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1月28日
梁啟超結束流亡回到北京
 |
1912年11月28日，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回到了他闊別14年的北京。自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逮捕並殺害戊戌維新誌士後，梁啟超即逃往日本，在海外，他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自立軍籌款；組織勤王。又辦《新民叢報》，鼓吹改良主義；等等，關注中國、一日不閑。
1912年2月23日，梁啟超致書袁世凱，詳陳關於理財、治政、組黨等建議，並表示願意回國，袁表示歡迎。11月13日，梁抵大沽，16日到天津，受到張錫鑾、唐紹儀的歡迎。28日入京，又受到政府官員及各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熱烈歡迎，袁世凱以優禮相待，梁感慨萬分。
回國後，梁啟超曾任民主黨首領，後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並為進步黨，他被選為理事。
1913年進步黨熊希齡組成“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
1914年“人才內閣”僅存在五個月便宣告解散，梁啟超辭去司法總長職務，任幣製局總裁。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進行猛烈抨擊。
其後梁啟超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經越南赴兩廣參加反袁鬥爭，梁啟超的反袁舉動使得他同老師康有為徹底決裂。
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中國人民的反對中羞憤而死。從進步黨中演變出“研究係”，梁為領袖。
1917年7月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簽訂續善後借款1000萬日元合同；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下台，梁啟超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轉貼一篇網文：《人間已無梁任公》
1873年，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小時候，梁啟超常於靜夜躺在臥榻上聽祖父娓娓動情地講述古代豪傑、忠臣、誌士、哲人的嘉言懿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陸秀夫身背幼帝趙昺在厓山跳海殉國的悲壯史事。厓山位於新會縣南部，離茶坑村不遠，梁啟超去過那裏的三忠祠多次，“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前人的這兩句詩猶如刀刻斧砍般銘記在他心中。
科舉路上的順與不順
梁家名為耕讀之家，田產卻並不多，僅夠糊口而已，梁啟超的父親梁蓮澗是一位不甘心受窮的窮秀才，他倒是很有辦法，曾專程跑到日本，向梁啟超索款購置產業，梁啟超當時經濟拮據，無法應付，梁蓮澗便以自殺相要挾，最終由梁啟超的弟子們解囊相助，集資一千二百塊銀元，讓梁蓮澗歡天喜地滿載而歸。梁啟超平生不愛置田產，他曾開玩笑說：“假若十塊錢買一畝田，或十塊錢買一隻雞，我寧願吃雞不買田。”由此可見，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門心思買田修屋的土財主。
梁啟超堪稱神童，才華早秀。對對子，人出上聯“東籬客賞陶潛菊”，他脫口即能對出“南國人思召伯棠”；吟詩，“鹹魚”這樣的題目居然也難不倒他，“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典故用得滿貼切；寫八股文，同樣不在話下，塾師出題“小不忍則亂大謀”，他筆下立刻就蹦出警句，“或大仇未報，淒涼吹吳市之簫；或時會未來，匍匐出細人之胯”。古人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撰文“傷仲永”，即存此意。實則，這句話顛倒過來，更有道理，“小時不佳，大未必了了”。豈不聞民間諺語如是說，“人看其小，馬看蹄爪”？
別人在科舉路上跌跌撞撞，梁啟卻走得很順，十三歲成秀才，十七歲成舉人，隻是在會試時莫名其妙地栽了個大跟頭。據胡思敬《國聞備乘》所記：主持乙未（1895年）科會試的主考官是大學士徐桐，副主考則為啟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文田得啟超卷，不知誰何，欲拔之而額已滿。乃邀景崇共詣桐，求以公額處之。”也就是說，還有一些機動名額由徐桐靈活掌握，撥一個給李文田，即可成全梁啟超。徐桐是個老頑固，不喜歡梁啟超的卷稿牽引古義，越出繩尺，硬是不肯撥給名額。他還對李文田袒庇粵省同鄉，頗有微詞。李文田無奈，隻好將梁卷“抑而不錄”，並在卷末批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表明其惜才而又無奈的心情。此後，梁啟超便絕跡科場，他做《時務報》主筆時，更是痛詆科舉製度扼殺人才。
六大矛盾的集合體
梁啟超為人天真、率直、熱忱、進取、虛心、無我、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他自稱為“中國之新民”和“少年中國之少年”，識者皆認可，不覺其矯情。當初，他以舉人之身拜監生康有為為師，如此見賢思齊，不虛心絕對做不到；與朋友訂交，他能多規過，少獎善，坦受直諫，不拒苦口良言，有改過之勇和服善之智，即使是來自別一陣營的攻訐（比如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陸》雜誌上糾舉梁啟超剽襲日本人德富蘇峰的文章），他也不作回應，所以他的一幹朋友，如趙熙、周善培等人都認為，任公是最可愛的朋友，即使到了身敗名裂的緊要關頭，也要想辦法救他。
最難得的是，梁啟超精力彌滿，至死不衰。從外貌看，他短小精悍，禿頂寬下巴，目光如電，他喜歡穿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顧盼生輝。他三十餘歲辦《新民叢報》，誌在開言路，通輿情，啟民智，下筆動輒萬言，不憚其難。他的文章氣勢淩厲，感情充沛，深刻影響了一代青年。且看《飲冰室自由書》中的一段：“…… 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政黨，政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為之倒行，腦漿為之瞀亂！”任公晚年著述，用力尤勤，僅僅1920年一年，他就撰成《清代學術概論》、《老子哲學》、《孔子》、《墨經校釋》，以及多篇佛教曆史論文。別人玩上幾天，他就成書一部，最出奇的是，他接連三十四個小時不睡覺，草成洋洋數萬言的《戴東原哲學》。他徹夜寫作，“固有春蠶食葉之樂”，這豈是外人輕易體會得到的？梁任公將“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易二字，變成“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他常常用這句警策的話作為座右銘，同時用它勸勉弟子。
梁啟超身處大動蕩、大混亂、大嬗變的時代，“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比如說，他所主張的“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和“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二者之間潛藏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要逃避或解決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善變，“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從善如流），也是他最令人詬病的地方（立腳不穩），康有為即曾嗬斥這位大弟子 “流質易變”，還有人批評梁啟超“見理不定，屢變屢遷”，認為他是“反複無常”、“首鼠兩端”的無行小人，更有人對他作出“賣朋友，事仇讎，叛師長，種種營私罔利行為，人格天良兩均喪盡”的酷評。梁啟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榮辱、毀譽、成敗、得失，莫不根源於一個“變”字。孫悟空有八九七十二種變化，梁啟超則有九九八十一種變化，當別人趨於保守了，他還在激進；當別人開始退步了，他還在前行；當別人頭腦僵化了，他仍舊活躍；當別人心態蒼老了，他依然年輕。這就是他常變常新的好處。作為近、現代政界、文壇和杏林最具爭議性的巨擘，梁啟超在生活上，在政治上，在學問上，一生構成六大矛盾，他是一個典型的矛盾體，其通體附麗著異常駁雜的色彩，就像一個大大的調色盤。
[矛盾之一]：梁啟超是“一夫一妻世界會”的發起人，卻明裏蓄妾。任公十七歲中舉，深得正主考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賞識，讚為國士無雙，許為大器。李端棻覺得做房師不過癮，他寧願自降一級輩分，去做梁啟超的內兄，結下這門親戚。他請王仁堪執柯作伐，將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任公的父親梁蓮澗乃拘謹鄉儒，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為詞，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讓人轉告梁蓮澗：“我固知啟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間。我隻管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為之主婚。毋卻也！”這樁婚事倒有點像是剃頭挑子一頭熱。李端棻學行淵雅，性情篤厚，他讚成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他贈予梁啟超赤金二百兩，助這位內弟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因此受累，丟掉烏紗帽，流放新疆。李蕙仙比梁啟超大幾歲，貴小姐下嫁窮書生，她能處豐，亦能處約，持家有方，隻是閫威太嚴，任公敬她讓她，也有些怕她，懼內之名一度與胡適相埒。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一節專門寫到“梁任公之情史”，認定梁啟超的婚姻並不美滿：“李女貌陋而嗜嚼檳榔。啟超翩翩少年，風流自賞，對之頗懷缺憾，然恃婦兄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1899年冬，梁啟超從日本乘船去美國檀香山，應華僑保皇會之邀，前往演講，妙齡女郎何蕙珍臨時充當譯員。何女士是當地的小學教員，不僅身材窈窕，容顏嫵媚，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備的才華智識。彼此交往之後，梁啟超為之傾倒，於是梁郎贈小像，何女饋小扇，兩情暗洽。然而待到梁啟超露出求婚之意，何蕙珍卻以任公使君有婦，文明國不許重婚為由，婉言拒絕。任公情懷繾綣，難以自持，於是舒吐為詩，共計二十首，發表在《清議報》上。以下所錄的是其中三首：
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
不論才華論膽力，須眉隊裏已無多。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
匈奴未滅敢家為，百裏行猶九十賒。
怕有旁人說長短，風雲氣盡愛春華。
何蕙珍性情剛烈，不肯屈為姬妾，這是一場無望的情事，梁啟超怕遭物議，隻好撒手。但他還是被康（有為）老師斥責為“荒淫無道”。梁啟超悵然返回東瀛，心思一轉，他決意做一回月老，將何蕙珍介紹給中年喪偶的同門師弟麥孟華，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但何蕙珍以恪守獨身主義終生不嫁為由，婉言謝絕，實則她深心裏愛慕任公，隻可惜兩人有緣無分。浪漫情懷與現實處境相衝突，胡適每每選擇逃避，回到江東獅吼的妻子江冬秀的身邊，威蓮司和曹成英惟有黯然神傷；梁任公則是一味進取，終被不肯苟且委屈的何蕙珍拒之千裏，好在他另有想頭，回到夫人李蕙仙身邊，還有一位陪房丫頭王桂荃侍候他，聊慰其落寞情懷。李蕙仙為他生思順、思成、思莊一男二女，王桂荃則為他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四男二女，梁家人丁興旺，倚賴王氏為多。梁啟超是“一夫一妻世界會”的發起人，到頭來，卻改變初衷，安享齊人之福。梁啟超頗能取巧，妻隻一人，妾可忽略不計，如此一來就算是遵守遊戲規則了，這一矛盾顯然暴露出他感情豐富、意誌薄弱的一麵，他曾經振振有詞，自稱“風雲氣多，兒女情少”，實在難以服眾。
[矛盾之二]：梁啟超提倡科學精神，卻又喜歡談玄扶乩。當年，嚴複翻譯《天演論》，梁啟超為之潤飾十分之六、七，但他的興趣是散漫的，除了玩味佛老之學，他還一度對扶乩這樣的迷信課目頗為上癮。乙未（1896年）晉京前，梁啟超與同門師兄弟扶乩問休咎，乩仙下凡，在沙盤上出示律詩二首：
蛾眉謠諑古來悲，雁殯衡沙遠別離。
三字冤沉名士獄，千秋淚灑黨人碑。
阮生負痛窮途哭，屈子懷憂故國思。
芳草幽蘭怨搖落，不堪重讀楚騷辭。
煮鶴焚琴事可哀，那堪回首望蒿萊。
一篇鵩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催。
絕域不逢蘇武駕，悲歌愁上李陵台。
男兒一死何當惜，撫劍縱橫誌未灰。
這兩首詩若果真是乩仙所作，那麽他（她）對戊戌黨人的命運預言之準確靈驗，則確實令人驚詫莫名，可是梁啟超於戊戌政變後才向外界出示這兩首詩，就難免被人懷疑為他故意杜撰陳跡，用於宣傳。
[矛盾之三]：梁啟超想做學問家，卻又想做通人。他記誦力極強，求知欲極熾，對各類學術皆有研究的興會，貪多務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學的大病。梁啟超頗有自知之明，他為長女梁思順的《藝蘅館日記》題詩，便對自己的痼疾痛下手術刀： “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梁啟超肯教女兒以父為訓，勿蹈故轍，可見他並不是諱疾忌醫的人。
梁啟超的筆端常帶感情，頗能動人，但丘壑不夠，文氣太盛，缺乏令人百讀不厭的回味。他名心重，耐不住寂寞，好與後輩爭強鬥勝，興趣容易轉移，時不時要與胡適等人競賽一番，最終就成了一個無所不通的大“字紙簍”，缺乏專業方麵的精深造詣。魏鐵三曾集古人詩句為楹帖讚道任公博學：“腹中貯書一萬卷（劉長卿詩），海上看羊十九年（黃庭堅詩）。”任公五十華誕，名士羅癭公撰寫的賀壽聯為：“每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間未見書。”下聯同樣是讚其腹笥之豐富，一時無幾。
有一次，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問梁啟超：“你為什麽知道的東西那樣多？”任公想了一想，懇切地回答道：“這不是什麽長處，你不要羨慕。我有兩句詩：‘吾學病愛博，用是淺且蕪。’一個漁人同時撒一百張網，不可能捉到大魚。治學要深厚。你應該盡一切力量辦好美專，造成一批人才；此外還要抽出精力作畫。基礎好，天分好都不夠，還要業精於勤。以上兩件事要畢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學的攤子擺得太大。蓋生命有限，知識無窮。‘才成於專而毀於雜’，一事辦好，已屬難得；力氣分散，則勢必一事無成。”任公能講這番話，說明他對自己的缺點是洞若觀火的，隻是不能改，如名醫無法治己病。他一生勤勉不倦，“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共計留下一千四百多萬字的精神遺產，真正著作等身，若單論其宏富，中國近代作家無人能出其右。然而至今仍被眾人提及的僅有《新民說》、《王安石傳》、《李鴻章傳》、《戴東原哲學》等急就章，其學術方麵的成果竟不大被同時代學者和後代學者認可，折騰來折騰去，始終都隻是個空頭學問家，這不能不說是梁啟超的悲哀。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東南大學即有學者批評梁啟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離客觀的學者態度”，還批評他“治學感情有餘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撇開學者之間的意氣之爭且不說，這都是梁啟超博而不精的缺點惹的禍。
南京寶華山慧居寺的大蓮和尚（此人做過袁世凱的秘書）曾當著黃伯易的麵對其業師梁啟超作了鞭辟入裏的評論：“梁啟超治學務博而不求精，泥於學古而忽於今用，服膺師訓或改弦更張都不徹底，隻依違兩可之間，因此進退失據。梁啟超單獨搞政治總是捭闔不定，而且多疑善變，比乃師康長素真是自鄶以下了！”這話雖然過頭，但也一針見血。黃伯易將此酷評轉告了梁啟超，後者頗為動容，未加辯駁，足見他是心服口服的。
[矛盾之四]：保皇與排滿雖為冰炭，不可同爐，卻曾一度令梁啟超躊躇不定。戊戌變法乃曆史上不朽之名劇，以“黃匣”“朱諭”始，以“銀刀”“碧血”終，這一點想必沒人持反對意見。變法前的國家情形是，甲午中日海戰，北洋海軍折損殆盡，賠巨款，割台灣，朝野為之震恐，士民為之激憤。即便如此，滿族統治者最恨最防的仍是漢人，而非洋毛子。大臣剛毅在滿漢之間掘出一條鴻溝，曾傲狠揚言：“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在他心目中，漢人隻不過是毋須善待的“家奴”而已。“寧與友邦，不畀家奴”，這也是剛毅的高論。醇親王奕劻更進一步，將漢人視為 “家賊”，他對外國使節說：“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康有為力主變法圖強，清廷大臣居然有人一口咬定：“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當時滿漢之間的民族對立由此可見一斑。梁啟超從小受到祖父的影響，華夷之辨謹記於心，感情上絕對是排滿的，但理智告訴他，要改造國家，刷新政治，無論如何不應繞開決意變法的光緒皇帝，自上而下的變革仿佛高屋建瓴，易於收功。因此，其所謂保皇與排滿的矛盾實為理智與情感的衝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緒皇帝被幽禁於瀛台，變法宣告徹底失敗，在梁啟超心中和筆下，感情便占據了上風，排滿遂成為主調。1905年，他發表《伸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言論之激烈無異於革命黨：
……鄙人誠非有愛於滿洲人也。……鄙人雖無似，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嚐不熱血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製。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複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
近代著名翻譯家嚴複抱有根深蒂固的保皇思想，他曾慨歎：“梁氏實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這話即有感於梁啟超的排滿言論筆鋒銳利，啟發深到，影響廣遠。康有為終身保皇，表麵看去，其節操堅如磐石，但觀其實質，保皇隻不過是他的幌子，他用這個名目在海外募捐斂財，中飽私囊，極為可鄙，他參演張勳複辟的醜劇，更可見其老眼昏花。梁啟超保皇隻是一幕戊戌前後的短劇，他很快就站到了排滿的民族革命立場上去，與革命黨的觀點相暗合。張勳複辟，他助段祺瑞馬廠誓師，掃清妖氛；袁世凱登基，他助蔡鍔雲南起義，護全國本。從保皇到排滿，從排滿到維護共和，梁啟超的進步是顯著的，康有為罵他為“梟獍”，罵他為“梁賊啟超”，適足以說明老師之昏聵，徒弟之清醒。
[矛盾之五]：希臘哲人亞裏斯多德嚐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梁啟超早年敬重康有為，惟其馬首是瞻，中年卻反對康有為，斥之為“大言不慚之書生”，差一點被逐出師門。究其實，梁啟超尊師自有其道，那就是當仁不讓。
梁啟超十七歲時與同學陳千秋慕名拜訪康有為，聽其高談闊論，一旦盡失故壘，梁舉人竟屈尊做了康監生的弟子，他打從心底裏服膺康有為變易舊法，改良國家的信心蹈略。他對今文經學、對孔子改製、對虛無縹緲的大同世界則未必很感興趣。現代學人、梁啟超的得意弟子周傳儒在《回憶梁啟超先生》一文中談到這一點：“梁重墨學，不講六經，說明梁與康有為名義上是師生，而在學術上沒有追隨康氏。康有為講今文經學，重《公羊傳》；梁喜《左傳》，平時不大講三世說，也不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據此可見，梁任公與康有為思想有差異。”在行動方麵，康氏極迂緩極粗疏，無論是發起公車上書，還是創辦強學會、保國會，都很潦草，卒無所成。梁啟超則極敏速極強幹，做《時務報》的主筆，則《時務報》風行全國；做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則時務學堂培養出大批愛國人才；在日本辦《新民叢報》，則《新民叢報》深受留學生喜愛；作為高參，倒張（勳）倒袁（世凱），無不克捷；他晚年退出政治漩渦，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樂育英才，同樣成就卓著。他越活越精彩，康有為則是每況愈下，老境頹唐，實則由於他們的思想、個性、行事風格和處世方式迥異而形成巨大差別。一句話，梁啟超與時俱進，康有為則抱殘守缺，有人輕詆梁啟超操守不堅，便是看不慣他的善變，有時他會變得讓那些自以為最熟悉他的人也看不懂。起初，康有為以愛國救國為職誌，膽魄極大，信心極大，目標極大，梁啟超敬他是黑暗世界的火炬，是盲啞國中的先知，敬他智勇超凡，可是後來時易世變，業已證明在舊政體內部維新改良此路不通，康有為卻還要保皇，還想複辟，還去為弱智的溥儀湊熱鬧，梁啟超對康老師的這些表演劇目很難佩服，他們之間已經不複存在任何契合點。梁啟超反康甚至罵康，師徒反目實為必然。事實證明，那些終身追隨康有為的保皇頑部——萬木草堂的舊弟子，一條路埋頭走到黑，完全浪費了生命，也沒有給曆史留下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孰智孰愚？凡是有頭腦的人應該可以作出正確的判斷。
康有為性情偏執，惟我獨尊，門人弟子誰若拂逆他的意願，他就火冒三丈。1913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長，康有為向這位大弟子請托太多，又是要錢，又是薦人，梁啟超不勝其煩，倒也耐煩，但無論怎樣都做不到事事盡如其意，於是康有為大動肝火。梁啟超向他賠罪道歉，叩下頭去，康有為也不還禮，也不搭理，擺明了不給任公下步的台階。這樣一來，梁啟超脾氣再好，心中也難免會起反感。師徒之間的感情趨於冷淡，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原因多而複雜。
1926年，康有為去世，梁啟超盡棄前嫌，親自主持康老師的大型追悼會，還撰寫了至為感人的祭文，對康有為的曆史貢獻和學術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這說明，任公秉性並不涼薄，他對康有為的態度之所以前後矛盾，更多的是出於彼此政見上的歧異，他若陽奉陰違，那才是小人儒，而他要做的始終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
[矛盾之六]：有定則無定見無定行。梁啟超的定則是愛國之心、立憲之誌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則之下，其見解、行動則是不斷流變的，維新——保皇——君主立憲——護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級跳遠，助跑之後，他就必然會有一連串的騰挪。他在《自由書· 善變之豪傑〉一文中寫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誌，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斯變而非變矣。”梁啟超的多變既表明他能從善如流，也表明他有改過之勇，與“變節”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現代作家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對梁啟超的多變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堅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五·四”時期，梁啟超在俱樂部大講歐洲的社會主義，被李大釗斥之為“安福俱樂部社會主義”，講歸講，他心中並不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合適土壤，他在《晨報》上發表文章，與陳獨秀、李大釗持完全相反的論調：“布爾什維克何妨客氣一些，先讓資本家來掌握政權，大辦實業，給中國三億工農帶來溫飽。這樣對工農既有好處，工農吃飽穿暖，中國也能富強……若一味爭取政權，反而把工農害了。”陳、李二人自然不會與他打這種商量，結果是一番劈頭蓋腦的痛擊。梁啟超度量大，興趣廣，這個話題膩了，便會另選一個話題，往往是他率先挑起論爭，卻又第一個撤退。他曾對日本、英國文化讚不絕口，並且認定：“中國經一次外化，就有一次進步。”但他在東南大學講學期間，卻對輸入美國文化不表讚同，諷刺其為“雕花飯桶”。孟祿博士呼籲用美國學製來取代中國學製，梁啟超不以為然，他指著餐桌上的飯桶對學生黃伯易等人說：“這是一個飯桶，它隻是一個裝飯的飯桶！憑你把這飯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會改變飯的質量。但中國之大，主張‘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數，讓他們去欣賞他們的飯桶藝術吧！”這話夠幽默，但不無乖謬，還很傷人。
梁啟超有定則無定見無定行這一點，外人難以理解，多有責難，他曾對學生李任夫等人作過自辯：“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長時間裏，還是他得力的助手，這是大家知道的。後來我又反對他，和他分手，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孫中山，中間曾有過一段合作，但以後又分道揚鑣，互相論戰，這也是盡人皆知的。至於袁世凱，一個時候，我確是寄以期望的，後來我堅決反對他，要打倒他，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為什麽和康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麽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麽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麽意氣之爭，或奪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麽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麽個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戰爭以後，國家已是危如累卵，隨時有瓜分豆剖之憂。以當時的形勢來說，隻能希望清朝來一個自上而下的徹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張是對的，我以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曆史悲劇。可是後來情況變化了，清朝既倒，民國建立，已經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觀武斷，抱著老皇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還要一意孤行到底，這是不識時務。為了救國，我不能不和他分開。至於孫中山，他是主張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穩健派，我是主張腳踏實地走的。我認為中國與法國、俄國的情況不同，所以我不主張暴力革命，而主張立憲改良，走日本維新的路，較為萬全。我並不是沒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對於袁世凱之為人，因為他當時有相當力量基礎，我擁護他是想利用他的地位來實行我的主張。孰知他後來倒行逆施，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成為國賊。為了國家的前途，我當然與他勢不兩立，與他決一死戰。回想我和蔡鬆坡發動討袁時，我們約定，事如不濟，以死殉國；事如成功，決不做官。我開始擁袁，是為了國家，以後反袁，也是為了國家。我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即說我是國家至上主義者，我也承認。顧亭林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假如國之不存，還談什麽主義、主張呢！還談什麽國體、政體呢？總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批評，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在袁世凱那兒多交了一筆學費
孫中山、黃興、蔡鍔等人對袁世凱都有一個交學費的認知過程，擁袁——反袁——倒袁三部曲，一個環節都不少。梁啟超親身經曆過戊戌政變，由於袁世凱的叛賣， “六君子”喋血，變法失敗，梁啟超已交過一次高昂的學費，怎麽還會認為袁世凱是扭轉中國國運的可靠力量？他居然留級，把學費再交一次，這確實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袁氏有一“私”字橫亙於胸，欲移中國為其私產，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竟然能夠迷惑梁啟超，誘他出任袁氏政權的司法總長，可見梁氏確實隻是迂闊的書生，而不是睿智的政治家。
周善培在《談梁任公》一文中揭示了此中的隱秘：當年（1912年），他聽說袁世凱召梁啟超去北京，便與趙熙乘船去橫濱，勸梁啟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說：“對德宗（光緒皇帝）是不該去，對袁世凱是不能去。”梁啟超被勸不過，於是吐露真言：他並不想去北京，但康有為催促他盡快成行，他不能違拗恩師的意願。其實還有一點，毋庸諱言，梁啟超從事紙麵政治已經十多年，登上政壇，真正有所作為，這是頭一遭，誘惑確實太大了，他無力抵禦。梁啟超當了一、兩年的司法總長，眼看袁氏的專製獨裁日甚一日，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不大敷衍他，便辭了職。 1915年，籌安會成立，袁世凱意欲稱帝的陰謀露出冰山一角，梁啟超洞燭其奸，即在天津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罵“籌安會”諸公，大戳袁世凱的痛處。文章剛剛脫稿，便有人向袁世凱告密。袁世凱驚慌之餘，軟硬兼施，他派楊度送上二十萬元銀票，為梁啟超的父親祝壽，請梁啟超銷毀成文，否則後果莫測。二十萬塊銀洋是一筆巨款，這張銀票則堪稱試金石，梁啟超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一試即知。結果是，梁啟超拒收銀票，發出文章，揭露袁世凱改共和國為君主國，其真實意圖是要走家天下的專製老路。登載此文的報紙不脛而走，國人因而醒悟。沒錯，梁啟超多交了一筆學費，笨是笨了一點，但關鍵時刻他並不弱智，更沒有利令智昏，他不僅撰文反對袁世凱，還極力讚成弟子蔡鍔潛赴雲南，高揭護國之旗。這就不奇怪了，政論宿敵章太炎也由衷稱讚梁啟超：“共和再造賴斯人。”
死於西醫之手
1929年1月19日，由於尿血症，一枚好腎被誤割，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喪命於西醫之手，僅止於中壽（57虛歲）。這一醫療事故曾引起社會的質疑和公憤。有趣的是，梁啟超一生篤信西醫，認為西醫遠比中醫更科學更濟用，及至好腎被誤割，他仍主動為西醫說話，為協和醫院尋找開脫之詞。這樣大度為懷的好病人真是舉世少見。
揀擇當時的挽聯，以蔡（元培）、陳（少白）二公的聯語最稱允當，蔡聯是：“保障共和，應與鬆坡同不朽；宣傳歐化，不因南海讓當仁。”陳聯是：“五就豈徒然，公論定當憐此誌；萬言可立待，天才端不為常師。”
梁啟超有一句名言傳播極廣，那就是：“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他是病死的，也是累死的，去世前他還在落力編寫《辛稼軒年譜》。他一生飽經憂患，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快樂的人，他有責任心，也有興味，所以他活得豐富，也活得精彩，在這兩方麵，近代政治家和學者中都罕有比並者。
“人間已無梁任公”，他是特異的，也是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