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複旦大學外文係畢業，現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等。
張維為：與美國學者辯論民主
最近，中國網絡上流行一種聲音，稱中國“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製度，”這是我想起今年春天在布魯塞爾的一場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研討會，話題慢慢轉到了中國的民主建設，我談了自己對中國探索新型民主製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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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一個美國學者站起來，不容質疑地說：“實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競選，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問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麽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的美國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接著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你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麽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第三世界帶來多少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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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服氣，問：“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製度’，難道你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印度采用西方民主製度了。”我還告訴他：“我倒是可以套用丘吉爾的這個句式來表達另外一個觀點，即‘中國發展模式可能是最不壞的方式，特別是與采用西方民主方式的發展中國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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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票是西方現代化之後實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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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民主模式基於一個所謂社會多元化利益條件下的“現代政黨製度”，既多元利益一定要不同政黨來代表，然後它們進行公開的競爭和博弈，最後實現利益的合理分配。但是這種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率很低，因為其所需要法製傳統、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按照共同的遊戲規則出牌等條件，在這些國家幾乎不存在。我傾向於把民主建設比作開門，門可以推開，也可以拉開。西方文化習慣了推，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和對抗；而中國文化更習慣拉，強調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西方民主那一套鬥爭哲學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所以我們應該在汲取各國民主建設經驗的同時，多從自己的文化中汲取養料，探索用拉的方法來打開民主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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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要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為什麽沒有一個公司采用一人一票的來選CEO？因為這樣做的公司就要破產；為什麽沒有一個軍隊采用一人一票來選最高指揮官？因為這樣做軍隊就打不了仗；那麽一個國家搞一人一票會不會破產？這樣做在第三世界國家比比皆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前對此是這樣解釋的：這種製度預設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樣的權利，結果就是“暴民”政治，要麽選出了壞人，要麽不能容忍好人。一些發展國家因為整體文化和教育水準低下，政客往往隻需與黑社會勾結就可以掌握多數票源，最後遭殃的還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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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麽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而不破產呢？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因為西方國家過去不搞一人一票，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沒有搞一人一票。英國是18-19世紀的超級大國，到20世紀城市人口已占了總人口的90%以上了，還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國搞一人一票是一戰以後的事情了，而且在很長的時間內還是對選舉權設置了很多限製，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有雙重投票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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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完成後的西方發達國家有幾個特點：一是政治和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台都不大會影響經濟，不大會影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二是這些國家享有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也就是說國家有資本去承受政治上的內耗了；三是中產階級已經成了社會主體，中產階級傾向穩定；四是西方精英階層通過數百年的政治曆練，已經獲得了掌控國家的主要資源和權力（如國會、金融、媒體等）的能力。這些條件滿足後，發達國家終於開始搞一人一票了，在許多國家裏這種製度更是演變成了“遊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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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民主”恐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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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民主”的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拚金錢、拚資源、拚公關、拚謀略、拚形象，拚演藝表演；政客講的話無需兌現，選民對此也表示理解，因為這是“競選語言”，隻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選個演藝明星，選個美女，毫無政績可言，也是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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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低甚至惡化：第三世界貪官汙吏通過賂選當政易如反掌；歐盟驚訝整個東歐20年民主化竟然沒有選出一位政治家；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冰島的哈爾德政府，誤讀經濟走勢，主動放棄了政府對金融的監管，結果整個國家都破產了。美國的小布什連任兩界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直線下降，還成了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世界也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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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的說，我認為一個滿足於“遊戲民主”的國家將競爭不過一個致力於製度創新的“非遊戲民主”的國家；一個隻知道“選舉”而不知道“選拔”的製度安排，將競爭不過一個將“選舉”和“選拔”結合起來的製度安排；一個隻知道吃老本，視民主為遊戲，而不知如何建立“學習型政府”和“學習型社會”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將越來越力不從心；一個不知“宏觀調控”為何物的製度在今後的國際競爭中可能要出局。“遊戲民主”很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來的家產，他自然可以繼續“遊戲”和“揮霍”，但在這個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於那些祖上沒有留下來家產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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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開頭那場辯論吧。那位美國學者接著問我：“你所謂的新型民主製度指的是什麽？”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製、一流的民主監督機製、一流的社會協商機製。”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告訴他：“這沒關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中國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