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16日
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康生、謝富治黨籍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
中共中央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後，一年多來紀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布，同時撤銷對這兩人的《悼詞》，並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
康生其人：
康生1898年出生於山東省膠南縣一個地主家庭。中學畢業後全家遷居諸城。1924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學社會科學係讀書，又改名為張耘。1925年加 入中國共產黨，後改名康生。中國官方的資料稱，文革期間，康生共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解放軍高級幹部”839人。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成為中央委員，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30年代參加中共中央的 “特科”領導工作，任第三科科長。該科是在上海活動最久的中共秘密機關，在這種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隨時可能叛變的環境下，艱難求生，可以想象，康生為什麽 後來變成偏執狂，整起人來不擇手段了。
後來康生出任中共駐莫斯科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又熟悉了蘇聯的“肅反”模式。後來他回到延安，任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1943年，他負責“審查幹 部”的工作，掀起“搶救失足者運動”，使四萬人的延安挖出了上萬名“特務”，遭到各方指責。但由於他批王明得力，擁護“毛澤東思想”，因此，仍得到毛澤東 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成為政治局委員。
1959年，康生在廬山會議上十分活躍，他批判彭德懷的發言，均記錄在案。為給這場批判提供理論根據，他及時進呈的《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問題》語錄備受賞識，毛澤東批示出席會議者人手一份。
康生當年如此活躍，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澤東這麵大旗，而他1960年代在黨內的重新得勢，也正是與他利用這麵大旗取得一個又一個整人的輝煌 “戰果”直接有關。八屆十中全會前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批判“單幹風”，康生就立即抓到了鄧子恢批評“大躍進”的講話。毛澤東會上批“翻案風”， 康生抓住一部小說《劉誌丹》不放，說是“利用小說反黨”，居然就造出一個“反黨”集團。
康生整人，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暗示或由江青傳達）的意思設局定罪，開始時不需要證據，一切都可以後期羅織。文革中，康生著名的“成績”是“三大案”：
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1967年，康生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此案須上溯至1936年，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時，有一批中共高官被 捕。經中共中央批準，決定讓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監獄規定的自首手續（假投降）出獄。康生給他們戴上“叛變自首”的帽子，是為了給劉少奇安 上“招降納叛”的罪名。
1968年1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變、特務”，趙堅不認罪，此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一萬四千餘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趙健民特務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號召內蒙古開展挖“內人黨”運動。“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 1940年代，中共怕它勢力壯大，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康生說“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結果全內蒙古有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鬥、關押，四分 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者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餘人，整死的則有16222人。此即“內人黨冤案”。
謝富治其人：
謝富治一直是黨史和軍史上的謎一樣的人物之一，因為死的比較早，所以，有些活動還是沒有展開，但是，由於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藝，使得我們越來越願意把目光投到這位軍功泛泛但是卻異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澤東晚年的少有的寵臣身上來了。
１， 謝富治和張國燾。
謝富治和吳德峰、黃誌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從紅軍時代肅反過來的，都是有名的整人專家，但是，謝富治和這些人又有所不同，吳德峰雖然整人狠毒，但是，後來解放後大義滅親，因為執法殺了自己親弟弟；戴季英是一門忠烈，而且，解放以後他已經多次檢討有關錯誤，沒有再犯類似的錯誤；黃誌勇隻是一個瘋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懾力。唯獨謝富治不僅胸有城府，而且，膽大心細，心狠手辣，不講情麵，即使是康生這樣的老謀深算的人對謝富治也是畏懼三分。然而，最早發現謝的才能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張國燾。
謝富治在四方麵軍的位置後來十分顯赫，做到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前一個組織部長是和張國燾的親信之一的黃超平級，後一個則是監視川陝省委書記傅鍾的監軍。在四方麵軍的多次肅反中始終沒有看到謝富治的身影，那幺，他的功勞來自於何處呢？
根據現存的《紅四方麵軍肅反資料實錄》和《公安部關於內調謝富治曆史問題卷宗》以及《確認謝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報》等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謝富治在紅四方麵軍時期負責的主要是清洗軍隊和分局內部不得力的幹部和提供清洗的證據和名單。在這方麵，《紅四方麵軍肅反資料實錄》中指出：“謝富治在張國燾的指使下，分別就許繼慎、曾中生、王樹聲、徐向前、傅鍾的問題做了詳細的匯報，並且建議張國燾對待一切敢於對抗所謂中央意圖的措施采取最為嚴厲的手段，其中，他積極配合黃超等人收集和誣陷徐向前同誌、傅鍾同誌、王樹聲同誌的材料，采取無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對上述同誌采取的不正當的處理行為，程訓宣事件就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此外，謝富治夥同黃超、李特對大批師長以上的指揮員進行監視、跟蹤。謝富治提出‘要勇於懷疑一切’的反動口號，得到了張國燾的讚許，張國燾在四方麵軍的政治會議上多次誇獎謝富治是‘尖銳的錐子’。”（該書１５２頁）從這裏麵我們可以看出來，謝富治在四方麵軍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組織內部的，所以，這和黃超等人的窮凶極惡又有所區別。因而，在後來清算張國燾問題時，謝本人除了賣身投靠之外，因為沒有直接參與殺害鄺繼勳等人，所以，相對沒有血債。得以輕鬆過關，而另一方麵因為毛澤東的極力保護，謝富治隻不過暫時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沒有受到實質性的貶斥。隨後，抗日軍興，謝富治再度還陽。
至於謝富治在清算張國燾的罪行的過程的表演，下麵還要詳細介紹。
２，謝富治和毛澤東。
謝富治之被毛澤東激賞，正是在於他得力的揭發了張國燾的罪行。雖然，四方麵軍揭發張國燾的大將還有李先念、許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組織機密和人事核心的還隻有謝富治，假如黃超、李特能有謝富治一半的聰明，後來也不至於死於新疆。
關於謝富治的功勞，在很多文獻中不再被提及，並不是避諱張國燾的事情，而是因為謝富治已經遺臭萬年了，沒有必要為他評功擺好，一度，在教科書中，連陳謝兵團的字樣都被取消。但是，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確實實在無法避免的提到謝富治這樣異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中十分罕見的提到這樣一段話：“張國燾同誌背著黨中央在鄂豫皖地區實行軍閥統治，受到了很多同誌包括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謝富治等同誌的抵製······根據謝富治同誌揭露，張國燾對於中央一貫陽奉陰違······。”可見，謝富治在揭露張國燾的罪責方麵確實具有足夠的表現。
在延安時期，朱德、劉伯承關於揭發張國燾的組織軍事路線錯誤的時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謝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說：“謝富治同誌提供的一些證據表明，張國燾頑固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而最具有權威的則是毛澤東的講話。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幫助教育挽救張國燾工作會議上發言：“一段時期以來，張國燾同誌的錯誤影響了很多的同誌，幹部戰士。前方後方，以致於很多人認識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謝富治同誌在這方麵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無疑，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對張國燾的致命的打擊。
時隔多年以後，在延安的整風會議上，毛澤東再度提及謝富治，他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坦白的襟懷，有了錯誤不怕，要勇於改正錯誤，比如謝富治同誌，也受過張國燾的欺騙，但是，他不僅改正了錯誤，還幫助黨中央及時的挽救了一些還在錯誤中糊塗著的其它好同誌。”這段話更加可以說明謝富治在整頓張國燾過程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
正是由於謝富治頑強的表現，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為他走向新的起點奠定了基礎。
３．謝富治的“功勳卓著”。
而謝富治真正表現出他巨大的殺傷力和足夠的城府以及手腕則是在於１９５９年之後。
廬山會議之後，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提名入選公安部長的人選除了楊成武、楊勇、張際春等人外，還有張宗遜。但是，毛澤東直接提筆寫道：“富治同誌如何？請政治局議一下告我。”這樣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實等於告訴劉少奇等人，謝富治是合適的人選。謝富治當選之後，毛澤東還對其它常委做過解釋：“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總是一方麵軍裏麵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懷他們搞個軍事俱樂部，就不是馬列主義嘛，富治是四方麵軍的，但是，他對黨的忠誠是經得起曆史考驗的嘛，有什幺問題可以來找我嘛。”（《毛澤東思想萬歲》１９７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頁）
而謝富治上任之後，果然是不負眾望，他不僅給毛澤東留下了堅定的印象，而且，保護了康生，聯絡了林彪，從而使他的位置日益鞏固起來。
康生在上海時期有一段曆史是始終說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趙容被捕而後居然很快釋放的事件，這件事，舒同、饒漱石分別和毛澤東談起過，特別是饒漱石主政華東之時，專門為此作過調查，並且把材料直接送給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對此的批示卻在１９６０年，非常奇怪，而且，還是直接批給謝富治的。謝富治銜命南下，曆時一段時間後，作出新的結論，新的結論在１９６５年底，毛澤東把它交給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過江青傳話給毛澤東：“主席說什幺，我就做什幺，我永遠是主席的一個老兵。”而後在接見紅衛兵南下揪鬥王任重代表團時，康生當著謝富治的麵說了這樣一番意義含蓄的話：“富治同誌經驗豐富，目光敏銳，不被表麵現象所迷惑，其實，他才是我們黨的肅反戰線的傑出代表呢。”出自黨內著名肅反專家之口的評價顯然非常重要。而同時讓康生膽寒的是，謝富治顯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為人，他不會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何在的。而謝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勢力，康生顯然更清楚。
陸定一是劉少奇或者說是１９５９年之前毛澤東在宣傳戰線的代言人，當時，他一身兼任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文化部長、副總理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數一數二的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嚴慰冰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給他惹來了麻煩。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謝富治手中偵破的，其實，這並不是什幺難的事情，關鍵是謝富治把這個人情做給了江青，成為江青代表遊泳池和毛家灣聯絡的開機。從此，江青就不再把謝富治看作一般的戰友，而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忠誠的戰士”了。至於林彪無疑更加對謝富治的表現表示出足夠的熱情。九大預備會上，林彪提議謝富治進入政治局，當然，她知道這也是毛澤東的意思。
在處理王光美專案問題上，江青名義是顧問，其實是靈魂，而直接決定把處理大權交給江青的正是謝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無產階級革命最高敬禮”的時候，江青說出了真話：“沒有富治同誌的敏銳的洞察力和偵破能力，我個人是非常渺小的。”驕橫一時的江青說出這番話也不是偶然的。
４．謝富治的為人
謝富治冷酷無情的一麵深為毛澤東所欣賞，曾誌曾經回憶毛澤東之於陶鑄，她以一個跟隨毛澤東多年的戰友的眼光觀察毛澤東之後，她說：“主席其實不喜歡陶鑄，因為陶鑄是一個重感情的人。”話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謝富治顯然是因為所謂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兩次較大的曆史漩渦中獲得“新生”。
在毛家灣最為鼎盛的時候，謝富治是林彪夫婦的座上客，吳法憲空運來的螃蟹，葉群總不忘給謝富治、劉湘屏夫婦送去，而獲得了副統帥的饋贈以後，謝富治也要連忙過府道謝，一來一往，關係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澤東命令謝富治調查黃永勝的時候，謝富治不僅十分賣力，而且，提供了極為有力的證據。廬山會議之後，黃永勝多次和人說起一首詩，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而且，談及的對象包括韓先楚、王必成、許世友等人，其中許世友、韓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釋。毛澤東對此一直牢記在心，後來南巡著名的講話中還專門提到了黃永勝的這首詩，毛澤東說：“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１９７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後，在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意讓黃永勝在總參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據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黃永勝在念報告時辭不達意、三度說錯，極為狼狽。毛澤東聽說之後，說到，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消滅林彪集團過程中，謝富治已經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著病體堅持部署毛澤東的指示，給林彪、黃永勝以最後的一擊。特別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執勤人員分布在指定地點，雖則沒有起到什幺具體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澤東所肯定。連周恩來都承認，謝富治同誌心思縝密，能力突出。由於謝富治的病重，毛澤東不得不啟用吳忠、李德生、吳德等人作為後備，但是，他們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誌商量解決並告總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後，謝富治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其後，用江青的話說，主席讚賞富治同誌的高度的階級覺悟性。
謝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於毛澤東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陣營出現麻煩，謝富治總是第一個露麵，不遺餘力的辦理，比如姚文元父親姚蓬子叛徒事件、張春橋妻子李文靜叛變事件等，謝富治都是第一間出動，緊急平息異議，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盡管謝富治獨邀天寵，但是，從來沒有受到來自江青陣營的冷箭。謝富治雖然不能和周恩來舉足輕重的作用相提並論，但是，他卻一直受到了來自毛澤東、江青不同方向的認同。
可以這樣說，如果謝富治不死的話，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謝富治的。
謝富治作為毛澤東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擴大於文革，但是，卻形成於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殺手一類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寵，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心機的發展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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