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3日 - 解放軍開始支左
1967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即人民解放軍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的群眾）、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和部門實行軍事管製）、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對穩定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因此也帶來一些消極的後果。
1972年8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征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銷“三支兩軍”的機構和人員。此後，“三支兩軍”人員陸續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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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前前後後
·劉炳峰·
所謂“三支兩軍”，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奉毛澤東、中央軍委之命，支持左派群眾、支援農業生產、支援工業生產、實行軍事管製、訓練院校師生的簡稱。在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９７２年８月的５年多時間中，解放軍先後派出２８０餘萬人，分赴全國各條戰線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任務之巨，是解放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也是空前的。“三支兩軍”的實行，曾使軍隊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渦，嚴重地損害了軍隊自身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建設和軍隊的發展。但是不可否認，它對於穩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
一
１９６７年１月，“文化大革命”進入所謂“全麵奪權”的新階段。這時，全國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機關，已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公安、司法、檢察、法院等機關，已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礦企業呈現停產或半停產局麵；各地武鬥成風，社會秩序混亂，交通嚴重堵塞；全國局勢已難以控製。
１月２１日，安徽省造反派組織在召開“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前， “請求”軍隊保護現場，以防對立派衝擊，聲稱：“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並限安徽省軍區於２１日１４時前給予答複。
安徽省軍區向南京軍區請示。南京軍區黨委感到事關重大，當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轉呈了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
同日，毛澤東即在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林彪同誌：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軍委碰頭會人員，要求軍隊“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麵，像唱戲一樣，要亮相”。“能夠公開支持（左派）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
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並規定：“（１）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違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廢；（２）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的奪權鬥爭，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該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３）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該堅決回擊；（４）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防空洞；（５）要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
隨後，《解放軍報》於２５日發表題為《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社論。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向全軍各部隊提出。此後，以１月２３日發布“支左”決議為起點，解放軍“三支兩軍”便逐步在全國各地展開。
二
毛澤東作出“三支兩軍”決策，目的在於確保“文化大革命”的順利實施，避免生產建設受到衝擊和損失，並將“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製的範圍內。在人民解放軍“支左”之初，中央軍委於２月２３日向各軍區、各軍兵種、各軍事院校、各總部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號召全軍指戰員“發揚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光榮傳統，積極協助駐地農村人民公社和各級領導幹部，抓好生產”；“各省軍區、軍分區、縣武裝部，把抓好春耕生產作為當前工作的重點，協助當地領導機關和人民公社，開好春耕生產會議，具體安排春耕生產落實”；“各級人民武裝部門，動員全體民兵成為春耕生產的骨幹，發揮民兵組織的生產突擊隊作用”；“各地駐軍不失時機，以勞力、技術力量支持農業生產，並對破壞生產的各種活動，協助當地專政機關予以打擊”。
指示》下達後，全軍各部隊迅速行動，采取定點掛鉤支援、普遍支援、定期支援和臨時性支援等形式，支援地方農業生產。
３月３日，毛澤東又在一份“軍委收電”上作出批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人民解放軍）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 ”
在這之前，為了扭轉國內的混亂局麵，解放軍已開始執行“軍管”、“軍訓” 任務。
在“支左”尚未開始時，中共中央就決定“廣播電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製”，並要求對“一切重要的糧食和物資倉庫、監獄以及其他中央規定必須保護和監視的重要單位，都要立即派出軍隊，實行軍事管製”。１月２６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發布《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決定“民航總局、各大區管理局、省（區）局、航空站、指揮勤務保障體係、機場和飛行學校，一律由軍隊接管，接管工作由空軍組織實施”。
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先後作出一係列相關指示、決定，“軍管”範圍不斷擴大。至１９６７年２月，全國已實行軍管的單位達６９００多個，大多為公安郵電、報社、電台、銀行、倉庫和監獄等部門。其中，僅被軍管的倉庫就有３１００多個，約占軍管單位的一半，被軍管的銀行有１４００多家。在以上軍管單位中，人民解放軍共投入兵力達３２個團。
以後，隨著解放軍對“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參與和介入，有的軍隊內部也發生混亂或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因此軍管中還出現了一部分軍隊“管製”另一部分軍隊的怪現象。
這年２月１９日，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關於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於兩所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報告》作出批示：要求“大學、 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２０天”，“黨、政、軍、民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２０天”。
３月８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在《天津延安中學以數學班為基礎實施全校 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上的批示：要求解放軍除分期、分批對各個學校實行“軍訓”外，還要“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班子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並令全國各地駐軍參照執行。這樣，軍隊除“支左” “支農”、“支工”、“軍管”外，又增加了“軍訓”任務，這也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為了加強和保證對解放軍“三支兩軍”的組織領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作出決定：在中央軍委設立三個辦公室，即支左工作辦公室、支工支農辦公室、軍管工作辦公室（軍訓工作不設辦公室，由總參總政分管）。同時決定，“支左工作辦公室”由肖華負責，並直接與中央文革小組聯係；“ 支工支農辦公室”由楊成武、邱會作等組成；“軍管工作辦公室”由葉劍英領導，並吸收總參、總政及軍委辦公廳負責人參加（其中，科研係統的軍管由軍委副主席聶榮臻負責，國防工辦係統的軍管由粟裕負責）。同時規定了各辦公室的工作職責，即：了解情況，研究問題，並負責向中央、中央文革和軍委反映情況，提出建議，辦理中央、中央文革、軍委交辦的事項。
隨後，解放軍大批人員便投入到“三支兩軍”中去，並在全軍師以上機關設立了“三支兩軍”指揮部，正式列入軍隊編製。
三
為了響應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號召，從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開始，各部隊陸續派出大批幹部、戰士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僅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召開，全軍每月投入“三支兩軍”的人員均在９０萬人左右，最多時達每月９５萬多人。此外，為“支工”、“支農”，空軍部隊還派出飛機１９７６架次、海軍出動艦船２３７艘。盡管隨著九大的召開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全國混亂形勢有所好轉，參加“三支兩軍”的人員逐年減少，但至１９７２年正式取消“三支兩軍”前，全軍進行“三支兩軍”的人員仍有２７萬人。
在“支工”過程中，解放軍在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中，每年派出１０餘萬人，深入廠礦、企業，宣傳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和黨的各項政策，要求廣大職工堅持“八小時工作製”和工餘時間“鬧革命”，同時在人力、物力、車輛等方麵，給予恢複生產的企業大力支持，抽調大批技術人員攜帶物資、車輛，直接參加許多重點工程建設，使許多廠礦企業逐步得以複工，使國家一些重點工程項目得到繼續建設和發展。
另外，解放軍還經常派出人員、機械，到車站、碼頭進行突擊裝卸和運輸，解決物資壓車、壓船、壓港問題；並出動大批車、船、飛機等，搶運內外貿易的緊急物資，不少戰士甚至還頂替工人采煤、采礦等。經過“支工”，“文化大革命”之初遭到嚴重破壞的工業生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避免了工業生產建設遭受更大損失。
解放軍在“支農”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貢獻最大。僅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至３月下旬的一個月時間中，“支農”部隊即達７３。９萬餘人。到第二季度時，每天 “支農”的解放軍人數，就達５０萬人以上；“支農”負責的縣（市）達２０７２個、公社達２萬多個。１９６８年一年，解放軍共抽出１１６個團、１１９個營、２６６６個連、１２５個排、８６１個宣傳隊，進駐到１２３６個縣（市）社隊，進行定點“支農”。據不完全統計，僅該年第二季度，用於“支農”的汽車即達２萬餘輛、各種機械８００餘台，馬車３０００餘輛，出動勞力３０００多萬個，支援公社、農場達１。５萬多個。當年半年時間內，人民解放軍為“支農”還出動飛機７１８架次、艦船４２艘。廣大解放軍指戰員普遍深入田間、地頭、隊組，與農民同學習、同勞動、同開會。經過與農村幹部、社員群眾的共同努力，減少了農業生產的損失。
在“軍管”過程中，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僅在１９６７年前５個月中，就對全國７７５２個單位實行了“軍管”，並對２１４５個單位進行了警衛保護。這一段時間，全軍抽調擔任軍管和警衛保護任務的幹部戰士達１５萬人；實行“軍管”的有９個省、２５個大城市、１７６個縣。同時，對中央各部委，除向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係統派出軍管會（組）外，預定實行軍管的部委達３７個；對占全國銀行總數４２％的計１２１９個銀行，實行了“軍管”（其中，對遼寧省１１０個銀行、上海市４１個銀行，均全部實行“軍管”）。另外，還對占全國廣播電台總數２４％的５４７個廣播電台（站）和占全國報社總量５３％的１１１家報社進行了“軍管”；並對全國１８個鐵路局中的１０個實行了“軍管”；對１０４１個廠礦實行“軍管”，另對１５３個重點廠礦，實行了軍事保護。在最為混亂的一段時間內，解放軍甚至還對總政治部等一些軍事部門和軍事院校等，也實行了“軍事管製”。這在當時局勢混亂的情況下，保護了國家的財產、維護了國家的穩定、保證了國家重點建設的正常運行及社會生活的運轉。
當毛澤東下達了“軍訓”的指示後，全軍各部隊又普遍承擔起地方學校師生的軍政訓練任務。據統計，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至２月１０日２０天時間內，僅駐京部隊即派出４０００餘名幹部，對北大、清華等５所著名高等院校計２。２６萬餘名師生，進行了短期培訓。之後，全軍派出執行“軍訓”任務的人員逐步增多，參訓院校及人數也大幅度增加。僅１９６７年４月，全軍每天平均派出執行“軍訓”任務的人員即達５。３萬餘人，接受軍訓的學校則達３０９１所。至１９６８年第二季度，全國接受“軍訓”的學校猛增至１。１７萬餘所。從總體上看，這次 “軍訓”，對於恢複各級學校的教學秩序、防止出現更大規模混亂現象的發生，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
在“三支兩軍”中，“支左”始終是其核心內容。“支左”出發點就是支持“ 造反派”奪權，這勢必造成軍隊“支一派、壓一派”。兩派群眾，必有一“革”一 “保”，但在當時情況下，各派群眾均爭相論證自己是“革命派”，指責對方是“ 保守派”、“保皇派”。這曾使軍隊一度感到左右為難，並導致軍隊內部也出現嚴重派性。
軍隊派性的出現，加劇、擴大了地方兩派的矛盾和對立，助長、延長了某些地區“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也敗壞了軍隊的風氣，損害了軍隊的形象和團結統一，破壞了軍隊建設。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７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正確對待群眾》的社論，指出：“識別左派，要看大節”，即看他們“是不是堅決地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對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革’還是 ‘保’，這是大節”。此後，各地群眾組織為證明自己最為“革命”，開始更大規模地衝擊各級黨政機關，揪鬥、打擊和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而且各派矛盾加劇、鬥爭不斷升級。從８月份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沈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許多地區甚至還出現了銀行、倉庫、車船及檔案機要文件被搶，鐵路交通被嚴重破壞等嚴重的違法事件，全國上下陷入一片混戰和內亂中。
為了製止派性鬥爭，毛澤東在一方麵強調“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時，另一方麵力圖對全國混亂局麵加以約束，並發出了“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消除派性” 的指示。他強調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１９６７年９月，軍隊“支左”進入“支左不支派”階段。
此後，解放軍“支左”人員開始手持《毛主席語錄》，到處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並設法將各派組織的頭頭們集中組織起來，舉辦“鬥私批修學習班”，力促“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在此基礎上，領導成立了由“ 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組織負責人代表、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代表和革命幹部的代表”所組成的，所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一時間，各級“革命委員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全國（除台灣省外）２９個省、市、自治區，都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其中，多數的“革命委員會 ”在成立之初，其主要負責人是由軍隊“支左”領導成員和解放軍將領擔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軍隊幹部為主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自然會將由林彪倡導的、軍隊時興的“四個第一”、“突出政治”、“活學活用”等做法，生搬硬套到地方工作中去，因此助長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地方上的蔓延，並對各地的生產、科技和文化教育事業造成一定衝擊。甚至有些“革命委員會”成員，不顧當地的實際情況，機械地搬用軍隊製度和工作方式，搞“瞎指揮 ”和“強迫命令”等，不僅引起人民群眾的反感，也給地方工農業生產和科技文教事業帶來一定損害。
從１９６９年秋開始，“三支兩軍”進入鞏固“革命委員會”和“鬥、批、改 ”的新階段。
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全國各派組織基本走向聯合，武鬥基本得到製止，全國局勢趨向穩定。１９７０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基本扭轉了下降局麵。
但在這一階段中，由於政策界限不清，加之派性未能從根本上消除，曾經出現一些對立兩派“相互揪鬥”的現象，增加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
“鬥、批、改”運動，因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的突然發生而中斷。１９７２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解放軍“支左”人員於８月開始，陸續撤回，“ 三支兩軍”遂告結束。
需要提及的是，在“九一三事件”後，為了消除“三支兩軍”中的消極後果，毛澤東開始著手調整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他直接抓軍隊工作，並把一批頑固堅持派性的人調了下去，同時為防止派性死灰複燃，親自決策“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與此同時，逐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並為一些軍地高級領導幹部恢複了名譽，使黨和軍隊的內部團結及優良傳統，得到了初步恢複和發揚。但是，真正的、大量的“撥亂反正”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的。
１９８１年３月，當人們對“三支兩軍”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時，鄧小平明確指出：對於“三支兩軍”，“隻講一句話不好，光戴帽子不好，一定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當時軍隊不出麵不能維持局麵，出麵是正確的，‘三支兩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第二句話：‘三支兩軍’給部隊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帶來了許多壞東西，對軍隊的威信損害很大。比如派性，還有一些‘左’的東西，相當大的成分是從那裏來的。”
１９８１年６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消極後果。”
（《黨史縱覽》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