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台灣民眾曆經了八零年代的台灣本土化運動，九零年代的政治民主化，二千年的政黨輪替，我們一直以為兩岸關係在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中逐漸改變，但實際上往往是美中台三方對兩岸關係的認知，牽動著台灣島內的政治環境。我當然明白類似的因果辯論其實隻不過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謬誤，但我並不打算多費口舌去說明兩岸關係與台灣島內政治環境是辯證關係而非因果關係，然而，我以這樣的辯證關係為起點，主張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並不存在一個先驗的主體意識，相反地台灣主體意識是回應兩岸關係的後設存在。這種先驗主體與後設主體的論調，早已是社會科學中老調牙的論述，在傅柯的文本分析中，主體不情願的淹沒在權力關係所建構的話語之中，不僅失去主動權，更失去先驗的存在，吊詭的是在話語之中否定了主體的先驗存在，將使得經驗與感知因失去載體而隻能依附在話語之中。當經驗與感知所產生的是不可否認的真實感，先驗主體與後設主體的區分就不隻是一個先驗存在或是建構的問題。回到台灣島內的政治環境與兩岸關係的問題，我並不否認有一群人住在台灣島上，但我不認為這一群人將必然或者必須產生集體的主體性，我不否認美中台的三角關係需要三個頂點，但這個頂點並不需要集體的主體性來證明他的存在。
最近，許多在八零年代成長，九零年代茁壯的學運世代，都跟我一樣感到困惑，過去，我們因為羅大佑的歌，開始看見小人物的生活，因為龍應台的書，開始思考中國是什麽，因為侯孝賢的電影，看見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悲情年代。曾經，這些人都是我們年輕時代的啟蒙導師，不過幾年，昔日的英雄變成台灣社會的毒瘤，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幾年前，民進黨中央曾經針對年齡在三十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學運世代的政黨傾向做過調查，調查結果在民進黨黨內引起不小的震撼，曾經帶領他們衝鋒陷陣的民進黨並不具有任何絕對的優勢，更令人不解的是，竟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大中國色彩濃厚的親民黨。根據當時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解讀，這是因為這一群人現在多是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民進黨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挫敗，讓他們害怕支持民進黨會引發台海兩岸戰爭的危機，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與白色恐怖的陰影，讓他們無法信賴國民黨，而形象清新以改革為主要訴求的親民黨，就理所當然的成了他們在無法認同民進黨施政的唯一寄托。這是非常典型的民進黨式的詮釋，當然也是民進黨理解台灣民意的基本論調，這種說法，有一個嚴重的盲點，就是刻意的忽略了親民黨有著比國民黨更濃厚的大中國色彩。如果說民進黨濃厚的台獨色彩是其在處理兩岸關係最大的阻力，並且對內民進黨也不吝操作支持民進黨就是愛台灣的意識型態，依照此種邏輯，民進黨無法處理兩岸問題是因為民進黨以台灣為主體的濃厚台獨色彩，那麽親民黨有能力避免台海戰爭，也是因為親民黨濃厚的大中國色彩，如果反對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政府無法處理兩岸問題，轉而支持有能力處理兩岸問題的親民黨，支持親民黨應該是親中賣台，不愛台灣，若是支持親民黨可以避免戰爭，卻必須背負不愛台灣的指責，在道德上，將是不可接受的原罪。果真如此，再怎麽反對民進黨，也不可能去支持親民黨，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有越來越多愛台灣的人支持親民黨，標榜著台灣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不是表現台灣主體性的唯一方法，同樣的，濃厚的大中國主義色彩，也不必然無法代表台灣的主體性。
這個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困惑，在最近顯得更加荒謬。當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在326反反分裂法遊行之後，隨即以國民黨副主席的身分訪問中國，與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簽署十點共識，江丙坤在與中國國家副主席賈慶林談經貿合作、加強兩岸交流、農產品進口等問題，在會談中江丙坤的合法性，來自於他代表的是多數台灣人希望藉由交流化解對立的民意，在中國，江丙坤代表的是更多不在場的台灣人，在台灣，民進黨政府批評國民黨聯共製台的意圖，要以叛亂罪提起公訴，江丙坤不能代表大多數的台灣人；幾乎是同一個時刻，台聯黨主席蘇進強前往日本靖國神社祭拜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台籍日本軍，就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份子正為日本政府竄改南京大屠殺的曆史，發起大規模的反日遊行，蘇進強此舉表達的是台灣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曆史經驗，在靖國神社前，蘇進強的合法性來自於他代表的是更多曾經是大日本帝國國民、穿著日本軍服打仗的台灣人的子孫，在那一刻，我想蘇進強內心的感動，不亞於連戰在西安祭拜其祖母的感動，在台灣，蘇進強一抵達中正機場，就遭到憤怒群眾蛋洗的侮辱，教育部長杜正勝因為不小心說出台聯黨主席前往靖國神社祭拜台籍日本兵是可以理解的，在立法院掀起炫然大波，險些為此下台。如果三二六遊行代表的是台灣人的主體性，江丙坤訪問中國，讓遊行成為一場鬧劇；如果江丙坤與賈慶林的會談可以充分表達台灣人的主體性，那麽蘇進強訪問祭拜靖國神社揭穿了江丙坤虛假的合法性；如果蘇進強參拜靖國神社可以突顯台灣人的主體性，那麽有更多的台灣人將要譴責台聯罔顧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地區所造成的浩劫。這麽多的如果與反對，充斥在各個角落，打開電視，「客觀中立」的新聞媒體毫不吝嗇的傳遞各種矛盾的訊息，「主觀偏見」的談話性節目或專欄評論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們立場，在這場誰出賣台灣的口水戰中，政治人物都說是在捍衛台灣的主體性，隻有民進黨政府害怕突顯台灣政府的立場，搖擺在各種如果與反對之間。
如果說每一個如果與反對，隻是從不同的角度彰顯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主體性的危機不再於台灣沒有主體性，而在於錯把集體性當成主體性，以台聯為首的台灣國族主義者，以為隻有當所有台灣人都高舉著台獨建國的旗幟，才是彰顯台灣人的主體性；以國親兩黨為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卻無法麵對中國打壓台灣國際地位的態度從未有所鬆動，隨著中國的崛起，更是變本加厲的國際現實。麵對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在台灣島內，有一個關於主體性的迷思，說是迷思，並不是否定台灣主體性與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密切聯係，而是說這個密切的聯係存在一個邏輯上的謬誤，雖是邏輯上的謬誤，卻並非否定在你我主觀經驗中兩者有密切聯係的真實性，而是說這個邏輯的謬誤的確客觀地存在你我的認知。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迷思有其曆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麵對過去的努力，我們隻有感激，但是為了擺脫兩岸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了解這個謬誤為什麽發生。兩岸關係的變局，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的危機，卻不會造成一個主體性的危機，或許政治結構的翻轉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但這樣的翻轉卻不會出現主體的斷裂，更不會因此失去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主體性。
八零年代的本土化運動，其實並沒有太多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色彩。在文化與學術界興起一連串的去中國化運動，在曆史學界有以杜正勝為首的同心圓史觀，也有以李敖為首的批判主義，在社會人類學界有以李亦園楊國樞等人為首的台灣本土研究，有同樣存在從邊緣看中國文化的論述，台語文化運動台灣文學有小野、苦苓，台灣電影有侯孝賢等人、台灣音樂有陳明章等；新中國文化運動，也有龍應台、朱天心等人，還有柏楊同名小說電影。如果說在這一連串的文化運動中，最大的成就可說是造就了九零年代台灣主體意識的蓬勃發展，那麽這個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既是培育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沃土，也是推進中國民族主義本土化的動力。然而，九零年代如火如荼展開的政治民主化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結合，雖然加速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程，但卻刻意忽略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在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讓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專利。雖說如此，我並不認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刻意扭曲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事實上，我相信網路上某位讀者一句簡單的留言∶「如果台灣真有獨立的那一天，所有台灣人都會飆淚。」對台灣人而言，台灣「民族」的情感，比起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更加真實深刻。
或許表麵上看起來台灣主體意識的蓬勃發展，是一連串的政治與文化運動的具體成果，一般而言，我們也會認為日益強壯台灣主體意識，加速了台灣政治上的民主化運動，然而，把台灣主體意識作為政治上的口號，其實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而非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基礎。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外省專製政權理所當然的是黨外反對運動的共同敵人，因之造就了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化運動異趣同盟。以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主軸，黨外的民主鬥士不乏有雷震、柏楊、殷海光等非本省人士，在致力於反對政治迫害與爭取言論自由等議題上，與黃信介、史明等台灣民族運動人士結合，震驚中外的美麗島事件，就是在這樣的同盟關係下，成為早年黨外運動的最佳注腳。1986年，民進黨的誕生，是八零年代黨外運動的具體成果，更是五零年代以來台灣民主化運動終於在此時開花結果，這也使得九零年代的政治改革，勢在必行。但同時，隨著政治上的改革開放，在創黨之初台獨屬性尚未鮮明的民進黨，接收了越來越多的海外台獨人士，注定偏向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端，雖然民進黨作為國內第一個反對黨，接收了八零年代黨外民主運動人士所累積的光環與社會能量，民族主義運動日益高漲的氣焰，塑造了民主運動等同於民族主義運動的假象，美其言是整合早年黨外運動的兩大勢力，卻很快的讓民主運動失去戰場，相反的，反對運動的質變很快的讓九零年代開始的民主選舉，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戰場。
這一場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政治鬥爭，如果少了李登輝這樣一位身分特殊的中華民國總統與國民黨黨主席，肯定不會如此精采，後李登輝時期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基本上逃不出李登輝的架構。1990年李登輝在蔣經國驟逝後意外的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更在黨外人士的幫助下鞏固其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在李登輝十二年的總統任期中，接續著蔣經國晚年所展開的民主化運動，政治上的改革雖有阻力卻也勢不可逆，從廢國大、廢省、立法院改革、修憲到1996年成為第一位民選總統，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的確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最重要的操盤手。為平反二二八事件，接著開始為白色恐怖時期的被以匪諜叛亂份子定罪的黨外人士平反。
二千年的政黨輪替，雖是數十年的民主化運動最終極的成果，卻也因為刻意的忽略中國民族主義的本土化運動，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民進黨執政初期，讓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幾年後，民進黨執政卻反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敗，也釋放了被壓抑已久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本土化運動。2004年的總統大選，雖說總統槍擊案至今仍是一場無頭公案，姑且不論槍擊案是否改變選舉結果，選前不可爭的事實是雙方候選人均沒有絕對的把握贏得選舉。選舉結果，現任總統陳水扁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差距贏得選舉，這種幾乎勢均力敵的藍綠選民結構，似乎也注定了這場台灣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戰爭，正式浮上台麵，持平而論，藍綠雙方不論是誰贏得選舉，這場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差別隻是誰將發動戰爭。然而，在這場民族主義戰爭中，選前二二八牽手護台灣號召百萬人參與，影響所及遍布台灣島內各個角落，台灣民眾對台灣這塊土地與曆史的認同，已不容置疑。隨後，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獲勝，更是讓台灣民族主義者以為在深耕已久的台灣意識，讓獨立建國的願景幾近收割階段，緊接而來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以民進黨和台聯為首的綠色陣營，積極操作台灣正名與統獨公投等議題，在選前民進黨成功掌握選舉議題的主導權，聲勢高昂，台聯所發起的台灣正名大遊行，吸引十萬多人參加，將正名運動的呼聲推到最高點，相對於不知所措的國民黨，台灣建國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麽真實過。令人意外的，選舉結果藍綠版圖必沒有太大變化，國民黨在親民黨與新黨的幫助下大獲全勝，民進黨勉強守住基本盤，台聯卻慘遭滑鐵輪，選前呼聲最高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國會選舉後嚐到民進黨執政以來最嚴重的挫敗。
台聯的挫敗，對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或許是個「意外」，然而所謂的意外經常是錯誤認知的後果，事實是，民族主義的熱情並不能賦予刻意忽略兩岸危機的合法性，在這場選舉中，早期民主運動的光環，讓民進黨僥幸存活。民進黨成立後的反對運動，在政治操作上，突顯台灣民族主義的合法性，卻刻意忽略美中雙方的政治與軍事角力，才是決定台灣獨立是否可行的主要關鍵，這個簡單易懂的政治現實，卻沒有得到相對的解答；在生活經驗上，台灣正名固然重要，中國政府打壓台灣國際地位也是事實，但是這種隻有在手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出海關才會碰到的尷尬場麵，卻很難轉化成人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更多的場景是每天在市場上遇到的大陸新娘，隔壁王伯伯的大兒子因公司業務派駐到上海，李大嬸的女兒在北京大學念書，或者哪個大老板將工廠遷往深鎮留下一大筆債務等等，政治語言中的「對立」已經無法用來描述兩岸現狀，用「衝突」來形容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更是沉重。後李時代的以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為主的政治語言，麵對快速變化的兩岸關係，很快地失去描述現狀的論述能力，相反地，中國民族主義本土化運動從八零年代以來所積蓄的社會能量，在民進黨執政後，很快地與民主運動結合發動攻擊，企圖占據論述空間，成為台灣社會當前最主要的反對力量。
直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波挑戰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並不是台獨份子所形容的中國統戰台灣的特洛伊，更不是用台灣主體意識的外衣，包裹中國民族主義的靈魂，正確的說，這是在曆經九零年代政治改革從早期追求政治民主化蛻變而成的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霸權的反撲，有意思的是，褪去民族主義外衣的自由主義，開始對民進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發動合法性的戰爭。在最近一期的新新聞雜?中，南方朔以「連戰訪中是完成民進黨十七年前的心願」為題，藉著揭露民進黨黨內秘辛毫不諱言指責民進黨政府的無能，更進一步隱涉民進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背離民進黨創黨的初衷。未來一年除了兩岸關係之外，在台灣島內最值得觀察的政治現象，應是民盟或是自由主義運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逐漸成熟的論述方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在連宋相繼訪中之前，一些自由主義者，過去總被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叛逃份子，因之不容於藍綠陣營的支持者，但連戰訪中以來，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任，一股腦的宣?在對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上，對兩岸關係新的詮釋將在民進黨與國民黨黨內挑起資源再分配的政治鬥爭。
直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波挑戰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並不是台獨份子所形容的中國統戰台灣的特洛伊，更不是用台灣主體意識的外衣，包裹中國民族主義的靈魂，正確的說，這是在曆經九零年代政治改革從早期追求政治民主化蛻變而成的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霸權的反撲，有意思的是，褪去民族主義外衣的自由主義，開始對民進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發動合法性的戰爭。在最近一期的新新聞雜?中，南方朔以「連戰訪中是完成民進黨十七年前的心願」為題，藉著揭露民進黨黨內秘辛毫不諱言指責民進黨政府的無能，更進一步隱涉民進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背離民進黨創黨的初衷。未來一年除了兩岸關係之外，在台灣島內最值得觀察的政治現象，應是民盟或是自由主義運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逐漸成熟的論述方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在連宋相繼訪中之前，包括學界的王X瑜、黃光國、民盟的許信良、侯孝賢等，這些人在連宋訪中之前，被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叛逃份子，因之不容於藍綠陣營的支持者，但連戰訪中以來，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任，一股腦的宣?在對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上，對兩岸關係新的詮釋將在民進黨與國民黨黨內挑起資源再分配的政治鬥爭。
最近，許多在八零年代成長，九零年代茁壯的學運世代，都跟我一樣感到困惑，過去，我們因為羅大佑的歌，開始看見小人物的生活，因為龍應台的書，開始思考中國是什麽，因為侯孝賢的電影，看見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悲情年代。曾經，這些人都是我們年輕時代的啟蒙導師，不過幾年，昔日的英雄變成台灣社會的毒瘤，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幾年前，民進黨中央曾經針對年齡在三十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學運世代的政黨傾向做過調查，調查結果在民進黨黨內引起不小的震撼，曾經帶領他們衝鋒陷陣的民進黨並不具有任何絕對的優勢，更令人不解的是，竟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大中國色彩濃厚的親民黨。根據當時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解讀，這是因為這一群人現在多是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民進黨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挫敗，讓他們害怕支持民進黨會引發台海兩岸戰爭的危機，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與白色恐怖的陰影，讓他們無法信賴國民黨，而形象清新以改革為主要訴求的親民黨，就理所當然的成了他們在無法認同民進黨施政的唯一寄托。這是非常典型的民進黨式的詮釋，當然也是民進黨理解台灣民意的基本論調，這種說法，有一個嚴重的盲點，就是刻意的忽略了親民黨有著比國民黨更濃厚的大中國色彩。如果說民進黨濃厚的台獨色彩是其在處理兩岸關係最大的阻力，並且對內民進黨也不吝操作支持民進黨就是愛台灣的意識型態，依照此種邏輯，民進黨無法處理兩岸問題是因為民進黨以台灣為主體的濃厚台獨色彩，那麽親民黨有能力避免台海戰爭，也是因為親民黨濃厚的大中國色彩，如果反對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政府無法處理兩岸問題，轉而支持有能力處理兩岸問題的親民黨，支持親民黨應該是親中賣台，不愛台灣，若是支持親民黨可以避免戰爭，卻必須背負不愛台灣的指責，在道德上，將是不可接受的原罪。果真如此，再怎麽反對民進黨，也不可能去支持親民黨，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有越來越多愛台灣的人支持親民黨，標榜著台灣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不是表現台灣主體性的唯一方法，同樣的，濃厚的大中國主義色彩，也不必然無法代表台灣的主體性。
這個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困惑，在最近顯得更加荒謬。當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在326反反分裂法遊行之後，隨即以國民黨副主席的身分訪問中國，與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簽署十點共識，江丙坤在與中國國家副主席賈慶林談經貿合作、加強兩岸交流、農產品進口等問題，在會談中江丙坤的合法性，來自於他代表的是多數台灣人希望藉由交流化解對立的民意，在中國，江丙坤代表的是更多不在場的台灣人，在台灣，民進黨政府批評國民黨聯共製台的意圖，要以叛亂罪提起公訴，江丙坤不能代表大多數的台灣人；幾乎是同一個時刻，台聯黨主席蘇進強前往日本靖國神社祭拜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台籍日本軍，就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份子正為日本政府竄改南京大屠殺的曆史，發起大規模的反日遊行，蘇進強此舉表達的是台灣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曆史經驗，在靖國神社前，蘇進強的合法性來自於他代表的是更多曾經是大日本帝國國民、穿著日本軍服打仗的台灣人的子孫，在那一刻，我想蘇進強內心的感動，不亞於連戰在西安祭拜其祖母的感動，在台灣，蘇進強一抵達中正機場，就遭到憤怒群眾蛋洗的侮辱，教育部長杜正勝因為不小心說出台聯黨主席前往靖國神社祭拜台籍日本兵是可以理解的，在立法院掀起炫然大波，險些為此下台。如果三二六遊行代表的是台灣人的主體性，江丙坤訪問中國，讓遊行成為一場鬧劇；如果江丙坤與賈慶林的會談可以充分表達台灣人的主體性，那麽蘇進強訪問祭拜靖國神社揭穿了江丙坤虛假的合法性；如果蘇進強參拜靖國神社可以突顯台灣人的主體性，那麽有更多的台灣人將要譴責台聯罔顧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地區所造成的浩劫。這麽多的如果與反對，充斥在各個角落，打開電視，「客觀中立」的新聞媒體毫不吝嗇的傳遞各種矛盾的訊息，「主觀偏見」的談話性節目或專欄評論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們立場，在這場誰出賣台灣的口水戰中，政治人物都說是在捍衛台灣的主體性，隻有民進黨政府害怕突顯台灣政府的立場，搖擺在各種如果與反對之間。
如果說每一個如果與反對，隻是從不同的角度彰顯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主體性的危機不再於台灣沒有主體性，而在於錯把集體性當成主體性，以台聯為首的台灣國族主義者，以為隻有當所有台灣人都高舉著台獨建國的旗幟，才是彰顯台灣人的主體性；以國親兩黨為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卻無法麵對中國打壓台灣國際地位的態度從未有所鬆動，隨著中國的崛起，更是變本加厲的國際現實。麵對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在台灣島內，有一個關於主體性的迷思，說是迷思，並不是否定台灣主體性與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密切聯係，而是說這個密切的聯係存在一個邏輯上的謬誤，雖是邏輯上的謬誤，卻並非否定在你我主觀經驗中兩者有密切聯係的真實性，而是說這個邏輯的謬誤的確客觀地存在你我的認知。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迷思有其曆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麵對過去的努力，我們隻有感激，但是為了擺脫兩岸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了解這個謬誤為什麽發生。兩岸關係的變局，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的危機，卻不會造成一個主體性的危機，或許政治結構的翻轉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但這樣的翻轉卻不會出現主體的斷裂，更不會因此失去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主體性。
八零年代的本土化運動，其實並沒有太多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色彩。在文化與學術界興起一連串的去中國化運動，在曆史學界有以杜正勝為首的同心圓史觀，也有以李敖為首的批判主義，在社會人類學界有以李亦園楊國樞等人為首的台灣本土研究，有同樣存在從邊緣看中國文化的論述，台語文化運動台灣文學有小野、苦苓，台灣電影有侯孝賢等人、台灣音樂有陳明章等；新中國文化運動，也有龍應台、朱天心等人，還有柏楊同名小說電影。如果說在這一連串的文化運動中，最大的成就可說是造就了九零年代台灣主體意識的蓬勃發展，那麽這個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既是培育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沃土，也是推進中國民族主義本土化的動力。然而，九零年代如火如荼展開的政治民主化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結合，雖然加速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程，但卻刻意忽略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在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讓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專利。雖說如此，我並不認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刻意扭曲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事實上，我相信網路上某位讀者一句簡單的留言∶「如果台灣真有獨立的那一天，所有台灣人都會飆淚。」對台灣人而言，台灣「民族」的情感，比起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更加真實深刻。
或許表麵上看起來台灣主體意識的蓬勃發展，是一連串的政治與文化運動的具體成果，一般而言，我們也會認為日益強壯台灣主體意識，加速了台灣政治上的民主化運動，然而，把台灣主體意識作為政治上的口號，其實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而非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基礎。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外省專製政權理所當然的是黨外反對運動的共同敵人，因之造就了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化運動異趣同盟。以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主軸，黨外的民主鬥士不乏有雷震、柏楊、殷海光等非本省人士，在致力於反對政治迫害與爭取言論自由等議題上，與黃信介、史明等台灣民族運動人士結合，震驚中外的美麗島事件，就是在這樣的同盟關係下，成為早年黨外運動的最佳注腳。1986年，民進黨的誕生，是八零年代黨外運動的具體成果，更是五零年代以來台灣民主化運動終於在此時開花結果，這也使得九零年代的政治改革，勢在必行。但同時，隨著政治上的改革開放，在創黨之初台獨屬性尚未鮮明的民進黨，接收了越來越多的海外台獨人士，注定偏向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端，雖然民進黨作為國內第一個反對黨，接收了八零年代黨外民主運動人士所累積的光環與社會能量，民族主義運動日益高漲的氣焰，塑造了民主運動等同於民族主義運動的假象，美其言是整合早年黨外運動的兩大勢力，卻很快的讓民主運動失去戰場，相反的，反對運動的質變很快的讓九零年代開始的民主選舉，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戰場。
這一場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政治鬥爭，如果少了李登輝這樣一位身分特殊的中華民國總統與國民黨黨主席，肯定不會如此精采，後李登輝時期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基本上逃不出李登輝的架構。1990年李登輝在蔣經國驟逝後意外的成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更在黨外人士的幫助下鞏固其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在李登輝十二年的總統任期中，接續著蔣經國晚年所展開的民主化運動，政治上的改革雖有阻力卻也勢不可逆，從廢國大、廢省、立法院改革、修憲到1996年成為第一位民選總統，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的確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最重要的操盤手。為平反二二八事件，接著開始為白色恐怖時期的被以匪諜叛亂份子定罪的黨外人士平反。
二千年的政黨輪替，雖是數十年的民主化運動最終極的成果，卻也因為刻意的忽略中國民族主義的本土化運動，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民進黨執政初期，讓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幾年後，民進黨執政卻反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敗，也釋放了被壓抑已久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本土化運動。2004年的總統大選，雖說總統槍擊案至今仍是一場無頭公案，姑且不論槍擊案是否改變選舉結果，選前不可爭的事實是雙方候選人均沒有絕對的把握贏得選舉。選舉結果，現任總統陳水扁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差距贏得選舉，這種幾乎勢均力敵的藍綠選民結構，似乎也注定了這場台灣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戰爭，正式浮上台麵，持平而論，藍綠雙方不論是誰贏得選舉，這場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差別隻是誰將發動戰爭。然而，在這場民族主義戰爭中，選前二二八牽手護台灣號召百萬人參與，影響所及遍布台灣島內各個角落，台灣民眾對台灣這塊土地與曆史的認同，已不容置疑。隨後，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獲勝，更是讓台灣民族主義者以為在深耕已久的台灣意識，讓獨立建國的願景幾近收割階段，緊接而來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以民進黨和台聯為首的綠色陣營，積極操作台灣正名與統獨公投等議題，在選前民進黨成功掌握選舉議題的主導權，聲勢高昂，台聯所發起的台灣正名大遊行，吸引十萬多人參加，將正名運動的呼聲推到最高點，相對於不知所措的國民黨，台灣建國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麽真實過。令人意外的，選舉結果藍綠版圖必沒有太大變化，國民黨在親民黨與新黨的幫助下大獲全勝，民進黨勉強守住基本盤，台聯卻慘遭滑鐵輪，選前呼聲最高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國會選舉後嚐到民進黨執政以來最嚴重的挫敗。
台聯的挫敗，對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或許是個「意外」，然而所謂的意外經常是錯誤認知的後果，事實是，民族主義的熱情並不能賦予刻意忽略兩岸危機的合法性，在這場選舉中，早期民主運動的光環，讓民進黨僥幸存活。民進黨成立後的反對運動，在政治操作上，突顯台灣民族主義的合法性，卻刻意忽略美中雙方的政治與軍事角力，才是決定台灣獨立是否可行的主要關鍵，這個簡單易懂的政治現實，卻沒有得到相對的解答；在生活經驗上，台灣正名固然重要，中國政府打壓台灣國際地位也是事實，但是這種隻有在手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出海關才會碰到的尷尬場麵，卻很難轉化成人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更多的場景是每天在市場上遇到的大陸新娘，隔壁王伯伯的大兒子因公司業務派駐到上海，李大嬸的女兒在北京大學念書，或者哪個大老板將工廠遷往深鎮留下一大筆債務等等，政治語言中的「對立」已經無法用來描述兩岸現狀，用「衝突」來形容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更是沉重。後李時代的以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為主的政治語言，麵對快速變化的兩岸關係，很快地失去描述現狀的論述能力，相反地，中國民族主義本土化運動從八零年代以來所積蓄的社會能量，在民進黨執政後，很快地與民主運動結合發動攻擊，企圖占據論述空間，成為台灣社會當前最主要的反對力量。
直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波挑戰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並不是台獨份子所形容的中國統戰台灣的特洛伊，更不是用台灣主體意識的外衣，包裹中國民族主義的靈魂，正確的說，這是在曆經九零年代政治改革從早期追求政治民主化蛻變而成的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霸權的反撲，有意思的是，褪去民族主義外衣的自由主義，開始對民進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發動合法性的戰爭。在最近一期的新新聞雜?中，南方朔以「連戰訪中是完成民進黨十七年前的心願」為題，藉著揭露民進黨黨內秘辛毫不諱言指責民進黨政府的無能，更進一步隱涉民進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背離民進黨創黨的初衷。未來一年除了兩岸關係之外，在台灣島內最值得觀察的政治現象，應是民盟或是自由主義運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逐漸成熟的論述方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在連宋相繼訪中之前，一些自由主義者，過去總被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叛逃份子，因之不容於藍綠陣營的支持者，但連戰訪中以來，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任，一股腦的宣?在對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上，對兩岸關係新的詮釋將在民進黨與國民黨黨內挑起資源再分配的政治鬥爭。
直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一波挑戰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並不是台獨份子所形容的中國統戰台灣的特洛伊，更不是用台灣主體意識的外衣，包裹中國民族主義的靈魂，正確的說，這是在曆經九零年代政治改革從早期追求政治民主化蛻變而成的自由主義運動，對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霸權的反撲，有意思的是，褪去民族主義外衣的自由主義，開始對民進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發動合法性的戰爭。在最近一期的新新聞雜?中，南方朔以「連戰訪中是完成民進黨十七年前的心願」為題，藉著揭露民進黨黨內秘辛毫不諱言指責民進黨政府的無能，更進一步隱涉民進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背離民進黨創黨的初衷。未來一年除了兩岸關係之外，在台灣島內最值得觀察的政治現象，應是民盟或是自由主義運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逐漸成熟的論述方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在連宋相繼訪中之前，包括學界的王X瑜、黃光國、民盟的許信良、侯孝賢等，這些人在連宋訪中之前，被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叛逃份子，因之不容於藍綠陣營的支持者，但連戰訪中以來，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任，一股腦的宣?在對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上，對兩岸關係新的詮釋將在民進黨與國民黨黨內挑起資源再分配的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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