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4日 - 內蒙內人黨冤案

1968年2月4日，內蒙古開展挖“內人黨”運動。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說，曆史上的“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軍隊內部也有“內人黨”。在他和謝富治的唆使下，內蒙古自治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內人黨”運動。先是電台廣播，接著張貼布告， 勒令“內人黨”黨員3日之內（後延為10日）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否則一概按敵我矛盾處理。同時，又利用漢族幹部對“內人黨”進行清理，並按照清理階級隊伍的作法深挖狠鬥。

牽連誣陷的及被迫害致死的有多少人？官方的數字說：“有34 萬6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見《康生與"內人黨"冤案》第2頁）。但是，受害者們普遍認為，這是個大大縮小的數字。真實數字是多少，有比較保守和比較誇張兩種。綜合而言，遭到挖肅的人員總數，有可能高達50萬左右，傷殘者8到10萬，迫害致死者3到5萬人。

————————————————————————————————————
附錄：造反派領袖口述挖“內人黨”冤案

高樹華

按：內蒙文革風雲人物高樹華在去世之前寫下他的親身經曆，這就是於2007年出版《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1966年6月3 日，25歲的內蒙師範學院教師高樹華與三個同事，寫下內蒙第二張大字報（第一張大字報為內蒙大學賈國泰1966年6月2日所寫），以一個根正苗紅的“接班人”姿態參加文革。他的“文革”以被工作組關押近兩個月始，又在1977年12月被隔離審查，後以“幫派骨幹分子”名義被關押五年半告終，1983年7月以“不予起訴”獲釋。在兩次鐵窗生涯之間，高樹華走過曲折的人生軌跡：被推選為造反派組織內蒙師院東縱負責人，1967年2月參加中央關於內蒙問題的“四方會談”，隨後又參與內蒙革委會籌備，被任命為辦事組組長；在內蒙革委會成立時，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文藝辦主任，參加中共九大、全國四屆人大，曆任內蒙教育局普教組組長、土左旗旗委副書記、革委副主任， 1976年他升任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市委書記、革委副主任。高樹華十多次謁見周恩來，同毛澤東、朱德、林彪握手；他在九大上發言肯定胡耀邦的共青團工作，支持胡當中央委員，得罪江青，受到江當麵斥責。文革後高樹華改變政治立場，反對毛澤東和文革。1993年以後到蒙古、俄羅斯等地作國際“倒爺”，後回國經商、寫作，2003年去世。

以下文字為高樹華有關內蒙挖“內人黨”案的回憶。選自《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第三十六、三十七章。高時任內蒙革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兼文藝辦主任。

——————————————

1968年11月下旬，我離開呼和浩特返回巴盟時，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簡稱“市公安局軍管會”），發出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進行登記的第二號通告，把挖內人黨的運動推向新高潮。

公安和群專的宣傳車，不分晝夜，在大街小巷高聲廣播《通告》內容。《通告》以咄咄逼人之勢宣布：“時至今日，仍有那麽一小撮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的頑固分子，對我黨政策置若罔聞，負隅頑抗，……”呼和浩特市群專組織，把大標語刷遍街頭巷尾，“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都是反革命組織！”“打一場圍殲內人黨的人民戰爭！”其緊張氣氛，讓人感到內人黨徒處處都有，似乎就在你身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我的心難以平靜。回到杭錦後旗，我仍感到忐忑不安。

我向下鄉幹部和五四大隊黨支部，傳達了中共八屆十二次會議精神和內蒙第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情況，一種不祥彌漫在我們中間，眾人無心討論，隻有幾位與我關係較好的朋友留下來和我深談。我的房東，70歲的張大爺在炕頭抽著旱煙聽著，突然打斷了我們的話說：“你們念書人就是東猜西想，想得太多，天下每天發生的事多了，和我們有多大關係？我活了70歲，經見得多了，也沒像你們這麽愁得慌。”也許，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

挖到家門口

一天夜晚，我剛從政治夜校回到房東家，大隊看門人跑過來交給我一封信。信是從呼和浩特市發出的，妻子熟悉的字體讓我有種預感，“家裏出事了”。她在信中說，學校裏挖“內人黨”搞得挺厲害，特格舍、黃金貴、王淑媛、傅榮、大烏雲等老師已經被隔離，每天強行推在桌子下“坐飛機”（向前彎腰，向後舉雙手），或者拷打。她也被勒令進了內人黨學習班，每天遭訓斥，限時間交待誰是內人黨。信的最後告訴我，兒子放在姥姥家，還一一交待家中衣物的位置。

我看著信，怒火滿胸，邊看邊流淚。房東大爺感到不對勁，趕快叫來工作隊幾位好友。我把信扔給他們後，立即收拾東西。上月常委會的羞辱我忍了，“七人黑信”的誣陷也耐過去了，當妻子陷入困境時，男兒的血氣、丈夫的責任心讓我怒發衝冠。我急忙給工作隊和大隊黨支書安排了幾句，便和兩位陪伴的隊友連夜趕往幾公裏外的公社，那＿?P外界聯係更方便些。第二天大早，我趕上了從蘭州途經呼和浩特的火車。

下了火車，我直奔滕海清辦公室，我知道那些該死的軍宣隊、工宣隊到處作孽的後台在哪裏。滕海清本人不在，滕的幾個秘書正準備吃晚飯，看見我風風火火闖進去，感到很突然。其中一位問我：“啊，你怎麽回來了？”我的怒火立時噴發：

“我怎麽回來了，我再不回來就家破人亡了。我下去勞動，你們抄我的後路，把我老婆打成內人黨，憑什麽？天下還有沒有王法，我隻問你們管不管，你們若不管，我自有解決辦法。”

滕辦秘書還是見過世麵、有幾分修養的。他們如長兄般讓我坐下慢慢說。我把妻子的信交給他們，他們立即撥電話給16中工宣隊政委。

我妻子所在的學校原是內蒙師院附屬中學，與師院屬於一個單位。文革前搞教改，劃為市屬16中，多數人仍然習慣稱附中。文革中，16中與師院根本無法分開，所以，又將兩者合二為一，16中的運動派係，隨著師院的形勢劃分。當時進駐16中的是內蒙華建派出的工人宣傳隊，隊長原是個站錯隊的保守派，軍隊代表任工宣隊政委。他們一進校，就圍殲16中教職工中的造反派，先打現行反革命，又乘挖內人黨之風，把造反派負責人隔離在辦公樓的黑屋子裏，將一般人員圍在學習班逼供。

幾十分鍾後，姓劉的政委到了滕辦，證實了我妻子信中寫的內容。滕辦立即命令16中的內人黨學習班停下來，並答應我，第二天讓工宣隊派出單位??呼和浩特市工代會去調查。

夜晚回到家，妻子詳細述說了16中挖內人黨學習班的情況。被揪出的人中，有我的同學、多年鄰居，他們怎麽是內人黨徒？我至死不信。我隻相信，這一切都是人為作亂，是有意的傷害，必須主動出擊，警示警示這類惡行。

我的反擊是無奈的，在強權之下，我太弱小，無法對誰發號施令，也不想站出來公開對抗，擔負與新生紅色政權對立的罪名。唯一可行的是老辦法，重返呼三司求援，做些暗中的小動作，以解除眼下危機。明知是下策，但迫不得已。

兩天後，滕辦通知我去一趟，那裏坐著市工代會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問我知道不知道，16中工宣隊隊長晚上回家時，被人捆起來扔在路邊，並警告他不準再踏入16 中一步，否則將嚴懲不貸一事。我佯裝不知，避而不答他們的問題。呼市工代會的幾個人也認為，工宣隊隊長作孽多端，活該挨捆。

“小兒科”手術暫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但對許許多多受苦受難的人們，我自知身單力薄，實在是愛莫能助。（注1）

一天晚飯後，我去看望16前排宿舍的董紹章老師。董和妻子曾祥瑩老師都是北京師大畢業的高材生，學問和人品極好。

文革中，夫妻倆均造反。這次打內人黨，關押的第二梯隊將挖到他們頭上。我和董、曾老師見麵時，開始還可正常交談，說著說著，董老師便嚎啕大哭起來。他說：“要不是你回來及時幹預，我也沒今天了。”

他講述，內人黨學習班開辦後，全校停課。在一間大教室裏，造反派教職工坐在南側受審，保守派教師坐北側，一個接一個地訓話，敦促南側的“嘍羅們”揭發樓上頭頭們的罪行，限期交待內人黨名單，過期將如何、如何。工宣隊還組織學生擔任看守，讓不諳世事的孩子對階級敵人逼供，行刑。16中100多名教職工，加上已揪出的死老虎，挖出30多名內人黨。

年輕漢子的哭泣，讓我傷感。這位山東籍大學生，學生時期入黨的北師大又紅又專的畢業生，來內蒙不過僅僅幾年，怎麽會是階級敵人！曾祥瑩老師說，他們夫妻倆可以豁出去，可兩個年幼的孩子怎麽辦？

我的心緊緊地縮成一團，無言對答。

我的東鄰是位優秀的數學老師，她的丈夫是蒙族，夫妻雙雙被隔離在師院和16中，家中孤零零留下兩個幼小的孩子。其夫因是“內人黨黨魁”被打，腿留下殘疾，她則因多日鑽在桌下受刑，背過早地駝了。（注2）

處處聞泣聲

回鄉下前，我踏進內蒙師院校門，校園裏異樣的靜，沒有一點兒活力。一些教師、職工正在軍宣隊、工宣隊支持下挖內人黨，聽說挖的指標是上百人。我質問是誰定的指標，工宣隊長對我的問話很不以為然，熟悉我的老師強行把我拉走。外語係已不似往日模樣。一些教師正在擦玻璃，打掃衛生。我與蹲在窗台上擦玻璃的鄭梅娟老師搭話，我當學生時，她由華東師範大學畢業來校當教師。她悄悄對我說：“王履安已被抓起來了，正在打內人黨，什麽時候再把你抓起來，外語係的任務可能就算完成了。”

我不能在普通教師麵前表現怒色，便回身去辦公樓找師院軍宣隊隊長、實際的第一把手任政委尋問。他否認此事，還勸我不要聽人挑撥，追問是何人造謠。

事後兩個月，師院果然打了上百名內人黨，完成了內部預定的指標。在軍、工宣隊的操縱下，外語係把王履安打得死去活來，逼問他外語係有幾個內人黨，他拒絕亂咬，拒絕回答“高*華是內人黨”。王履安一直被關押到1969年毛領袖“522”批示下達前，才獲準釋放。

我剛剛返回鄉下不久，核心小組成員，在內蒙主持工作的李樹德打電話說，中央讓各省市草擬一份中共新黨章，供九大籌備處審議選擇，籌備九大的事情也很多，滕、吳等人同意讓我參與。回到呼市，到處傳說挖內人黨的事，呼市第二毛紡廠造反派頭頭段建勳也被打成內人黨，已關押月餘。

一天晚間，原內蒙文藝革命辦公室一起工作的軍區文工團的董福華結婚，請我參加。八、九點鍾時，從遠處傳來淒慘的呼救聲，我很奇怪，內蒙軍區政治部大院內竟有此類聲音。董福華夫婦告訴我，正在打內人黨，主持這事的是內蒙軍區支左辦公室馬殿元等人。我無心再聽下去，出董家門後直奔滕辦，滕辦不承認有武鬥的事。爭論不下，他們撥通了馬殿元的電話，讓我和馬對話，馬極力否認。

我說：“剛才在政治部大院親耳所聽，事實俱在，你無法否認。”馬承認有武鬥，他說：“對壞人打幾下沒什麽。”我問他：“你們沒有證據證明人家是壞人就動手，況且壞人也不能打，你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哪裏去了？”他譏諷我變了，右得差不多和敵人站在一起了。我反唇相譏說：“你很左，左得能當打手，下一步是不是還要殺人！”雙方的爭論以摔電話結束。

這是我最後一次和馬殿元說話。1970年，內蒙軍管後，馬調到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在審查他打內人黨問題時，他思維陷入紊亂，繼而精神崩潰，跳樓自殺身亡。（注3）

四，12月滙報提綱

高錦明被批判後，權星垣、李質自然受到牽連，名義上還保留著職務，實際與停職差不多。中共內蒙核心小組隻剩下滕、吳、李樹德三位。李樹德主持工作，滕在北京的時間比在內蒙多，吳主持內蒙軍區工作。

滕海清在內蒙高層角逐中雖暫居上風，但他也因此被權力兩字蒙住了雙眼，完全無視高錦明在9月25日講話中所提的問題。他把高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也把全區百姓拖入災難。

1968 年12月，李樹德在解釋毛領袖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時說，在內蒙古，則表現為“共產黨與內人黨鬥爭的繼續”。滕海清不僅同意，而且在內蒙古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注4）連級以上幹部講話時，重複了這段“解釋”。幸虧滕辦秘書提出“此解釋不妥”，滕才停止在更大的範圍內宣揚，避免了更深更廣的思想混亂。

1968年12月，滕海清準備向中央滙報挖“內人黨”問題，即由滕辦主任李德臣執筆，寫出了一份《關於“內人黨”問題的滙報提綱》，這就是有名的12月滙報提綱。開篇前言這樣寫道：

…… 根據四盟、二市（欠呼、哲、巴三盟）的不完全統計，到12月10日已挖出內人黨徒10900名。從已揭露出來的情況看，這個集團不僅是一個分裂祖國，妄圖實現內外蒙合並的反革命集團，而且是一個與蘇、蒙修特務，美、蔣、日本特務有密切勾結，以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龐大的特務情報組織。……

前文提到過，李樹德、李德臣曾內定十大專案為突破口，最早突破的是軍隊內鮑音紮布和內大巴圖兩個專案。12月滙報提綱的所有論點和結論，主要來自鮑和巴兩人被逼出的“口供”。

然而事實上，內蒙大地上發生的情況，遠遠超出提綱所言。到1968年12月份，全區挖內人黨的人數根本不是幾萬人這個數字。全區當時到底挖出了多少人，辦了多少挖內人黨學習班，有多少人被致死、致殘，有多少仍在關押中，有多少人仍受著折磨，有多少人已被列為懷疑目標……這些問題滕海清、吳濤、李樹德都說不清楚。

據滕的秘書陳曉莊，後來在唐山學習班所寫大字報透露，滕在1968年12月20日到京後，聽到北京軍區一位部長反映內蒙的打人情況，於12月30日曾提出嚴禁逼、供、信等五條政策，交李樹德傳達。此時，滕感到對運動發展沒底，有些搖擺，但又不能放棄原定目標。

五，滕將軍不識號音

1969年1月25日至2月6日，滕海清在北京把內蒙各盟、市負責人召集到北京軍區所屬的解放飯店開會。會議研究三個問題：一是1969年的工作安排；二是內人黨問題；三是一元化領導問題。在各盟、市滙報時，滕海清的插話仍是繼續反右。

回憶至此，我很難選擇一個準確的辭滙來描繪滕海清當時的心理狀態。說他反右反昏了頭，神誌有毛病都不準確，說他已經“瘋了”，可能差不多。參加過這次會議的內蒙革委會常委、呼倫貝爾盟革委會副主任李楓，會後曾說：“這次會上，滕司令員講了解放初三反運動時打‘老虎’，開始打了一大堆，最後落實僅幾個，我心裏感到放鬆了，我怕不好收攤子。”李楓畢竟知道一些下情，於是才動搖、猶豫。但，滕海清以三反打虎之例鼓動下屬的蠢舉，把一大批幹部也拖進了罪惡的泥潭。（注5）

滕海清為什麽不靜下心研究一下，或揣摩一下毛這時對清理階級隊伍是收還是放？這不是什麽複雜的事情，連一般的紅衛兵對這一套已爛熟於心，滕海清卻渾然不覺。這個疑問，我已無法向九泉之下的司令員追問了，如同曆史的許多謎團一樣，讓它永遠神秘下去吧！曾記否，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 1968年12月26日，毛領袖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了如下的話：

“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

打了半輩子仗的滕將軍，竟然連“停止進攻，退回原地”的號音也渾然不知；連起碼的察言觀色，聽聽上麵有什麽動靜的世俗之道也不懂。隻能說，可歎滕海清，天生就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

1968年12月以後，許多與滕同為地方大吏的極善揣摩動向者，正是利用了毛領袖“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這個新概念，為解放一大批打倒的人找到了依據。

1969 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明顯降低了階級鬥爭的溫度。社論中轉達了毛領袖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麵要小，教育麵要寬，要重證據，要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這麽明確的政治鬥爭指向，滕海清硬是沒有警覺，沒有懸崖勒馬的意識，竟然在1969年1月，以內蒙革委會名義發出的第5號文件中，仍然堅持全區進一步深挖。

當毛領袖明顯地把落實政策定為運動主調之後，滕海清和中共內蒙核心小組再刹車為時已晚，已失去了回頭的機會。

雖然，1969年3月後，正在北京參加中共九大預備會議的滕海清、吳濤，以滕、吳首長名義三天一封電報，五天一次指示，要求全區立即停止挖肅，要求放人，要求落實政策，已為時晚矣。下邊各級軍宣隊、工宣隊、貧宣隊及群專組織已挖紅了眼，百米衝刺後想停下來，也有慣性的推動。而且，那些第一線的挖肅鬥士們，這次輪到他們犯糊塗了：“怎麽了，挖得好好的，又讓停下來！”當時有句順口溜：“叫我挖我就挖，你挖一個我挖仨；挖出錯來誰坐蠟？滕海清和李大麻【指李樹德 ——引者】（注5）。”對愚鈍的滕將軍來說，如果他當時能聽到這個順口溜，難道不是一記發人深省的耳光嗎！

不久，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內蒙古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批判滕海清的狂潮，成千上萬的受害群眾，湧入呼和浩特市找滕海清算帳。1969年5月，滕海清終於在一片“打倒”聲中，低下了那顆倔強的頭。

我手頭保存著當年的三份材料，均與挖"內人黨"有關。一份是發表在1969年7月20日造反派組織小報《工人東方紅》上的"關於西蘇旗問題的反映"；一份是《內蒙古交通廳科學研究所調查報告》，是駐所工宣隊1969年4月11日上報的；再一份是昭盟巴林右旗上訪團所反映的白音汗公社深挖內人黨的情況。本章詳細介紹，以窺挖肅災情之全豹。

一，逼供出的"碩果"例一

錫林郭勒盟西蘇旗上訪團，1969年6月14日寫給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的一份"情況報告"。

錫盟西蘇旗（正式名"蘇尼特右旗"）挖肅，是滕海清在全區挖內人黨推廣的一個典型，有過1968年7月24日的講話和4月26日的批示。西蘇旗挖肅經驗曾三次登上《內蒙古日報》。該旗麵積二萬多平方公裏，近乎於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全旗人口十幾萬人，以牧業為主。1968年6月25日，部隊介入西蘇，副政委陳必如、副參謀長邱維善為旗革委會負責人。

這份報告共分三部分：（一）挖肅概況；（二）我們為什麽第二次上訪；（三）我們的要求。這裏我隻介紹（一）中的部分內容。

…… 1969年1月，旗革委會宣布，全旗挖出"內人黨"、"統一黨"、"莎窯子黨"、"新蒙青黨"、"黑虎廳"、"白虎廳"等反動組織30多種，"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成員， 占全旗總人數的13.45％，其中蒙族占挖出總數的87.4％。……，據我們初步調查，全旗共挖出×萬人，約占總人口的25％。

全旗共產黨組織被打為內人黨組織。共產黨員被打成內人黨的，占全旗黨員的85％，85％的國家幹部定為階級敵人。旗委副部（副科）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打；公社一級幹部中，隻剩下4名不是"內人黨"；生產隊一級幹部，除25屬懷疑目標外，其餘全被打成"內人黨"成員。

旗內造反派組織成員，90％以上未脫幹係。造反派組織都定為"內人黨"黑據 點、黑窩子、黑勢力。全旗150多名戰鬥隊長以上頭頭，隻剩下一名，還是懷疑對象。新民公社共有造反派300多人，全被打成新內人黨變種組織成員。

原旗直屬機關各單位革委會中，結合進的革命造反派全部因內人黨被掃地出門，頂替他們的是原保守派組織的人員。

在一些牧業基層單位，如賽漢勒吉公社、布士木吉公社等，原蒙族幹部均未幸免，生產隊第一把手都換成漢人擔任。其中相當一些身份不清的人員（注6）掌權後，任意揮霍集體財產，給廣大蒙古族百姓造成精神傷害，民族關係日趨緊張。敖幹希裏大隊，14歲以上的蒙族，幾乎全部登了記。貧下中牧說："再挖連牛羊也挖進去了。"

全旗所有挖肅"學習班"均設有禁閉室、審訊室。使用的刑罰有100多種，如"壓杠子"、"過電"、"紮火罐"、"坐火爐"、 "開水燙"、"插竹簽"、"鉗手指"、"吊頭發"等。新民公社一位貧農社員，是1938年參加共產黨抗日的老同誌，曾身負27處傷，是國家二等一級殘廢軍人。在刑訊中，他被爐鉤子在 原傷處燙了27處。至於刑訊中汙辱人格，汙辱婦女的惡行數不勝數，根本登不上統計表格。（引文完）

西蘇旗挖內人黨帶來的是毀滅性災難，上百人致死，上千人致殘，許多家庭慘遭蹂躪，本不發達的工、農、牧業生產，均受到嚴重破壞。

二，逼供出的"碩果"例二

內蒙古交通廳是內蒙直屬的一個部門，其下屬的科學研究所在1968年3月曾進駐了一支工人宣傳隊，為呼市工代會所派遣。工宣隊共7人，進駐後與原來的軍宣隊代表，時任所革委會主任發生矛盾。作為情況反映，他們上報過一份材料轉到我手中，故保留至今。這份材料包括該所概況、科研所鬥爭史、革委會情況、群眾組織、專案組、敵情等問題。現摘錄如下：

一，概況：

全所由四個測量隊、一個鑽探隊、一個科研所、一個辦公室組成，共有職工190人，其中行政幹部26名，占13.7％；工程技術人員93名，占48.9％；工人71名，占37.4％。共產黨員20名、共青團員34名、國民黨員7人，三青團員7 人。……

地、富、資本家家庭出身的48人，占25.2％

商人、小商、小手工業家庭出身的6人，占3.2％

職員家庭出身的5人，占2.7％

上中農家庭出身的3人，占1.6％

中農家庭出身的37人，占19.5％

自由職業者家庭出身的3人，占1.6％

貧農、城市貧民、工人共85人，占44.7％

出身不清的3人，占1.6％

大學文化程度的35人、中專57人、高中14人、初中以下的84人

原東方紅造反組織成員94人（其中工人43人、知識份子51人）

原井岡山造反組織成員58人（其中工人24人，知識份子34人）

未參加組織的7人。

其餘為已揪出的或當權派等。

二，鬥爭史：

東方紅總部於1967年3月18日在師院東縱二樓成立，19日回所時23人，社會上是三司觀點，掛在"市工交總部"屬下，受到工學院學生的支持。井岡山縱隊是（1967年）3月26日由無產者保守組織內退出的13人組成。它們向"市工交總部"掛 被拒，認為是老保，後來跨行業歸屬市工總司。

東方紅、井岡山在1967年9月27日大聯合，成立"革聯"，但組織上聯合了，思想上始終未聯合。

三，革委會成立

革委會由5人組成，暫缺主任，……

1968年12月，軍代表任主任以來，就把原東方紅觀點的副主任（革命幹部）、兩名委員（造反派頭頭）等三人下放到基層蹲點，同時整理材料準備吐出， 並吸收原井岡山觀點的人掌權。……

工人宣傳隊進駐後，著重整頓領導班子……關於下放的三人，據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是有缺點錯誤，但不夠吐出的條件，……但我們說話不頂用。

四，群眾組織[略]

五，專案組[略]

六，敵情（以下姓名均略，隻列出身，"罪名"和處理決定）

1，地主，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群眾審查

2，內人黨變種組織"農牧民前進會"骨幹分子，隔離審查

3，偽職員，三青團逃台未遂、國際宗教特務、統一黨，隔離審查

4，地主，CC特務、國民黨、偽法院法官，群專

5，偽官僚，國民黨、日偽特務，群專

6，地主，三青團區隊副、力行社（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的公開名稱））成員，1957年曆史反革命

7，地主，國民黨員、偽科長、中統潛伏特務，1968年4月逮捕

8，官僚地主，三青團員、軍統特務、有潛伏嫌疑，群專

9，商人，國民黨中校、有組織軍統潛特，群專

10，資本家，國民黨員、英國從香港派遣特務，群專

11，資本家，右派集團成員，群眾審查

12，地主，對新社會不滿，階級複仇分子，群專

13，地主，壞分子、右派集團成員，群眾監督

14，貧農，對社會不滿，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群專

15，貧農，叛徒、逃兵，群專

16，偽職員，台灣派遣特務分子，群專

24，貧農，偽造證件；貪汙，"統一黨"副書記，審查

25，地主，漏劃地主分子，審查

科研所特務嫌疑案件五起：

1，國際美蔣特務，待令潛伏分子案，未破；

2，香港照片案，未破；

3，特務組織案，未破；

4，內人黨變種組織"農牧民前進會"案，未破；

5，"統一黨"案，已破。

在這份材料中還有一段"概括儔ā鋇乃得魑淖鄭原東方紅觀點的人最多時94個人，其中有88名在"統一黨"案。這80多名是怎樣在案的，我們初步掌握：1，有逼、供、信現象；2，逼供出來後，又拿到未交待人麵前誘供，不承認再逼；3，隻要有供詞就寫上，科研所咬出來的"統一黨"，幾乎全是原東方紅的頭頭和隊員。……

內蒙交通廳科研所是一個不大的單位，挖肅"成果"竟涉及50％以上的人員，造反派成員從頭頭到一般隊員幾乎全軍覆沒。

三，逼供出的"碩果"例三

下邊是發表在內蒙革委會批滕聯絡總站編印的《 5.22通訊》第四期（1969年6月16日）第五版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白音汗公社挖'內人黨'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全文轉載了昭盟巴林右旗上訪團1969年6月10日遞交的反映材料，筆者擇其要者，摘錄如下：

白音汗公社有11個生產大隊（其中6個牧業大隊，42個生產小隊，6000多人，其中蒙族近3000人）。

白音汗公社革委會共由14人組成，8名蒙族委員中有7名被打成內人黨。公社直屬機 關95名職工幹部中，48名被挖，占52％；蒙族幹部則占64％，共產黨員占47％。全家被打成內人黨的有10戶，有兩個共產黨支部被打成內人黨支部。

全公社6個牧業大隊的134名黨員，98名未逃厄運。全自治區有名的紅旗牧業大隊一位先進代表，被打成內人黨後，不顧他身患重病，強行拉進會場，輪番批鬥。

這樣多的"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究竟是怎樣挖出來的呢？一句話，就是私設公堂，酷刑拷打逼出來的。所用的刑罰是：上吊、毒打、壓杠子、綁小繩、蹲凳子等 40來種。有的人晝夜不讓睡覺，逼迫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間互相亂咬。有個牧業大隊主任，在毒打之下，隻好交出一份奶牛統計數字和飼料播種計劃，作為內人黨的"證據"。

"內人黨"家屬得了病不準醫，導致兩戶小孩，重病死亡。公社一女教師，被逼抱著不滿一歲的小孩彎腰，在脖子上壓杠子。

他們不讓我們說蒙語，教訓我們"要說中國話！"

如果說，進駐內蒙古交通廳科研所的工宣隊，畢竟還保留了一點人道精神，那麽軍宣隊則幹得更加徹底，這和西蘇旗及許多地方的情況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軍隊始終是毛領袖手中重要的"王牌"。鄧大人及其之後的執政者，拋卻真相，把本來該由軍隊擔負的責任，轉嫁給造反派，把紅衛兵做擋箭牌。更有甚者，還歪曲曆史，並通過各種傳媒，散布到全世界。

讀者不妨從幾個省留下的烙印，窺見內情。在河北省，38軍支一派，省軍區支另一派；山西省，69 軍支持一派，65軍支另一派，省軍區同樣袒護一方。內蒙古的二月逆流，是內蒙軍區幾個領導人一手炮製的；在挖肅、打內人黨運動中，又是軍隊領導人起支配作用，例如：全內蒙的滕海清、吳濤；呼和鐵路局軍管會主任夏一超；錫盟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烏盟京字411部隊政委周發言、騎五師師長武尚誌、軍分區司令員賀壽其；呼盟軍分區政委尚民等等。

這些人闖下大禍後，僅草草檢查，便紛紛調離原地，保職的保職，升遷的升遷，實在不能平民憤者，退役後進入軍隊在各地的幹休所養起來。

軍隊在中國是個特殊群體，一個封建專製的堡壘，享受著特殊待遇，有沿襲的法權 保護。

三，指標、數字和名單

中國官方有個奇特嗜好，就是定指標，定數字。

1968 年初，挖肅開始不久，革委會負責人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等都向群眾算過這樣一筆賬：全區共1800萬人口，如果揪出三、五萬人，還不到百分之一。毛主席說過百分之九十五與百分之五的關係，內蒙並沒超過這一範圍。按他們的邏輯，真正達到5％，全區要預設一個90萬人的敵人圈子，涉及90萬個家庭，那麽，受牽連的人 將是幾百萬。

滕海清於1968年7月24日對西蘇旗的講話中，曾說過"你們西蘇旗複雜，但還有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是好的吧"。滕本人對西蘇旗毫不知情，他一天也沒去那裏過，他何以如此定論？西蘇百姓說，"滕海清在胡說八道"，實在不過分。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滕與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在飯廳裏相 遇。私下交談中，滕得知江西已清出40萬，還將繼續清下去。滕掐指一算，內蒙挖肅遠不夠這個數字。（注7）

陳曉莊在唐山學習班的一張大字報《關於內人黨和其他問題的一些決斷》，對挖內人黨有一段淋漓盡致的描述：

我們滕辦幾個人，1969年3月底去烏盟了解集_市挖內人黨問題時，在火車上遇到烏盟絨毛廠賈成元（盟革委會副主任、烏盟造反派主要負責人）。他人已變形，剛剛從嚴刑逼供中跑出來，到北京去上訪。賈說，挖內人黨是196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內人黨登記月開始的。開始無人登記，上麵一級級要數字。1968年10月17日，根據集寧市＿?漱f供材料，先挖出絨毛廠原人事科長，在逼供下，該人咬了一大堆，就這樣，雞生蛋，蛋變雞，在1300多人的廠中挖出了90多人。......

當時的集寧市革委會主任叫陳明至，是北京軍區下屬一個師的作戰訓練科科長。在他指揮下，用這種不顧任何事實，隻要名單、數字、指標的做法，逼市革委會機關100多名幹部在武鬥和刑訊下，打出90多名內人黨。

上述對烏盟地區挖內人黨的描繪，形象地再現了可憎的思維形態。1951年"三反""五反"要數字；1957年反右，為完成指標，不惜犧牲無辜；1958年糧食畝產放衛星；1959年打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指標和數字，照樣層層下達......

令人可悲的是，1969年群眾批滕時提出"內蒙到底挖了多少人？""多少人傷？""多少人死？"等至關重要的數字，反而無人披露，連媒體避之唯恐不及。（注8）


注釋：

1，行文至此，不得不再次麵對良心的責問。說心裏話，我不是沒有考慮過，再當一次反潮流的帶頭人。如果再造一次反，我當時有兩個可以選擇的方案：一個是繼續發揮我寫“6.3大字報”的精神，另寫一篇反擊濫挖內人黨的大字報。其後果是我被立刻逮捕，並有可能導致全區造反派的大分裂和內戰武鬥，但這個動亂的局麵是我所不願意見到的；另一個方案，是給周恩來寫信反映內蒙情況，希望中央派人調查，我有往上遞信的通暢管道。然而，鑒於我當官以來經受的種種坎坷，我也缺乏這個勇氣，因為我害怕被中央貼上右傾保守的標簽。我當時隱約感到，中央知道內蒙的情況，甚至還默認內蒙胡來。否則，為什麽連高錦明這樣的高官，都被批判了呢？

後來才知道，中央對內蒙挖內人黨的實際情況，還真的蒙在鼓裏，連高錦明被罷官批判，也是滕海清一手遮天的結果。周恩來最後搞清內蒙問題的嚴重性，是通過他在錫盟下鄉的侄女周秉高才知道的。如果反思曆史教訓，可以羅列許多許多。往輕裏說，是四麵楚歌的危險處境，迷住了個人的雙眼，再也沒有當年造反時的膽識和魄力；往重裏說，是陳舊腐朽的官僚專製機器，阻擋了下情上達和自由表達意見的正常管道。在這樣的體製下，不出大亂子是幸運，出大亂子很正常。

2，師院附中挖內人黨的情況，與全區其他基層單位相比，應該算是比較幸運的地方，基本上沒發生打人致死的事件。而這段時間在其他地方，致死致殘的案例成千上萬，司空見慣。詳情參見圖們和祝東力合著：《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另請參考阿拉騰德力海所編著的書稿：《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第85－116頁，1999年9月印刷。其中既有數字，也有具體的案例分析。

3，對於馬殿元在石家莊步校的跳樓自殺事件，外界也有不同版本。一種說法認為，馬殿元被調離內蒙軍區，原本是要被軍方保護起來。但在調查內人黨問題過程中，馬殿元透露了太多內情，涉及到軍方上層與內蒙血案的關係。為了拋清上層領導人的法律責任，因此才製造了馬“畏罪自殺”事件，有“舍車保帥，殺人滅口”之嫌。

4，《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中，發表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如“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此後，此類大學校在全國各地應運而生，學校編製仿照部隊，與五七幹校和各種學習班大同小異。

5，因李樹德臉上有麻子，故得此外號。

6，此處指從內地農村流落到邊疆牧區來的所謂"盲流"人員。大部分在六十年代早期，由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農村流出，跑到內蒙牧區來謀條生路。其中多數人未必是壞人，隻是由於害怕被遣送原籍，許多人用假名字和假籍貫，因此被本地牧民視為身份不清的外來人口。這裏也涉及民族、地域和文化等複雜的矛盾衝突。

7，這個可伶的滕海清，他也不問問江西和內蒙人口總數的差別有多大！盡管江西省的麵積隻有內蒙的幾分之一，可它當時的人口總數，卻是內蒙的好幾倍。如果內蒙學習江西，挖同樣多的階級敵人，那麽按人口比例計算，內蒙豈不要比江西高出好幾倍！草莽治國，夫複何言！

8，老百姓如此關心的這些血淚數字，千呼萬喚之後，1980年11月份，終於披露在中共對康生、謝富治和林彪、四人幫的"起訴書"上。官方的數字說："有34 萬6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見《康生與"內人黨"冤案》第2頁）。但是，受害者們普遍認為，這是個大大縮小的數字。真實數字是多少，有比較保守和比較誇張兩種。綜合而言，遭到挖肅的人員總數，有可能高達50萬左右，傷殘者8到10萬，迫害致死者3到5萬（詳見蒙獨組織 “內蒙古人民黨”的《南蒙古人權資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