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3日
範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
毛澤東與範長江
1970年10月23日，範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
範長江（1910－－1970），原名希天。四川內江人。範長江是我國現代新聞史上最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之一。他創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記者節的紀念日，以他名字命名的新聞獎已成為我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
範長江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參加了南昌起義。1932年至1934年在北京大學學習。1938年組織了國際新聞社。1941年創辦了香港《華商報》。曾任《大公報》記者，國際新聞社社長，香港《華商報》副總經理，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總編輯，新華社副社長、總編輯，《人民日報》北平版社長、總編輯。
1935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西北采訪，寫了大量旅行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1936年西安事變後，到延安采訪，寫了通訊《陝北之行》。是從國民黨統治區去陝北蘇區采訪的第一個記者。
中共建政後，曆任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是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正當範長江英年盛名、大有作為的時候，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受盡折磨摧殘。1970年10月23日，範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
傅國湧：《範長江的悲劇》
從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年輕的範長江寫出了膾炙人口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在中國新聞界大放光彩，一旦投身共產黨陣營，他的才華就喪失了，他的下場不僅沒有比那些無黨無派的報人好到哪裏去，最後隻落得自殺的下場。他的新聞生涯可以分為兩半，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脫離《大公報》之前，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之後不過是共產黨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獨立人格。
範長江為什麽離開《大公報》？１９６９年１月（即他生命結束前一年），他本人在“交代材料”中說是因為一篇《抗戰中的黨派問題》社論稿，與張季鸞發生分歧，“我和《大公報》在政治上就因此鬧翻了。”並牽扯到１９３８年秋天蔣介石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稱自己的這篇文章就是“反對上述‘三個一’的反動綱領，主張各抗日黨派民主團結。”（《範長江新聞文集》，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１１９０頁，以下轉引此書隻標明頁碼）張季鸞扣發這篇稿子，他就拿到鄒韜奮的《抗戰三日刊》原文發表，張更加惱怒。隨後胡政之找他談話，要他放棄擁護中共的態度，他說：“我不能改變我的政治態度，我也不能再在《大公報》工作。”言下之意，他離開《大公報》完全是因為政治分歧，是與《大公報》“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方針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但他的說法隻是一麵之詞，何況寫於“文革”期間，可信度不高，起碼在時間上就不吻合，《抗戰中的黨派問題》一文寫於１９３８年１月，而蔣介石的“三個一”是秋天提出的；他的文章一月份所寫，發表於《抗戰三日刊》（該刊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就與《全民周刊》合並組成了《全民抗戰》），而他離開《大公報》是這年十月，顯然這不是導致他離開的直接原因。他所說的並不是實情。
範長江政治態度的重大變化開始於１９３７年２月的延安之行，毛澤東與他的一夜長談，使他醉倒在“三家村學究”無與倫比的領袖魅力之下，從而失去了正常的獨立判斷能力，從一個同情左翼的記者迅速一邊倒，從此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在延安曾請求留下，而毛澤東認為他留在《大公報》作用更大，因為這是一張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建議他立即回上海去。領袖的教誨他不可能不記在心頭。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４日，他從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大公報》發表述評《動蕩中的西北大局》，時值國民黨三中全會，當天下午報紙一到南京，“與會人員對於西北大勢之實況皆大為震撼”（９８４頁），因為和蔣介石上午講的完全不一樣。“蔣介石大怒，把當時在南京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叫去大罵一頓”。（１１８５頁）接著他在《國聞周報》發表《陝北之行》的連載，毛澤東欣喜萬分，３月２９日親筆致函範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１１８６頁）
１９３８年的範長江已是名滿全國的大記者，他的新聞通訊風行一時，享有極高的聲譽，擁有眾多讀者、崇拜者，他的自負、“舍我其誰”心態都可以理解。《大公報》對他也是另眼相看，１９３８年４月，他從前線采訪繞道漢口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張季鸞親自主持宴會為他洗塵。愛才如命的胡政之、張季鸞想把他培養成合格的報人完全在情理之中。即使到了１９６９年，從範長江的交代材料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出胡、張給他提供的舞台，對他的器重和寬容，以及《大公報》對民間獨立性的真誠追求──
“我在《大公報》四年，與胡政之接觸較多，對他標榜的‘民間報紙’、‘獨立言論’、‘客觀報道’、‘誠以待人’這一套辦報主張，一直以為有幾分真實。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寫的《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和《成蘭紀行》是他決定發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寫的關於訪問延安的報道，也是他決定發表的，抗戰初期，我寫的‘可殺劉汝明’，也是主要由他決定發表的。我在一九三五的報道中公開稱‘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公開否定剿匪，是和國民黨當時最根本的政治路線相衝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報失敗後到一九三五年這八年間國民黨區合法報刊上所禁止的。對於延安訪問的報道，雖然他動搖過幾次，並要我在文字上寫得隱晦些，但這終究是和蔣介石自己的宣傳完全矛盾的，他終於不顧上海新聞檢查所的反對，把它發表了，曾因此觸怒蔣介石。在報上公開主張要殺國民黨一個省主席和軍長，揭露他對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當時《大公報》有一些老幹部對於我在旅差費方麵用得較多，很有意見，主張限製我的活動範圍，把我固定在某一個地區，不要到處亂跑，胡對他們說，這幾年我們《大公報》在銷路上打開局麵，主要靠範長江吃飯，不要去打擊他。他從來沒有在政治上說過我的不是。他甚至於對我示意，要我將來繼承和主持《大公報》的事業。……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動蕩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我怎麽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蔣介石在南京發怒一事，胡政之告訴我後，也沒有批評我。”（１１８８─１１８９頁）
這番回憶生動了印證了《大公報》堅持“民間報紙”、“獨立言論”的選擇，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公共平台，青年範長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筆調寫出真實的中國一角，從而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範長江在新聞界的崛起與《大公報》追求“真確之發現與忠實之報道”（胡政之語）是分不開的。關於發表《動蕩中的西北大局》，１９４１年範長江為香港《華商報》寫的長篇連載《祖國十年》“留下的問題”一節說的恐怕更接近真實：“此文本不為上海新聞檢查所通過。……胡政之先生也認為此事非常重要，也當夜親為我改稿，並坐等檢查結果，檢查所對此稿不敢放行，他乃決定‘違檢’一次，發表再說。在對於這個新聞的把握和發表堅決方麵，胡先生的作法，實在是可以稱道的。……而我個人則因此遭受某些人特殊的關顧，信件來往檢查特嚴。”（９８４頁）
其中並沒有提及胡政之“動搖過幾次”，這些文字寫於１９４１年，離１９３８年不過三年，而範長江的筆端依然胡充滿敬意，沒有絲毫的怨言。
徐鑄成在《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中說張季鸞曾告訴他範長江離開《大公報》的原因：“我叫他學寫社評，他不滿有些稿子給人刪改，後來他和某人已積不相容，根據報館章程，隻能忍痛讓他走了。”（《徐鑄成傳記三種》，學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２１頁）這“某人”顯然是指王芸生。但這隻是一個孤證，經不起事實推敲，比如說刪改文章，１９６９年範長江本人的“交代材料”裏也說沒有這事，“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
１９４９年後去了台灣的陳紀瀅回憶，１９３８年４月，範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拚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範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隻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隻作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轉引自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２１頁）
孔昭愷回憶：“據說他向張先生要求編報，……他編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不來了。一天晚上，總編室裏突然傳來激烈爭吵聲，這是編輯部從來沒有的事情。”第二天範長江就離開了《大公報》，“到底為了什麽？對我一直是個謎。”（《舊大公報坐科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８５頁）
兩人的說法基本吻合，可以相互印證。兩個親曆者的記憶或許有不盡準確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範長江離開《大公報》並不僅僅是政治原因，還有個人原因，是他意氣用事的結果。方蒙在《範長江傳》中雖然說他離開《大公報》是政治原因，但也說他不耐煩上夜班（《範長江傳》，中國新聞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１０頁）。他倉促離開《大公報》，周恩來深感惋惜和痛心，對於講究實際的共產黨領袖來說，範長江離開《大公報》遠沒有留下的價值大。所以周才會親自找徐盈、子岡等談話，要他們安心留在《大公報》，“很好地利用這個輿論陣地”。
範長江的離開，對於《大公報》也是一個損失，以兼容並包、無黨無派、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培養了大批優秀記者的《大公報》不是容不下一個左傾的範長江，１９３１年《大公報》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胡政之還安排他去日本留學，並兼任駐日記者。早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範長江就參與發起“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這是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左翼組織，《大公報》不會不知道。要說他僅僅因政治分歧脫離《大公報》，那也不可能拖到這一年十月。
範長江在《大公報》前後隻有四年，期間所取得的成就卻超過了他一生的總和，他奉獻給世人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戰地通訊都已成為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特別是他的《中國的西北角》關注那片苦難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談古論今、意趣橫生，涉及宗教、民族關係等廣泛問題。以其引人入勝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議論、廣博充實的知識，和質樸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情懷，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心。在６９篇通訊中有七篇專門寫了共產黨、紅軍的活動，第一次以寫實的筆法公開、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蹤跡，字裏行間雖然傾注了他的同情，甚至不無敬意。他說：“在這樣閉塞的地方，仍然表示著中國政治的兩大分歧：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兩種勢力，無處不在鬥爭中。不過，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後勝利者。”（《中國的西北角》，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７３頁）但他堅持的隻是一個新聞記者的天職，追求的隻是一個“誠”字，並不是為某個黨派做宣傳，其時他對《大公報》的“民間報紙”、“獨立言論”沒有失去信心，烏托邦之夢沒有蒙蔽他的雙眼。在國民黨治下的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大公報》發表這樣的報道這無疑是需要勇氣的，胡政之、張季鸞兩位先生的作為也見證了《大公報》作為民間報的獨立性。
脫離了《大公報》的範長江隻能依附組織嚴密的共產黨，他與胡愈之、孟秋江等創辦“國際新聞社”，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批準登記，１９３９年初在桂林建立了總社。同年５月他在重慶加入共產黨，直接受周恩來、李克農的領導。實際上，無論是“青記”還是“國新社”都是共產黨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進行合法宣傳的工具，算不上真正的新聞組織。１９４１年，國民黨勒令“青記”、“國新社”停止活動，蔣介石密令逮捕範長江，李濟深卻放他走。他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也隻是共產黨在海外的機關報。從“國新社”到《華商報》，做了一黨螺絲釘的範長江再也沒有寫出足以與《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相媲美的新聞作品。更嚴重的是，他的新聞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１９４６年他在《論人民的報紙》中提出“共產黨的黨報是人民的報紙”的觀點，因為“共產黨的政治立場與人民是一致的”。他批評“資產階級的報紙，自命是中立的觀察家，超然於政治之外，好象很公正，……不左不右，沒有左傾，沒有右傾”（１０８６頁）。在他看來，在共產黨地區不存在言論自由問題，隻有國民黨地區，言論自由才是“報紙的生命”。並大講報紙的“階級性、黨性與政治性”，“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１１００頁）。香港淪陷後，他到蘇北根據地創辦《新華日報》（華中版）就是忠實地實踐了這些黨化新聞觀。但即使如此，共產黨一旦得了天下，等待他的也不是鮮花，而是一個個的陷阱。
範長江與《大公報》的分道揚鑣隻是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其中的是非曲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要還原真相是多麽不易，尤其是戴上政治的有色眼鏡之後。可以肯定的是，熱衷政治、依附權力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從來少有好下場。範長江離開《大公報》不過十來年，曆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公報》的光芒消失在戲劇性巨變的浪花中，以“文章報國”自任的王芸生也宣布“新生”。表麵上範長江所追求的左的理想化作了人間的現實，他意氣風發，身居高位，１９４９年後曆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等職。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５２年他轉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這位“願意終身為新聞事業努力的人”被迫離開了他所熟悉的新聞界，告別他心愛的新聞事業。１９５４年，他轉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他被派到他完全陌生的科技部門工作，先是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兩年後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１９４９年後，共產黨已經不需要這位曾對紅色新聞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名記者了。“文革”一爆發，他從１９６７年起被長期關押，受盡折磨和摧殘。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６１歲的範長江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八年以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才獲得平反。
範長江，一個曾在新聞界光華四射的人物，他的悲劇命運隻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揮之不去的烏托邦情結，使他們極容易走向左翼，楊剛、蒲熙修、金仲華、鄧拓、姚溱、孟秋江……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他們以滿腔熱血呼喚的新中國，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選擇了自殺，世界新聞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悲慘的一幕。曆史嘲弄了他們，他們恐怕至死也想不明白，悲劇是怎樣發生的。其實，從範長江離開《大公報》的那一刻起，悲劇的帷幕就已拉開，一切都不可避免。跳井“自絕於人民”的範長江做夢也不會想到，若幹年以後會出現一個“範長江新聞獎”，是哀榮、撫慰，還是別的什麽？不同的人們可以咂出不同的滋味。（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
二十九軍大刀隊將士
範長江1937年寫的新聞報道：《盧溝橋畔》
原載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一、無從說起
中國對外一次一次的小衝突，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地抬頭。人家一貫的方針，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他們這種希望，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這一個根本的不相容，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
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我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盧溝橋，又發生重大事件。這真是“理從哪兒說起”？
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盧溝橋。盧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麵奉命守橋，一麵奉命對於日軍非待其開槍不得還擊。這難實行的雙重命令，使守護盧溝橋的我軍，眼看著人家在城周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隻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遊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盧溝橋便為他們所侵占了。
橋西五六裏的長辛店，駐的是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著守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今後北方過大局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為人所占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麵，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刹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屍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誌了！
接著是奉令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赴宛平接防。盧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即等於將關係重大之盧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為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含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炮。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裏店，頗有死傷，強求隻準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隻準帶步槍，每人隻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麵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後，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準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準帶機關槍。
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著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兒等客車，中國的司機，開著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著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的領土，開到中國的盧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人家準備好了，當然再攻，再攻沒有攻下，又講撤兵，又說好十二日雙方同時撤兵。誰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們一頓。
這回他們派了些監視撤兵委員，拿著地圖到我們宛平城裏，公開的把他們炮兵射擊目標定好。把我們的縣府、公安局、團部、營部、連部、炮兵陣地等，完全調查好了。於是他們的炮兵就一炮不亂的，打在我們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騙以後，中間不斷衝突，情勢緊張。日本國內宣稱動員四十萬軍隊，多少架飛機。關東軍從我們的北寧路源源而來。這些行動，當然刺激中國的人民，全國人心隨著緊張起來。記者從上海經鄭州轉徐州，再看看歸德、開封，又看看石家莊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無處不是蓬勃的生氣，無處不是顯示國運的好軋，軍民萬眾一心，但等機會捐軀以衛祖國。
後來接到消息，雙方又決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為這回也許可靠了，誰知二十日午夜一時許，日軍對我宛平小小城池，開始八日事變以來空前的猛烈炮擊，如雨的炮彈一顆顆精確的落在宛平的軍民頭上。各式各樣破壞和殺傷力量，把宛平城裏的軍民打得血肉橫飛，民房家屋，塌的塌，倒的倒，四五小時的絲中炮轟，彈煙與塵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煙霧之城。城裏已準備撤退的軍隊和毫無抵抗的民眾，被這幾百顆炮彈打得糊塗了，到底怎樣一回事呢？
這還不算，炮聲停止了二小時，有人去問日方，據答又是“掩護退卻”。這當然沒有事了。然而九時後密集的炮彈又來了，仍集中到宛平城，東門樓打平了，東北城角打塌了。騎兵步兵坦克都來衝鋒了。我們始終守城未出，你要退卻還來衝什麽鋒呢？這是尤為難解的。九時以後的炮攻，竟向盧溝橋後方長辛店打了九炮，有七彈落在長辛店的平漢機車廠附近，那是我們北方重要的鐵道工廠！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號。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已紛向盧溝橋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們在大井村遇到日本軍官，他說，“等中國軍隊撤了幾天，我們再看看！”
二、太息唏噓
許多人都喊著要到前線去，然而真到前線，叫你感覺痛苦的事情真多。所以東北青年劉琪君到長辛店一看就自殺了。可惜他自殺得太早，知道的事情還不多。固然，我們也不讚成他那樣自殺的行為，因為本來救國是一種艱難事，我們犧牲要有實際的效果，然而前線現象能令一個愛國青年自殺，就不是尋常的事情了。
前線的二十九軍官兵，那一種忠勇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歌可泣。他們從不對敵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懼，重重的子彈帶纏著他們的上身，手槍、步槍、手榴彈、大刀、大衣、雜糧袋等等，掛滿了他們身上，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紅漲的臉麵，有殺氣的目光。每一個官兵在國家神聖任務籠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邁的壯士。敵人大炮把他們犧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樣雄赳赳地把守在前線上。剛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個哨兵會很快地挺身而上。敵我前線相距不到半裏，我們的官兵毫無畏懼地在火線上談笑，有人勸他們小心，他們反而說沒有什麽關係，這是說明我們的官兵樂觀的精神。二十九軍官兵在盧溝橋前線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地謳歌和景仰。
然而，我們進一步看看盧溝橋抗戰中的實況，我們就不自安了。
這樣忠勇的官兵，我們對於他們的待遇怎樣呢？他們以他們的血肉，保衛了北方交通咽喉，他們誠然本於他們的職責。然而他們在敵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傷的傷了。我們並未見過盧溝橋戰場上有過擔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任何國內戰爭時所必有的設備！死的死了，我們任他們英勇犧牲的軀體暴露在原野中！傷的傷了，我們沒有救護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戰況稍平，全賴我們未死未傷的戰士配合當地民眾作些救護工作。此等人既沒有專門救護知識，又沒有救護器具。我們看到許多受傷官兵，被人扶著從盧溝橋大五六裏路到長辛店。其他完全不能行動之重傷兵，則用鄉間之杆繩等物，將其抬上，有些本來尚不十分厲害的傷兵，經如此抬到長辛店，已經奄奄一息可。我們最覺得對不起為國傷亡將士的，是盧溝橋後方的長辛店，沒有半點戰場醫院設備，全賴平漢鐵路長辛店醫院的醫師們自動慷慨出來相救護工作，否則傷員們更加無人問了。
不但對於死傷救護，我們沒有做什麽工作，就是作戰上槍炮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給。在盧溝橋正麵的，始終是吉星文一團，後方的交通運輸，電訊通訊等，我們不曾作應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縣第六區；即長辛店所在區，民眾對戰事之負擔，異常艱巨．對方有完備的鐵道汽平等交通組織。而我則全待地方之毛驢民夫大車以供往還。我方以始終一團的疲憊之師，當放全軍之銳，官兵日漸耗損，城內物質破壞日多，敵方之炮火日烈，前方之補天完全恃未死戰士的勇敢精神，後方之接濟，則恃有限民力之勉強支持。
此次衝突，日方興師動眾，範圍甚廣。其後方為豐台，為天津，為沈陽，為高麗，為其本國；而迄今日止，我們之後方為宛平縣之第六區，且此區區之一區，亦非有組織有計劃者。軍隊無糧，問之地方；軍隊無鹽，問之地方；軍隊修戰壕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供燃料，問之地方；軍隊運輸，要問之地方；軍隊抬傷兵，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修路，要民夫，要石匠，問之地方；軍隊送飯，要民夫，問之地方；軍隊要大車，問之地方；軍隊要人力車，問之地方。我們對前線之供應，很不周到，致使諸將士分心於事務，減低作戰能力。
地方民眾為國犧牲之精神，此次在長辛店一帶充分表現。民夫多日夜工作，既無報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處。我們要追問者，為什麽國家對外抗戰，要令宛平縣第六區獨當接應前方之責？
三、問題重重
我們看到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他們經不起晝夜不停止的工作，肢體發腫的。許多應差的毛驢，日夜不停的輸運，連飲水工夫都沒有，即漸漸瘦倒了。
有許多趕毛驢為生活的苦力，他們唯一的生產工具——毛驢既然是無代價的為國服務，他們“從手到口”的家庭，生活立刻失了憑借，父母妻子皆開始作乞丐生活，其有不願作乞丐者，則采樹葉及野菜為生，而這般苦力本身亦多枵腹奔走。有一腳夫在長辛店拍其空縮之腹，笑謂記者，這幾天來都沒有吃飽了。然而，他們對於這種辛苦的服務，毫無怨言，有一次管理他們的警士有疑惑他們逃跑的意思，他們憤憤不平說：“您放心！這回國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盡管招呼，不用說現在不會跑，就是咱們回家以後，什麽時候要，什麽時候準來！”
有一個六十五歲的老農，家裏隻有兩個小孩和一個毛驢，他被征到前方服務，日夜搬運，肩上腫了，腿也酸了，幾天還不能回去，他放心不下他的家庭，兩個孩於不能自主，小毛驢也無人照料，有一天他乘著送飯到前方的機會，在回來時候，繞道十餘裏，回家看望一趟，然後趕緊回到民夫本部來，管理警士認為他私自潛逃，他十天繼續工作，他對我說；“作十天倒也沒有什麽，要說打外國的時候，說我潛逃，我真有點不服氣！”
長辛店盧溝橋這樣地方，完全以交通過道的資格維持車站附近人民的生活，戰爭以後交通斷絕，若幹人之生活立刻失其來源，小商人，腳夫，人力車夫，乃至趕驢的苦力，平日本無富裕的盈餘，今受外敵影響，生機斷絕，而他們尚不能不作戰爭中軍事運輸等負擔，其痛苦當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我曾問他們似此下去，如何支持，他們的答覆是：“我們希望早日把日本打出關去，我們就可以再安心的過活！”所以民眾對外抗戰犧牲是以有希望為前提，而且忍耐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他們是歡迎攻擊的戰爭，在短期中他們是可以無條件忍受的。
我在長辛店看到軍隊下令給宛平縣政府，限他們三日之內，要修整一條兩丈寬的公路，其中並有開石山工程，宛平縣的屬區，在永定河西岸的，隻是全縣麵積的一部分，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先生已經累得生病，秘書長洪大中先生也剛從炮火灰下爬出來，他們人力財力太有限，而且開石山是需要技術指導和技術工人，也不是馬上可以完工的事情，然而確乎軍事需要，非常迫切，前線軍隊是沒有不是地方，縣長為難，也是實情，隻是全軍對外抗戰，這些事也沒有人管？
戰區附近，活動相當利害，這似乎說明中國人心之不齊一，足以引為悲觀，然而詳細分析，的內幕，實在也可憐，而他人謀我之深遠，亦足以為國人警惕。原來他們平日在中國施行毒化政策，使若幹無知愚民墜人鴉片嗎啡的氣氛中，麻醉了意識，而且窮困破產之後，成了遊民，每日的癌病，逼著這般毒夫不得不想解決急切需要的法子，於是人家乘機而入，賂以重金，每人每日二十元，鴉片白麵管飽，如果情報確實，比方能確實探明我方高級司令部目標，而為其炮火確實擊中者獎洋一千元。自然，他們說的話，不會可靠，不會如此慷慨，然而毒夫是主要的成員，卻一絲不假。
我們在這些特種工作上，做得不夠，而且很少有經過特殊訓練者，隻能很形式的，很機械的作些外形表皮工作，並不能機敏的技術的對抗外來的諜報。而展開自己的情報網，如二十日日軍第三次違約猛烈炮擊宛平城後，城內守兵疑係平日參觀人泄漏消息，告訴日軍炮擊目標，故遷怒外麵入戰場慰勞，調查等人士，同時不準城內婦孺出城，仍以恐泄軍情為理由，此皆未曾了然於近代作戰之根本的意義，而徒為過分之操切，增加吾民在戰區中之痛苦。其實日軍之測量盧溝橋長辛店等地之詳細軍事要地，有曾為日軍向導之某君言，自豐台被占後，日軍以演習為名，來此實測者，已不隻二三次，平日無對抗，非自今日始。且累次交涉停戰之彼方人物，即為實戰場再詳測之人物，我們不能將其如何，而重苦吾民，不能不謂有相當值得考慮地方。
有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日軍數次如此猛烈炮擊宛平城，而卻未曾以一彈加於盧溝鐵橋上，石橋亦無大傷。此中有極大之道理，萬不可忽過。日軍一日奪得盧溝鐵橋，八日夜在相當犧牲下再入我軍手中，論感情，日軍對守橋軍隊痛恨巳極，如誌在單純消滅吉團，則吉團本困守小小宛平城中，其後方交通與接濟，全由橋上而來，日軍如能將橋破壞，吉團之糧食彈藥等皆無來源，不戰亦且不能持久。乃日軍計不出此，惟集中炮火，打入城中，其意蓋對北方根本認為已早有把握，隻是希望能趕走強硬無援之吉團，此永定河上之兩大交通要道，日軍尚須珍惜為已有也。
平漢北段戰爭，論地勢關係之重要，首推盧溝橋，有盧溝橋則尚可與豐台平分險要，而平綏路尚不致成為死路。盧溝一失，則人家整個控製平津險要，以平津間鐵路為紐帶，以北寧為後方，以優美的內線作戰方式，以對付我津浦平漢之軍隊，可以收集中運用兵力以突破一方之效。平綏路之被囊括，尤其在吳克逃避之中。而守盧溝橋，如對北方之敵言，當守宛平城東北二三裏之沙崗高地，該地控平漢與北寧之接口，此為平保攻陸所必經。“七七”事件後，日軍占有其地，且著手構築工事，至今未停，沙崗不守，宛平城亦不過如聊勝於無之地勢，如並宛平城而放棄之，則北方內線作戰之優良形勢已成，今後再欲爭回該地，恐非有重大之犧牲，不能達到目的了！
（摘自《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