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陳小雅：秋雨金風送“貴人”——憶包遵信先生

陳小雅：秋雨金風送“貴人”——憶包遵信先生（修訂稿）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曉 波來電告知“老包再報病危，正在搶救中。”我本想與他們一起去看看他夫人，議議老包的後事，但礙於癱瘓15年的母親多日不愈的褥瘡有潰瘍惡化的趨勢，要考慮是否送醫院；緊接著，原本要成為我養母，並對我有過一段養育之恩的大姨住院、去世，我竟把看望老包的事情耽擱了下來。二十八日晚，我早早地入睡，臨近清晨，竟做起了一個怪夢：

我夢見自己是骨瘦如柴的大姨，躺在床上，命懸一線，氣息奄奄，屋內的蠟燭被風吹拂，忽明忽暗，鬼火般閃爍著。突然，一個猛烈的擊打聲將門窗撞開，一股浩蕩的“匪氣”直貫屋宇，旋轉盤亙，像是要尋找什麽東西。驚恐的我拖殘軀，好容易從床上爬了起來，期到牆邊，欲按鈴報警，卻與匪氣爭執做一團。情急之中，我醒了。

此時，天色仍暗，我一打開電腦，便看到老包去世的消息……我想，淩晨的那個夢，是否老包的魂前來告別了？

連告別方式都如此特殊，真是一個奇特的人！



一、作為“矛盾的集合體”的老包

從旁觀察老包，他仿佛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

九一年五月號《中國之春》上有篇“胡楠”的文章曾談到，看上去，老包很“土”，因為他既沒有出過國，也不懂洋文。個子不高的他，皮膚黝黑，手裏似乎永遠拿著一支香煙；文革前的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置身京城文化核心圈，卻一口鄉音不改；說起話來大大咧咧，似乎總沒有氣順的時候。丁學良有篇文章說，他坐著的時候總愛盤著兩條腿，我雖然沒見過，但想象那模樣，雖不似峨眉山上的美猴王，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水泊梁山的“晁天王”——晁蓋，倒是有幾分神似的。

然而，正是這個“土”得掉渣的老包，是八十年代中國“西化”浪潮的弄潮兒、急先鋒。說“領軍人物”可能有點過譽，但具有相當的凝聚力、號召力，是領導潮流的青年思想界各個山頭都能接納，並有共事經曆，這卻是肯定的。丁學良將他形容為一塊“大糍粑”，有沒有那麽粘，我沒體會，但說有不少人唯他的馬首是瞻，倒是貼切的。

一個不懂西文的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能夠領導思想界潮流，他憑借的是什麽呢？沒有讀過他文章，聽過他講演的人以為，老包出名，隻是因為他是個“大炮筒子”，憑膽子的尺寸比別人大。其實，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方麵的造詣是非常雄厚的。一個這樣的人提出“反傳統”，絕不是無所憑據的。按我的記憶，他有兩個核心觀點：

第一，任何一個優秀的古老文明，如果沒有外力的推動，憑借自身的資源，不可能轉出自己原有的軌道，以實現現代化；

第二，正因為“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張“全盤西化”！

我認為，無論從經驗上，還是邏輯上，他的這個思想都無懈可擊。也已經為時至今日的曆史所證明。正是因為這種理論的通透性，使他在當時“反傳統—西化”潮流中引人注目。

老包去世後，我重新翻閱了他一九八六年在杭州的一次講演記錄。從梁啟超開始，在思想史界，不少人把明末清初反理學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一派人的思潮興起，視為中國的“文藝複興”，認為，如果不是清朝的異族統治，中國有可能由此轉出封建社會的軌道，自行走入現代。但老包認為，這個潮流不過是儒學“異端”對“主流”的反叛。

真正在思想上對於走出傳統有意義的，是提倡心性之學的“王學”，而不是聲討王學的異端。他認為，這個潮流的出現，實際上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不斷重演的劇目翻新。它不過是用“三代”——即儒家學說形成的年代，反對當時代，用“漢學”否定“宋學”。說白了，就是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兩角獸頭上的一隻角，去反對另一隻角。這樣的反對，自然不可能導致體係的更新。

與此可以形成參照的是，在當時，許多思想解放運動的旗手，實際上是在用列寧來反對斯大林，然後是用馬克思、布哈林、托洛茨基來反對列寧，用恩格斯來反對馬克思；在改革觀上，用文革前的模式反對文革模式，用新民主主義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論。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李慎之、謝韜……

相形之下，老包是一步到位的。

所以，他的“反傳統”，不是為反而反，而是在論述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這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代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人權、科學、法治等要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至少在儒學傳統中，是沒有的。八十年代中國的現代化，隻能以包含了這些要素的西方文明為參照係。

換言之，老包從來沒有全盤否定過中國的傳統文化，隻是認為僅僅靠挖掘傳統文化的資源，不可能完成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任務。

在那次講演中，老包在答聽眾問時接到一個紙條，問他“在中國現代化當中，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如何？”礙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樊籬，老包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要害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化”了。這究竟是什麽意思呢？我認為，他的涵義是，一個革命的學說，在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以後，被改造成了專製的武器。

現在有人尋找中國自由主義的根係，尋找到梁漱溟先生那裏。我承認梁先生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晚年，有許多大徹大悟，但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正是他老人家一九四六年到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見仁見智，大家可以討論。但我以為，至少在那時，作為楊昌濟的舊友，梁先生是懷著一個“帝王師”的情結，去做這番獻言的。

此後，他對毛的要求，也不過是封建臣子對於“明君”的要求，因而也可歸入用傳統的一角反對另一角的範疇。相比之下，老包雖然至今沒有被封上什麽自由主義的頭銜，他對此卻是洞若觀火的。

有人探討，老包為什麽在國外沒有影響。這個問題說穿了，就是在西方漢學家那裏不吃香，沒有人邀請他出國訪問。其實原因也在這裏：海外的漢學家大多數是依靠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異端）安身立命的。所以，他沒有“托”。

老包不為謀求國際聲譽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與他不為改善自身的處境改變政治立場的人格是一致的。他的觀點可以討論，尤其是他否認傳統文化可以療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社會弊病的觀點，我本人也不同意。但他的行為有始有終，不說在當代，我以為就是放眼近一百年，恐怕都是不多見的！

據我觀察，老包與同他觀點相左的學人，關係依然是很好的，他既是一個“鬥士”，也是一個很純粹的學者。很多學界前輩，對他都抱以相當的敬意。

我說老包身上有“匪氣”，許多朋友會哈哈大笑，這笑聲中包含著讚同，也包含著欣賞。但正是這個匪氣十足的人，親手打造了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知識界“人文氣質”最渾厚的兩塊陣地——《中國哲學》與《讀書》雜誌。作為思想界、知識界最後的“自留地”，後者的存在價值，據說連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也不敢小覷。它的盛況持續不衰，它所孵化出來的素質優秀的學者、編者，能夠一代又一代地有一種氣質的傳承，你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一種奇跡！

所以，書寫中國當代思想史、文化史，不可能沒有老包的地位。他是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但是，相比老包在體製內運作的成功，他在民間獨立運作方麵的失敗，不能不構成另一個顯著的矛盾。同是一個人，身上有著同樣的優點和缺點，為什麽竟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中有許多我不知道的內情，但我想，這和民間運作規則的缺如，也和老包本人不羈的性格有關。說到這裏，我突然想到七十年代末期曆史教科書上的一句名言：

“這些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二、“貴人”老包

我與老包相識，大約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季的某一天，地點在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宿舍金觀濤的家中。交談的一個主題，是金觀濤的新作《中國社會結構是一個超穩定係統》。像所有初出茅廬的大學生一樣，當時的我很有點自以為是。我對金說：我能讀懂你的意思，但不太了解它的意義。按說，“超穩定”了，就很難改變了……

我理解金文的用意，是要打破中國曆史是在不斷進步的概念，尤其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其真實的演進形態是循環的。它試圖將這種“停滯”的原因，歸結為一個自我滿足的係統結構。這既是接近曆史真實的描述，對當代的政治改革也有意義。

但不知為何，老包與我針鋒相對地說：“我並不懂得它說些什麽，但我知道它有意義。”話語的重心，落在“不懂”和“有意義”上。

這話讓我感到了一種“敲打”：這樣一位前輩都說自己“不懂”，我真的懂了麽？

緊接著，老包不知道談到了哪裏，又向我橫刺一槍：“……你譬如說，她穿這件衣服，肯定是覺得它好看，但我就覺得它不好看……”

看著他一臉不屑的樣子，心懷慍怒的我不知道這個老頭子今天抽的是哪陣“瘋”，怎麽同我幹上了？但作為晚輩，我隻能一言不發。

事隔多年，他同我談到《讀書》為什麽要發甘陽的《論傳統》。一席話讓我解開了當年的這個疑結。老包說，我並不完全同意甘陽的觀點，但我知道他這篇文章會轟動，我知道它有意義。

這使我懂得，作為一個優秀的編輯，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麽：他必須是敏銳的，富有遠見和深明大義的。不論是什麽人的作品，隻要對學科發展有意義，對問題的研究的有拓展，對時事有推動作用，他都不應該放過。

一九八四年，老包與金觀濤、賈新民創辦《走向未來》叢書。老包以主編的身份親自擔任我與陳越光合寫的《搖籃與墓地——嚴複的思想和道路》的責編。那是我們的處女作。當時，他曾對我開玩笑說：“我為你們家兩代人服務啊！”

原來，他在此之前，還擔任過我父親一本哲學著作的責編。家父是王夫之思想的研究者，在老包看來，王夫之是古代儒學異端的“集大成者”。這樣，他們就有了一種學術上的相通。即使在六四之後，營壘不同，他們仍互致問候。

現在回過頭看，我們的那本小冊子，不過是闡述了一個思想——改良優於革命；表達了一種憂慮——傳統文化對於現代化的阻礙。從其它各方麵看，均幼稚難擋。但正如老包所料，它的確曾在大學生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書出當時，北大、清華的讀者反映，他們就小書提出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吉林大學的一位文學研究生對我說，他和宿舍的同學，隻用一個晚上的就看完了小書，但它卻占據了他們整整幾天的時間。後來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河觴》，雖然對小書觀點表示了一種矜持，但也明顯接受了小書思路，並受其形象思維的影響。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小書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中宣部和國家出版局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優秀青年讀物”二等獎。在那個冰火兩重天的時節，我也由此被某些人視為“受自由化思潮嚴重影響”的人。這頂帽子，直到我成為“異議分子”才被摘掉。這與小書責編是包遵信，大概是分不開的。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對《走向未來》原編委會名單作出過一個預言，並對陳越光說過，這個看上去政治、經濟、文化無所不包的班子，從思想分野來說，實際上是由兩種人組成，一種人是離經叛道者，一種是共產黨中的好人，因此，這批人將來不可能一起走到底，可能會分化，甚至成為對立麵。但事後的情況證明，這些人的分化——一部分成為“座上客”，一部分成為“階下囚”——遠遠超出我的想象！

我沒有同老包交流過這方麵的問題，但我覺得，以他對思想史的精通，他不會沒有這種預見，但這恐怕就是老包的風格：隻問耕耘，不求收獲。


三、君子之交

老包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使他的影響超越知識界，進入政治界。但回溯這個過程，肯定與他在八十年代末期各項文化事業中所遇困難有關。在多次搭台，然而最終不能在自己的台上唱戲，而是被擠到台下之後，他似乎變得“聰明”起來——從此隻唱戲、不再搭台，而且是巡回演出。而各青年山頭也就樂得把他作為自己的“領銜”人物。官方把老包說成是八九民運的黑手，這有違事實。我認為，他在89年的言論和行為，隻對他個人的理想、信念負責。

對於他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他已有自己的回憶錄《未完成的涅盤》，我認為是具有信史價值的。我在《八九民運史》中，也作過詳細的交代。

我與老包的交往不多，但有幾個曆史細節，還是值得一說的。

第一件事：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旬的一天，老包打電話給我，說有人鼓動他出麵，組織知識界聯合會。他希望聽聽我的意見。電話當前，我來不及細想，草草說了三條：

一、您估計您的聲望，是否能夠整合“知識界”？

二、師出有名，成立這樣一個組織，近期目標是否明確，遠期目標又是什麽？

三、如何維持下去？

事後想來，這種“直言”可能傷害老包的自尊心，但我認為，既然你信任我，在這樣重大問題麵前，我不能不替你考慮。老包當時很爽快地表示：“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會考慮。”

這件事情，當時似乎已經按下不表。但在五月二十日戒嚴以後又被重新提出，而且，這一次老包真的上陣了。正如嚴家其所說，這個“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雖由他們二人領銜，但並不是他們策劃成立的。此事與5月上旬提到的那件事的關係如何，是否“舊事重提”？老包沒說，我也沒有問。

第二件事：戒嚴以後，老包有一段就住在社科院政治學所編輯部裏，但那並不是因為我的關係。那時，我和平常一樣，隻是按照每周兩次的正常返所日回單位。透過玻璃牆格，我發現辦公室旁的儲藏室裏多了一張鋼絲床，還有一點簡單的生活用品，但不知道那是誰的，也沒有問過任何人。直到六××四前夕，社科院進駐部隊，單位的辦公室主任張誌榮悄悄對我說，希望老包能自己走人，我才知道那是老包的東西。但我也沒有向老包傳這個話，因為這不關我的事情。我隻是對我認為知情的、當時的《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與老包在《讀書》雜誌有共事經曆，同為《走向未來》、《文化哲學》叢書編委的王焱說了。以後，老包便不知所終。

第三件事：大約是一九九二年夏，我見到了剛剛出獄不久的老包。老包曾向我征詢今後發展路向的意見。我希望他能夠調整心態，麵對現實，開始正常有規律的生活，而放棄流離顛沛的生活。當時，與四人幫問題有牽連的人已經出獄，許多已經可以接受采訪，有的還能以筆名撰文。我預料六四這批人的解禁，需要的時間不會比之更長。為此，我向他傳達了學術界一些朋友的期望——重拾自己的專業，回歸學者群體，從長計議。但我也說出了我的憂慮：社會對你的要求，已經由你在89年的角色奠定，如果作這種重新選擇，是否會使往日的努力統統白費，而使曆史失去一種積累？

在兩種意見麵前，老包表現出了徘徊。但他考慮的不是社會對他的要求，而是如果自己想回到學者軌道，官方也未必給機會。

事後的情況表明，官方的確沒有給這批人機會。而老包後來的人生軌跡表明，他依然血性未改，選擇了堅持和頑抗。

在二○○四年老包第一次病危時，我回憶到這個過程曾痛心不已！我知道，在“堅持”麵前，老包收獲了他的“尊嚴”和“人格”，但他肯定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作為一個外人，我可能會說，你“不朽”去吧，曆史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你的犧牲；但作為他的朋友，總還是希望他活著、健康，乃至於是幸福的。

不論老包是否把我的意見看得重要，當時，麵對被數架機器操控，被許多渠道“五花大綁”，胸衣開裂、滿臉胡子拉碴、眼睛半睜半閉，隻有“壯烈”二字可以形容的老包，我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四、老包與《八九民運史》

對於自己的“新生”，老包不是沒有過考慮。他曾對我提出過合作的設想。說自己因身份不便，已經無法公開活動，但他可以給我出主意，聯係人，由我出麵采訪。他還擬定了一些選題，我記得其中第一個，就是他曾任職其中的民間文化團體——魯軍的“中國文化書院”。

出於過份獨立的心性，我對這個建議未置可否。那時，他已經寫出《未完成的涅盤》，我看了之後，倒是建議他寫《八九民運史》。我認為他有良好的專業素養，而且人脈廣泛，在運動中又處於一個了解各方麵情況的位置。我對他說，您是寫這本書的最佳人選。

聽了我的建議，老包沉吟良久，最後說，他沒有這個考慮。

我當即表示，如果你不寫，我就會寫。老包回答說：“你寫。我決不嫉才！”

就這樣，書寫《八九民運史》的工作，隻在老包一人知情的情況下進行起來。對別人，我隻說我開始寫小說了。事後，老包看了《史》的“征求意見稿”，讚揚了它的序言“寫得好”。並就“三線計劃”的問題，與我交換了信息和意見。這一點，我已在《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中有所交代。

對於那些當時仍深陷囹圄的人，老包是同情的；對於他們的家屬，老包也基本上有求必應。但是，老包在做這些的同時，所含蓄表達的一個思想，迄今似乎並未引起注意，那就是，不僅要愛自己的愛人，還要愛別人，愛人民。

我領會，這是對一個在野政治家提出的“仁”的期望。



五、援手蒙麵人“政治改革”計劃

大約是在二○○○年十二月，老包給我打電話，說有一件事想和我商量，問我是否有時間。第二天見麵後，他一改往日粗疏大拉，發號施令的口氣，嚴肅而又娓婉地對我說，今天我找你，是想請你參加一件事，但在你同意之前，必須先答應我兩個條件：第一，不問這是誰的活兒；第二，不對任何人說，不論你參加與否。

我答應了以後，老包告訴我，有人想搞一個政治改革設計。他想讓我承擔“社會監督”這方麵的設計。我說，第一，我不為當權者謀；第二，如果是與某某某有關的，不管任何事，你都不要找我。老包保證說，與某某某絕無關係。但是否與官方有關，老包沒有直接回答，他希望我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經驗。

我表示，政治改革是我的畢生追求，社會監督是我的本行，隻要能讓我直書，我可以承擔。但這類設計已經太多了，我不希望在故紙堆裏再增加一張“廢紙”。老包又做工作，說他也是這樣想，既然要我們做，就要直書。但骨頭是直的，話卻可以委婉地說。我們是為曆史、為社會謀，不是為哪個人謀，我們隻對良心負責。但結果是否能如願？他不能打包票，他會和有關人士努力爭取和協調，但妥協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以老包長輩的身份，如此苦口婆心，我已經無話可說，就把此事接了過來。

我同意後，老包又進一步地談了應該寫那幾方麵，有些問題如何措辭。譬如，人大的問題，就以用“改進”一類的說法。

對於此事，不知道是因為沒有抱太大希望，還是出於保密的需要，我沒有留下關於它的準確時間記錄，現在隻能根據第一份提綱存盤的時間“二○○○年十二月六日”推斷以後的進程。大約一周後，老包再次來訪，我給他看了自己繪製的“社會監督體係立體圖”，還有一份手寫的提綱。他當場認可，還囑我成稿時，將示意圖附上。（提綱附後）

此後，我們就失去了聯係。由於寫得興奮，我也就沒有管它的下場。一口氣寫下一萬多字。寫好後放在那裏，等待老包現身。不知道過了多久，老包第三次來訪，並取走了文章。

這事的結局究竟如何，我並不知知道。很久以後，看到香港《開放》雜誌披露，江澤民曾委托某某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但結果令老江很不高興。我不知道這與我參與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如若是同一件事，結果應是必然的。——不論你如何婉轉，這分明是在於虎謀皮。

我對之十分淡然，以後再見到老包，知道他的為難，我也從未提起。但老包似隱隱地懷有歉意。



宅心仁厚的老包

一九八六年九月，老包曾和一群朋友創辦了“文化哲學”叢書，邀請我列名編委，並介紹我認識了一批新朋友，將我從人生的穀底拯救出來，這是老包於我私人有恩的第二件事。老包的宅心仁厚，也由此可見一斑。

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他對我的處境開始操心起來。有一次見麵，竟說到，如果不嫌棄，他可以試著為我謀一個為私人醫院看大門的工作。但此事並無下文。

以後，我和王鵬令談戀愛，找老包谘詢，老包說了他許多好話：

其一，六四開槍的那天黃昏，他回家取東西，碰見家住附近的鵬令在散步，王對他說，在這種時候，你有什麽需要幫忙的，千萬對我說。他還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告訴了老包。可見他是一個仗義的人。

其二，老包說他生平見過兩個最“狂”的人，一個是丁學良，另一個就是王鵬令。他說，人要有資本，才狂得起來呀！他認為二人是有資本的。

其三，他是社科院哲學所的學術委員，這個職務說明，他的人際關係至少不壞。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很難相處，有些人學問好，但生活在一起卻不一定好……

老包能考慮得這麽具體，真真令我感激涕淋。這也說明，他是一個粗中有細的人。我能在單身十餘年後，以如此高齡遠嫁荷蘭，雖然是自己 “高燒九十度”所致，但與老包和胡鑒美兩位長輩的“保媒”，應是分不開的。

老包為人厚道，表現在他從未與我談過別人的是是非非。關於他的不順，我都是從其它朋友那裏得知的。但是，賈新民的自殺事件，卻幾乎令他有點沉不住氣。

老包和賈新民同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但都因不明原因離開了自己心血灌注的事業。對於老賈的突然自殺身亡，老包和我，都是極其意外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徐曉打來的電話，說老賈死了，死於意外，不知道是否應該通知某某某。我感到十分震驚，於是給老包打電話，問他知不知道詳情。老包問我是不是搞錯了？一個多月前，他還和老賈見過麵。當時，老賈完成了他的課題——中國科學院科技發展計劃的一套叢書，還請老包吃飯，以示慶祝。席間，他們還聊到，老賈與現任科學院副院長挺哥兒們，當時流行的“科技創新”的口號，還是出自老賈的創意。好好的一個大活人，怎麽就走了呢？

更奇怪的是，老賈死了，我們這些老朋友，怎麽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老包打來電話，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述說：老賈死於十二月十二日，是從他所住的中國科學院中關村宿舍樓的十六層高樓上墜樓身亡。後事早已處理完畢，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在以後的三年中，我們各自都從自己的熟人那裏聽到一些老賈自殺前的情況，各種當事人和間接知情者的說法均不一致，有些事情的追溯，令人困惑、痛苦，令人感歎人生的無常，乃至於荒誕！

對此，老包有一點不依不饒。我雖然覺得事情蹊蹺，有探索的欲望，但我卻不堪麵對當事人們的痛苦。所以，我最後對老包說了一句話：老賈已經死了，人死不能複生，我們如果追究下去，勢必對活著的人造成壓力。以死人壓活人，算了吧！相信當事人會更加痛苦，吸取教訓，不再重犯就行了。

此後，我將這次偵探的情結轉移到研究毛澤東的公私案件方麵，老包也再未提到過這件事。他的內心怎麽想，我不知道，但他終究也是愛護活著的人的。我希望，活著的人，也能體會老包的這份仁心。

送老包的那天，因為張顯揚在電話中一再囑咐，“不要過橋”，我經過一番長途跋涉，好容易找到東郊殯儀館，趕上了儀式的結尾。對此，我對老包和他的家人深懷歉意！我也希望活著的人，能夠迅速地從這個變故中走出來，這樣或許老包會感到更安慰，也走得更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