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 - 一代報人史量才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滬途中，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有預謀的暗殺，終年五十四歲。

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祖籍江寧，清同治三年（1864年），其父移居鬆江府婁縣泗涇鎮，開設泰和堂中藥店，遂入婁縣籍。早歲穎悟、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變法後，受維新思想影響，放棄科舉，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蠶學館學習。年假歸裏，與地方人士籌款，在泗涇創辦養正小學堂。蠶學館畢業後，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創辦女子蠶桑學校（後該校遷至蘇州滸墅關）。同時，又先後在南洋中學、育才學堂、江南製造局兵工學堂、務本女校任教，並與黃炎培等發起組織江蘇學務總會。為反對清廷向列強借款築路，參加收回路權運動，被舉為江蘇鐵路公司董事，曾親至石湖蕩橋梁工地現場擘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時報》主筆。辛亥革命爆發後，參加江蘇獨立運動，響應革命，曾清理江海關財務，後被選為江蘇省議會議員。

民國元年（1912年）接辦《申報》，任總經理。從此，傾畢生精力，銳意經營。民國5年（1916年）還清了張謇等在《申報》中的股款，從而使《申報》擺脫了張謇等影響。民國10年（1921年），與南洋僑商黃弈住合辦中南銀行；繼又集股創辦民生紗廠；民國16年（1927年），經辦《時事新報》；民國18年（1929年）收買《新聞報》大部分股票，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界企業家。民國19年（1930年），接受《申報》總主筆陳景韓的辭職，並解除經理張竹平的職務，使自己的辦報方針得到貫徹。“九·一八”事變後，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頗為不滿，讚同宋慶齡的政治主張，在《申報》上全文刊載了宋的宣言；還發表社論，同情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他說：“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頂住了國民黨當局施加的種種壓力。

在此期間，還在漢口路，如今山東路漢口路附近用70萬元左右修建了申報館，現址同為此名，為一辦公樓，當時之現代化為世人稱歎。英國《泰晤士報》前來人員參觀，驚歎世界上唯有申報及《泰晤士報》有此氣勢。

民國21年（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積極支援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發起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被推為會長。從事籌集錢物和人力，以應前線急需，並做好傷兵救護、難民安置等工作。將購紙款七萬美元全部捐獻。並在《申報》上連續發表社論，大聲疾呼，從而推動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愛國運動。

滬戰結束後，上海地方維持會改組為上海地方協會，仍被推為會長。支持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所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運動，反對國民黨當局不顧民族危亡而進行的“剿匪”內戰。為此，《申報》被蔣介石手令禁止郵遞達35天之久。國民黨當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上海臨時參議會會長等職，不為籠絡，虛與委蛇。

嚐與陶行知、黃炎培、戈公振、李公樸等進步人士共商《申報》發展大計，創辦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業餘補習學校、申報婦女補習學校；出版《申報月刊》、《申報年鑒》《申報叢書》和《中國分省地圖》等書刊；聘黎烈文主編《申報》副刊《自由談》，刊登魯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自由談》一度成為反文化圍剿的重要陣地。當時，《申報》成為全國擁有眾多讀者的最大報紙。

國民黨當局威逼利誘均無效，遂遭忌恨，直接導火索為其刊登宋慶齡文章後，蔣介石閱後批上6個紅字，申報禁止郵寄，於是長達35天的停刊，隨後，在與蔣的一次會麵合照時，蔣威逼說：“我有100萬軍隊...”史卻說：“我有100萬讀者...”於是蔣遂下定了去除史的決心。

民國23年（1934年）11月13日，在由杭乘汽車返滬途中，經海寧翁家埠附近時，被戴笠所指揮的軍統特務狙擊逃至一池塘內，頭部被擊中2槍後遇害。


附錄

傅國湧：《史量才之死》

一

《申報》是一張曆史悠久的老報紙，1872年由英國人在上海租界創辦，是我國第一張具有近代意義的報紙，江南窮鄉僻壤的老百姓幾乎把它當成報紙的同義詞，俗稱“申報紙”〔1〕。1912年秋天，在社會急劇轉型之際，三十二歲的史量才得到張謇等實業家的支持，以十二萬元從席子佩手裏買下了已有四十年曆史的《申報》（當年9月23日訂約，10月20日正式移交），從此踏上辦報之路，開創了一生的事業。他畢業於杭州蠶桑學堂，在上海創辦了蠶桑女子學校，曾在《時報》做過兼職和專職編輯，接觸過近代報業。正是他將《申報》發揚光大，發展成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在百年報業史上放射出奪目的異彩。黃遠生、邵飄萍、戈公振、俞頌華等著名記者、編輯都先後在《申報》工作過。長期在《申報》服務的陳景韓（冷、冷血）、張竹平、張蘊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申報》度過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機（損失二十萬五千兩白銀），業務蒸蒸日上。從1912年的發行七千份，五年後（1917年）達到兩萬份，此後穩步上升，1920年是三萬份，1925年突破十萬份，1926年突破十四萬份，1932年超過十五萬份，創造了《申報》的黃金時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院長、世界報界大會會長威廉博士和美國新聞家、萬國報界聯合會新聞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格拉士一行的招待會上說，“雖七年來政潮澎湃”，《申報》的宗旨從未改變。“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說的“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與本報宗旨正好符合。他鄭重表示自己“誓守此誌，辦報一年，即實行此誌一年也”〔2〕。《申報》的宗旨明確宣告“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獨立之精神”、“無偏無黨”、“服務社會”是他辦報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獨立的報紙上，包括經濟上的獨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勢力、軍閥的津貼，政治上的自主，不聽命於任何一個政治集團，不受官方或軍閥操縱。陳冷稱報紙的根本“在報紙之獨立生活”。張默說：“獨立生存之報紙向不與任何黨派任何方麵有關係。”但正如宋軍在《申報的興衰》一書所說：“史量才和《申報》的無黨無偏，不帶色彩的獨立精神，並不是沒有自己的觀點，隻是這種觀點是不以一個政黨或集團的利益出發，而是以大多數人民利益出發。”惟有獨立，不帶任何色彩，才能客觀公正，為民喉舌。《申報》編輯葛豫夫說：“編輯者持七寸之管，以為宣傳，應以打破勢力、金錢、感情三大障礙物，為無旁貸之天職焉。”“一國之報者何也？倡民權，迪民智，振民氣，厲國恥，啟發國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惡者也。”《申報》“可以當一國之報而無愧者也”〔3〕。

　　“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擲地有聲的誓言。他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4〕。在遭暗殺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頌華、黃幼雄“說起他的辦報，純以社會服務為職誌，不挾任何主義，亦無任何政治背景”〔5〕。對此，張梓生也有相似的回憶。

　　史量才辦《申報》二十二年，始終貫穿著他對報紙獨立品格的追求，並以他的辦報思想和報業實踐豐富、提升了中國新聞史。

二

　　史量才的《申報》麵對的首先是袁世凱時代，這是一個新與舊、專製與共和對立、共存、交鋒的大時代，每個人都麵臨前所未有的抉擇，何況輿論是天下之公器?作為一份老牌的日報，對於那一時代的重大問題，《申報》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場。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凱頒布《報紙條例》，意在鉗製輿論。《報紙條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對。《申報》時評稱“報紙天職有聞必錄，取締過嚴非尊重輿論之道，故應取寬大主義”，並陸續報道了北京新聞界反對該條例的消息，稱“自新報律頒布以後，中外報紙評論紛紛，多表反對”。5月27日，《申報》發表時評《自由平等與法律》，指出“權勢之輩以蹂躪自由，嚴分等級為法律，是法律與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凱授意的帝製鬧劇甚囂塵上，《申報》連續發表時評批評複辟。自稱“臣記者”的薛大可攜十五萬巨款南下運動報界，影響舉足輕重的《申報》當然是他們首選的目標，遭到了史量才的斷然拒絕。9月3日，《申報》以答讀者問方式刊出《本館啟事》：“有人攜款十五萬來滬運動報界，主張變更國體者”，“按本館同人，自民國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後，以至今日，所有股東，除盈餘外，所有館中辦事人員及主筆等，除薪水分紅外，從未受過他種機關或個人分文津貼及分文運動。此次即有人來，亦必終守此誌。再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不事理論，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雖少急激之談，並無反覆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是難讚同一日，特此布聞。申報經理部、主筆房同啟”〔7〕。

　　8月20日，梁啟超反對帝製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率先在《大中華》雜誌第一卷第八期發表，一文既出，轟動南北。9月9日，《申報》以大字標題、大塊篇幅刊登介紹這一期《大中華》雜誌的廣告：“國體問題發生，全國人應研究，本報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萬言，切中今日情勢，為關心時局者不可不讀。”並附載三篇論文題目。緊接著，《申報》在9月10日、11日兩天全文轉載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編者按稱“全篇洋洋萬言，籌安會中人聞之曾特至天津阻其發表”。之後又連續發表梁啟超《國體問題與民國警告》、《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上袁大總統書》等文。此外，《申報》還客觀報道了各方麵在帝製運動中的態度，如8月23日的長篇消息《籌安會發起後之京城各麵觀》，稱“發起者都係官吏”，“讚成派以官僚中人為多”，反對派多是“熱心國事及矢誌之人”，以及蔡鍔、湯化龍等“各政黨之重要人物”。反對的群眾更多，“連日來上書者不下數千百起”，《申報》還全文摘錄了一封反對帝製的公開信。在袁氏竊國，“緹騎四出，特務密布”，大批記者下獄之時，《申報》“還敢於批逆鱗，反洪憲”〔8〕，發表反對帝製的時評、雜評達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報》不到兩年，即重金聘黃遠生為北京特約通訊員，開設深受讀者歡迎的《遠生通訊》專欄。《遠生遺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敗，反映政局變化的精彩通訊最初發表在《申報》。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製為目標的《亞細亞報》前，原邀請黃遠生為總撰述。1915年9月，黃遠生卻在上海各大報登出啟事：“鄙人現已離京，所有曾擔任之申報駐京通信員及承某君預約上海某報之撰述，一概脫離。至鄙人對於時局宗旨，與申報近日同人啟事相同，謹此。”《申報》把他的啟事放在第一張第一版報頭左側，以大字刊出，連登九天，影響甚大，對袁氏稱帝的逆流不啻當頭一棒。

　　1916年袁世凱正式稱帝，上海各報雖不再沿用民國紀元，卻也沒有改用“洪憲紀元”，隻用西曆及舊曆紀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編排：上行用正常字體排印：西曆、星期，中間一行是舊曆，下麵以極小字標明“洪憲紀元”。黃遠生在美國舊金山被刺身亡後，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來的邵飄萍擔任駐北京特約記者。兩年間他寫了兩百多篇膾炙人口的“北京特約通訊”，成為黃遠生之後最負盛名的記者。在專製、共和的較量中，《申報》始終是站在共和這一邊，在相當長的時期，它恪守了新聞自由的原則，陳景韓、邵飄萍等人批評帝製的評論也早已載入史冊。

三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申報》連續發表報道，並發表時評讚揚學生的愛國熱情，反對當局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提出“國人共奮，萬眾一心，尚何國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陳獨秀被捕，17日，《申報》發表雜評《北京之文字獄》，抨擊北洋當局。

　　由於史量才接辦《申報》後的貢獻，1919年10月他在世界報業大會上當選為副會長。1921年雙十節前夕，大半生從事新聞事業的美國總統哈定特地祝賀《申報》，稱它“乃中國報紙之從最新新聞學進行者”，“能發揚共和之光明於全國”。同年11月，英國《泰晤士報》主人、《每日郵報》創辦人北岩爵士到申報館參觀，高度評價了《申報》——“世界幸福之所賴，莫如有完全獨立之報館，如貴報館、敝報差足與選……”〔9〕在他們的讚揚、鼓勵與鞭策下，史量才進一步堅定了獨立辦報的思想。

　　1922年，世界報業泰鬥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傷，悲痛無比，在他心中隱然是以北岩為楷模。這一年是《申報》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辦報的第十個年頭，《申報》主持編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書（包括世界之變遷、中國之得失、申報之經過三大部分）。這不僅是對《申報》對中國乃至世界報業十年來的一次總結，而且也是對中國、世界各方麵曆史的回顧。其內容涵蓋文學、藝術、科學、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適等名家手筆。十年來，史量才直麵現實，不妥協、不躲避，竭盡所能發展《申報》的事業，盡國民之天職，報人之天職。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說：“雖然，事無大小，物無新舊，苟有結構，加之以奮鬥之精神，主義而不為感情所衝動，事實而不為虛榮所轉移，力爭自存而不任自殺，充天地四大之力，能變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個有曆史感的人，一進《申報》，就盡全力搜集前四十年舊報，十年後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編輯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較為完整的史料，為後世留下真實、可信的社會記錄。他幾乎把《申報》看作可以為後人鑒的“史記”。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申報》雖然客觀報道了各界抗議的消息，但態度模糊、語焉不詳，又因刊出租界當局的《誠言》廣告，發生了著名的“誠言”風波，最後隻得以發表《誠意與誠言》時評，向讀者表明態度而告終。史量才說：“吾思想服務《申報》十六年，實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蓋無一日不在法令裁製中。吾誌力薄弱，學殖荒蕪，不能使《申報》光而大之，以饗閱者之耳目，吾何能辭其咎。”“惟吾人同處此環境下，不見民國以來擁重兵挾大炮者相環乎。其勢力之雄千萬倍於報紙。”“若逞其意氣，取快一時，恐吾同人亦早在繳械改編之列矣。”〔11〕

　　對此張蘊和在《六十年來之申報》中也說：“今則壓迫方麵正多，惟幸陳君景韓思想精細，判斷敏捷，遇事負責任，不稍撓屈，故能應付各種困難問題與各種風潮，均能隨機消弭，安然而過。史君量才常謂陳君把舵穩確也。蓋在此狂風駭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顛覆，不虞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權易手的前夜，白熱化的上海一方麵是軍閥孫傳芳的暴力威脅，一方麵是汪壽華的總工會每天將油印件送各報要求刊登，軟硬兼施，不準任意改動內容，否則就發動報界工會和群眾將報紙在望平街上燒毀。各種政治勢力在《申報》這個舞台上競相表演，《申報》刊登了大量政治廣告，各種觀點、主張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夾縫中，報紙幾乎無所適從。於是《時報》總編輯金劍華聯合《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集體停刊以示報界尊嚴，這樣持續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後不論環境多麽險惡，盡可能不停刊。他覺得，停刊一天，就少了這一天的記錄，將留下曆史的遺憾。

四

　　1927年4月13日，《申報》詳細報道了“四．一二”慘案的真相，為曆史留下了可信的實錄。國民黨政權在血泊中浮起，試圖保持獨立發言地位的報紙麵臨著新的更為嚴峻的考驗，新聞自由首先遭遇了一黨的檢查，從此“開天窗”抗議成了家常便飯。僅1930年2月至10月，《申報》就開了九次天窗。在那樣的年頭，《申報》卻成為望平街（上海“新聞一條街”）上惟一拒絕國民黨官方派員進駐的報紙。史量才的理由是《申報》從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貼，沒有接受派員的必要。他說半個多世紀以來《申報》從來沒有政府派員指導，照樣深入人心，以致人們將報紙稱為“申報紙”。他頑強拒絕強權介入他心愛的報紙，與他最終被暗殺的命運不是沒有關係的。

　　1928年11月19日，《申報》舉行創刊二萬號大慶，史量才在慶祝會上發表充滿激情的長篇講話——“五十六年不為暫，二萬號不為少，宜有以紀念之也。吾思想既無赫赫之功，又非驚人之舉，念之何為哉？念者申報服務於社會，其繼續不斷之工作，勞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報舟也，同人舟之執役也。風雨艱難，晨昏與共。幸無傾覆之虞，免罹滅頂之禍，念其私乎？”並再次重申辦報初衷是為社會曆史立一權威言論機關，“慨自十七年中兵爭俶擾，而國家文獻蕩然無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於野，此戔戔報紙或將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報》一息尚存亦將奮其老馬之力，一洗無功之恥。”〔13〕還揮毫寫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報》四萬號的詩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萬元巨款從美國人福開森手裏買下創刊於1893年的《新聞報》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權。他的新聞托拉斯之夢剛剛開始，不料竟引發了一場震動新聞界的股權風波，最終以他的讓步而告終，包括出讓百分之十五股權、董事長的名號；不幹涉《新聞報》的行政、言論；《新聞報》原有人馬製度照舊不動等。當《新聞報》方麵顧慮軍閥操縱時，他坦然回答：“至於軍閥問題，我想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辦報曆來主張言論獨立，豈能受軍閥反動分子操縱？”〔14〕股權風波之所以如此收場，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辦報宗旨與國民黨當局新聞控製的政策相違背，當局絕對不希望看到他同時掌握有重要影響的《申報》、《新報》。

　　1930年5月，在《申報》工作了十八年的總編輯陳景韓厭倦了長達二十六年的報業生涯，告別《申報》。同年冬天，為《申報》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經理張竹平辭職，自立門戶，在望平街開創了三報一社（《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和申時電訊社）的新聞事業。這兩個左臂右膀在一年內相繼離開，對史量才和《申報》來說當然是個沉重的打擊，但他沒有被擊倒，而是大膽起用年輕的馬蔭良為經理，聘陳彬龢（後淪為）為總編輯，重組班底，並成立《申報》總管理處，自任總經理兼總管處主任，馬蔭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總管處顧問，由黃炎培任設計部主任、戈公振為副主任兼總經理助理。

五

　　陳、張出走是史量才報業生涯的一個轉折點，特別是長期主持《申報》言論，以穩健著稱的陳景韓走後，史量才開始強調時評要指陳時弊，要盡報人天職，監督政府，啟迪國民。這一時期《申報》發表了一些影響較大的時評，如《言論自由之真義》、《三論剿匪與造匪》、《中國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宣言》中明確表示：“以積極之行動，努力於本報之改進，努力於應負之責任，不徘徊、不推諉、不畏縮，盡我綿薄，期有以自效，是為本報同人深自體念後最大之決心！””肩荷此社會先驅，推進時代之重責”，“使社會進入合理常規”，“使我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11月30日，又發表《申報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提出十二項具體的革新計劃，認為“新聞事業為推進社會最有力的工具”，力圖“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15〕。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19日），《申報》就以醒目標題刊出《日軍大舉侵略東三省》、《蔑視國際法，破壞東亞和平》等新聞，並以大量篇幅登載了八十七條戰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條是《申報》記者第一手采訪所得，同時還發表時評《國人疾速猛醒奮起》。

　　12月15日，內外交困的蔣介石暫時下野，《申報》竟發表時評《歡送》。蔣離開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殺害了第三黨領袖鄧演達。12月19日，宋慶齡得知這一消息，在悲憤交加之中起草了《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集團》宣言，指著鼻子大罵蔣介石。當晚，史量才在上海日報社說：“這是孫夫人親自簽名要求發表的，不是報紙造謠，我們沒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報》和上海各日報（除《民國日報》外）幾乎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一宣言。蔣介石的惱怒可想而知，這又為史量才後來的死埋下了伏筆。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7月3日，發表時評《中大學潮評論》，披露了教育部長、原中大校長朱家驊挪用三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蔣介石得到報告後，龍顏震怒，當下抓起紅蠟芯鉛筆寫下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結果經過疏通，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度，陳彬龢必須離開；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權衡之下，接受了前麵兩條，但斷然拒絕了第三條，他說：“《申報》是自力更生的報紙，從沒拿過政府津貼，倘若定要派員指導，寧可停刊。”從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郵三十五天後，蔣考慮到《申報》的影響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郵事件並沒有改變《申報》的信念。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剛從法國留學歸來、二十八歲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談”副刊，宣布既不“遷就一般的低級趣味”，“也決不願大唱高調，打起什麽旗號，吹起什麽號筒”，或者“宣傳什麽主義”，“對於進步和近代化的立足點，卻是要牢牢站定的”，發表了魯迅、茅盾、巴金、老舍、鬱達夫等作家、學者的大量評論、雜文。特別是魯迅於短短一年多時間在“自由談”發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雜文，結集的就有《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等。於是，“自由談”迅速成為“一種站在時代前麵的副刊”，超過了國民黨當局容忍的尺度，當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壓力。史量才卻對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等說：“《申報》是我個人產業，用人的事不勞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張。章依萍決不聘用，黎烈文決不撤換。”“感謝諸公惠臨施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成不‘自由談’吧！”為了不連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動辭職（主持“自由談”一年六個月零九天）。

　　對中國第一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申報》幾乎都作了報道。《新聞報》記者陸詒《我所接觸的史量才》一文滿懷敬意地回憶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見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長袍，態度安詳地同我們坐在一起，隨便交談，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發言：“宣稱《申報》和他本人堅決擁護同盟所提出的保衛人權、保衛言論、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張，堅決反對政府當局非法捕人。接著他又嚴正抗議當年因《申報》報道‘中央大學學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郵遞達三月（按：應為三十五天）之久，不經過法律手續而采取這種卑劣手段來限製報紙在外地的發行，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為，決不能容忍！”“此後，在好幾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上，我又遇見史量才，每談到保衛言論自由時，他必慷慨發言，堅決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新聞檢查製度。”〔17〕

　　另一位在場的《新聞報》記者顧執中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最令我對之產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報》主人史量才的發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申報》連篇累牘發表的報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淚水和憤慨。

六

　　陸詒稱史量才是個“說到就做到”的實幹家，這是知人之論。在革新《申報》的同時，史量才聘請了無黨無派的著名報人俞頌華創辦《申報月刊》（後改為《申報周刊》）。在自述辦刊初衷時他說：“我慘淡經營《申報》多年，非為私而是為社會國家樹一較有權威之曆史言論機關，孳孳為社會謀福利，盡國民之天職。可是專橫獨裁的政治使民眾內心積怨太深，日報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開辟這種言路的陣地，希望俞辦好它。”

　　他聘請謹慎細心的張梓生編撰《申報年鑒》，不僅補日報之不足，也補月刊之不足，成為一部編年史，這也是他“以史為鑒”的辦報思想的具體實現。

　　他出版《申報叢書》，邀請地質學家丁文江、翁文灝等編繪了《中國分省地圖》、《中華民國新地圖》等，代表了當時地圖出版的最高水準。此外，他不僅辦起了申報新聞函授學校，還支持李公仆創辦申報職工業餘學校、申報婦女補習學校和申報流通圖書館，在《申報》之外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文化事業。後來，為了紀念史量才，三校一館改名為量才新聞函授學校、量才職工業餘學校、量才婦女補習學校和量才流通圖書館。曾在流通圖書館工作過的夏征農說：“不能把史量才隻局限在‘一代報王’上麵，他為社會做了許許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業和其他事業。流通圖書館、補習學校都是。”

　　“九．一八”以後，《申報》發行量已突破十五萬，在上海乃至全國都有重大影響，迎來了它最後、也是最燦爛的黃金時代。在經營報業的同時，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與南洋僑商黃奕住合作創辦了中南銀行。同年，他發起民生紗廠。後來又協助項鬆茂擴大五洲大藥房和陸費逵複興中華書局，事業拓展到金融界、實業界。“一．二八”抗戰期間，他傾力支持抗戰，捐款捐物，奉獻了大量心力，被選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會長（隨後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還當選為上海市參議院議長。“一．二八”之後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聲望令獨裁者望而生畏。作為《申報》老板，他同時控股上海另一大報《新聞報》，獨立的輿論力量更是蔣介石所無法容忍的。

　　那一刻，史量才的事業正如日中天，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橫飛的子彈。

　　據說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19〕在中國報業史上也許沒有比這段對話更驚心動魄的了，對話的雙方一個是不可一世的梟雄，一個是報業巨子，這是槍杆子和筆杆子的一次對話。筆杆子拒絕了槍杆子的威脅，注定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

　　這段無法證實的“你有槍，我有報”的對話流傳至今，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幾分悲壯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滬杭道上——浙江海寧翁家埠，史量才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有預謀的暗殺，終年五十四歲。14日，《申報》以醒目大標題刊出《本報總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遺像，《新聞報》、《東南日報》也報道了這一噩耗。全國輿論一片嘩然，評論、悼文、唁電及當局緝拿凶犯的電令雪片一般，飛向各大報館。麵對史量才的慘死，人們不禁發出了這樣悲愴的呼號——“法律是什麽？槍杆是什麽？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這不單是報界的悲劇啊！”16日，蔣介石也假惺惺地發出電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嚴緝凶犯，並慰唁家屬。

　　在1934年那個冬天，史量才的死讓全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報》舉行追悼會；9日，廣州新聞界舉行追悼會；10日，申報三校一館舉行追悼會；23日，上海八十一個團體舉行追悼會；26日北京新聞界舉行追悼會。

　　幕後主使人蔣介石為遮掩真相，借口未能限期破案，將已經查出些蛛絲馬跡的魯滌平調離浙江，將海寧縣長撤職，該縣各級公安人員都受到記過處分。1935年3月15日，傳出了魯滌平跳樓身亡的消息，自殺原因至今還是一個謎，但輿論普遍認為與他追查這起謀殺案時掌握了某些線索有關。而章太炎為史量才寫的墓誌銘中卻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並稱其為“偉丈夫”。

　　一曲《廣陵散》隨風而去，史量才英年被狙，“山中歲月無古今，世外風煙空往來”，他在杭州秋水山莊留下的詩句不料成了他最後的絕筆。知音已逝，琴弦崩斷，悲痛欲絕、萬念俱灰的沈秋水將心愛的七弦琴投入了熊熊烈火……1936年，史量才的遺體下葬在杭州天馬山、吉慶山麓。一位學生說：“我是受惠的成千上萬讀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殺的意義，他的死是偉大的死，是千萬人的悲憤，他的事業已深深在社會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礎。史先生播下種子，這種子將發芽、成長、開花、結實，在未來新世界中放射出燦爛光輝。史先生雖死，事業不死。人們殺了史先生的肉體，卻殺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會裏的優良種子。”〔20〕黃炎培稱《申報》是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結”。一位申報婦女補習學校的學生的祭文說：“史先生生前常對我們說，《申報》這二字，印在報紙上，別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紅的，可見，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21〕仿佛讖語一般，最後史量才先生以鮮血染紅了《申報》，用他的生命捍衛了報格和人格。

注釋：

　　〔1〕〔8〕〔19〕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13頁。

　　〔2〕〔3〕〔6〕〔9〕〔11〕〔12〕〔13〕〔14〕〔20〕〔21〕轉引自龐榮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436、106、143、144、114、153、154、162、232～233、233頁。

　　〔4〕轉引自李文絢：《報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

　　〔5〕《憶史先生》，原載1934年12月5日《申報月刊》第3卷第12號《追悼史總經理特輯》，《俞頌華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300頁。

　　〔7〕轉引自《上海新聞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頁。

　　〔10〕轉引自胡憨珠：《史量才與上海申報》，台灣《傳記文學》第67卷第3期，第119頁。

　　〔15〕《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

　　〔16〕〔17〕《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6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頁。

　　〔18〕顧執中：《戰鬥的新聞記者》，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頁。

　 (《書屋》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