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30日 - 李宗仁和梅花黨
1969年 1月30日 李宗仁在北京逝世。
李宗仁，字德鄰，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與白崇禧一起，為國民黨內“桂係”首領，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
李宗仁出生在廣西省桂林西鄉村，父親李培英是名教師，育有五子三女。李宗仁早年加入軍隊，1910年參加同盟會。以實力軍人，加入在廣州的孫文陣營。之後與白崇禧、黃紹竑合作，統一廣西，使廣西成為國民黨後方的一部份。
北伐時，帶領廣西軍隊一路由湖南進攻至山海關。北伐以後十年期間，屢次發動和參與國民黨內戰，但亦有苦心經營其廣西地盤。
抗戰時，動員廣西將士抗日，指揮多次大戰，在台兒莊一役名震一時。
1948年國民黨行憲，當選副總統。蔣介石下野後，一度任代總統，欲以和談挽救國民黨統治而未果。之後出走美國，但最終“落葉歸根”，回到中國並病逝於北京。
關於他的死有爭議，在他死之前涉入“梅花黨案”，他被迫交出所謂“名單”，後他的秘書著書稱他是被“革命群眾”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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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李宗仁評蔣介石：抗戰中擅自越級指揮、喜歡庸才
我國抗戰的戰略錯誤亦多。從基本原則上說，我們對一個優勢敵國侵略的戰爭，應該是 長期的消耗戰，直到把敵人拖垮為止，決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喪元氣，消耗主 力。所以抗戰一開始，我們斷不可把全國軍隊的精華集中在京、滬、杭三角地帶，任敵方 海、陸、空軍盡量發揮其優越性能。蔣先生當時作這決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第一是由 於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氣用事。因蔣的本性是絕對親日的，但目睹失地千裏，日本仍不滿 足，使他麵子上無以自處，實在氣憤不過，所以不顧一切，和它一拚再說。這是個絕大的錯 誤。因為做統帥的人，甚至獨當一麵的指揮官，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使氣。一時衝動，往 往正墮敵人奸計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蔣先生本不願全麵抗戰，他認為能把上海牢 守幾個月，西方列強可能出來斡旋，戰事亦可乘此收場，如“一·二八”淞滬之戰一般。這 一想法顯然也是錯誤。
敵人來勢洶洶，不打到武漢不會輕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們除亡國之外 別無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強此時已弱點畢露，歐洲局勢岌岌可危，英、法自顧不暇，哪 有餘力東顧？當“九·一八”之時，希特勒還未上台，國聯尚且無力製裁日本，何況此時 呢？ 死守南京，又鑄下第二大錯。滬上兵敗之後，我後方尚有數師精銳部隊未參預戰鬥。此 時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將南京正麵讓開，敵人深入之後，再相機自南北兩方夾 擊，京、滬敵人亦難安枕。我元氣未喪盡，則敵人此後北上徐州，西窺武漢，顧慮皆多。當 時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國顧問都反對守南京。無奈委員長認為南京係國府及國父陵寢所在，不 守在麵子上過不去，更兼唐生智別有用心，隨聲附和，乃決定死守南京這戰略上的死地。孰 知我軍新敗之餘，士氣已沮。敵軍迫近我首都，爭奪首功，士氣正盛，相形之下，優劣懸 殊。不數日，南京便為敵軍所奪。我大軍十餘萬簡直被無故糟蹋掉了，豈不可惜。 南京失守後，敵人次一目標必然是津浦線。但是此時津浦線簡直無兵可調，優勢敵人本 可一舉打通津浦線。若非敵軍太驕妄粗心，和我五戰區將士沉著應戰，則戰事早已不堪設 想。所幸我們能運用內線作戰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敵人糾纏了半年，使它無法西窺武漢， 抗戰局勢才轉危為安。
二十七年武漢保衛戰時，我方戰略再度發生錯誤。當我從徐州退到豫南、鄂東時，敵人 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時在戰略會議上，便主張以一部分兵力在鄂東阻止敵人西進，而以 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懷寧一線，配合大別山內的廖磊集團軍，主動出擊，以 攻為守，夾擊侵入鄂東的敵人。我的建議未被蔣先生接受，他主張陳重兵於鄂東，於豫南一 帶作縱深配備，構築工事，以逸待勞。這“挨打戰略”實是一項錯誤。因為鄂東地形複雜， 敵我大兵團均不易展開作戰，陳重兵於此，實無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達信陽，一坦平 原，無險可守，此路有失，則鄂東之兵將不戰自退。其後敵人果由六安西進，各個擊破我重 疊配備防線，侵占信陽。至此，鄂東和武漢守軍不能不倉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 所親自參預，雖然一再進言而不為蔣先生所采納的三項戰略錯誤。至於其他的錯誤，這裏也 就不必多贅了。
到抗戰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國在印度的基地為名，抽調四、五十個師集中滇、緬邊境， 聲言打通滇緬路，奪取仰光海口，以便接運美國作戰物資。這也是一項極大的錯誤。當時我 曾建議，舍近求遠，天時地利人和於我都極不利，故與其勞師出國遠征，不如集重兵於南 寧、貴縣一帶(廣西當時已無敵軍)向廣州灣進攻，開辟一個出海口，與太平洋上的盟軍相 呼應。我的理由很簡單，敵人的兵力自三島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緬甸，正如一條長蛇，蜿蜒 在亞洲大陸邊緣。我們打蛇應該采取腰斬的方式，不應專門打頭或打尾。吾人如在緬甸與敵 人火拚，敵勢不支則慢慢向東收縮，愈縮則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強，而我方困難也愈多。
當時如果我們以入緬的兵力向廣州灣出擊，必可打通廣州灣出海口，如此則可與循菲律賓一 線北上的美國海、空軍相呼應。日本在支那半島以及南洋一帶和其本土的交通頓受威脅，則 緬甸日軍將不戰自潰。我提出此一戰略主張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 日本投降時，我國如有個出海口，則四、五十萬大軍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開往東北 與華北，則戰後問題便簡單多了。
但是我的戰略主張也未被重視。我們足足有四、五十萬最精銳的部隊被困於滇西、緬北 的崇山峻嶺地帶。日本突然投降後，這些部隊才慢慢開回昆明，等到開到北方，已是三、四 個月之後，華北、東北已局勢全非。我們不特未能搶先一步，等到共產黨已打下基礎，我們 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線，則為時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 明圍攻昆明五華山、龍雲被迫應戰，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先生之所謂打通滇緬路，其用意 實在此不在彼。
整個戰略之外，抗戰時我方指揮係統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個缺點，便是蔣先生越級 親自指揮。前已一再提及，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 裏，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後對共軍作 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長 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 不知其事。但是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 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 戰場上的實際經驗，隻是坐在高級指揮部裏，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係統就亂 了。
凡是中央係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玻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 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 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 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卻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抗戰初期，戰場上表現最壞的要算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劉 氏在河北潰敗時，曾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但是不久，蔣先生又重用劉峙。據說，某次蔣夫 人曾向委員長進言說：“外邊閑話很多，劉峙恐怕不能再指揮作戰罷？” 蔣先生說：“劉峙指揮作戰是不行，但是哪個人有劉峙那樣絕對服從？！”結果還是用 了。蔣先生所喜歡的便是象劉峙那樣“絕對服從”，自己毫無主張的庸才，因此，國軍戰績 也就不易表現了。
長沙三次會戰時，薛嶽本打得很好，不圖在作戰正緊張時，蔣先生一個電話把軍隊調 亂，薛嶽一時無法補救，被打得踉踉大敗，失了長沙。薛伯陵一氣，不聽統帥部撤往湘西的 命令，竟把部隊撤到江西去了。後來薛嶽幾乎為此受處罰呢！有人問薛嶽，為何要到江西 去。薛說：“跑遠一點，他(指委員長)電話便打不通了！”這是抗戰期間，高級將領盡人 皆知的趣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終我六年之任，委員長從未直接指揮過我五戰區的部隊。我原知道蔣 先生有這項脾氣，所以當二十六年十月蔣先生任我為五戰區司令長官時，我便笑著向他說： “委員長，我很感激你這樣看重我，使我負這樣重要的職務。不過古代戰略家說：‘將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電話直接指揮五戰區的部隊啊！” 蔣先生也笑笑說：“五戰區我不打電話，對你我放心得過，放心得過。”他果然能守此 諾言，始終未打過電話。我在徐州時，蔣先生曾為別的事，和我通過兩次電話。他那口寧波 腔，當麵談話還可勉強懂得，在長途電話裏，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聽得很吃力，蔣先生 也覺得很苦，以後他連這類電話也少打了。老實說，我在五戰區能打幾次小勝仗，未受委員 長直接指揮亦不無關係。
(選自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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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文革”中的“梅花黨”案
“梅花黨”流言
1966年深秋的一個午後，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突然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內容觸目驚心：1965年7月20日隨丈夫李宗仁從美國回歸祖國的郭德潔（已於1966年3月21日去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組織的負責人”，她這次回國，負有美國中情局的秘密使命，即以金質梅花
隨著“梅花黨”流言的不斷擴散，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當時已被打倒）的夫人嚴慰冰等人也被牽扯進去。最後，成千上百的人被指為“梅花黨”而橫遭迫害。
特務的“心理戰”
郭德潔於1966年3月21日因乳腺癌擴散而在北京去世前，國內外還沒有“梅花黨”的說法。可是，就在3月29日，距郭德潔去世僅8天，香港一家具有台灣背景的小報刊登了一篇署名“史真”的文章———《郭德潔之死》。文中閃爍其詞地提到，郭德潔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係。事實上，這一謠言出自當年台灣特務以造謠中傷為目的的一次所謂“心理戰”。
原來，李宗仁夫婦1965年安然回國後，蔣介石大為震怒。曾經製造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毀事件的大特務穀正文當即表示，要“將功折過，有所作為”。隨後，他們啟動了這一陰謀。
江青等人利用流言
1966年夏秋出現的有關“梅花黨”的流言，後來之所以成為一樁牽連甚廣的冤案，則是江青等人有意加以利用，以達到陷害他人、爭攬權力的目的。在他們的授意下，成百上千的無辜人士被誣指為“梅花黨”成員，橫遭迫害。
針對大小字報上“深入揭發”的“梅花黨”一事，周總理明確表示不相信，認為這純屬政治謠傳。而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對“梅花黨”流言的出現則顯出喜不自禁。1967年11月，江青在接見天津兩派組織代表時說：外麵流傳著“梅花黨”的說法，我是寧信其有也不信其無的。階級鬥爭是很複雜的，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
子虛烏有的“梅花黨”，在“文革”中期還被作為素材寫進了手抄本小說《一雙繡花鞋》裏，在地下的流傳過程中變得越發怪異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