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5日 - 鄧小平評毛澤東

1980年10月25日 - 鄧小平評毛澤東思想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全黨的指導思想”。

在中共4000名幹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就寫不寫、如何寫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分歧。

鄧小平為此強調：“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鄧說：“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鄧小平稱：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的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誌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龔育之回憶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作為在黨中央機構供職的理論工作者，龔育之始終在努力思考、研究、參與著這個曆史轉折。這段時間，他發表了一係列有影響的文章和論著。
　　
龔育之說：對他自己來說，參加國慶 30周年紀念講話的起草，接著參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曆史決議）的起草，可以說是參加了3年高水平的、理論和實際結合的“黨史研究班”。

他說，最早提出作曆史問題決議，應該說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公報認為，關於 “文化大革命”“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曆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就開始了。中央組織了由喬木同誌負責的曆史決議起草小組，二十來個人吧。陸續有人加入，也有人離開。寫作的地方，是萬壽路新六所的一號樓。一共搞了無數次稿。這不是誇大其詞，是沒有法子計算次數。當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幾次，是可以說得清楚的。”
　　
1980年3月，起草小組經過材料準備、醞釀討論，提出了一個幾千字的提綱。“這個提綱送給喬木同誌，送給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領導同誌看了。3月15日，喬木同誌有一次談話，談到《曆史決議》要注意寫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麽發生‘文化大革命’。他認為，現在說‘文化大革命’錯了不難，但是必須答複為什麽發生這個錯誤。不答複這個問題，決議就失掉價值。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不答複這個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個口號就沒有力量。喬木同誌初步地思考了這兩個問題，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3月19日，鄧小平第一次同主持決議起草的同誌談話，明確提出了關於決議起草的三條指導方針。第一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二條，是要對解放以來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條，就是要通過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一個基本的總結。總結的目的，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鄧小平又一次對決議起草問題發表了係統的意見，提出了決議的整體框架：先有個前言，然後建國後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束語。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書記處討論。龔育之感歎：“說是初稿，其實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為簡單計，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鄧小平談了對初稿的意見，認為稿子沒有很好地體現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寫———重點要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麽、毛澤東同誌正確的東西是什麽這方麵；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要概括一點，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和書記處討論的意見，起草小組又重新起草，反複改寫。龔育之回憶說： “喬木同誌更多地參與到起草過程中來，拿出去討論的稿子他都要認真修改，不少段落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寫過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2次討論稿提交全黨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討論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討論稿分發給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分頭組織討論。作為起草小組的成員，龔育之也與其他同誌一樣分頭到地方去聽取修改意見。
　　
10月25日，鄧小平看了4000人討論的一些簡報，簡報中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他認為許多意見很好，要求起草小組把好的意見都吸收進來。同時他認為討論稿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龔育之說：“當時，小平同誌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4000人討論以後，胡喬木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則設想。之後，起草小組又重新改寫。

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同起草小組負責同誌談話，認為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並對建國以後各段曆史做出了概括性的評價。胡耀邦主張決議稿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的意見，鄧小平表示讚成。龔育之補充說：“不多久，小平同誌又轉告了陳雲同誌的兩條意見。一條是加一段話，講解放以前黨的曆史，六十年曆史一寫，毛澤東同誌的功績就概括得更全麵了。再一條是提倡學哲學，學毛澤東的哲學著作。”
　　
3月31日發出了第三次提供討論的稿子，發給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一些在黨內工作時間很長、威望很高的老同誌，征求他們的意見。
　　
根據這些意見，起草小組繼續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討論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70多人參加，討論了十天。龔育之透露：“曾經決定用毛澤東晚期思想這個概念，來概括毛澤東後來的錯誤思想。討論中很多人不大讚成，認為說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概括，這樣才能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後來在曆史決議中就沒有再用‘毛澤東晚期思想’這個概念。”
　　
5月19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結果，把各種好的意見吸收進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提交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這是第五次提供討論的稿子。最初交給4000人討論的稿子是50000字，後來重寫過的稿子壓縮到28000字。經過吸收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龔育之說，從意見的條數講，恐怕吸收了好幾十條。
　　
6月15日至25日，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進一步討論決議修改稿。6月22日，鄧小平在預備會上又作了重要講話。在討論中，中央委員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龔育之回憶，根據這些意見，對決議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實質性意見將近百條，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黨中央還召開在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全國政協部分老同誌共130多人的座談會，征求他們對決議稿的意見。
　　
我問：“《曆史決議》是在鄧小平領導下製定和通過的，集中了我們全黨的智慧，但有種觀點認為，《曆史決議》是一時需要的產物，政治妥協的產物。這個問題您是怎麽看的？”龔育之果斷地說：“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這個決議是科學研究的產物，是全黨討論、民主集中的產物。當然不是說這個《曆史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曆史的科學認識已經達到絕對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夠發展了，那樣的東西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確認為這個決議是認真的，是根據事實努力用科學態度來對待曆史問題的，決不是簡單的一時需要和政治妥協的產物。”
　　
“經過長達一年多（三個年頭）的起草過程，經過上上下下反反複複的討論過程，吸收了各種好的意見，拒絕了各種不合適的意見，所謂博采眾議，又力排眾議（前一個‘眾’是大眾，後一個‘眾’是小眾），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這一曆史決議。”可以感覺得出，龔老的語氣中流露出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