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階段已經過去，國家終於把國民經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全國數千萬中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極為嚴峻，於是，在毛澤東指引下，一場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這意味著城市青年都得離開家鄉，去插隊或者加入生產建設兵團。
蔣愛珍是江南女子，出生在魯迅的故鄉浙江紹興，蔣愛珍和任何一個初中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地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歲的她追隨複員轉業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蔣根土，到農8師144團1營1連落了戶，按照當時的說法，成了一名“光榮的軍墾戰士”。
這個在江南水鄉長大的姑娘雖然還是個孩子，卻聰慧勤勞，幹活從不惜力，摘棉花、鋤地、挑土、趕車，樣樣拿得起放得下，遇到節假日她到夥房幫助洗洗涮涮，為戰友縫縫補補，深得讚譽，人們都很喜愛這個身材修長的姑娘。不久，蔣愛珍以先進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團共青團代表大會；1973年5月，也就是她來到團裏一年以後，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同年出席了農8師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74年，144團農場醫院招收護理員，蔣愛珍被推薦到短訓班學習，結業以後留在團場醫院當了一名護理員。1976年，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當選為醫院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那時候她年僅20歲。
蔣愛珍的哥哥蔣根土跟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過去是一個部隊的戰友，蔣愛珍到醫院做護理員以後，作為人之常情，他囑托張國政多關照妹妹。這裏說的“關照”當然指的是關心、照顧，但是在那個年代，也一定有請張國政幫助妹妹進步的意思。張國政沒有辜負戰友的囑托，果真對蔣愛珍愛護有加，應當說，蔣愛珍工作上的進步與張國政的幫助密不可分，蔣愛珍對張國政很感激，兩個人的關係也很好。
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失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畸形，在當時官方的說法是“派性嚴重”，即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分屬於群眾組織的不同派別，人和人之間很隔閡，有的甚至結著仇怨。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
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生活形態，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概括說：“一種集體生活形式的誕生總是伴隨著一種新類型的人的出現，相反地，一種集體生活形式的衰亡也總是伴隨著某種類型的人的消逝。”（［法］塞奇·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我們必須注意到人類群體所發生的這種變化。
中國連續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整個民族群體的非人化，傳統意義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個體成為了冰冷的社會機器上的零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機械的和非人際的關係，人幾乎全部喪失了自我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出現大麵積的人性扭曲、良心泯滅和道德畸變，出現一些看風使舵、口蜜腹劍、吮癰舐痔、陰鷙狡詐、誅鋤異己、狐群狗黨、為虎作倀之人，也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
結果，我們在邊陲一個很小的人類群體中，發現了兩個新的類型化的人，一個叫李佩華，團場醫院助理醫生；一個叫謝世平，團場醫院的藥劑師。從身份看，這兩個人都是144團醫院的普通醫生。普通醫生的身份無法說明問題，共產黨員的身份就不同了，因為這通常意味著這種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層麵進行人生博弈的條件，可以做醫生做不了的事——李佩華和謝世平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卻都不是黨的領導幹部。雖然不能說所有黨員都在覬覦黨的領導幹部手裏的權力，但是具體到李佩華和謝世平，我們卻完全可以斷定，此二人很為自己沒有掌握權力而苦惱，簡直到了“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們對144團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這就是我們通常在觀察人與人關係時所說的“矛盾”。
我們可以把這種矛盾的根源理解為人類非常原始的精神心理現象——嫉恨。嫉恨是一種有很強銷蝕力量的欲望，就像性欲一樣，能夠把人折磨得變形、變態，可以使人抓狂。很抓狂的李佩華和謝世平一天到晚不思茶飯，隻是想怎樣抓住張國政的把柄把他整下去，即使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讓狗日的在這個位置上人模狗樣。千萬不要小看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惡，在一定條件下它是可以惡到沒邊沒沿沒有一絲光亮的。結果，此二人就像嗅覺靈敏的狗一樣，嗅到了張國政和蔣愛珍關係較好的味道。
32年前的中國，“男女關係”還是一種能夠導致人身敗名裂乃至於身陷囹圄的極為危險的關係，不像現在動輒“上床”這樣簡單。如果被確認（往往是“組織”，即單位出麵代為行使法律職責）通奸，當事者是要被處分和治罪的，就像今天你跑到天安門廣場大放厥詞一樣，後果很可怕；從社會道德角度來說後果也很嚴重，通奸者，男人為“流氓”，女人為“破鞋”，會自動失去做人的資格，走到街上都會有人啐罵。所以我們說，李佩華和謝世平想利用張國政和蔣愛珍關係較好這件事做文章，是極為陰狠歹毒的一招。
1978年3月，蔣愛珍被批準回浙江探親，17日晚，張國政和醫院另一個同事去蔣愛珍的住處（她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個房間）向她告別，順便囑咐她路上注意安全，沒說更多的話就離開了，張國政回到了離這裏不遠的自己的家。
李佩華和謝世平就像聞到腐屍氣味的鬣狗一樣亢奮起來，妄斷張國政要在這天夜裏和蔣愛珍“發生關係”（就是今天所說的“通奸”），在副院長粟有成的支持下，糾集起六七個人（包括謝世平的妻子鍾秋）前去“捉奸”，看守住了外科值班室和張國政的家。他們並不知道張國政早已離開。
李佩華和謝世平讓一個護士以取紗布為名敲開了蔣愛珍的房門。蔣愛珍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圈套，和顏悅色地把門打開，到另一個房間給護士取紗布，謝世平趁這機會溜進了蔣愛珍的臥室。他原本以為會在這裏看到赤身裸體的張國政，沒想把到床上床下和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也沒見張國政的身影。蔣愛珍取紗布回來發現了謝世平，很奇怪他怎麽會在自己房間裏，但礙於情麵，蔣愛珍還是和謝世平打了招呼，謝世平鬼魅地笑了一下，什麽也沒說。
蔣愛珍送謝世平和護士走出值班室，在門外又看到了躲閃不及的李佩華和鍾秋，心裏就有些犯嘀咕，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麽？盡管這樣她也沒把事情往那方麵想，而是想到她明天就要上路，行李中放著900元錢，她害怕他們是想偷她的錢。回到房間查看，錢並沒有丟，蔣愛珍坐在床上琢磨剛才的事情，越琢磨越心神不安。蔣愛珍耳聞過李佩華、謝世平散布她和張國政關係不正常的流言蜚語，但是她總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斜，從來沒有放在心上。今天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莫非他們是想……對於一個年僅18歲的姑娘來說，這是極大的冒犯和侮辱，蔣愛珍十分生氣，決定向醫院領導反映，黨支部書記徐進義離醫院很遠，她就轉身去找身為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
張國政跟隨蔣愛珍來到醫院值班室了解情況，就在這時，李佩華、謝世平、鍾秋等人突然闖了進來。張國政問：“你們要幹什麽？”李佩華陰陽怪氣地說：“我們來抓鬼！明說了吧，就是來捉你和蔣愛珍的奸！”
張國政氣得發抖，指著李佩華和謝世平大罵起來，張國政叫人把醫院黨支部書記徐進義和所有支委都叫到了值班室，想讓組織對此事作出判斷，譴責和阻止李佩華和謝世平的無恥作為。徐進義問李佩華和謝世平究竟是怎麽回事，此二人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
發生了這樣的事，蔣愛珍再也沒心思回去探親了。第二天早晨她沒有起床，一直在哭，在沒有把事情弄清，還她以清白之前，這個22歲的姑娘覺得沒臉出現在眾人麵前。在哥哥蔣根土的勸說下，蔣愛珍盡管勉強參加了工作，但是她精神恍惚，有時候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一個柔弱的女子，這時候隻能求助組織，她數次向醫院領導申訴，要求組織澄清事實，還她一個清白，蔣根土也勸慰她，讓她相信組織一定能夠把事情弄清楚，平息這件事在群眾中的影響。
蔣根土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他不知道144團正在醞釀一場風暴。謝世平跑到144團黨委去告狀，信誓旦旦說張國政和蔣愛珍幹了不可告人的事。144團黨委沒就這件事表態，這意味著也沒有對李佩華和謝世平進行批評；而144團醫院的領導裏有粟有成這樣對張國政素有偏見的人，反而更縱容和默許了李佩華和謝世平在群眾中大肆散布謠言，編造說親眼看見張國政夜裏幾點幾分溜進蔣愛珍的臥室，幾點幾分出來閃進自家的大門，有鼻子有眼，謊言越編織越密。在李佩華、謝世平及其妻子鍾秋等人的煽惑下，關於張國政和蔣愛珍通奸的流言不脛而走，幾乎人人皆知，一些人懷著病態心理對他人的緋聞和災禍津津樂道，輿論對蔣愛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一天下午，謝世平和妻子鍾秋在走廊裏向張國政尋釁，雙方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前者點著名說他和蔣愛珍亂搞男女關係，蔣愛珍站在值班室門口呆呆地望著，一言不發。晚上，再也承受不住壓力的蔣愛珍獨自坐在值班室發呆，突然“哇”的一聲哭起來，大聲叫喊著“冤枉！冤枉！”跑出了醫院。同事連哄帶拉把她弄了回來，蔣愛珍時而歇斯底裏地叫喊，時而哈哈大笑，在場的人無不落淚。
蔣愛珍患了精神分裂症，到醫院接受過一段時間醫治和調養，病情仍舊時好時壞，經常一個人默默地發呆，自言自語，有時候甚至像瘋人一樣跑到醫院外麵去。有一天晚上，蔣愛珍又跑了出去，初春的戈壁灘寒風凜冽，穿著單衣單褲的蔣愛珍在曠野裏轉遊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蔣根土和幾個同事開著卡車找到了她，她臉上有幾道血痕，兩眼直瞪瞪的，蔣根土怎麽喊都沒有反應。大家把她弄到車上，暖和過來以後，蔣愛珍才呻吟出一句：“媽媽……”
就在這段時間裏，李佩華和謝世平如願地把所謂“張國政與蔣愛珍通奸“的問題弄成了重大事件，1978年3月30日，144團黨委派出工作組，到醫院專門調查所謂的“3·17”事件，擔任工作組組長的是楊銘三，144團主管醫療衛生工作的副參謀長——請注意這個人，正是在這個人的主導下，蔣愛珍和張國政的處境迅速滑向無底的深淵，從而釀成了一場驚天血案。
楊銘三和張國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經產生過矛盾，楊銘三對張國政同樣“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如果說李佩華和謝世平表達“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使用的是誣陷手段，那麽掌握權力的楊銘三就一定要依仗權力使用報複手段了，這是所有權力者的本能。所以，我們可以說楊銘三帶領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帶著有色眼鏡，自然要偏袒李佩華、謝世平一方，隻能越調查越複雜，越調查對張國政和蔣愛珍越不利。
4月6日，144團團長馮俊發親自跑到醫院做政治動員，號召在144團醫院全麵開展揭批查運動，集中揭發張國政的問題。調查“3·17”事件的工作組改為領導揭批查運動工作組，把“3·17”事件放在揭批查運動中一起搞，這樣，“3·17“事件就被人為地賦予了一種政治色彩。
上級有人來，蔣愛珍最初滿懷希望，馬上就去找楊銘三訴說，不料楊銘三並不想聽她的申訴，冷冷地說：“3月17日的事，沒有，要給你搞清楚；有的話，就改，改了就好。”蔣愛珍對楊銘三的話雖感意外，卻仍舊沒有失去對組織的信任，回來以後認認真真寫了一份材料，遞交給了工作組，滿懷著希冀等著楊銘三找她談話。這一等就是4個月時間。
在這4個月裏，李佩華和謝世平等人一刻也沒有停歇，寫了很多關於張國政和蔣愛珍“男女關係”問題的大字報，畫了很多汙穢不堪的漫畫，張貼在醫院乃至於團部招待所的牆壁上，盡管144團醫院有很多人反感這種做法，但是工作組的態度很明確：張國政、蔣愛珍必須就群眾提出的問題做出交代。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時候動不動就“劃線”，工作組的這種態度，實質上就是劃出了一條線：認為張國政和蔣愛珍有問題的就是聽黨的話，立場正確的，不認為有問題的就是不聽黨的話立場錯誤的。這樣一來，144團員工就被分為了兩部分人，一部分受到鼓勵，一部分受到打擊——因為同情張國政和蔣愛珍而受到歧視打擊的就有三四十個人。
因為沒有證據，144團醫院黨支部根據對所謂“3·17”事件最初也傾向於否定，但是工作組對支委進行了嚴厲批評，把他們稱作“保張派”，幹脆把黨支部排除在了運動之外。一個文教幹事貼了一張《呼籲醫院廣大群眾為受害知識青年蔣愛珍伸冤》的大標語，當即就被工作組調離了醫院；一個女醫生僅僅因為曾經安慰過蔣愛珍，就被楊銘三一次一次追逼，讓她在全院大會作檢查；楊銘三連與蔣愛珍談戀愛的青年醫生也不放過，警告他說：“我以領導的名義和長輩的身份告訴你，現在蔣愛珍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你不能再跟她談了。”
蔣愛珍就像有罪的人那樣，行動受到嚴密監視，沒有人敢接近她，更沒有人敢於對她表示同情，就連她的信件也被李佩華等人拆看……22歲的蔣愛珍陷入到了絕境之中。
1978年8月5日，工作組在醫院群眾大會上宣讀了對張國政的審查材料，確認張國政3月17日與蔣愛珍有通奸行為——我無論如何找不到工作組對張國政做了什麽處分的材料，按照常識，應當是撤除了他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職務，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認為，李佩華和謝世平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蔣愛珍成了他們卑劣行為的陪綁。
會後，楊銘三第一次找蔣愛珍談話，讓她“老實交代”與張國政通奸的事。蔣愛珍小聲嘟囔一句表達不滿，楊銘三厲聲說：“這是被組織認定了的，你當然也要深刻檢查！即使到最後什麽也沒有，光憑你跟張國政的接觸，你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蔣愛珍對楊銘三和工作組徹底失望了。
走投無路的蔣愛珍再次去找144團團長馮俊發訴說冤情，這位團長哼哼哈哈地打馬虎眼，一個問題也不回答，隻是說：“你要相信組織，相信群眾，相信工作組。”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相當於：“你的事情組織自然心裏有數，你說什麽也沒用！”蔣愛珍還能說什麽呢？
蔣愛珍又找到石河子地區派駐144團的工作團團長，後者同樣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來。蔣愛珍真正是走投無路了，她曾經想到烏魯木齊向自治區領導告狀，但她又知道，上級領導不可能直接到下麵來調查處理，即使出麵過問，也必定會通過基層組織，這意味著事情最終還是要落到楊銘三和工作組手裏，這隻能導致她的處境更為悲慘。
對於這個柔弱女子來說，事情已經到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境地，然而，事態還在發展——144團醫院整黨工作期間，在要不要開蔣愛珍批判會的問題上，工作組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事情已經過去，沒有必要再開了；以楊銘三為代表的另一種意見認為，蔣愛珍並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堅持要開，最後，依照楊銘三的意見召開了批判會。
1978年9月26日下午，批判會如期召開。楊銘三顯然做了精心策劃，火力準備十分充足，就連沒有參加整黨工作的鍾秋等三四個“有關人員”也邀請出席了會議。蔣愛珍根據楊銘三的要求，就“3·17”事件、“裝瘋賣傻”以及曾經與張國政等人上山打獵等問題做了檢查，雖然沒有承認與張國政有通奸行為，為了過關，也對自己的思想做了檢討。
蔣愛珍話音剛落，李佩華就站起來質問她：“你裝瘋賣傻！你為什麽不去死？為什麽不跳水庫？”他竟然拿出一份與謝世平一同署名的報告，當場宣讀，要求144團黨委對蔣愛珍作婦科檢查。宣讀完畢，李佩華把報告交給了楊銘三。一直在暗中支持李佩華和謝世平的144團醫院粟有成副院長在發言中陰陽怪氣：“蔣愛珍，你害怕檢查？真金不怕火煉嘛！”謝世平的妻子鍾秋更是惡毒地嘲笑和挖苦她，說了很多極為下流和侮辱性的話。
蔣愛珍木然了。
上一次“說清楚”會上，李佩華等人也曾經這樣侮辱蔣愛珍，當時她頭都沒抬，任由眼淚簌簌地往下掉，她覺得既委屈又憤懣。現在，她不再哭了，整個會議期間，蔣愛珍一直都在認真記筆記，聽到謾罵和侮辱，臉上露出了蔑視的笑容。在場的人都注意到了蔣愛珍的變化，但是誰也沒想到，今天是一件事情的轉折點，它開始向極為危險的方向發展了。
1978年9月28日，民兵排長通知蔣愛珍參加第二天的實彈打靶訓練，絕望的蔣愛珍在這一刻產生出一個想法：用槍打死那幾個誣陷和迫害她的人，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她知道，作為準軍事單位，這裏對槍械的管理比較鬆懈，她完全有把握拿到槍和子彈。
當天晚上蔣愛珍徹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這是一條不歸路啊！她才年僅22歲，她是多麽不甘心啊！她流了很多眼淚，跟遠在幾千裏之外的父親母親說了很多話，在哭訴的淚水中，她分頭給父親母親哥哥嫂子寫了遺書。
1978年8月29日，蔣愛珍出奇的冷靜，毅然決然踏上了用性命反抗命運的道路，沒有人看出有什麽異常。打靶之前蔣愛珍如願領到了步槍和子彈，打靶的時候，她偷偷把8發子彈裝進了口袋。打靶結束，參加打靶的人往回走，槍支仍舊拿在每個人的手上。蔣愛珍在一個背人的地方把子彈一顆一顆壓進彈匣，就像戰士一樣拿著槍直奔醫院，去找陷害她的人尋仇。
蔣愛珍走到內科診室，第一個就看到了仇人李佩華。蔣愛珍冷笑一聲，說：“李醫生，你不是想逼我死嗎？現在我叫你先死！”還沒容李佩華做出反應，隨著“砰”的一聲槍響，這個作惡多端的小人應聲倒下，身子底下流出一團汙血。蔣愛珍又直奔外科，在走廊看到謝世平的妻子鍾秋正在跟人說話，蔣愛珍舉起槍說：“我讓你造謠！”話音未落，槍聲響起，鍾秋撲倒在地，扭曲了幾下，斷送了性命。李佩華的妻子戴淑芝聽見槍聲，從一個房間裏出來，問：“怎麽啦？”蔣愛珍笑道：“你還不知道怎麽了？我這就讓你知道怎麽了！”劇烈的槍擊把戴淑芝掀翻在地，頃刻間就停止了呼吸。
蔣愛珍連殺三命，終於出了心中的惡氣，身心感覺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她走出醫院外科診室，突然撞見一個也曾經參與“捉奸”的醫生，二話沒說，舉槍就打，傷了這個醫生……就在這個時候，聞訊趕來的群眾把蔣愛珍包圍在了球場上，相持一個多小時以後，蔣愛珍被抓。
我似乎講述了一個很久遠的故事。
應當交代一下蔣愛珍案件的最後結局了。
我看到一份資料說，144團領導把蔣愛珍殺人定性為“反革命殺人”，立即拘留了張國政，說他是蔣愛珍殺人案的指使者。144團黨委還決定，追認被殺的3個人為“烈士”。一個月以後，144團裏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團領導親自主持，命令各單位都派代表參加，給被殺的人送了花圈予以祭奠。
下麵這段文字來自當時的新聞報道：
“蔣愛珍最初被判處死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提出判蔣愛珍無期徒刑，同時建議自治區黨委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自治區黨委根據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指示石河子地區黨委慎重處理，同時做好下麵的工作，統一認識。後來，石河子地區黨委複議了這個案子，建議重定蔣愛珍為‘死緩’，同意追究工作組長楊銘三的責任。但是，在辦案人員一再提出要求處分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卻把楊銘三調到河南去了。與此同時，謝世平也得到重用。”
我之所以特意把上一段文字加上引號，一是尊重當時發表文章的作者原意，二是請讀者相信，這是最直接的資料，事情的結果真的是“楊銘三調到河南去了。與此同時，謝世平也得到重用。”
看來真的是這樣。
作者：陳行之 【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8師144團農場醫院蔣愛珍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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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15歲，記得一個陰鬱的早晨，家屬區高音喇叭新聞和報紙摘要裏報道了這個事件，立即引起全國的關注。當時，我的感覺是非常震撼，所以直到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這個案件的大致梗概。
蔣愛珍一審被判處死刑，當時被團場定為反革命殺人犯，三名被她槍殺的造謠者被追認為烈士。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廣大人民群眾非常同情蔣愛珍的遭遇和在絕望狀況下的極端行為。甚至，連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高級法院、石河子地區公安局、中級法院經辦此案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都認為蔣愛珍殺人是在被誣陷、被迫害的情況下被逼出來的，殺了她並不能平息民憤。最高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肖揚針對此案說了這樣的話：不應為了追求一個法律價值而不顧其他社會價值。官方《人民日報》專門寫了采訪報道《蔣愛珍為什麽殺人？》，報道發表後，五個月的時間，《人民日報》就收到了社會各界來信15000餘件，這些信的大致內容都是為蔣愛珍求情，懇請法外開恩的。石河子地區法院也收到了大量同樣內容的群眾來信。
社會輿論最終影響了蔣愛珍案的終審判決。1985年，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高級法院公開審理了蔣愛珍持槍殺人案並做出終審判決：判處蔣愛珍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有意思的是，蔣愛珍服刑期間，一共收到各地群眾給她寄來的信件、糧票、食品、衣物等50000多件。蔣愛珍服刑期間被多次減刑，刑滿釋放後回到原籍浙江紹興，被安排在一家工廠上班。
蔣愛珍持槍殺人的時間是1978年，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過去2年，人民群眾對於誣陷、迫害人的壞人充滿了厭惡和憎恨。同時，在蔣愛珍被逼殺人的過程中，團場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人民群眾對於官僚主義作風也是深惡痛絕的。這一切，就構成了蔣愛珍被槍下留人的民意基礎。
在那樣一個年代，持自動步槍槍殺現役軍官等本來是很嚴重的罪行，蔣愛珍卻能最終逃脫死刑，這在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曆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 姚小遠 2008-07-13****************************************************************************************
蔣愛珍在高牆內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年華，雖幸免一死，但代價慘重。
蔣愛珍在獄中和法庭上痛切地追悔自己殺人的罪過，向法庭表示，出獄後願意照顧被害者家中的老人，並要求法庭釋放因參與誣陷她被捕入獄而身患絕症的人。
森嚴的法律使她大夢初醒。
公正而善良的人們的關心和鼓勵，使她恢複了生活的信心。
由於蔣愛珍在獄中認罪表現較好，提前獲得釋放。
噩夢醒來是一個新的早晨。
獲得新生後，她渴望平靜地生活
1990年7月，蔣愛珍回到故鄉C市時，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使C市這座古老的江南水城顯得生氣勃勃，一片興旺繁榮。蔣愛珍16歲離家到新疆，轉眼之間已經18個春秋，小城變得年輕、漂亮了，但母親衰老了。蔣愛珍自己心中傷痕累累，可說是身心憔悴。70多歲的老母親把蔣愛珍緊緊摟在懷裏，一行行老淚滴落在34歲女兒的臉頰上：“媽媽再不讓你離開了，媽媽討飯也要把你帶在身邊……”
蔣愛珍給C市人民政府來信來訪辦公室寫了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她的信引起了重視，被安排麵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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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愛珍一家與本文作者(左) |
這位男同誌是某醫院的院長。他對蔣愛珍說：“歡迎你到我們醫院工作。好嗎?”衛生局長也很高興：“有你院長拍板，那蔣愛珍過兩天就辦手續到你們醫院上班。”蔣愛珍去到這所醫院後，默默地工作，平靜地生活。她與年邁的母親住在一起，騎自行車上班來回隻需幾分鍾。穿過兩條窄窄的小巷，便是她三哥蔣阿龍的家，三哥三嫂對她都特別關心，做了點好吃的也要通知她。走向了新的生活，蔣愛珍心情很舒暢。她感謝國家改造犯人的政策，感謝許多人對她的關心，她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報答大家。她與同事友好相處，碰到髒活苦活搶著幹。很快，她取得了人們的信任，受到了好評。1991年度，她被醫院評為先進工作者。1992年7月，醫院與台商合資建立了一個清洗劑廠，領導上經過研究，任命蔣愛珍為廠長，並在《廠況介紹》中印上了她的名字。蔣愛珍對院長懇切地說：“我幹點具體工作可以，但要我當負責人，甚至把我的名字印在說明書上，我不同意。我不要任何出頭露麵的事情和機會。”後來領導上接受了她的意見，將印好的說明書全部廢棄。與此同時，蔣愛珍謝絕一切來訪。
她渴望平靜地生活。
她有一個幸福溫馨的小家
蔣愛珍回到故鄉C市時已經34歲，許多人關心她的婚姻。在服刑期間，她曾收到100多封向她表示愛情的信，但蔣愛珍從未加以考慮。回到故鄉後，朝夕有母親哥嫂相伴，她心情舒暢了，開始注意打扮了。這使她看上去比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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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愛珍與82歲的母親在一起 |
日子過得很快，待我第二次來到C市在蔣愛珍家裏做客時，已是5年以後的事了。
1997年5月下旬，筆者出差在杭州逗留期間，再次往C市造訪蔣愛珍。在她家剛坐幾分鍾，小高提著一隻活雞和一筐枇杷也回來了。於是宰雞，做飯，屋子裏充滿溫馨。吃飯時，蔣愛珍的三哥蔣根土騎自行車來了，蔣愛珍心愛的小兒子淘淘也由一位帶他的阿姨送回家來了。小兒子一進家門便撲在蔣愛珍的懷裏。淘淘今年快4歲了，天真活潑，有幾分帥氣。蔣愛珍是一個幸福的母親、幸福的妻子。盡管家裏有幾位客人，她的手腳幾乎沒有閑過，非常麻利地幹這幹那。小高慢慢地喝著啤酒、抽著煙，與我們談他的事業、他的收入、他調皮的兒子。
江南小城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我望著大街上閃爍著霓虹燈的商店以及喧鬧的小商攤，望著夜幕下數不清的萬家燈火，有一種百感交集的感歎。人生，社會，政府，法律，周圍的種種環境，對一個人短暫的一生，是多麽重要啊!
但願正直善良的人們都活得好。
蔣愛珍為什麽連殺三人？ （附:蔣愛珍 走向新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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