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3日 - 外蒙古從此獨立
1946年1月3日，國民政府發布公告，承認外蒙古獨立。
1945年8月14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和蘇聯政府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作為其附屬協定，兩國外長還互換了《中蘇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其主要內容是：因外蒙古公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證實這種（獨立）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並以現在的邊界作為國界。依約，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中國國民政府派員參觀。
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大國民會議、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聯席會議正式宣布蒙古獨立。
附錄：外蒙獨立始末
沙俄在強占中國東北、西北領土的同時，處心積慮地謀求霸占我蒙古地區，以實現其“黃俄羅斯”迷夢，其先後製定了“米勒爾計劃”、“穆拉維耶夫計劃”、“巴達馬耶夫計劃”，狂妄地提出要占領從西伯利亞到長城腳下的大片中國領土，為達到這一目的，采用了一係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條約中，盡管嚴重損害中國主權，也沒改變蒙古屬於中國這一鐵的事實。但沙-蘇俄仍野心不死！
外蒙是如何從祖國的懷抱中分離出去，要重清初講起。清初把蒙古分為三部分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稱為內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為外蒙古，外蒙古有較大的自主權。為防止外蒙的割據，清庭在庫倫(烏蘭巴托)設置大臣，定期舉行軍事演習，保障疆域的穩定。清初，沙俄就不斷侵擾蒙古地區，康熙年間，居於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結沙俄叛亂，在康熙的親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邊境製造事端。1727年中俄簽定的《恰克圖界約》肯定了蒙古屬於中國，但沙俄的勢力也越過了西伯利亞，伸展到貝加爾湖一帶，為後來的外蒙獨立留下了隱患。
清朝開始隻想“分而治之”，並未想到今後會分裂出一個蒙古國。
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沙俄認為分裂蒙古的時機已到，開始培植親俄勢力，並大批發放武器，準備製造外蒙獨立。年底，在沙俄總領事的指揮下，驅逐中國官員，宣布獨立，一年後簽定《俄蒙協定》《商務專約》，這兩個條約確立了沙俄實際統治了蒙古。消息傳出，舉國大嘩，從政府到民間群情激憤，內蒙也發表了嚴正申明，不承認庫倫偽政府的一切條約。
1913年，袁世凱賣國最高峰時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內外交困，與袁訂立《中俄聲明文件》，確認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改“獨立”為“自治”。但中國政府不能駐軍、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務需兩國協定解決。該條約使中國徒有宗主虛名，而仍由沙俄控製外蒙。1915年再訂《中俄蒙協約》，確認1913年的文件，沙俄對此十分滿意。
1917年，俄國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國的懷抱。1918年中國政府以防止蘇維埃主義擴散和西伯利亞局勢動蕩為由，駐軍庫倫。1919年，駐軍與外蒙上層達成《改善蒙古未來地位的64條》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獲外蒙“議會”通過，11月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政令，取消自治和廢除1915年前的條約，並在庫倫設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國革命的勝利影響到外蒙，外蒙的共產運動、民族分離先驅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積極尋求共產國際幫助，謀求建立獨立的蒙古國。列寧見過他倆後，在中國問題上出爾反爾，轉而支持外蒙的分離運動。
1920年由蘇和喬領導的蒙古共產黨成立，積極從事分裂運動，首要任務就是肅清外蒙境內的“敵人”，即駐蒙官員、駐軍、外蒙支持統一的人仕。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軍和蒙古臨時政府，6月蘇俄派駐紅軍，7月人民軍與蘇俄紅軍開入庫倫城，考慮到外蒙當時的特殊情況，堅定的“蘇維埃分子”蘇黑巴托爾與喬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憲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勢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國君。為維持分裂政府，蘇、喬要求蘇俄勢力庇護，同意蘇俄駐軍並協助圍剿白俄匪軍與敵對力量。1922年俄蒙簽定一份協約，蘇俄率先承認外蒙“獨立”。
1923年，蘇黑巴托爾去世，1924年6月，喬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利屬於大呼拉爾，不設總統，平時由政府處理國務。11月第一屆大呼拉爾會議在庫倫召開，確立親蘇俄為不可更改的國策，允許蘇俄駐軍，製定仿蘇“憲法”，以1911年作獨立紀元，改庫倫為烏蘭巴托(紅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間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麵幹涉，以曹琨和吳佩孚為首的北洋政府對事件十分惱火，但鑒於國力不張，形勢不利，隻發表了措辭嚴厲但無實效的政府聲明，對外蒙獨立不予承認。
外蒙地區的非法獨立，遭到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議和反感，鑒於此，蘇俄政府玩弄兩麵派手法，一方麵派重兵保護“獨立”，並與外蒙簽定互助協定，大規模駐軍外蒙，另一方麵，1924年簽定的《中蘇協定》承認外蒙是中國的一部分。1927年，蔣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時，蘇俄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的獨立，蔣介石回電嚴詞拒絕，並責令外蒙執政者放棄“獨立”，回歸中國。1928年，蘇俄以平叛為由進軍外蒙，局勢動蕩中蒙古統一人士要求民國政府出兵外蒙，中蘇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發生小規模戰鬥。蘇軍不願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國軍隊也沒再進入外蒙。此後，蔣政府忙於在南方剿匪，之後的中日戰爭，使南京政府無力於外蒙事務。親蘇的喬巴山趁機又得到發展，加上日本也製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與偽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從事分裂國家的勾當。盡管如此，蔣介石憂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強調“外蒙事務為中國內政”。
1945年，日本戰敗，中蘇談判再次涉及外蒙問題，46年，外蒙代表與南京政府談判外蒙主權歸屬問題。蘇俄處心積慮的製造外蒙獨立，在中俄邊界屢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區，利用中國的內亂，將軍事控製線南移，在民族、經濟和政治上煽動外蒙政權及人民的反華情緒，同時想方設法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45年的雅而塔會議使蘇俄在華獲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順和優先使用大連港，同時確保外蒙維持分裂現狀。為確保雅爾塔協議的落實，蘇俄邀請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談，以宋子文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會見了斯大林，斯大林指著雅爾塔協議的英、美、蘇的簽名，蠻橫地要求中國同意外蒙獨立，並指著地圖說“一旦敵國利用外蒙進攻西伯利亞，蘇聯的遠東地區將陷於孤立，盡管中蘇結盟立約，也不足確保蘇聯的長遠利益，隻有獨立並與蘇聯結盟的蒙古存在才能確保蘇聯的安全。中國除承認外蒙獨立外別無選擇！”斯大林的強硬態度使蔣介石另派蔣經國再使蘇俄，然而仍舊毫無用處，經過一番痛苦的考量，蔣介石電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問題上讓步，以換取南京政府在東北、新疆主權和中國割據問題上的利益，不過外蒙獨立要“全民公決”。宋子文不願承擔賣國罵名，立馬辭職把任務交給王世傑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擬接受波次坦公告，由於害怕蘇軍占領全部滿洲後態度更加強硬，當晚與斯大林舉行了第二輪會談，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順和大連派駐行政官員實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個月後蘇軍全部撤出滿洲。但要求中國不準在外蒙獨立問題上提邊界劃分的要求。
外蒙主要和新疆有邊界劃定的問題，原阿爾泰地區在1911年前歸屬外蒙，外蒙獨立後劃歸新疆管轄。蘇俄要求把阿爾泰地區劃入外蒙，遭南京拒絕。由於1944年在阿爾泰地區發生過叛亂，蔣介石對蘇俄有很大疑慮。而蘇俄也怕南京借邊界劃定問題遲遲不批準外蒙的“全民公決”，使外蒙獨立沒有名分。在接下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威脅說，如果再不批準協議“內蒙也將申請加入蒙古！”。鑒於東北戰場情況的發展，老蔣最後含糊其詞，讓王世傑權宜處理，就這樣在劃界問題上南京又讓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會13000次，舉行投票，共有選票381242張，結果是全部讚成獨立，無一反對。
1946年1月5日，無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獨立，使蒙古正式離開了“家”，外蒙的最終分離，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頁！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接受了這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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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人民日報1950.02.24 ）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麽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麵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麽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麵，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麵究竟得到了些什麽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