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父親，還是要法律？
葉匡政
前兩年，有個女大學生舉報父親包養情婦，坊間引起巨大爭論。此事是值得討論，辯白清楚了，我們對人倫或法律都會有一些更為明智的認知。早在《論語》中，就有同樣的故事，幾千年來常常引起各種爭議。
這個故事，叫“證父攘羊”，攘的意思為竊取。楚國有個高官稱為葉公，他對孔子說：我們這裏有個能行“直道”的人，他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去告發了。孔子聽後說：在我們這裏直道與此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道才在其中啊。朱熹對這個故事的批注是，父子相隱，這是天理人情的必然，所以不求做個直道而行的人，直道也就在其中了。
過去人們多講孔子的恕道，很少言及直道，其實直道在孔子思想中，是一個重要概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說的是父子親情，這種親情在孔子觀念中源於自然，也就是基於天道而來的。所以直道表現了人的真性情，馮友蘭對直的解釋是“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乃是一種率性之道。兒子不願為父親作證，是不忍心看到父親受懲罰，而指證父親偷羊則違背了至高的血親之道，隱瞞此事反而成了合乎直道的行為。孔子說這個問題，是從人性角度來說的。
而葉公說的直道，是從人的社會屬性來說的。從社會和法律角度來說，父親偷羊兒子去告發他，屬於正直的行為。偷羊犯法，社會成員理應出於維護公義的需要，不論親疏都應加以坦白。幾千年來，這也成為一些人詬病孔子的地方。
其實在歐美法律關係中，也有沉默權、和至親家眷不用互相舉證的規定。這個規定不是擔心串供，目的仍是希望不損害到人的親情。當社會沒有人倫之情作為基礎，親情都無法信任時，法律的嚴明也就喪失了它本來的意義。在澳洲，有類似司法案例，父親倒賣毒品，女兒知道毒品所藏之處，但拒不向警方交待。於是警方以包庇罪起訴女兒，法院最終判女兒無罪。理由簡單，要保證社會中的人倫和親情不能受到法律的傷害，否則，危害性甚至大於刑事犯罪。因為警方完全能通過其他方法來獲得證據，沒有必要非得一定從女兒身上尋求突破口。
《孟子》中也有這樣的故事。桃應問孟子，假如舜的父親瞽叟殺了人，舜作為天子，該怎麽辦呢？孟子回答，舜應該將天子之位像扔掉破鞋一樣拋棄了，然後偷偷背著父親逃走，找一個海邊住下來，一輩子會非常快樂的，把曾經做過天子的事忘掉。孟子在這裏強調了一個前提，就是舜要拋棄他的天子之位，因為天子之位是有社會屬性的。當舜不再是天子，而隻是一個兒子時，他就可以把尊天道、循人情作為自己人生最高準則了。而且這樣，他會非常快樂的，因為他讓親情超越了天子之位所帶來的尊榮。
儒家思想中，更為推崇的是一種價值的自覺，也就是說對一切秩序的遵從，需發自內心的，而不是外力強加給你的。孔子說“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他認為社會不能沒有法律，但法律不能解快所有問題。人倫秩序是一個社會基礎，對它的尊重，甚至要超過對法律的遵守。一個社會中有了講求人倫、內省的人文氛圍，那些有意犯罪或犯了罪的人才會真正生出羞恥，才能真正帶來社會環境的改觀。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孔子才會認為“父子相隱”是合乎道義的。
這裏，不是說親人間就一定要縱容姑息彼此的罪行，而是認為舉報之責，不應出現在父子之間。親人可以用勸告來讓對方明白自己的錯誤，但如提倡親人之間互相監視或告發，隻會加快損毀一個社會的基礎。三十多年前，那個相互告發、大義滅親的年代，就曾讓很多人喪失過對生活的信心。中國早自秦漢年代，就有過一些律法，對出自親情本性隱匿至親的罪行，肯定了它們的合理和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