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4日 - 曠世奇才蔣百裏

1938年11月4日 - 曠世奇才蔣百裏

1938年11月4日，蔣百裏病逝。

蔣百裏，名方震，晚號澹寧，筆名飛生、餘一。浙江海寧硤石人，光緒八年（1882年）農曆九月初二出生。祖父蔣光熙（號沐公）是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建“別下齋”藏書樓一座，貯書10萬冊，刻印《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多種書籍流傳於世。父親蔣學煦（號壺隱），因生下來缺左臂，沐公不喜歡他，送他到寺廟出家做小沙彌。長大還俗學醫，懸壺濟世，娶浙江海鹽秀才、名醫楊笛舟的獨生女楊鎮和為妻。她是賢妻良母，又通文墨，成為蔣百裏的啟蒙老師。

蔣百裏13歲時父親亡故，與母親相依為命。出家人不能歸族，其父未得到遺產，家庭生活困苦。其時蔣百裏的叔父蔣世一延請老秀才倪勤叔給自己的孩子授業。喜歡讀書的蔣百裏經常溜到書房裏去聽講，倪勤叔見他聰慧，頓生愛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對他的母親說：“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願教百裏讀書，不收‘束修’（按當時的習俗，未做詩文的學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開筆的8元至12元）。”從此窮學生就從倪勤叔讀書，學習詩文。蔣百裏過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書五經，課餘還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等古典小說，爬上茶館茶桌，手舞足蹈，繪聲繪色地講上述故事給茶客聽，被譽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戰，深深地刺激了蔣百裏。15歲時他經常手捧《普天忠憤集》，挑燈夜讀，讀至熱血沸騰處，放聲痛哭，淚如雨下，立誓為國效命。1898年，戊戌變法，16歲的蔣百裏考中秀才。受維新思想的影響，渴望讀到新書。恰逢雙山學院購進了四大櫥經、史、子、集和時務、策論、算學、格致等書。聽到這個消息，蔣百裏真如窮人得著了寶藏，請求老師早一二小時放學，讓他到雙山書院中看書。蔣百裏如饑似渴地吸吮知識，以研讀文學一類為多。

1900年春，蔣百裏18歲時，應同邑橋鎮孫氏之請，聘為塾師。他趁清明回鄉掃墓之便，順道拜訪一位同族塾師，看見案頭有新任桐鄉縣令方雨亭（國民黨健將方聲濤之父）觀風題一紙，列題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體雖仍是製藝詩賦策論之類，但意義革新，都是關於實際民生的論題。蔣百裏思想開朗，對這類試題頗有興趣，躍躍欲試，便抄錄了題目回去，挑燈走筆，如期作成交卷，洋洋灑灑寫了數十萬字。同年冬天揭曉的時候，蔣百裏被取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結語上寫道：“此真我中國之寶也！”破例給予獎金及膏火銀幣30元，並且派人請蔣百裏到桐鄉相見。

翌年春，蔣百裏到桐鄉拜見方縣令。方雨亭雖是舊官僚，但他思想開明，勸蔣百裏不要循科舉途徑求取功名，應朝著實際的經世濟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將蔣百裏推薦給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兩位福建人，都愛才如玉，無地域觀念，不抱門戶之見，介紹蔣百裏到林迪臣創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就讀深造，同學中有錢學森之父錢均夫等人。蔣的一切費用由方縣令供給。進入求是書院後，蔣百裏兩次考試皆獲冠軍，課餘又參加林迪臣所創的另一東城書院月課，屢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書院監院（教務長）陳仲恕（陳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縣令、林知府、陳監院3人共同出資，送蔣百裏東渡扶桑留學。胸懷報國誌的蔣百裏投筆從戎，報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06年畢業的時候，日本天皇賜刀給最重要的步兵科畢業生中的第一名，結果蔣百裏奪了這個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賜刀帶回中國去了。  
　
因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宣布畢業生的名次是從前向後的，念的第一個名字就是“蔣方震”。  

當時九期步兵科畢業生有日本人三百餘人，中國留學生四名，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幹名，就這樣，第一名，被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就是蔣百裏拿了，天皇的賜刀當然也歸中國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麵子上難以忍受，誰知接著宣布第二名，還是中國人，這位第二名就是後來從雲南起兵反袁的蔡鍔。這樣引起的騷動更厲害了。於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麵先檢查一下——不幸，這次的結果還是中國人！名叫張孝淮。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發布官是伏見宮親王，惶恐之下感覺無法象天皇交待，臨時從後麵換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過半也尷尬，又增加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四名，張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兩個日本人是誰呢？一個名叫荒木貞夫，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甲級戰犯，一個名叫真崎甚三郎，後來的台灣總督，陸軍大將，二二六事變的幕後黑手......此外，這一期裏麵的日本畢業生還包括如下名字——小磯國昭，本莊繁，鬆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稱日本陸軍的一代精英，皆慘敗於蔣百裏蔡鍔之手，從此以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規定中國留學生必須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以免同樣場麵重演。  

蔣百裏學成回國後得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賞識，趙曾專折奏保蔣為特異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諭：“舉人蔣方震交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任用。”袁世凱當時亦加延攬，任為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時年31歲。不久，一次他為改進校務到北京陸軍部有所請求，被拒絕，憤而回校，召集全體學生講明經過，說我做這樣的校長對不起學生，竟開槍自戕，幸而受傷未死。事聞於袁世凱，延請一位日本醫官治療，醫官留一日本女看護護理服侍，而此舉終成就蔣的美滿婚姻。這名日本女護理名佐藤屋子，當時性情剛烈的蔣百裏傷勢雖已無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執意不願留在人世。美麗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對其照顧看護則無微不至，她對蔣說：“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將來如何能立大功業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訣”規勸他的一番話，深深打動了蔣百裏。蔣於萬念俱灰之際，得此紅顏知己的一番勸慰,不禁油然而對麵前這位異國女子產生了愛情。

後來這名日本女護理成為蔣百裏將軍的夫人，取中國名左梅。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歲嫁給蔣百裏將軍就斷絕了和日本的聯係，抗戰中和中國女性一樣為中國傷兵治療裹創，不辭勞苦，將軍去世後，在誤解和懷疑中撫養五個子女，皆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教育，不習日語一字，獲得了中國人的普遍尊敬。其中一位女兒的夫婿便是錢學森。

在日本老一輩人中提起這位蔣方震將軍（蔣百裏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氣比在中國還大，日本人記得他的《國防論》、他 的抗日戰略理論。在這位隻講武不動武的陸軍上將麵前，他們說：“一個蔣百裏就兩次打敗了整個日本陸軍。”第一次，蔣百裏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時候，輕鬆奪 魁，在所有日本畢業生麵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劍帶走了，而他的這些同學如荒木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陸軍的主要將領。第二次，八年血戰之後， 看百裏將軍的抗戰理論，日軍恰似按照將軍的指揮，老老實實的自東向西，前進到湖南，而後陷入中國泥沼式的持久戰中不能自拔，直到戰敗。戰役上，中國失利的 例子雖多，戰略上，日軍的失敗早已注定。

他在《國防論》和其他著作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麵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占領的地區提高戰力；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 訓練方麵的優勢；第三，以空間換時間，行持久戰，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棱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事實上，蔣百裏雖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戰爭發展，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 “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


同梁啟超公開論戰

蔣百裏與蔡鍔同庚，同為秀才，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兩人誌同道合，一見如故，遂結成生死之交。蔡鍔是維新派領軍人物，梁啟超的弟子，那時梁啟超在日本避難，由蔡鍔介紹，蔣百裏結識梁啟超並拜他為師。梁啟超對蔣百裏的文學才能分外讚賞。

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已達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同年，蔣百裏當選為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並組織“浙江同鄉會”，又於1903年2月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該雜誌32開本，月刊，每期約8萬字，行銷國內，魯迅先生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國內讓親友閱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於《浙江潮》。身係上海獄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爭誦。

蔣百裏為《浙江潮》所寫的發刊詞，情文並茂，傳誦一時。他又以飛生、餘一等筆名，發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等長篇論文連載，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論獨到，條理清晰，文辭流暢，感情奔放，頗類梁啟超文筆；而他傾向革命，又不同於梁啟超的改良主義，頗受讀者注意。

蔣百裏一向視梁啟超為恩師，執禮甚恭，但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卻從不含糊，敢於同恩師公開論戰。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宣揚“立憲”，尤重“新民”，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接著他又寫出了《新民說》、《新民廣義》等文章，加以係統地闡述發揮，改良主義論調泛濫一時，迷惑了不少人。蔣百裏立即用筆名“飛生”，撰寫《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刊於《浙江潮》，尖銳指出：“《新民說》不免有倒果為因之弊，而《立憲說》則直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文連載兩期。剛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啟超的高度重視，馬上回應，寫了《答飛生》一文，刊於《新民叢報》，進行辯解。這場論戰，實際上是後來章太炎與梁啟超那場大論戰的前奏。同好問蔣百裏：“梁任公是你的恩師，你怎麽同他公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蔣百裏直言相告：“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蔣百裏正與梁啟超等一起去歐洲考察。次年春回國，正值國內提倡新文化，一時如風起雲湧。梁啟超深感於歐洲的文藝複興，決心放棄政治生涯，全力從事新文化運動，蔣百裏積極參與，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號稱“智囊”。他不僅出主意，更著書立說，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戰將。
 
1920年9月，蔣百裏主編的《改造》雜誌發刊，銷路日增，成為當時僅次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有數幾家全國性刊物之一。蔣百裏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發表。其時，“省自治說”頗為流行，以對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權。蔣百裏陸續寫了《同一湖談自治》、《聯省自治製辨感》等篇。公眾對社會主義頗感興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論及，蔣百裏也寫了《我的社會主義討論》、《社會主義怎樣宣傳？》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啟超、陳獨秀等的關注。

蔣百裏醉心研究文學。1920年，他從海外歸來，寫了一本《歐洲文藝複興史》，於文藝複興時期精神，體會很深。他在“導言”中指出：“文藝複興，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見；二曰世界之發見。”梁啟超評論此書為“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蔣百裏撰寫的《歐洲文藝複興史》是我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複興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問世後，14個月內出了三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民主、科學”兩大旗幟深入人心。蔣百裏在文中提出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注腳，符合於時代精神。《歐洲文藝複興史》約5萬言，由梁啟超作序。梁下筆不能自製，一篇序言竟也寫了5萬字，與原書字數相等。他又覺“天下固無此序體”，隻好另作短序，而將此長序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單獨出版，反過來請蔣百裏為該書作了序言。這一文壇趣事雖不能說是絕後，卻屬空前未有。

筆伐日寇 奇文共賞

蔣百裏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學社叢書》，從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間，共出叢書16套、86種，是舊中國規模最大的學術文化叢書之一。當時進步作家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等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名著，都在蔣百裏的幫助下，收入《俄羅斯文學叢書》，由“共學社”出版。

蔣百裏在文史方麵亦有建樹，寫過《宋之外交》、《東方文化史與哲學史》、《主權階級與輔助階級》等，頗有獨到見地。他在抗戰初期寫了許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當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篇剖析日本形勢的傑作，極大地激勵了四萬萬同胞的抗日鬥誌。

抗戰初期，國民黨節節敗退，形勢萬分危急。蔣百裏在1937年秋冬撰寫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斷言日本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文章結語寫道：“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講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漢口交《大公報》連載，轟動一時。該報發行量日增萬份，供不應求，有些讀者甚至天亮前就在報館發行部的門前排隊，等購當天報紙。後方重慶、桂林和香港等地報紙紛紛轉載，讀者紛紛猜測。有人說是郭沫若寫的，有人說出自“文膽”陳布雷之手，又有人說郭、陳兩人雖是大手筆，似又無此親切筆意。最後一筆刊出，文章末尾呈現“蔣方震於漢口”6字，人們才恍然大悟。熟識蔣百裏的人，拍著他的肩膀說：“百裏先生，你真會開玩笑，大名隱至今日才出現。”不認識蔣百裏的人則說：“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是抗戰文壇健將。”此文當時被譽為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紙彈”。黃炎培寫詩讚曰：“……一個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為寒。”

1938年11月4日，蔣百裏病逝。許多名人寫挽聯挽詩哀悼。章士釗《挽百裏》詩雲：

文節先生宜水東，千年又致蔣山傭。
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狷介風。
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