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8日 - 蔡鬆坡英年早逝

1916年11月8日 - 蔡鬆坡英年早逝

1916年11月8日，蔡鍔病逝日本福岡，年僅34歲。

蔡鍔 ，原名艮寅，字鬆坡，1882年生於湖南寶慶(今邵陽)一個貧寒的裁縫家庭。6歲時在當地一位名士幫助下，免費入私塾學習。12歲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的賞識，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友誼。

這時，中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也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急迫的心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1899年7月，蔡鍔東渡日本，入陸軍成城學校學習，從此開始了“軍事救國”的生涯，並正式改名為鍔。

在日本，蔡鍔一麵如饑似渴地學勻軍事知識，一麵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他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題為《軍國民篇》的文章，闡述丁他的救國救民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於教育落後，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主義。”他斷言：“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軍國民篇》，《蔡鬆坡集》(1984年版)，第15頁)那麽，怎樣實行“軍國民主義”呢?蔡鍔認為“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軍國民篇》，《蔡鬆坡集》第32頁)。至於“國魂”的具體內容是什麽，蔡鍔雖冥思苦想，卻未能做出回答。盡管如此，他的這種探索還是有意義的。當時，國內正掀起編練新軍、改革軍製的熱潮，把練兵作為救國的“第一要義”。而蔡鍔等愛國青年則認為尚武不僅需要刀劍，而且更需要精神，禦侮不僅需要槍炮，更需要國魂。提出對全民進行軍事教育、軍事訓練，以提高國民素質。這種主張，與單純依靠改革軍製以求強兵禦侮的思想相比，顯然視野更廣闊、更深遠。

1902年11月，蔡鍔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當時，他雖然熱切地希望變中國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還沒有確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後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總辦等職。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辟，技藝嫻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讚譽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不久，雲南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雲南擔任軍職。

1911年(宣統三年)初，蔡鍔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職期間，他伏案著書，從在論及“選將”時，蔡鍔崇尚曾、胡“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的思想，認為這是“扼要探本之論”。他說：“吾儕身膺軍職，非大發誌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力歸宿，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蔡鬆坡先生迫集》(二)，第8頁)，抒發了他立誌為國捐軀的誌向。談到治軍，蔡鍔認為“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對於“風氣紀綱大弛”的軍隊，“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主張“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蔡鬆坡先生迫集》(二)，第16頁)。同時，他也提倡官兵之間“和輯"相處，使士兵把軍營視為“第二家庭”。他特別欣賞曾國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這句話，認為帶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蔡鬆坡先生遺集》(二)，第5頁)

關於作戰指導，蔡鍔認為：“戰略戰術須因時以製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有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也。”從這一思想原則出發，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當時西方兵學家“極端的主張攻擊”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據中國軍隊、軍費、交通等情況，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設想。他說：“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之舉，不如采取波亞戰術(指遊擊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

1911年7月，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蔡鍔為新軍第19鎮第37協協統(旅長)。蔡鍔開始按照自己的主張和設想，進行改造和訓練滇軍的活動。當時，雲南和全國一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以推翻清王朝為宗旨的民主革命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布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19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鬥爭。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卻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係，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他向同盟會員保證：一旦發生革命，一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詹秉忠、孫天霖《憶蔡鍔》，《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432頁)。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義官兵在五華山組織了“雲南軍都督府”，公推蔡鍔為雲南都督。這時，他年僅29歲。蔡鍔就職後，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使雲南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與此同時，蔡鍔看到“英窺西藏，法窺滇黔桂粵之謀日迫，邊陲多故，危機已伏。若屏藩不固，國將不國。”(《五省邊防計劃》序)為此，他親自擔任主編，擬定了數萬言的《五省邊防計劃》，即西南邊防協同作戰計劃。該計劃指出，中華民國雖然已經建立，但“內訌未靖，外患思乘”，列強侵吞中國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東、北部邊境地區屢挑事端外，英國侵略者也不斷從印度以武力幹涉西藏，法國也往越南增兵，企圖進犯滇桂。在此情況下，“西南邊要尤陷危險，民國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鍔呼籲滇、川，黔、桂、粵五省實行軍事聯合，以便隨時抗擊英法侵略者的軍事侵略，保衛新生的共和國。這份計劃草案分三編十章，分別對五省聯合軍的兵力編成、作戰區域和協同辦法，軍隊的集中，展開和作戰步驟，以及戰前準備，兵站設置，戰場建設等重大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具體的規定。它在當時雖然未能實行，卻充分而具體地體現了蔡鍔的戰區戰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鍔被袁世凱調到北京，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一方麵領導經界局工作，一方麵仍熱心於軍事學術活動。他與蔣方震、閻錫山等11人組織軍事研究會，深入研究各種軍事學術問題。其間，他不斷上書袁世凱，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獻計獻策，傾訴他希望建設一支強大武裝力量的強烈願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不僅對蔡鍔改革軍事的熱望不予理睬，反而熱衷於軍事獨裁和複辟帝製活動。

最初，蔡鍔對袁世凱抱有幻想，認為他“宏才偉略，群望所歸”(《致袁世凱電》，《蔡鍔集》(1983年版)第202頁)。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深深刺痛了蔡鍔，使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麵目，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北京出現了一個打著“籌一國之治安”旗號的“籌安會”，公然為複辟帝製製造輿論。接著，各類“聯合會”、“請願團”也紛紛粉墨登場，為帝製唱讚歌。12月，袁世凱完成了複辟帝製的準備，於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國，改用拱憲年號。

袁世凱複辟帝製的活動，使蔡鍔決心以武力“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於是他表麵上裝出不關心政治的樣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與名妓小鳳仙廝混，以蒙蔽衰世凱，暗中卻多次潛赴天津，與老師梁啟超商量討袁計劃，並初步擬定了赴雲南發動武裝起義的戰略設想。內容是：“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曆談》，《護國文獻》(1985年版)第300頁)這是個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頗具膽識的戰略構想。1915年11月，蔡鍔秘密離京赴津，旋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後經台灣、香港、越南，於12月19日抵達昆明。

在民主革命誌士雲集的雲南軍隊中，從8月中旬“籌安會”成立時起，中下級軍官就積極活動，醞釀發動討袁起義。9月11日以後，以唐繼堯為首的團以上軍官，又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護國討袁的戰略決策，並著手進行戰爭準備工作。蔡鍔抵達昆明，加速了雲南反袁武裝起義的爆發。

1915年12月25日，雲南通電宣布獨立，眾推唐繼堯為雲南軍政府都督，組成護國軍三個軍，分別從四川，湘西和廣西三個方向出師討袁。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率4個梯團(旅)約8000人入川，擬對川邊敵軍突然襲擊，出奇製勝，奪占敘州(今宜賓)、瀘州諸要地，再北攻成都、東取重慶，爾後揮師東下，會師武漢。

蔡鍔組織指揮的四川戰役，是護國軍在大舟驛休整數日，士氣複振，蔡鍔決定對敵反攻。這次反攻，無論是在製定計劃，組織協同，還是實施指揮諸方麵，都有條不紊，果斷堅決，在整個護國戰爭中，堪稱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鍔令右翼趙又新梯團自白節灘經雙合場進攻納溪側背，為主攻；中路顧品珍梯團一部由渠壩驛沿敘永河向納溪正麵佯攻，朱德，張煦兩支隊從側翼向蘭田壩迂回前進，阻擊瀘州援納之敵，劉存厚師進規牛滾場，威脅江安守敵，掩護主力攻納。17日，幾路部隊同時向敵發起進攻，連戰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進到距瀘州僅幾公裏的地方。敵人退到納溪外圍組織環形防禦。蔡鍔見各路進展緩慢，恐合江之敵抄襲後路，遂於24日令各路軍隊撤出戰鬥，退回出發地。經此一戰，敵主力“第七師將校傷亡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能力。”(《致梁啟超江電》，《蔡鬆坡先生遺集》之四)

護國軍以弱於敵人的兵力，在餉彈兩缺，後方接濟時斷的情況下，與號稱精銳的北洋軍奮戰數月，雖沒有奪占瀘州，卻牽製住了敵軍主力，阻止了敵軍的推進，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軍隊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反帝製，運動的發展壯大。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製。瀘州前線總司令張敬堯，見勝利無望，也在3月31日與蔡鍔達成停戰協議。

但是，袁世凱不甘心也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還想在軍事上再下一次賭注，與護國軍拚個最後的輸贏。於是，他明著打電報給蔡鍔等人，要求“先戢幹戈，共圖善後”，暗地裏卻在重新整頓部隊，組織第二批“征滇軍”。袁世凱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兵力於湖北，準備重點進攻湘西，再以湘西為跳板從翼側進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進攻陝西，(陝西將軍陳樹藩已宣布獨立討袁)以保障京師的側翼安全。張敬堯雖然與護國軍談判停火，暗裏也在製定新的作戰計劃，準備對護國軍發動新的攻勢。其作戰企圖是：以第8師主力分別從合江出先市、堯壩，向白節灘翼側進攻，張敬堯親率第7師主力由納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驛佯攻，鉗製滇軍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龍口，大渡口等處向大州驛側後實施深遠突擊，直搗永寧，斷絕滇軍後路。

袁軍新的作戰企圖，早被護國軍識破。蔡鍔等一麵對敵“虛與委蛇”，努力達成停戰協定，以便爭取時間，整頓部隊，調整部署，補充新兵，催運軍需，一麵積極商討下一步作戰計劃，“以圖大舉”。

在對川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上，唐繼堯與蔡鍔產生了嚴重分歧。唐繼堯主張組織重兵集團出寧遠(今四川西昌)，經漢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圖是想首先占領四川省城，造成先聲奪人之勢，然後由成都向川東，川南卷擊，策應瀘納戰場。對此，蔡鍔極力反對。

蔡鍔首先向唐繼堯剖析了戰場形勢。指出：“寧遠一路，山川險阻，給養艱難，隻宜出奇兵偏師為奇襲擾亂之用，臨以重兵，甚屬非宜。”在瀘納方麵，“逆軍現有兩師，且較精悍。我軍現隻九營，激戰之餘，兵額大減，以言防守，尚足勉強支撐，以言進取，即增加兩三支隊亦無必勝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軍係第3師及第6師之各一旅，戰鬥力較弱，不難一戰而破之。”因而蔡鍔主張，下一步對川作戰方針：“敘瀘方麵宜主守”，“對湘亦宜暫取守勢”，而“綦渝方麵則積極取攻勢”，“以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為當。”(以上引文見《致唐繼堯麻醜、麻申電》，《鬆坡軍中遺墨》)蔡鍔的作戰企圖是在敘、瀘、湘作戰方向均取守勢，牽製當麵敵軍，而集中主要兵力從綦江方向實施突擊，進取重慶，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擊袁軍後續部隊入川，又可以斷絕瀘、納方向袁軍退路，同時也斬斷了敵作戰運輸線，陷瀘州之敵於彈盡糧絕之境地。

由於袁世凱在6月6日憂鬱死去，護國戰爭也隨之結束，蔡，唐的作戰計劃都未能得到戰爭實踐的檢驗。但是，客觀地分析對比一下，不難看出，蔡鍔設想的“以重兵趨綦渝"的作戰計劃，要比唐繼堯釣以孤軍遠出寧遠攻取成都的計劃更切實可行一些。從蔡鍔的作戰計劃可以看出，經一個多月的戰爭實踐，他作戰指揮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他總結了前期作戰的經驗教訓，及時地轉變作戰方針，變多路出擊為一路突擊，變幾個方向平分兵力為集中兵力於主攻方向，變強攻瀘州為主攻綦渝，變內線抗擊為外線抄襲、前後夾擊。這種虛心體察戰場情況，注意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不斷提高自己的指揮藝術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為民國大總統，於7月6日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但是，這時蔡鍔的病情惡化，他草草處理了川省善後事宜，即於9月東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終因醫治無效，病逝於日本福岡，年僅3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