱呼從“親愛的領袖同誌”變成了“偉大的將軍”在黨內正式文件上也開始使用“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70歲壽辰時,有人提議給他“大元首”稱號,我表示反對,當時金正日也在。當著金正日的麵,我明確的說,“我認為,與其給一個軍事領袖的稱呼,不如強調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偉大,強調領袖德行的偉大。”金正日聽後,說,“等到解放南朝鮮的戰爭徹底勝利時再給大元首的稱號吧” 金日成 80歲壽辰時,有人又提議給金正日“元首”稱號,我又反對。“給領袖‘大元首’的稱號是不錯,但是以什麽理由呢?元首是軍事用語,最高司令官不僅是軍事稱號,而是表示是軍隊的首領,所以更合適。最好的辦法是給領袖做司令服,給領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帥服” 但是,金正日最後還是同意用“元首”稱號。封建主義是與軍國主義聯係在一起的,北朝鮮的幹部們都有濃厚的封建思想。我當時說的話根本沒用,過後我十分後悔。10月份,俄國自由民主黨一行十餘人訪問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與他們見過麵。金正日給這次訪問賦予了重大意義,問我與他們建立聯係,讓他們成為在俄羅斯支持朝鮮的主要力量如何?這表示金正日要給他們巨額盧布,我猜當時金正日外匯充裕,考慮到農民吃飯難和主管農業的書記受到非難,將辛苦賺來的外匯就這樣用掉太可惜,就建議再商討看看。 我開始擔心,國家哪一天突然會倒掉。

  我向金正日建議,遍布全球設立的主體思想宣傳組織的經費由相關人員自籌。之前我們每年從金正日那裏能拿到120萬美元,這筆錢大約是國際部預算的三倍。

  金正日說,賺外匯不容易,讓我們小心、注意。我覺得要賺外匯需要國家保衛部的幫助,就請金正日批準這件事。我將遍布全球的宣傳機構集中到一處,建立了國際財團,要建立“主體財團”需要錢。正為錢發愁的時候,一位老撾企業家免息借給我們上百萬美元,原來他是主體思想的信徒。最終那位企業家擔任財團總裁,我是理事長,金德宏負責財務,在瑞士開設了帳號。我覺得這樣以來,主題思想宣傳工作就能脫離金正日的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我通過金德宏將主題思想的宣傳物品送外海外,如果遇到檢查,就說是針對宗教的宣傳品,那些宣傳品中將偶像化宣傳和階級鬥爭部分剔除了。這一切起到了效果,我們也獲得了收入。為了讓金正日安心,我將80萬收入中的50萬上交金正日,金正日非常高興。在幹部會議上說,“黃書記純粹出售主體思想就賺了500萬上交黨中央,你們坐在那裏都在幹什麽呀?” 50萬被他說成500萬,用來訓斥下人。但是我就麻煩了,因為會議結束後幹部們紛紛找到我,問我是如何賺到500萬的,總理還非要我借給他30萬。當時,中央各個機構遍設掙外匯的“幽靈公司”雖然表麵上看起來中央機關並不直接精英這些企業。我是國際書記,負責國際事務,得到了許多海外僑胞的關心。想保守秘密是不太可能的,知道後有些人開始求金德宏從海外帶東西回來。書記們也拜托我帶一些藥等等在北朝鮮買不到的物品。我秘密選出資料研究室的五名人員組成“財團主管分室”任命金德宏為資料研究室副室長。金德宏的職位按月薪相當於政務院副部長級,享受黨的幹部待遇,而且可以出入黨的各個機關。前文中說過,金德宏是我在金日成綜合大學時的下屬,在金大時我讓他負責教務,總管大學事務。他曾在社會安全部任職,與社會安全部、保衛部、武力部的人關係很深。所以,出現需要與社會安全部或武力部協調的事情時,我都會派他出麵解決。後來,我進入黨中央,又把他帶到黨中央,任命為黨中央指導員。金德宏平生最成功的事是協助我建立了主體科學院輔助機構,我有兩位秘書,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給秘書的事情,隻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會派給金德宏。親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來。金德宏經常出差海外,見到了世界各地的僑胞,尤其與韓國僑胞接觸的過程中,德宏更加認識到我的思想的正當性。他在思想上進步的很快。1994年,朝鮮糧食危機,但是並沒有爆發大規模居民餓死的情況,但是到了1995年,事情急轉直下。平安北道發大水,糧食危機變得日益嚴重起來。

  街上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搶糧時而引發的殺人、強盜事件也越來越多。

  甚至幹部的車在夜間遭軍人哄搶。 聽到消息後,金德宏開始在海外購買糧食運回國內。

  經德宏之手運回國內的糧食超過100噸。我先將糧食分為了主體科學研究員的研究員們,接下來是保衛部,後來還分給了妻子單位的人。 我能夠救妻子的同事,卻救不了無數饑餓的百姓們。 整個朝鮮麵臨糧食危機,但是金正日並沒有興趣,他關心的是建一個豪華的宮殿安放金日成的屍體,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1995年2月,為慶祝金正日生日,主體思想國際討論會在丹麥的哥本哈根開幕。我途徑莫斯科與俄羅斯的黨員代表和學者們舉行了討論,我把大家從主體思想的一般原則討論引到了國際討論大會。在莫斯科我見到了以前一起學習的同學,還有俄羅斯共產黨的國際事務書記,那位書記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曾經在蘇共中央負責青年事務,是位很年輕的幹部。我小聲對他說,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以主體思想為基礎,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他當時正為新的指導思想而苦惱,我就讓金德宏給了他一份名為“為了全人類的光明”的主體思想宣傳文件,還有為厄本哈根討論會準備的宣傳文件《哲學的使命》國內人民正在挨餓,我們卻為了慶祝領袖生日而召開思想討論會,在會上討論哲學和人類的未來。我能感受到那位學者看我的鄙夷眼光。糧食問題越來越嚴重,但金正日卻忙著加強獨裁,他進一步強化了秘密警察製度,一旦有反對者,公開或者非公開,都會遭到審判。有一次,一位負責黨中央保衛工作的要員悄悄找到我對我說,“辦公室內有竊聽裝置,還有隱蔽攝像頭,隻有有一點異常舉動都會被記錄下來”“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終都被殺害了。被處決前,先被處決的人會說,‘我先走了’。想到這句話遲早會親耳聽到,甚至從自己的嘴裏說出來,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 “黃書記是一位學者,又深受愛戴,請保護我們” 我請他喝酒,說了些安慰他的話,給了他些錢。 1995年8月15日,朝鮮半島解放50周年紀念日,幹部們都乘火車去鹹興參加慶祝活動。我和楊亨燮留下來接見從韓國來的學生代表,之後再趕去鹹興。

  我歡迎來自韓國的學生們,但是良心上並非如此。我跟他們握手,是在騙他們。來自韓國的學生們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們知道實情,知道在朝鮮充滿了虛偽和欺騙,知道在朝鮮居民就像生活在監獄裏,估計就不會堅持再來了吧。對與青年人,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這一點我很理解。但是,朝鮮的社會主義,是和封建主義結合的封建社會主義。 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領導下,北朝鮮的青少年們不僅精神上而且在肉體上都變成了奴隸,金氏父子甚至還企圖欺騙韓國的少年們。我建議讓韓國的那些左傾親北的青少年們帶到朝鮮生活一個月。如果一兩千人在朝鮮各處生活一兩個月,那他們就會從各個細節了解朝鮮的真相。我曾經與德國的宋鬥律教授和韓國小說家黃晳暎見過麵,我試圖向宋教授講解主題思想,事實上北朝鮮當局並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金永淳對我說,“宋教授琢磨不定,別人都不是他的對手,請黃書記稍微給他施加點影響,改變他的想法”我知道金永淳和統一宣傳部那幫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麽想的。我還派了有實力的弟子去給黃皙暎講主體思想。 1995年末,我訪問英國和法國回國途中,在北京與金德宏秘密與韓國企業家商談了金剛山旅遊開發的事情。那時,我為了與金德宏見麵,出國訪問時都會途徑北京,我們不乘坐飛機,而是主要通過北京到平壤的火車來往,理由之一是會經過沈陽,在沈陽有財團的支部,還有與我們聯係的人。我回到平壤後,對金正日說經營觀光產業有助於恢複朝鮮的經濟。我的觀點是,北朝鮮的經濟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劑猛藥很難治愈。在我看來,猛藥就是金剛山旅遊開發。那位韓國企業家對我說,六個月能夠在金剛山建成觀光設施。每位遊客交200美元的門票費用,所有的線路都按北朝鮮的要求進行,一年至少會有10億美元的收入。我將這些詳細的介紹給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這是我給金正日的最後一個建議。不過,與其它的書記相比,我提的建議已經算多了。為了牽製組織部,金正日從秘書室選出了5個人,一起討論下麵呈交的文件,上麵下發的文件也由秘書室討論,如果與實情不符,秘書室有權再報告。秘書室沒有設室長一職,5人同級。在北朝鮮黨中央,各個部門都自顧各自利益,報告中虛假成分甚多,在經濟領域,很多報告建議引入等級製,堅決執行分配製度,金正日隻是說再考慮,通常沒了下文。我曾經提議對於犯了錯誤的同誌

  寬大一些,對於一些幹部可以再次啟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我強烈建議開發觀光產業,金正日讓我寫一份報告。我召集了人民武力部、國家保衛部、觀光總局的幹部們一起做。人民武力部沒有意見,國家保衛部要求運營和導遊全部要由國家保衛部的人員擔任,並要主動擔負對遊客洗腦的任務。結果我就在報告中寫對國家安全沒有危害。統一宣傳部和對外經濟委員會曾多次提議開放觀光,但是也多次碰壁,這次我這個國際書記親自從理論上論證可行性,他們也覺得希望很大。

  他們想盡快知道結果,就不聽的給我打電話打聽消息。我也著急,但是金正日不發話,結果就無法知曉。

  聽說金正日向書記室的人詢問起觀光事業的情況,“如果允許觀光旅遊,不就意味著開放嗎?”“如果開放,會使我國經濟癱瘓,結果很讓人擔心。”“還不知道啊!已經完全處於癱瘓狀態了。即使想開戰,糧食也成問題。害怕被南朝鮮(韓國)占領,上麵(金正日)也猶豫不決”之後,我下定決心,再也不給金正日提任何建議或忠告。我的苦悶更重。看著那些得癌症去死的人,我甚至想,為什麽自己不幹脆得個癌死掉。吊唁死去的弟子,我內心就在想,活著麽久真是愧疚。這個操蛋的世界,趕緊來場戰爭,都結束了算了。 1996年2月,伴隨著無數人民挨餓至死,金正日迎來了自己的54歲生日,主題思想國際討論會在莫斯科綜合大學舉行。客人們都住在大使館裏,所幸大使館距離莫斯科大學很近,客房又多,附近沒有酒店也沒關係。我帶上了主體科學院的小同誌們,他們大都十六七歲,剛剛高中畢業。帶他們的目的是向客人介紹北朝鮮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他們是作為接待員去的,穿著統一的服裝,還學習唱歌,不僅朝鮮歌曲、俄羅斯歌曲,連西方歌曲也會唱。會上,他們與客人們相處的很好,一起翩翩起舞,連大使館的人都懷疑他們是否真的隻是接待員。消息傳出後,莫斯科的許多團體都邀請他們演出,接待員的費用由國際主體財團承擔,坐火車往返,住在大使館的客房裏,所費不高。多虧了他們,討論會進行的有聲有色。討論的主題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論證主體思想原理的正當性。俄羅斯的學者們,特別是莫斯科綜合大學的學者們,因為我出身莫斯科大學,都很歡迎我。與在其它國家召開討論會不同,這次我做了好幾次發言。僑胞們聽後說,“對與主體思想的疑問都解開了,聽到你說服現在還執迷馬克思主義的俄羅斯學者們也非常痛快。” 在我而言,獲得好評卻令我有一些擔心。我不知道成為對我來說是福是禍。我與朝鮮駐俄羅斯大使和書記的關係都很好,心裏盼望他們能在給朝鮮的報告中對這次會議評價好點。但是,回到平壤還是發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在國際討論會上負責翻譯金牡丹是俄羅斯文學專業的畢業生,在主體科學院攻讀美學,她很受參會的俄羅斯學者喜愛。我曾經與我的俄羅斯同學開玩笑,如果不把牡丹帶上,1995年估計俄羅斯學者們都不會讓我們踏進校門。我當初將金牡丹放進代表團時,幹部部是強烈反對的,傳聞俄羅斯留學生曾經參加反抗金正日的組織,所以1980年以後的畢業生是不允許出國的,我也聽說過這個傳聞。

  當時,在俄羅斯的朝鮮留學生主要來自軍方,他們組成了反抗金正日的組織,

  其中不少幹部子女。人民武力部保衛司令部後來將這些人毫無例外的全都槍決了,聽說很多普通大學生也牽涉其中,而且之後也沒有停止繼續調查。我曾經問過人民武力部長,主體科學院是否有學生牽連,他說跟主體科學院的學生無關。我將這些話對負責幹部的書記說,他說如果不擔心她逃亡可以帶上。我見了金牡丹,“你跟軍隊反金正日的人有關係嗎?如果有關係就直說,然後再想辦法”“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現在在我的母校沒有任何一名學生有問題” 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學生,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她對自己的丈夫也是那麽說的。 “那麽,這次你來做莫斯科討論會的翻譯,我負全部責任。在莫斯科不要隨意走動,確保不會出事。能保證嗎?”“能,我保證” 她翻譯的很好。她話不多,對美學有很高的造詣,可以說是個優秀的女學生。但是,回到平壤幾天後,她的丈夫突然找到我。“書記同誌,請您一定要幫助我。我的妻子被武力部保衛司令部帶走了,幾天過去了還是沒有任何消息。請救救她吧,求求您了”“怎麽回事? 你仔細說”“一周前,一個自稱是武力部保衛司令部指導員的人找來,那個人說出了妻子畢業論文指導教授的名字,問妻子認不認識,妻子照實回答。指導員記錄下來之後讓妻子簽字。妻子按照指導員的要求簽完字後回到家,說錄了供,心情不好。

  兩天後,保衛司令部就把妻子逮捕了,之後就再沒有消息。“我知道了,我打聽打聽,你安心等著” 我通過自己的關係打聽金牡丹的消息和那份文件的具體內容。金牡丹的論文指導老師負責外國留學生事務,與俄羅斯情報機構有關係,所以,與教授關係很好的金牡丹也就有了責任。根據金正日的命令,隻要與反金正日組織有一點關係,無條件槍決。我也被勸說最好不要介入。我隻能照實對金牡丹的丈夫說,後來他的丈夫也被流放到地方。學生們一出國,就對金正日和朝鮮的真麵目有所了解,也就知道為什麽數百萬北朝鮮居民餓死。所以,成立反金正日的組織事出必然,隻是很可惜,等待他們的確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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