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憤憤們為什麽不去惹阿三？
首先還得說幾句什麽是憤青。憤青的全稱是“憤怒青年”，國內有個關於憤青的順口溜，我附在後麵。其實細觀察就會發現，在多數情況下憤青們並不“憤怒”而是“亢奮”，而且憤憤們的組成各個年齡段都有，從人數上看當然是青年為主，但“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憤老學者也不少，這些人“憤”量重，而且憤老們最大的特點是好為人師，彼此之間為爭當憤憤們的精神領袖打得不可開交。凡是憤青們取得一點成績，都宣稱是自己正確領導或引導的結果，都認為是自己關鍵時刻的某個發言或貼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若沒有達到預期結果，一定是對憤老指示貫徹執行不力所致。
在中外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今日憤青這樣的等價物或類似物。
一提起憤青，我看到的類比，常常是義和團、五四青年、紅衛兵、韓憤，偶爾也有說古代名士的。其實細分析一下，並不一樣，區別甚大。義和團是由沒文化的農民構成，明顯帶有一種抵製現代文明的傾向，方式盡管可笑，但人家可是誓死捍衛中華文化價值。其所作所為倒是和塔利班相似。而現代憤青們都有很高的學曆，碩士博士在憤青中所占比例遠遠超過農民工。因為工作關係，我和建築工人有不少接觸，他們的革命熱情和對時事關心的程度遠不及博士生，一說台灣獨立就是關我球事。而博士生們卻是一提起這類事情來就亢奮，好像智取威虎山裏的李勇奇一樣，人人心頭一把火，爭著去打台灣島。而且每個人都有一套極為成熟、實用的作戰方案，至於攻打台灣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不拿下台灣，大陸就沒有出海口。
和義和團的師兄弟們不同，憤青們看似愚不可及，實際上卻高明，人家從來不幹義和團殺洋毛子傳教士那樣的蠢事。若遇到老外，大概首先要考慮的還是能不能可以抓來當個推薦人、保證人什麽的。即使對於二毛子，當代憤青也做到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主要手段是潑糞，昔日趙薇和今日王千源都是這麽給惡心了一下。至於古代的名士狂士，時髦的做法是“仰天大笑出門去”，遠離塵俗，隱身於山林寺廟，從不幹潑糞之類的事情。古代狂士話雖然說得很大，但對現實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現代憤青行事的準則是下可以嘩眾、上可以邀寵，所以成了任何有頭腦的執政者不能忽視的一種力量。
憤青們和紅衛兵也不一樣，紅衛兵都是些有革命理想、勇於獻身的熱血青年，講究的是一切讓毛主席滿意，讓毛主席放心，目標是“Free All Mankind”，讓世界山河一片紅。後來他們挨整，一部分紅衛兵成了階下囚，文革後還有一部分成了三種人，主要問題是弄不清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哪兒。而現代憤青根本不必有這種擔憂，他們的心和中央是相通的。當年紅衛兵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闖”隻要毛主席揮揮手，“不管前邊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義無返顧，勇往直前”（朱鎔基語）。但現代憤青卻精於算計，砸日貨，要砸別家的日貨；砸大使館，前提是必須不影響出國。滿嘴的反美反日，一肚子簽證綠卡。憤而不亂，從來沒有過方寸大亂的時候。
我認為在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方世界裏大搞愛國運動不能不說是人民群眾的一個偉大創舉，比起毛時代來要聰明許多。以前老毛是對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毀了不少華人華僑。那些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們不管這一套，隻要對政權有威脅就大開殺戒，一弄就是幾十萬人頭落地。而且不用政府動手，隻要給個輿論導向，當地百姓自己就有冤的伸冤，有仇的報仇，把一切搞掂。六十年代印尼、緬甸等國家無一例外，都是這樣處理的。
今後海外華人該怎麽定義，還真是個難題。以前周總理用通俗的話解釋說，華僑一旦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兒一樣，成了婆家的人，應該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處。同時，也是中國的親戚，應該成為兩國間友好交往的紐帶。可實際上，女兒在婆家真受了欺負，娘家人根本不出麵。六十年代印尼發生九州軍事政變，中國被懷疑是幕後策劃者，因而印尼掀起排華浪潮，逾30萬名華僑遭殺害，更有無數華人逃往海外，或留在印尼淪為“難民”和“無國籍人士”。殺便殺了，也未見咋地。
在49年以前，海外華人自己沒“嫁出去的女兒”這個概念，像毛澤東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一樣，不管到了什麽地方，就要和那裏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裏生根、開花、結果。平時在居住國認認真真做人，規規矩矩幹事，悶頭發財，討生活。一旦出了事，能跑便跑，誰也想不到娘家人還可以出來說話。像印尼是荷蘭殖民地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從事著各種職業，如辦事員、經紀人、零售商、佃農、耕種者或仆人等，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幹的活都幹，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有做大買賣發了財的。中國人的數量和取得的成功讓荷蘭人感到恐懼。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聽到反叛的傳聞後對中國人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大約有2萬到3萬中國人因此喪生。荷蘭害怕中國皇帝會對其在廣州的荷蘭人進行報複，於是派了使團前往中國說明事由，並為此道歉。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當時的中國皇帝乾隆竟然毫不介意地答複說：“我對於這些遠離祖國貪圖發財，舍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現代中國憤青雖然和紅衛兵在獻身精神方麵不能比，韓憤倒是和紅衛兵有些像。記得當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有幾個韓憤到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口切小指頭抗議，切掉沒有不知道，反正是血乎次拉的，後來好像還有切腹的。當時網上對棒子讚不絕口，說高麗民族有血性、真男兒之類的貼子滿天飛，網上中國憤青還號召向韓憤學習，結果是“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最後也沒聽說誰這麽幹了，很是教韓憤看不起。其實大家都希望有人去幹，自己在一旁助威呐喊，問題是大家都這麽想，誰也不比誰傻。
至於民國的憤青，老蘆在《我們的愛國與前輩的愛國》中說得已經非常清楚了，張國燾們人家玩的是火燒趙家樓、痛打外交部長，不是像今天的憤青一樣與政府高度默契，說一些政府不便說的話，幹一些政府不便出麵幹的事，有些是政府組織的，有些是和政府唱紅黑臉，演雙簧，你方唱罷我登場。比如最近的鐵公雞排行榜，為什麽都在肯德基門口鬧事，在那麽多鐵公雞裏麵唯獨沒有日企，難道和錦濤書記前些日子的“暖春之旅”無關，鬼才相信。而且我的手機接到鐵公雞排行榜短信5天後政府才出來辟謠，既然是謠言，為什麽不早辟謠？憤青此舉完全是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替政府催繳捐款，客觀上為這次捐款立下汗馬功勞。更重要的是它的震攝效果和遠期效應，以後誰不捐款就惡心誰，把政府樂得前仰後合。
對於政府來說，憤青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可以轉移注意力，綁架中國。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廣大群眾關心的問題，是諸如貪汙腐敗、貧富懸殊、生態破壞等國內問題。這顯然不是CNN節目主持人或好萊塢脫星的一句話造成的。中國一個堂堂大國，在目前毫無戰爭危險的情況下，正像老鄧講的那樣，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國內矛盾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憤青們在虛擬的世界裏對西方衝鋒陷陣，殺聲四起，好像由於西方世界的原因，中國馬上就麵臨亡國滅種之災一般。對於國內，憤青們高舉的是愛國大旗，對觀點不同者尤其是主張向西方文明學習者進行道德綁架，一頂漢奸走狗的帽子扔過去，便可將一切搞掂。
至於說什麽憤青做法有損國際形象、影響投資之類的話在國內沒人愛聽，誰都知道外企來中國投資是因為這裏勞動力性價比極高，絕對為世界之最。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有這樣多的國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和血。而且還可以偷稅漏稅洗黑錢，也不用考慮什麽壞境汙染，絕對是投資者的天堂。通過這次家樂福和鐵公雞排行榜這兩件事，國內現在普遍達成了這樣的共識：世界500強敢情都是一群紙老虎，不刺激它要賴在中國，刺激它也要賴在中國，趕都趕不走，不敲白不敲，敲一筆算一筆。
就我個人的經曆而言，“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別的國家”，有如此好的投資環境，可以這樣自由剝削任意解雇工人。舉個例子，今年世界上對船舶的需求量劇增，三個造船大國日本、韓國和中國都接到了超過自己生產能力的訂單。日本和韓國都縮手縮腳的不敢接單，像個小腳女人，因為他們麵臨的問題是擴大再生產容易，但將來需求量萎縮可怎麽打發這些工人。中國根本不用考慮這些，城市來的回家吃低保，農村來的回家接著種責任田便是。這些工人也會很知足，總比一直在家裏呆著強啊，是不是？
要說政府和憤青完全一致，也不是。我在前邊說過，現在政府最大的進步就是不再“舍利求榮”、“舍命求榮”，但“舍真求榮”還是必須堅持的，否則就沒有辦法在民眾中混下去。這不能不說是“人類一小步，中國大飛躍”。過去我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現在不過是抓起白灰抹自己的臉，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而憤青在考慮國家大事時，還是要求政府不但要“舍真求榮”，甚至還要“舍利求榮”、“舍命求榮”，但憤青們大都欺軟怕硬，根本沒有挑戰政府的勇氣，一旦政府發出“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就是愛國”的信號，就會非常識相地偃旗息鼓，暫時休養生息，以利再戰。至於憤憤們會不會有朝一日逼著政府“舍利求榮”、“舍命求榮”，還要看政府功能的弱化程度。
說到憤憤們為什麽不去惹阿三，鐵木網友認為搞阿三沒快感，這句話有點道理，但也不盡然。就從“有快感、不傷身”的角度看，搞阿三確實欠了點，弄美國又怕傷身，最理想的應該是玩日本。首先小泉純一郎這個混小子確實不地道，像參拜靖國神社這種事情不管有什麽理由（如為了選票），實際結果就是挑釁，成心要戳中國政府的麵子，挑戰中國的底線。再就是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在曆史上又欺負過中國，所以收拾小鬼子肯定有快感；而日本又是個戰敗國，一無軍隊二無核武，國土狹窄無戰略縱深，經濟上對外尤其是對中國的依賴性又很強，所以不會傷身。綜合考慮，收拾小鬼子確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認為日本在處理外交問題上非常失敗，別看那些政客們個個衣著鮮亮，比披著沙麗、纏著頭巾的下賤阿三差了一大截。日本人的毛病，簡單說就是該硬的時候不硬，不該硬的時候瞎硬；沒事的時候愛惹事，惹出事來又怕事。無論對待美國和中國，都是一樣德行。像日本經濟超過美國的80年代中期，一下子又跟當年偷襲珍珠港得手一樣飄飄然，忘記了自己這個半導體推銷員應該吃幾碗幹飯，首相中曾根康宏居然說“美國沒有能力使其多種族社會取得更大進步是因為存在少數民族，如有色人種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弄得美國舉國憤怒，中曾根不得不向美國道歉。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動不動就跳出來個二百五大臣，說點敏感話題，然後中方抗議，大臣下台，首相道歉，再搭上大把日元。隔一段時間就要來一次，叫人很看不上眼不說，還又能最大限度的刺激憤青們的G點，你說不收拾小鬼子收拾誰。
阿三雖然對西方世界的依賴性非常高，但人家並不是像日本似的，對美國唯唯是諾，事事唯山姆大叔馬首是瞻，而是不該硬的時候不瞎硬，該硬的時候一定悄悄硬，時機、分寸都拿捏的恰到好處。像搞核武器這件事辦的最漂亮。印度搞核武器起步晚，已經成了敏感話題，可人家照樣搞成了，不管你什麽“核俱樂部”、“核不擴散條約”，鄰國有的我也要有，也不管你美國同意不同意，就這麽著了，愛誰誰。最後布什也來拉攏阿三，居然說出“印度是美國在亞洲的天然盟友”這種話來，這麽漂亮的事情日本人肯定幹不出來。
我看也不一定搞就阿三沒快感。隻要煽情功夫到家，憤青渾身都是G點。在這個問題上，我非常讚同偉大領袖的說法，隻有陽痿的領導，沒有陽痿的群眾。老幫菜大概都記得，文革的時候紅衛兵不光是“火燒英國代辦處”，莫為善小而不為，搞緬甸這樣的國家也照樣有快感。
緬甸1948年獨立，1962年軍閥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驅逐華僑，1974年改稱“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967年6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緬甸的仰光，也在發生一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仰光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在胸前佩帶紅彤彤的毛澤東像章，並在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開始“革命的大辯論”。這種過激的行為方式當時在中國屬於合法存在，但在異國的土地就完全是一種令緬甸當局無法忍受的行為。
衝突首先是在學生中開始。一派要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導火線是關於毛澤東像章的佩帶問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要捍衛“偉大統帥”的尊嚴；另一派主要由緬甸人組成的團體，就是不準佩帶像章，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複活。於是，雙方由爭執發展到鬥毆，逐漸成為群體的撕打、械鬥。發展到後來演變為緬甸政府幕後操縱的反華活動。幾乎全緬甸的華人均被卷入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中。
按照當時的說法，奈溫反動軍人政府是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聯合豢養的走狗。早在1964年，奈溫政權實行“國有化運動”，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華人企業被收歸國有，致使許多華人、華僑在傾刻間家破人亡。文革開始後，反華排華的烈火，從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華人稠密的聚居區瓦城。又從下緬甸迅速擴展至整個緬甸。許多華人財產被查收，被抄家，人被打死打傷。部分革命僑領與學生中的革命積極分子，通過秘密渠道回國。1967年6月，數千名緬甸人對仰光華人居住區實施打、砸、搶，殺害華僑40餘人。同時，這批受“指使”的暴徒又衝擊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新華社、中國民航辦事處，並殺害了中國專家劉逸。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80多名華僑。這是緬甸當代最為嚴重的一次反華排華事件，旅緬約80萬華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衝擊，華人與緬族的矛盾也同時進一步加深。
當時國內的紅衛兵也沒閑著，開始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如果沒有這檔子事，我這一輩子大概也不會知道“德欽巴登頂”這個繞嘴的名字。凡是老幫菜大概都記得，此人是60年代末緬甸共產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在當時紅衛兵運動的時候他老人家不甘寂寞，在北京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張口閉口就是“同誌們、戰友們”，儼然一副造反派的口氣。那時候一提起緬甸首相吳奈溫，前邊一定要加上一個“反動軍人政府”， 德欽巴登頂為了和中國人套近乎，又把奈溫和老蔣扯在了一起。
現在回想起來，好像紅衛兵們都很爽，並沒有因為緬甸是個彈丸小國而減少了快感。倒是緬甸政府有些架不住，以後奈溫訪問中國，一肚子不滿向周恩來總理傾訴，說自己當時受到了緬甸紅衛兵的攻擊。總理“機智而幽默”地說，我也被攻擊了，我們在座的沒有一個例外。李先念副總理跟著說，總理的大字報，街上都有。聽這口氣就跟後來人們談論西藏喇嘛挨鬥的事情一樣：十年動亂，漢人也是受害者。
憤憤不惹阿三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政府不讓惹，至少是不提倡惹。關於中印邊界那檔子事情以前還提一下，比如86年的人民日報，現在則唯恐避之不及，怕憤青們再哪壺不開提哪壺，失地事小，安定團結事大。尤其這件事涉及到偉大領袖的名譽，弄不好就暴露了真相，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讓人們認識到偉大領袖“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送地娘娘。如果我是胡錦濤的話，一定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偉大領袖的聲譽。甚至自己倒了都不要緊，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家族照樣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本人也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但老毛一倒，則共產黨和官僚集團永無翻身之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再有，印度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幾乎沒有敵人，無論東西方世界都一樣，弄不好又像上次一樣，被人認為是挑戰“不結盟運動”。若跟印度作對可能會死得很難看，所有我們的手段人家都會，對付西方那套對付阿三恐怕不好使。而且印僑在黑非洲在非洲，特別是在南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型印僑企業團體遍布，雖然人家政府投資不如中國多，但皮膚顏色相近，溝通起來比我們容易多了。如果跟阿三別苗頭，那些非洲小兄弟們可不會閑著，肯定會借機狠狠地敲我們一筆。
煽動民族主義，中國也有失手的時候。像當年老江處理美國炸館事件，就屬於玩了多年鷹最後被鷹啄了眼。現在回國頭來看，當時不如或者就接受美國“誤炸”的說法，趁機敲老美一筆；或者就索性硬到底，該打就打，弄個階段性勝利再說；不開打，至少也撤回大使弄個臨時代辦糊弄幾個月表示個姿態。老江倒好，義正詞嚴地把大家都挑逗的火燒火燎的，他倒跑到美國訪問去了。國人對你先去還是對方先來看得很重，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誰求誰的問題，誰服了誰的問題，所以認為這次是老江丟了中國人的臉麵。當時我聽某憤老教授在報告中公開恥笑老江：“塊頭挺大，就是沒有骨頭，全是囊踹。”
其實現在的中國存在的很多現象，完全是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差別，甚至是人腦進化中的差別。就拿奧運會來說，無論古今，奧運都是摘金奪銀，著重於彰顯人類因堅定的信念而激發的潛能與榮獲的成就，隻不過古今的信念截然不同。洋古人和現代中國人一樣，是舍命求榮，贏了就是國家英雄，輸了就是民族敗類，連回家都要“沿小巷過短橋僻靜安全”，和當年朱建華沒拿金牌的情況差不多。而現代奧運是戰勝自我，挑戰極限，一瘸一拐跑到在最後的肯尼亞黑人選手照樣受人尊重。
還有現在自治區討論的“總體思維（或曰捆綁式思維）”也是一樣。倒退千百年，人們對自然界、生命的認識隻能是總體思維。現在國人一是愛說謀略，二是愛談兵法，三就是愛拿思維說事，“改進中國人思維”之類的書泛濫成災。老蘆在凱迪貼出的“捆綁”係列，我原來覺得內容深奧，恐怕沒多少人有興趣，沒想到點擊率四五千，而且爭論激烈。國內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已形成共識，認為光有社會製度變革不行，還要改造國民的劣根性，光改造國民的劣根性也不行，還必須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而且隻要一提思維，就要舉中醫的整體觀念，要恢複發揚優秀傳統思維。
其實在遠古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要觀測人體內部的奧妙幾乎不可能，認識的直觀性和模糊性是他們共有的特點，所以無論哪個國家，都是整體多於微觀，推測多於實證，哲學思索多於客觀觀察。根據幾種自然元素組成萬物的哲學思辨貫穿整個中西醫學史，他們認為世界的萬物可最終歸因於幾種簡單的物質，中國傳統醫學的根基是是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氣血津液學說。古人認為氣、血、津液，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也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氣、血、津液，是人體髒腑、經絡等組織器官生理活動的產物，也是這些組織器官進行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
看看別的國家的情況吧。盡管古印度醫學發展緩慢而曲折，但人們在長期實踐中還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理論。在《阿輸吠陀》中就有關於健康與疾病的三體液學說。這三體液是氣、膽及痰（即氣、粘液、膽汁），又稱三大。古印度人認為三者必須均衡才能保持人體的健康，一旦紊亂，人就會生病。西方埃拉希斯特拉圖斯（Erasistratus，公元前310-250）提出過“靈氣學說”：主張血液從靜脈到動脈的循環；提出空氣被吸入肺，進入心髒而形成“靈氣”（pneuma），以後“靈氣”再分布到全身，維持生命活動。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59-355，被尊為“醫學之父”）和羅馬時期的蓋侖（Galen of Pergamum 公元131-201）提出過四體液（humor, 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黏液）學說，認為機體的狀態決定於四種體液（血液、粘液、黃膽汁、黑膽汁）的有機配合。中醫有六淫致病學說，六淫中的“六”指的是風、火、寒、暑、濕、燥等六種氣候變化，“淫”指的是太過，所謂過猶不及，當六種氣候太過時，則侵犯人體的外邪，損害人的健康。古羅馬時期的蓋侖四特質學說（special qualities，熱、冷、幹和濕），從本質上這些中外古老醫學沒有多大的區別。而且都認為陰陽或體液平衡和諧就構成健康，不平衡或偏勝則產生疾病，治療就是糾正偏勝，恢複平衡。區別就是後來西方人開始搞解剖生理，中國人仍然樂此不疲。
至於國人津津樂道的“天人合一”、“調動人體的內在抗病能力、調整機體和外界環境的平衡”的理論和做法，國外照樣也有過，蓋侖和希波克拉底都提出過自然療法，要求醫生相信病人自身的抗病能力。希波克拉底說：“隻要給‘大自然’一次機會，大多數疾病都能自愈”，醫生的職責隻是協助他們進行抗病奮鬥。其中在膾炙人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還有這麽一句：“為了病人本人的利益，我將采取一切必要的診斷和治療的措施，同時，我一定要避免兩種不正當的傾向:即過度治療或無作用的治療。”現在國內不少醫科大學學生入學的時候還要像入黨一般，舉起右手，攥著拳頭假模假式地莊嚴宣誓，字正腔圓地念這一句。有什麽用啊，現在開一張CT片子回扣是50元，藥品回扣是10%，現在國人的處事準則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誰願意當王八蛋？
再拿中醫診斷的“望聞問切”來說，在沒有現代儀器設備的條件下各國都這麽幹，隻是中國人一直堅持了下來，所以花樣多一些就是了。不信把一群醫生患者都趕到一個荒島上去，沒有CT、心電圖機、B超、核磁共振，不能化驗血象，你看他們能怎麽看病，一定是望聞問切。古代由於對人體知識的嚴重不足，所以當時的醫生幾乎沒有什麽好辦法來對患者進行檢查，特別內部髒器的檢查（連正常解剖知識都不具體，檢查根本無從談起）。
甚至連最基本的體格檢查辦法也隻有在１８世紀後才完備起來。叩診法是維也納醫生奧恩布魯革(Auenbruger , 1722-1809)發明的，當時主要運用於胸部，即利用叩擊產生的回音來判斷胸腔情況。奧恩布魯革的父親開了個啤酒店，經常的需要用叩擊酒桶的辦法來了解酒桶裏還有多少酒，奧恩布魯革在父親叩擊酒桶的啟發下發明了叩擊法，但起初他的方法沒有得到推廣運用，直到１９世紀拿破侖的軍醫Corvisart讀了他的書，才將他的方法在軍隊裏推廣。
藥物也不例外，遠古時代各國的藥物都是有草根啃草根，有樹皮扒樹皮，有樹葉摟樹葉，隻是到了近代，人們才想到了用化學的辦法從裏麵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來，到了現代，才知道搞清這些藥物的化學結構去人工合成、改造，甚至根據構效關係，合成一些自然界沒有的物質，這過程倒是“從自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進化過程。
最近國內有人基於愛國主義的原則，提出了職工體檢要突出中國特色，用中醫診斷。據說還有單位搞了試點，結果弄出一堆陰虛陽虛，還是不知道血糖是不是高，血脂是不是濃，膽囊和腰子裏是不是有石頭。結果試點單位發表了幾篇論文，獲了個什麽獎，以後再也沒了動靜。
近30年中國的進步還是很明顯的，拿中國憤青泄憤和二戰時期日本的憤青治國做比較我認為是不合適的。麥克阿瑟當時曾感言“日本是個未成熟的社會”、“以現代文明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如果是45歲的紳士的話，日本人不過是12歲的少年。”而中國現在非常務實，如這次東海油氣田日本就有評論家說談判的結果是WIN-WIN，日本贏得了麵子，中國贏得了裏子。中國現在執行的是以務實為主、憤青為輔治國的治國方式，或曰務實為裏，憤怒為表，比起二戰時期的日本來要年長了許多，要按麥克阿瑟的計算方法，大概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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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憤青的一個順口溜：
憤青是誤國的，大家是公認的，
年齡是很小的，讀書是很少的，
頭腦是簡單的，思維是混亂的，
知識是貧乏的，思想是幼稚的，
判斷是總錯的，碰壁是經常的，
吃虧是較多的，經常是憤怒的，
脾氣是爆燥的，心情是鬱悶的，
態度是無理的，開口是很髒的，
自稱是愛國的，本質是自私的，
民主是不懂的，公理是不講的，
反美是盲目的，保薩是亂說的，
作用是當槍的，指哪是打哪的，
心態是衝動的，一點是就著的，
經驗是不多的，受騙是必然的，
調教是容易的，上麵是喜歡的，
大腦是進水的，好壞是不分的，
感覺是良好的，精神是阿 Q的，
於國是有害的，於己是不利的，
前途是不大的，長大是後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