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月初，7位印度媒體記者受邀訪問了甘肅省的甘南自治州，並乘坐青藏鐵路上了世界屋脊，在日光城拉薩停留5日。盡管與西藏隔山而居，但在人口超過10億的印度，有親臨藏區經曆者寥寥無幾。《環球》雜誌駐印度記者特別專訪了其中的三位——新德裏電視台高級記者尼廷高凱樂、《先鋒報》高級編輯索伯蕊甘古麗和《印度時報》新聞部主任蘭簡羅伊。
當記者請他們概括一下對這次中國之行的印象時，每一位都用了這樣的詞：“驚奇”、“令人驚訝”、“出乎意料”……
“蘭州的機場比德裏的都好”
7名記者從印度首都新德裏出發，經上海，首站到達蘭州。隨行的中方人員向他們介紹說，甘肅是中國經濟比較落後的西部省份。
“於是，我的腦海裏聯想到印度比較落後地方的樣子，比如北部的比哈爾邦。所以當我們降落到蘭州機場的時候，簡直驚呆了。機場的設施很棒，非常現代化，而且幹淨整潔。老實說，德裏的機場也比不上。” 新德裏電視台的高凱樂說。
中國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程度，是這三位資深的印度記者首先提到的，也是印象最為深刻的一點。
“我們從蘭州到甘南的藏族和回族村莊采訪，沿途的道路都建設得非常好；此外，當地人也告訴我們，村裏的電力供應很穩定，很少停電。如果這是上海就沒什麽奇怪的，可是在偏遠地區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先鋒報》的甘古麗說。
《印度時報》的羅伊也提到，在這10天裏，即使乘火車從青藏鐵路去拉薩的途中，他的手機信號也一直很好。“這意味著即使在荒無人煙的高原上，中國人也建設了信號塔，這讓我很驚訝。”
這些印度記者對這個方麵如此關注，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是印度目前麵臨的最大問題之一。過去幾年，包括首都新德裏在內的一些大城市持續麵臨電力供應緊張甚至拉閘限電的問題；各地公路建設慢、高速公路少也成為吸引外資和發展經濟的瓶頸之一。
“就這方麵而言，印度有許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甘古麗說。她對中國西部現代農業的發展也有深刻印象。她說，與印度許多地方相比，他們所到的中國村莊農業生產都要有組織和有規模得多，不少農民用上了新的農用機械和技術。
羅伊給《環球》雜誌記者看了他在甘南拍的兩張照片，一張是正在收割小麥的農村少女，另一張是帶著孩子的藏族牧民媽媽。他說：“她們看起來都很健康，笑得也很高興。你看那個少女，她穿的衣服和城裏人並沒有很大區別。”
“這次旅行，我可以感覺到中國人真變得比較富裕了；很小的城市裏都有很多商店，通常裏麵都是人，人們的購買力很驚人。”羅伊說。
甘古麗還對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因為印度也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並曾經發生過不同宗教族群之間的衝突。“不論是在藏族村莊還是回族社區，我看到，中國為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從經濟、教育到醫療，做出了許多努力。”
甘南牧區的藏民傳統上都居住在帳篷裏，隨牧場的轉移而遷移。甘古麗說，他們訪問的村莊，政府正在鼓勵牧民到房屋裏居住。“雖然這是傳統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但我個人覺得是值得的，因為定居後，孩子才能上學，人們也能得到比較好的醫療保障。”
在她采寫的關於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報道中，甘古麗認為，中國正在通過發展經濟和改善生活來改善宗教和族群關係，人們生活幸福，並且不以喪失宗教信仰為代價。
“中國正在推銷西藏文化”
拉薩是他們此行的重頭戲。
印度人對西藏並不陌生。分居在喜馬拉雅山的兩側，過去700年間，絲綢之路有一條線正是通過西藏，連接著印度和中國其他地方，西藏商人趕著犛牛和馬隊來往於喜馬拉雅山口之間，也帶來了兩地的文化和信息交流。
不過，過去50年裏的西藏，在印度人腦海裏意味著各式各樣的負麵新聞。因此，對甘古麗來說，這次的拉薩五日是“大開眼界”的。
“一走上拉薩街頭，我就意識到自己過去對西藏的了解是片麵的。”她說，“之前我一直讀到中國政府是如何排擠藏族人、排斥藏族文化的報道，以至於我覺得拉薩應該到處都是漢人，藏族人都被趕到偏僻的農村去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拉薩街上有很多藏族人，他們穿著很好看的民族服裝，我們去的餐館和咖啡館都是藏族人開的。之前，我也讀到很多關於宗教壓迫的報道，可是至少就我看見的，拉薩有很多佛教廟宇，廟裏都是朝拜的人，喇嘛也到處可見。”
她說，來到拉薩之後，覺得之前讀到的關於中國政府要破壞西藏文化之類的報道相當荒謬，“相反，我倒覺得中國正在推銷西藏的文化，把這作為吸引外國旅遊者的重要賣點。人們冒著高原反應的危險到這裏來是為什麽？除了美麗的自然風光，當然是獨特的當地文化。我不覺得把拉薩建成小上海或小北京對中國政府有什麽益處。”
擔心西藏現代化的另一麵
和甘古麗相比，沒到拉薩之前，高凱樂和羅伊都對日光城有更為浪漫一些的想象。許多印度和西方的旅行者寫過拉薩，在那些書籍和老電影裏，拉薩是神秘的城市，是窗戶狹小的藏式碉樓、自中世紀以來就存在的狹小街道和穿著皮袍的藏族人。
高凱樂說：“當我看到現代化的拉薩時，心裏一下子不太能接受。當然布達拉宮、八角街和很多寺廟還是像書裏寫的一樣美麗，但是拉薩的總體麵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很多鋼筋水泥的建築，霓虹燈，寬闊的馬路。我覺得有些悲傷，那些吸引我的古老而有魅力的東西正在消失。”
他說，同樣的情形，他後來在北京也看到了，“這從來就是個兩難的問題，一個城市一方麵需要發展，另一方麵因為發展而消失的常常是它最迷人的東西。”
“從旅遊者的角度看，這點是令人失望的。”羅伊說。
他們一行是乘坐7月1日才正式通車的青藏列車進藏的，對這個非比尋常的列車都讚不絕口。高凱樂說：“火車很舒適，沿途的自然風光更是罕見。我在車上看到很多其他地方的中國人要去西藏旅遊，也看到很多西藏人回家。這列火車，毫無疑問，將把西藏和外部世界前所未有地緊密連接在一起。”
不過，這三位印度記者也都表達了一些擔憂：便利的交通將使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到西藏去做生意，肯定會給當地人帶來一定的衝擊。
高凱樂說：“采訪過程中，我們聽到一些擔憂，來自發達地區的商人受教育水平更高，觀念更開放，資本也更雄厚，當地的藏族商人很可能競爭不過他們。”
達賴，在歲月中褪色
既然來到西藏，所有的印度記者不可避免地都想采訪關於達賴喇嘛的新聞。“我們想知道現在的西藏人是怎麽看這位流亡國外的活佛。”高凱樂說。
在甘古麗看來，普通的拉薩人對過去那段曆史保持著謹慎或者說淡漠的態度。“我們采訪的大多數人並不願意多談與此有關的話題，他們的態度更多的是：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讓我們來關心現在和未來，應該怎樣做生意，怎樣工作，怎樣改善生活。”
羅伊則表示，他們在拉薩遇到的人，不論是官員還是普通人，最關心的是如何發展經濟。比如，乃堆拉口岸重新開放之後，西藏與印度怎樣推進貿易往來，其中存在何種問題等等。
高凱樂采訪了八角街的一位小店主。“他是個普通人，並不關心政治，對他來說，達賴喇嘛是位活佛，宗教和精神領袖；而且他也承認，現在的拉薩比達賴在的時候要繁榮得多，在經濟和生活水平方麵，西藏人是受益的。”高凱樂說。
他們同時發現，在老一輩的西藏人和年輕一代之間，對達賴也有不同的態度。甘古麗說：“拉薩的年輕人自出生以來，達賴喇嘛就不在西藏了，對他們來說，布達拉宮就是個博物館。我不覺得他對年輕人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也許他們對他會有點好奇吧。”
中國的“印度觀”改變了
甘古麗2000年曾經到過北京，當時印度剛剛進行核試驗不久。她說，六年之間，中國人對印度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這點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出來。
“我6年前來的時候，和中國人談起印度，大家說的都是核試驗、是批評。但是這次來，走在大街上就有人來打招呼，詢問我是不是從印度來的，印度是個怎樣的國家。和中國的官員見麵，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中國和印度怎樣合作，發展經濟和貿易。”甘古麗說，“可以看出來，現在的中國並不把印度看作是潛在的競爭對手，而是合作夥伴。”
高凱樂也表示了類似的感覺，他覺得中國人對印度充滿好奇，而不是提防。他們在布達拉宮參觀的時候遇到一位女士，主動上來打招呼說她曾經到印度旅行過，並且還想再去。
“現在的中國人給我的感覺是對自己的經濟發展很有自信，所以他們對外部世界也充滿了了解的欲望。從前，中國人給我的印象是他們總是在不斷地向外部世界解釋國內的事情，但是這次去，每個人都想知道我們這些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這是個有趣的改變。”羅伊說。
普及英語中國進步不大
不過，他們三人一致認為，在英語的普及上，中國的進步並不明顯。“6年前，要是沒有翻譯我根本出不了門，6年後，我覺得情況沒有太大的好轉。”甘古麗說。在北京的飯店還好，但是出了北京，她有一天起早了，吃早飯的時候陪同的翻譯還沒起，她試了各種辦法還是無法點到她想要的煎蛋和麵包。
“青藏鐵路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推進旅遊發展，可是火車上沒有一處有英文標識，更不要說能說英文的列車員了。”高凱樂說，“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個能夠用英文回答我們問題的乘客。”
當記者請他們概括一下對這次中國之行的印象時，每一位都用了這樣的詞：“驚奇”、“令人驚訝”、“出乎意料”……
“蘭州的機場比德裏的都好”
7名記者從印度首都新德裏出發，經上海，首站到達蘭州。隨行的中方人員向他們介紹說，甘肅是中國經濟比較落後的西部省份。
“於是，我的腦海裏聯想到印度比較落後地方的樣子，比如北部的比哈爾邦。所以當我們降落到蘭州機場的時候，簡直驚呆了。機場的設施很棒，非常現代化，而且幹淨整潔。老實說，德裏的機場也比不上。” 新德裏電視台的高凱樂說。
中國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程度，是這三位資深的印度記者首先提到的，也是印象最為深刻的一點。
“我們從蘭州到甘南的藏族和回族村莊采訪，沿途的道路都建設得非常好；此外，當地人也告訴我們，村裏的電力供應很穩定，很少停電。如果這是上海就沒什麽奇怪的，可是在偏遠地區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先鋒報》的甘古麗說。
《印度時報》的羅伊也提到，在這10天裏，即使乘火車從青藏鐵路去拉薩的途中，他的手機信號也一直很好。“這意味著即使在荒無人煙的高原上，中國人也建設了信號塔，這讓我很驚訝。”
這些印度記者對這個方麵如此關注，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是印度目前麵臨的最大問題之一。過去幾年，包括首都新德裏在內的一些大城市持續麵臨電力供應緊張甚至拉閘限電的問題；各地公路建設慢、高速公路少也成為吸引外資和發展經濟的瓶頸之一。
“就這方麵而言，印度有許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甘古麗說。她對中國西部現代農業的發展也有深刻印象。她說，與印度許多地方相比，他們所到的中國村莊農業生產都要有組織和有規模得多，不少農民用上了新的農用機械和技術。
羅伊給《環球》雜誌記者看了他在甘南拍的兩張照片，一張是正在收割小麥的農村少女，另一張是帶著孩子的藏族牧民媽媽。他說：“她們看起來都很健康，笑得也很高興。你看那個少女，她穿的衣服和城裏人並沒有很大區別。”
“這次旅行，我可以感覺到中國人真變得比較富裕了；很小的城市裏都有很多商店，通常裏麵都是人，人們的購買力很驚人。”羅伊說。
甘古麗還對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因為印度也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並曾經發生過不同宗教族群之間的衝突。“不論是在藏族村莊還是回族社區，我看到，中國為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從經濟、教育到醫療，做出了許多努力。”
甘南牧區的藏民傳統上都居住在帳篷裏，隨牧場的轉移而遷移。甘古麗說，他們訪問的村莊，政府正在鼓勵牧民到房屋裏居住。“雖然這是傳統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但我個人覺得是值得的，因為定居後，孩子才能上學，人們也能得到比較好的醫療保障。”
在她采寫的關於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報道中，甘古麗認為，中國正在通過發展經濟和改善生活來改善宗教和族群關係，人們生活幸福，並且不以喪失宗教信仰為代價。
“中國正在推銷西藏文化”
拉薩是他們此行的重頭戲。
印度人對西藏並不陌生。分居在喜馬拉雅山的兩側，過去700年間，絲綢之路有一條線正是通過西藏，連接著印度和中國其他地方，西藏商人趕著犛牛和馬隊來往於喜馬拉雅山口之間，也帶來了兩地的文化和信息交流。
不過，過去50年裏的西藏，在印度人腦海裏意味著各式各樣的負麵新聞。因此，對甘古麗來說，這次的拉薩五日是“大開眼界”的。
“一走上拉薩街頭，我就意識到自己過去對西藏的了解是片麵的。”她說，“之前我一直讀到中國政府是如何排擠藏族人、排斥藏族文化的報道，以至於我覺得拉薩應該到處都是漢人，藏族人都被趕到偏僻的農村去了。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拉薩街上有很多藏族人，他們穿著很好看的民族服裝，我們去的餐館和咖啡館都是藏族人開的。之前，我也讀到很多關於宗教壓迫的報道，可是至少就我看見的，拉薩有很多佛教廟宇，廟裏都是朝拜的人，喇嘛也到處可見。”
她說，來到拉薩之後，覺得之前讀到的關於中國政府要破壞西藏文化之類的報道相當荒謬，“相反，我倒覺得中國正在推銷西藏的文化，把這作為吸引外國旅遊者的重要賣點。人們冒著高原反應的危險到這裏來是為什麽？除了美麗的自然風光，當然是獨特的當地文化。我不覺得把拉薩建成小上海或小北京對中國政府有什麽益處。”
擔心西藏現代化的另一麵
和甘古麗相比，沒到拉薩之前，高凱樂和羅伊都對日光城有更為浪漫一些的想象。許多印度和西方的旅行者寫過拉薩，在那些書籍和老電影裏，拉薩是神秘的城市，是窗戶狹小的藏式碉樓、自中世紀以來就存在的狹小街道和穿著皮袍的藏族人。
高凱樂說：“當我看到現代化的拉薩時，心裏一下子不太能接受。當然布達拉宮、八角街和很多寺廟還是像書裏寫的一樣美麗，但是拉薩的總體麵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很多鋼筋水泥的建築，霓虹燈，寬闊的馬路。我覺得有些悲傷，那些吸引我的古老而有魅力的東西正在消失。”
他說，同樣的情形，他後來在北京也看到了，“這從來就是個兩難的問題，一個城市一方麵需要發展，另一方麵因為發展而消失的常常是它最迷人的東西。”
“從旅遊者的角度看，這點是令人失望的。”羅伊說。
他們一行是乘坐7月1日才正式通車的青藏列車進藏的，對這個非比尋常的列車都讚不絕口。高凱樂說：“火車很舒適，沿途的自然風光更是罕見。我在車上看到很多其他地方的中國人要去西藏旅遊，也看到很多西藏人回家。這列火車，毫無疑問，將把西藏和外部世界前所未有地緊密連接在一起。”
不過，這三位印度記者也都表達了一些擔憂：便利的交通將使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到西藏去做生意，肯定會給當地人帶來一定的衝擊。
高凱樂說：“采訪過程中，我們聽到一些擔憂，來自發達地區的商人受教育水平更高，觀念更開放，資本也更雄厚，當地的藏族商人很可能競爭不過他們。”
達賴，在歲月中褪色
既然來到西藏，所有的印度記者不可避免地都想采訪關於達賴喇嘛的新聞。“我們想知道現在的西藏人是怎麽看這位流亡國外的活佛。”高凱樂說。
在甘古麗看來，普通的拉薩人對過去那段曆史保持著謹慎或者說淡漠的態度。“我們采訪的大多數人並不願意多談與此有關的話題，他們的態度更多的是：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讓我們來關心現在和未來，應該怎樣做生意，怎樣工作，怎樣改善生活。”
羅伊則表示，他們在拉薩遇到的人，不論是官員還是普通人，最關心的是如何發展經濟。比如，乃堆拉口岸重新開放之後，西藏與印度怎樣推進貿易往來，其中存在何種問題等等。
高凱樂采訪了八角街的一位小店主。“他是個普通人，並不關心政治，對他來說，達賴喇嘛是位活佛，宗教和精神領袖；而且他也承認，現在的拉薩比達賴在的時候要繁榮得多，在經濟和生活水平方麵，西藏人是受益的。”高凱樂說。
他們同時發現，在老一輩的西藏人和年輕一代之間，對達賴也有不同的態度。甘古麗說：“拉薩的年輕人自出生以來，達賴喇嘛就不在西藏了，對他們來說，布達拉宮就是個博物館。我不覺得他對年輕人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也許他們對他會有點好奇吧。”
中國的“印度觀”改變了
甘古麗2000年曾經到過北京，當時印度剛剛進行核試驗不久。她說，六年之間，中國人對印度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這點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出來。
“我6年前來的時候，和中國人談起印度，大家說的都是核試驗、是批評。但是這次來，走在大街上就有人來打招呼，詢問我是不是從印度來的，印度是個怎樣的國家。和中國的官員見麵，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中國和印度怎樣合作，發展經濟和貿易。”甘古麗說，“可以看出來，現在的中國並不把印度看作是潛在的競爭對手，而是合作夥伴。”
高凱樂也表示了類似的感覺，他覺得中國人對印度充滿好奇，而不是提防。他們在布達拉宮參觀的時候遇到一位女士，主動上來打招呼說她曾經到印度旅行過，並且還想再去。
“現在的中國人給我的感覺是對自己的經濟發展很有自信，所以他們對外部世界也充滿了了解的欲望。從前，中國人給我的印象是他們總是在不斷地向外部世界解釋國內的事情，但是這次去，每個人都想知道我們這些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這是個有趣的改變。”羅伊說。
普及英語中國進步不大
不過，他們三人一致認為，在英語的普及上，中國的進步並不明顯。“6年前，要是沒有翻譯我根本出不了門，6年後，我覺得情況沒有太大的好轉。”甘古麗說。在北京的飯店還好，但是出了北京，她有一天起早了，吃早飯的時候陪同的翻譯還沒起，她試了各種辦法還是無法點到她想要的煎蛋和麵包。
“青藏鐵路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推進旅遊發展，可是火車上沒有一處有英文標識，更不要說能說英文的列車員了。”高凱樂說，“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個能夠用英文回答我們問題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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