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31日 - 馮雪峰因病去世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因病在首都醫院去世，享年73歲。
馮雪峰，原名福春，筆名雪峰、畫室、洛揚等。現代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浙江義烏人。1919年考入金華省立第七中學師範科，接受"五四"新思潮。1921年因參加反對學監的風潮，被學校當局開除。同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開始寫作新詩。他曾三次寓居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號）是其第二寓所、1930年5月魯迅遷入該公寓，他隨即也遷入該公寓2099號地下室。
柔石等五烈士犧牲後，他調任為左聯黨團書記，與魯迅編輯出版《前哨》，紀念五烈士；他將瞿秋白介紹給魯迅，促使魯迅和瞿秋白共同領導左翼文化運動。
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導下，起草《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新任務》決議，成為此後左聯指導性文件。一·二八戰爭爆發，他與魯迅等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等，先後任中共中央宣傳文化委員會書、中央上海宣傳部幹事，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馮雪峰居住在拉摩斯公寓時，與魯迅相知相契，從學生到戰友，在他生命的年輪裏刻下深深的痕跡。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珍視的歲月啊。
1930年5月魯迅遷入這個公寓，馮雪峰隨即遷到魯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這房間大約15平方米，光線很差，那時他很窮困，常常連車錢都沒有，隻得向友人告借。但他是個守信的硬漢子，借了錢是一定會盡快還的。住在這裏時，他很忙，晚飯大約在九、十點鍾吃完，然後到魯迅家談工作直到深夜。
左聯五烈士犧牲後，馮雪峰接任左聯黨團書記。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與魯迅商談出版《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由於白色恐怖嚴重，沒有單位肯印這刊物，通過親戚關係總算找到一家印刷所，老板提出要收高幾倍的排印費，而且從排版到印刷必須一個晚上完成，天亮前必須把成品拉走等條件，馮雪峰都一一答應了。
《前哨》出版了，通過外國友人史沫萊特、尾崎秀實傳到國外，國民黨殺害革命作家的卑劣行徑大白於天下，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在此期間，馮雪峰將瞿秋白介紹給魯迅，共同領導左翼文化運動。
為了糾正左聯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瞿秋白指導下，馮雪峰起草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標誌著左聯已開始在擺脫左的幹擾，這是馮雪峰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工作期間顯著的成績之一。
195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54年，被解除《文藝報》主編的職務，並寫檢查《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
1955年，被卷入“胡風事件”，在黨內受到批判、作檢討。
1956年，主持編注新版《魯迅全集》。
1957年，被文化部黨組定為“右派分子”。
1961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未得允許完成關於長征的長篇小說，憤而焚稿。
1967年，被打成叛徒。
1976年 因肺炎引起並發症，於1月31日上午11時，在首都醫院去世，享年73歲。
——————————————————————————————
附錄1：周巍峙：讀《兩隻錦雞：周揚與馮雪峰》有感
作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的周揚同誌，他的是非功過，需從曆史的氛圍來看。在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周揚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論上的卓識是他人難以企及的。但是，當黨內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導方針存在著嚴重失誤的時候，周揚也難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傳，執行“左”的理論，而且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嚴重傷文、傷人。
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周揚對於過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為沉重，他從理論的高度對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是對在“左”的路線指導下傷文、傷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子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韓愈說：“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人能知自己的過處，是大智，堅決改之，是大勇。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揚的確做到了大徹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後，在那一個全民族反思的年月裏，周揚同誌真誠地動情地向那些受過傷害的同誌致歉，同時淚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談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文藝問題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對魯迅先生的意見尊重不夠的缺點。作為一位文藝界長期的領導人、理論權威，他具有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與徹底性。
從曆史的反思中向受傷害的同誌表達愧疚之意，周揚首先提到的就是馮雪峰同誌。馮雪峰同誌比周揚同誌長五歲，他與周揚一樣，都是在1927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在周揚因白色恐怖失掉黨的關係時，是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和夏衍恢複了他的黨籍。在左翼革命文藝陣營中，周馮兩人曾經是並肩作戰的戰友，是相濡以沫的同誌。遺憾的是，這種關係並沒有多長時間，兩人就幾乎從戰友、同誌成為冤家對頭。這起因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沒有去找周揚、夏衍等黨員，而去找了魯迅，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尤其以後在魯迅答徐懋庸信中點出“四條漢子”（田漢、夏衍、陽翰笙、周揚）的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十分尷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馮雪峰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周、馮二人雖同屬文藝界，但當年“兩個口號”爭論的陰影，一直在他們之間遊蕩，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處於對立狀態。到1957年反右時，作協黨組擴大會舊事重提，“兩個口號”的論爭又成為馮雪峰被劃為右派的“罪證”之一；再往後，“文化大革命”揭幕，“國防文學”又被野心家江青誣為資產階級口號，周揚首當其衝地被揪鬥直至入獄；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馮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殘酷的迫害。直至1975年馮雪峰生病在家，周揚從監獄釋放出來，他去看了雪峰。兩位命運多舛的同誌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終於冰消雪融。
在這次曆史的會麵之後，馮雪峰寫了他生命中的絕筆：《兩隻錦雞》。文章中兩人胸懷寬闊、對曆史有深刻認識的形象也躍然紙上。徐慶全新著《兩隻錦雞：周揚與馮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寫出了周馮的戲劇性關係。
《兩隻錦雞》是馮雪峰生命的絕筆，徐慶全用作書名很有深意。書中比較準確地描寫了兩個個性鮮明的曆史人物彼此的牽絆、糾葛、恩怨，以及他們在曆史風雲的變幻中跌宕起伏的命運。
作者徐慶全同誌，從1996年開始，致力於對周揚和文藝界的研究。也許正因為他不是研究文學史上的科班出身，他對周揚和馮雪峰關係的研究，反而是視野開闊高屋建瓴的。不僅僅局限在文藝範疇內研究，而是把文藝活動放在曆史的大舞台上進行考察。書中對周、馮二人關係的考察，也是基於這個大舞台。舞台上遠景，是我們黨一幕幕波瀾壯闊、豐富曲折的曆史影像；而近景則是文藝運動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遠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動的周揚和馮雪峰的形象，也就鮮活起來了，兩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還原到一個個曆史場景中去；進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曆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次“左”的大批判運動的曆史，也在這種考察中清晰起來。
我很看重作者從曆史大場景來定位整個左翼文藝運動史這一特點。在1980年以前，我常聽到周揚提到的一句話是：“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而階級鬥爭是最大的政治。這句話意味著文藝界的每一次運動，都與政治聯係在一起，反映了當時曆史條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學史如果不與政治曆史，也就是黨的曆史發展聯係起來，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難的。徐慶全同誌在涉足文學史研究之前，就具備了豐富的黨史知識，這就使他對文學史的研究，對周揚和馮雪峰關係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曆史感。
書中的資料非常豐富，有許多是首次亮相。徐慶全同誌是從曆史研究轉而進行文學史研究的，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實證史料等素養，他是具備了的。通讀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具備史學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稱之為“史德”。按照古人的說法，“史德”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秉筆直書，“譽人不益其美，毀人不益其惡”；二是對於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經有定論的曆史事件，經過自己的探索，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學術探討的勇氣和理智，盡力追求曆史學家應有的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雖然掌握了大量的資料，卻不是單純地鋪陳史料，而是從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曆史。應該說，這種探索難能可貴。
當然，我也不是對書中的觀點或分析都讚同，而且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種研究也是沒有止境的，學術研究也同樣有“與時俱進”的問題。況且，一本書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解決，同時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對這本書的總體評價和認同，也不妨礙我向讀者推薦這本書。
————————————————————————————————————————
《黨史博覽》第2期刊載陳東林的文章，客觀地介紹了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的曆史以及姚文元父子同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的交往，從而揭示了姚文元平步青雲的內幕，本報摘登如下：
1925年的春天，22歲的馮雪峰來到北京大學，借用同鄉潘漠華的入學證件作為旁聽生。他多次聽過魯迅的課，並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圍聚集了來自浙江的10餘名愛好文學的窮苦學生，後來成為進步作家的有潘漠華、柔石、張天翼、王魯彥。他們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談論文學。其中也有同鄉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麵臨失敗之際，馮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此前後，在浙江擔任國民黨疆域廳第五科科長的姚蓬子，也由宣中華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馮雪峰和魯迅、潘漢年等人發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籌辦“左聯”機關刊物《萌芽月刊》。參加“左聯”並擔任執行委員的姚蓬子，也是一個積極分子，與潘漢年、馮雪峰等共同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社”，開辦湖風書店，出版《北鬥》月刊。
1933年，姚蓬子調華北地下黨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從天津押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間，姚即公開登報聲明自動脫離中國共產黨。1934年4月，姚蓬子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幹事、姚的堂兄周複農保釋出來。以後便到國民黨辦的《大江日報》當副刊編輯，並領取特務津貼，與軍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有密切的關係。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馮雪峰受黨的派遣離開上海去瑞金蘇區。隨後參加了長征。馮與姚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慶。在上饒集中營被敵人折磨得瀕臨死亡的馮雪峰，經過組織的營救，在這年出獄。由董必武安排到一個地方，一邊休養，一邊做些工作。這個地方，就是姚蓬子的書店。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姚蓬子又靠近了進步文化界，從事一些救亡宣傳工作。而中共黨組織一方麵為了爭取他，一方麵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開展統戰工作。於是，姚蓬子成為一個浮遊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兩棲人。抗戰勝利後，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進步作家的名聲繼續開辦書店出書。胡風曾經這樣回憶道：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頭腦。他現在雖然有出版社還有門市部，但是名氣並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魯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們提出借許廣平手中的《魯迅全集》紙型，趁紀念魯迅先生十周年之際印上幾千冊，版稅等都可以從優。說實在的，魯迅先生的書是不應該由他出的。但當時沒有其他辦法，出總比不出好，同時，讓許廣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由於30年代工作需要，馮雪峰和姚蓬子過從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於上海。出生時馮雪峰就見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書店，他一直把姚文元當作小孩子。解放後，馮雪峰奉調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沒有見麵。
1953年，上海開始普選人民代表，姚蓬子作為統戰對象，被列為候選人。姚文元（時為上海蘆灣區委宣傳部科長）起初很高興，但區委統戰部隨即向他了解姚蓬子曆史，問他知道不知道父親曾經做過中共幹部……姚文元就寫了一封信到北京問前輩和上級馮雪峰，到底父親過去是怎樣一個人。於是，馮雪峰就給姚文元寫了複信。信的大致內容是：你是一個黨員，我當然可以答應你的要求，把你父親的事告訴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黨，加入過“左聯”，也做過一些黨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約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但自首時尚未破壞過黨的組織，這是後來調查過的。抗戰時在重慶，他又和進步文化界接近，那時進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統一戰線上盡些力……你父親的確在政治上是軟弱的，又是糊塗的。他可恥地自首，人家都說是因為怕死，這大概是真的。抗戰後，他選擇了開書店的職業，可是不知為什麽又弄成了商人的習氣，他那種愛錢的性格，常常使別人吃驚。……前一個月，上
海方麵要我證明他曾經掩護我的事，我已經證明了……
姚文元接到複信，不啻頭上響起了霹靂。原來父親“進步作家”的光環，一下子化為“叛徒”的陰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紅樓夢》研究專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紅樓夢研究》。1953年5月，《文藝報》介紹了這本書。山東大學畢業生李希凡、藍翎寫文章問《文藝報》能否批評俞平伯。沒有得到答複。於是文章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文藝報》作轉載，由馮雪峰起草的編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麵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認為李、藍文章“是30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根據毛澤東意見撰寫的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馮雪峰不得不寫出《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公開發表。12月，他的《文藝報》主編職務被免去。
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馮雪峰的關係已經非但不能幫忙，還會引起負麵作用。1955年3月，他在向領導匯報姚蓬子的曆史問題時，又特意加上一筆：“由此我懷疑到一個問題：馮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的，當我寫信向他了解父親情況，他回信給我，為什麽不把這些情況都告訴我呢？”
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鬥爭”中，《人民日報》頭版以“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集團同路人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標題，曆數了馮雪峰的“罪行”。1958年1月，馮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列為右派骨幹。
《人民日報》點名批判馮雪峰後，姚文元立即開始構思一篇批判馮雪峰的長文。1957年12月，這篇題為《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思想基礎》文章匆匆草成。1958年2月在《文藝報》發表。從此，馮雪峰在文壇銷聲匿跡，而姚文元則聲名大振。到1966年，他共發表了幾百萬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雲直上。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病逝。執掌文化界生殺大權的姚文元沒有忘記馮雪峰，他批示：“不見報，不致悼詞，一百至二百人的規模。”
1979年4月4日，馮雪峰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第四屆文代會結束後的11月19日，在西苑飯店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宋慶齡、鄧穎超等送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窮、鄧力群等1000多人出席追悼會。而姚文元這時已經在監獄等候曆史的審判。
《每周文摘》2000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