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3日 - 朱可夫突然被撤
1957年11月3日，克裏姆林宮公布了一係列文件。其中有《中央全會關於改進蘇聯陸軍和海軍中黨的政治工作的決議》。決議尖銳地譴責朱可夫試圖削弱黨組織在武裝部隊中的工作，企圖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和監督，從而“破壞了黨的列寧主義原則”。
朱可夫還被指責在紅軍中搞“個人崇拜”。“在一些阿諛奉承之輩的幫助下”，這位元帥開始“在一些講演、報告、文章、電影和小冊子裏被捧上了天”。他在戰爭中的作用“被頌揚得太過分了”。為了取悅朱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遭到歪曲，蘇聯人民、許多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貢獻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被貶低了。
中央全會還說，雖然黨和政府記度評價朱可夫的功績，給了他許多榮譽，包括讓他在黨內擔任一些高級職務，但朱可夫喪失了“B·N·列寧教導我們的黨的謙虛精神。”他以為他在“我國人民及其武裝部隊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一切勝利中是唯一的英雄”。
中央委員會會議說，朱可夫辜負了共產黨對他的信任。“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在政治上不清醒的人，無論在對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的理解上，還是在他對國防部的領導工作中，都有冒險主義的傾向。”
決議最後宣布的對朱可夫的處分，對他的自尊心和愛國主義精神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他的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被撤消了，將被分配“其他工作”。這樣一來，朱可夫便失去了國防部長職務和黨內的一切職務，僅僅保留了他的黨籍，最後終於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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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事件挑動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他撿起朱可夫這塊“石頭”，砸了一個又一個，從此在中共黨內開始了興風作浪：
從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到3月的成都會議，毛澤東多次說過，今年要抓一下軍隊的事。毛澤東真正關心軍隊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他在南寧會議的結論中的一段話。他說：
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要好好同軍事工作方麵的同誌們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風中，建議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此事由軍委發出指示和有關朱可夫錯誤的材料，吸取蘇聯的教訓。
對全國勝利以後，軍隊將帥是否會居功自傲、不聽指揮，毛澤東早在進城之初就高度警覺。劉伯承在與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時曾說過，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後，心裏直打顫，他是多麽嚴格啊！這次，毛澤東就是撿起朱可夫這塊“石頭”，向軍隊的將帥們拋了過來。
什麽是“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
朱可夫，蘇聯元帥，1957年10月27日前為蘇聯國防部長。在蘇德戰爭期間，1942年8月起直到戰爭結束，朱可夫擔任僅次於斯大林的最高副統帥。在指揮莫斯科會戰、斯大林格勒會戰、庫爾斯克會戰和柏林戰役等一係列決定性戰役中起過重要作用。戰後，曾擔任首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和德國蘇軍占領區最高行政長官。後因功高蓋主，被斯大林貶為地方軍區司令員。斯大林逝世後，朱可夫恢複了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並於1955年2月出任國防部部長。1957年6月，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數主席團委員反對，會議以七比四的表決結果，要求赫魯曉夫辭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則要求召開中央全會。在中央主席團休會期間，朱可夫命令國防部門用軍用飛機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員接到莫斯科。朱可夫這一著，為赫魯曉夫在中央全會上擊敗莫洛托夫等人，並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起了決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因此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升為主席團委員。
但也正是這一著，引起了赫魯曉夫對朱可夫的警惕。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道：正是在這個時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權力，開始使領導成員感到擔心。主席團的其他委員一個個來找我，表示他們的關注。他們問我，我是否像他們那樣能夠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奪權——我們正麵臨一次軍事政變……我告訴其他同誌說，‘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麽。我同意你們的意見，我知道我們應當做什麽……”
1957年11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解除了蘇聯元帥朱可夫的國防部長職務。
這就是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澤東關注，要求“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並從朱可夫錯誤中吸取教訓的重要原因。
軍委擴大會拿粟裕開刀
關於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把反對教條主義作為會議的中心主題，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軍委擴大會議第一綜合小組會上的發言中說，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他記得很清楚。在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就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在他（林彪）看到訓練總監部關於對反教條主義爭論的材料以後，就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於是他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林彪這番話說明，是他的意見才使毛澤東下決心扭轉了會議的主題。
對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何以會以批判總參謀長粟裕的“個人主義”揭開序幕？從上述毛澤東要軍隊將帥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訓來看，就非常明白。因為，彭德懷作為軍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決不會意識到毛澤東拋的這塊石頭是朝著他來的。黨內傳統是，誰是領導，誰就是黨的化身。因此，彭德懷理所當然地要尋找不服從他領導的人，這便是總參謀長粟裕。
粟裕，人民解放軍戰功赫赫的一名驍將。1946年，粟裕就挑起了華東戰場戰役指揮的重任，並多次提出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為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采納，對奪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具有重大影響。在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十名大將中，粟裕名列第一，絕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軍委任命粟裕為總參謀部第二副總參謀長；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為總參謀長。
粟裕就任第二副總長時，總參謀長徐向前因病在治療休養，由第一副總參謀長聶榮臻代總參謀長。1952年7月，彭德懷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後在聶、彭二帥領導下，工作上難免發生碰撞。例如：1952年7月，聶榮臻任代總長時，對呈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製。據時任總參作戰部部長的張震回憶：“聶總說：毛主席他們管的事多、太忙了。你們的東西事無巨細地都報上去不好，以後報到我這裏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們知道的由我批後轉報。從那以後，我們送到毛主席、劉少奇同誌、朱老總那裏的東西就少了。後來毛主席召開會，把幾個老帥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對我說，早先還見得著你們作戰部的報告，後來也看不到了，現在黨政民係統的東西一大桌菜吃不完，軍事係統就沒有吃的，幹餓。”毛澤東批評後，粟裕認為自己也是有責任的。因剛到總參工作時，毛澤東就規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匯報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規定執行的，聶代總長有了以上交代後，執行就不夠堅決了。同時粟裕認為，自己作為總參領導人之一也應該承擔一定責任，便向毛澤東作了書麵檢討。不料毛澤東在他的檢討上作了批示，不但寫上“此種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作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對聶又作了批評。此事，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解。
廬山會議的先兆
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粟與彭在對未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問題上，存有分歧，有時粟還與彭據理力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國防部，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哪些不用，又無明確規定。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下發的命令、文電，常常因署名問題受到批評。為此粟裕提過希望加以明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軍委會議決定，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
因這些問題，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軍委預備會議（亦稱小型會議）上，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後，會上強加給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等罪名，迫使粟裕在會上進行檢討。
批粟裕，毛澤東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於是，會議從6月7日起，擴大到全軍軍以上單位和部分師級單位的主要領導幹部，人員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批判粟裕的調門一再升溫。
但是，粟裕終究還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朱可夫。有一次毛澤東找蕭勁光談話，問蕭對粟裕的看法。蕭勁光說：“粟裕同誌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點頭讚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會作檢討之前，毛澤東為粟裕說了一段話：“粟裕同誌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
7月14日，粟裕在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把別人強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認了下來。8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麵對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們那個千人大會上搞的。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後來轉向反對教條主義，劉伯承、蕭克等成了批判的重點，但也很難說實現了毛澤東要軍隊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訓的初衷。因為劉、蕭兩人隻主管軍隊訓練工作，並不掌握指揮大權。黃克誠後來回顧1958年會議時說：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後，開始擔心我軍領導出問題。也許這就是廬山會議的先兆。
彭德懷直率敢言惹禍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受到重挫。
彭德懷在1958年冬曾回湖南調查，一位傷殘的老紅軍悄悄給他一張紙條，上麵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嚨胡。”1959年6月13日，彭德懷出國訪問回國。第二天，黃克誠向他談了山東、甘肅等省出現糧荒的嚴重情況。彭德懷感歎：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黨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
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意見。當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人員後，讚同彭的意見的人越來越多。解放軍絕大部分幹部、戰士來自農村，“大躍進”對農村造成的嚴重影響，不能不反映到軍隊中來。上廬山前，彭德懷就常把軍隊反映的一些社會情況，轉呈給毛澤東。這樣，站在軍隊最高領導崗位的彭德懷寫的這封信，在毛澤東看來，其影響遠遠超過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嚴重關注。
曾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鄧力群回憶，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
“一種因素，小平同誌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當時有人揭發，說他在從北京出發到廬山的火車上講了這樣的話，說：中國的問題嚴重，困難會繼續下去，也許隻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這種講法，雖然是氣話，但是讓毛主席聽了這個話不能不反感。他的信，他的發言，在很多小組會上有同感……同意彭德懷意見的越來越多。而在小組會上，彭德懷又說了些氣話，翻老賬，延安的華北會議開了他40天的會，他耿耿於懷。
恰在這個時候，駐蘇使館發來一個情報，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又大同小異。因此引起一種懷疑：裏外呼應。
在廬山會議期間，北京留守的隻剩下陳毅。一次，見到蘇聯大使尤金。陳老總說：他們都開會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於什麽意思，是否開玩笑，竟說：這樣你就可以搞政變了。陳毅同誌很警惕，馬上報告毛主席。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說這樣的話，問題尖銳了。
……這些因素，造成了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
毛澤東眼中的中國朱可夫
毛澤東與彭德懷在曆史上多有芥蒂。1959年4月5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就揭了一通彭德懷的老賬，說：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這樣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因為我跟他鬧別扭，鬧得相當多。會理會議，延安會議，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兩個人鬥……我是寸步不讓，你一炮來，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7月23日的講話中，除了批彭德懷在路線問題上發生了“動搖”，“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裏”等等外，更尖銳地提出：“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如果說，林彪對1958年毛澤東指示軍隊整風的意圖沒有摸透，可這次批判彭德懷，他是完全心領神會了。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批彭說：彭德懷這回是招兵買馬來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還指著彭德懷說：“隻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隨後，毛澤東就接過來對彭說：
你這個人有野心，曆來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麵目改造黨、改造世界。過去因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上取了點經……
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毛澤東這一席話，明確道出了他要軍隊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訓，所指的對象正是彭德懷。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把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為“反黨”，並決定將彭德懷、黃克誠調離國防工作崗位。9月17日，新華社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免除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任命林彪為國防部長。
至此，毛澤東1958年初提出要軍隊吸取蘇聯“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教訓的指示，總算落到了實處。但“朱可夫事件”的陰影，就毛澤東而言並未散去。不過那已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