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4日
中國鄉村走進了直選時代
1998年11月14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標誌著中國鄉村走進了直選時代。法律頒布後不久，廣州市就宣布明年l200多個村委會全部直選。
在這個法律草案公布之前，中國大部分鄉村就已經進行了直選。1997年，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參觀中國陝西農村並與中國農民交流了農村選舉情況之後不久，6月29日，全國主要報刊紛紛在重要位置全文刊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
1997年7月6日，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CNN)向全球播放了一條長達17分鍾的中國報道，詳細介紹了CNN記者赴福建沙縣、官莊兩個村拍攝的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全過程，“中國有這樣一種民主，是許多西方人根本想象不到的。”
附錄
孫君：《民主放的太開 自治缺少方法》
民主在中國農村推行近二十年，對鄉村直接選舉村官各抒已見，喜憂摻半，我在最初也是鄉村民主的積極支持者，那時，我生活在城市，看的是《黃河邊的中國》、《我向總理說實話》等，聽的是媒體報導的鎮匪村霸的宣傳，民主在城市人的心中油然升起拯救苦難的農民，喚起農民的民主漸漸地成了我們這些人的理想。
從1999至2006八年的鄉村實踐中，不論的感性還是理性，我覺得農村民主有三大問題，一是現階段民主直選不適應在鄉村實施，主要的農村的文化、政治、宗教、經濟均沒有做好民主建設的準備工作；二是我們城市人太不了解農民，過於理想的把民主改革簡單化了；三是我們的民主應該先黨內後黨外，沒有一個政治先行的民主改革，民主建設顯得無力。我所以說中國農村不宜在目前的狀態下推行民主與選舉，是因為我在這八年中深深地感受其中的利大於弊。
我希望民主我更希望中國鄉村自治和民主，說這話時，我是生活在城市時說的，當我生活在農村時，我就憂鬱了，因為我更加麵對現實。
民主就需要具備一定的信仰、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法律保障機製，民主必須有和諧的環境，必須建立一個有自治的社會意識之中，這時的民主才顯得有意義，而這些條件中國農村都不具備，正因為如此，我今天不讚成現階段仍處在”愚、窮、弱、私”的中國農村的民主直選。
鄉村發展是二張皮，一張是政府的粉飾太平，政府要的的是GDP，某某領導是否在選舉時高票當選，修建了多少公裏馬路，牆上刷了多少標語，清理了多少村民的柴堆，建了多少個群眾民主建議箱，電視台，媒體給予幾次宣傳報導……，另一張皮就是鄉村幹部對具體到鄉村做事的聲音，近日我在湖北、江西、北京、吉林、貴州、安徽、江蘇、陝西等鄉村谘詢和幫助新農村建設，我們感受的問題決不是現在媒體上太平盛世，也並不是我們專家與學者坐在北京想象的“什麽新農村建設的五大方法”，什麽“民主鄉村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保證”，卻正好相反，因為我們”愚、窮、弱、私”鄉村民主正隨著發展和利益走向了不當之路，恰恰不理解鄉村民主正在延遲中國鄉村民主的進程。
民主的建立首先要農民和鄉村幹部知道什麽是民主?就像毛澤東當年提出“革命的意義是打土豪分田地，”，就建國以後又提出共產主義，那共產主義就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每個人可以按自己的需求來領取自己的東西，正因為毛澤東為中國人設定了目標，才讓中國人有了人定勝天的年代。
民主是什麽？我問了上百名（遠遠不止）農民民主是什麽？95%說就是我們做主，鄉鎮村的幹部說就是為人民服務，可是他們90%以上表示反對民主，他們聲音基本一致說：鄉村不適應推行民主因為我們民主需要集中，現在隻有民主沒有集中，以前說我們幹部”幹擾民”，現在應該是”民擾幹”了，製定這個政策或者為鄉村民主呼籲的人可能還沒有聽到在北京的昌平、順義、密雲、河南、河北、安徽、陝等等地幹群關係的高度緊張的衝突，想這些村鎮的精英們都從心裏反對，他們有權有錢民主的工作還能順利嗎?
民主在鄉村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村官直選，選出的村主任，應該說村主任是村民、選出最能代表群眾利益與聲音，可現實村主任的權力與聲音是極其弱小的，而真正代表村民聲音的是村書記，書記的最上級確定權利不在村民，而是在政府，有的地方在走形式，我們隻要下過鄉的人都知道，村主任在鄉村就是一個秘書，拿錢服務的角色，所以民主首先在權力和聲音就不能實現民主。
鄉村民主經過十幾年的曆程，鄉村民主直選基本分為三個層麵，一種是東部地區的村官是棒著錢拉選票亂許諾；一種是貧窮的西部地區，不願當村官，山也賣了，水也沒有，大隊部田也分了，村村都是債務；三是中部地區，千差萬別，以我們目前的目標設立，貧窮地區向富裕地區學習，我想中部和西部地區都學東部和西部的民主，就不妥了。
民主的定位我以為在現階段不準確，民主應該與和諧和致富聯係在一起，而不僅僅與維權、直選村官作為目的，我們應該讓農民知道和諧是發展致富的根本，而直選與維權隻是其中的手段罷了。
什麽是民主，簡單的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建立新中國相當一段時間，“為人民服務”和我們的幹部一直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仆人，我父親和丈人都是工廠的領導，單位到年底分肉、分魚，拿賀喜家是最小最不好的一份，是老丈人單位分房，分的最差的房是我們家的，那時我們小，不懂事，問為什麽？大人們說：“我是共產黨員”！小時候，我們這一代人有強烈的願望，就是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鄉村的很事就有政府說了算，村組還好一點，現在有一村一議，相對來說鄉村的公共事業破壞少多了，城市就差多了，很多都是政府和商家合作，麵子上很好，公眾不知情，不參與，這就造成大事小事找政府，有事無事就投訴，原因就的本來公眾想參與想支持的事，政府全部承擔，最終是國家興亡，匹夫無責。反過來政府還說群眾的覺悟不高，這一點台灣、新加坡、美國、日本做的很好。
那個年代很少聽人說民主，說維權，工人與農民沒有多少區別，幹部與群眾在工資與待遇也；沒有多少區別，看病和上學對工人與農民來說是簡單的事，應該說，那個年代基本體現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體係，而這種狀態，我們在今天的韓國新村運動中又看到了它的價值。
所以我們今天在呼籲鄉村民主，村官直選，成互助級和合作社，本質上是農村還是農村，農民還是農民，農民沒有變，是政府在變了，是幹部不當仆人當主人了，社會福利與利益從主人轉向少數的幹部了。如果今天還有人說我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那這話的人已我想已失去了一個做人的基本誠實。
中國的乞丐90%是來自農村，人天生的需要尊重，走上討飯絕對不是康莊大道，中國的農村90%高中生離開了農村，大學生100%不願回來建設自己的家鄉。農民包紅包，放鞭炮送走了無數大學生，眼巴巴的等著他們回來，30年中國鄉村的文化是建國以來這100年最嚴重的年代空缺。
三農問題昭示了中國農村的又一次改革，同時也提示了中國農民基本失去了一個中國公民的基本待遇，，在這樣的一個城鄉二元如此之大的社會中，文明、文化、信仰、和諧和法律自然失去了意義，尊嚴、公平、生存成了第一要求，中國農民從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文明時代步入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痛苦的不公平的年代。
近十年中，凡是在農村工作過的人和在基層工作的幹部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幹部關係的緊張，以北京昌平為例，穩定壓倒一切，這個穩定是什麽？就是群眾上訪，基層幹部70%的工作要忙於做上訪的工作，這以致於改變了政府的工作方向，穩定不出事是第一，發展是第二。
農民上訪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要讓他們說話，要讓他們有尊嚴，就是要讓他們能像城裏人和鄉鎮幹部一樣的生活，這個要求不過分，他們曾經有過，他們記在心裏，他們所以上訪其實是內心裏還對政府充滿著希望與信任，因為當今在中國的城市家中掛上毛主席、周恩來的畫像的人越來越少，相反，鄉村的農民越來越多。在佛龕上供的不是佛，而是毛主席，我們通過這種現象就能體會到農民的心裏狀態，那就是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他們比任何一個時期渴望他們能“當家作主”。
道理歸道理，現實歸現實，在我看，農村民主已推行了十幾年，然而這十幾年鄉村民主建設幾乎是在一個奄奄一息的狀態，看中央一號文件，看報紙電視，上網看鄉村民主進程一片陽光，可是隻要你回到村裏住上20天，我們就自然知道了這其中的不真實。
這其中根本原因就是現在的政府既製定政策，又實施政策，最後還評估政策，整個一套是近親結婚，我喜歡美國的製度，可我也並不非常反對集權的一黨製，新加坡、韓國、中國曆史上的盛唐、大漢等都充分展示了集中的一黨製的風采，中國鄉村應該在現階段更適應這種製度。一種製度的建立是依據一個國度的文化、信仰與民族的性格決定，幾千年來儒、釋、道宣傳的是禮儀、是修身養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和為貴，這種體製和慣性，今天並沒有改變多少，這個是和隻有幾百年曆史的美國，幾千年的歐洲的基督文化是不一樣的。
那怎樣在中國鄉村建立一個民主的集權體係，政府2005年開始提出了“新農村建設”，並把“民主管理”提到中國鄉村改革的議程，同時在借鑒韓國的新村運動，韓國與中國的體製文化很接近，值得我們學習。那一黨集權的韓國是怎麽建立他們民主的呢？韓國新村運動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官民一體，由初期原“官主導”轉向“民主導”，充分體現農民的價值與自信，韓國新村運動的精髓是發息農民內心的聲音，“我們能做，幹！就成功”，農民在這裏成了主人。
韓國的新村運動轉變成了韓國全體國民的精神麵貌和生活態度，建立國家倫理與便民道德，建設了一個民主、誠信、和諧、文明的社會作用，是一次泛國民的精神運動。
什麽是民主呢？說簡單就是韓國的農民當家作主了，民主的本質就是平等，有了平等就有了法律，就有秩序，就有了和諧。
中國農村民主應該怎樣建立，我想主體在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像韓國政府與農民“官民一體同同吃同住”，那鄉村文明隻是文件上的民主，鄉村不和諧的聲音將會隨著新農村的加快而不斷漫延。
公平才能和諧，和諧才能民主，民主才能發展，這不僅是政府的聲音，也是農民的聲音，在現今的960萬平方公裏上，如果我們還想尋找善良和本質上的中國人的精神，我我建議，我們一起走進中國農民的心裏，在那我們能感受到人與人的關愛，人與人的真誠，人與自然的依存關係，包括對翻身不忘共產黨的感恩之情，農民時時的記在心裏，他們說的話常常刺激我們這一60年代的人。
中國勢必在這個世紀步入文明現代化的社會，什麽是文明現代化呢？那就是自由、民主、文明、公平，這個源頭不在城市而在渴望民主的中國鄉村，而開啟鄉村民主的路徑恰恰掌握在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手中。
2006-9-12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