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過的中學語文教科書：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象。”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麽相幹？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我們一代代人都讀過《紀念劉和珍君》，我們一代代人都被灌輸：“在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相信，我們一代代人都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軍閥段祺瑞向劉和珍長跪不起！
奸賊李鵬什麽時候才會向我們的同學們下跪？
中國共產黨黨員李鵬什麽時候才會向反動軍閥段祺瑞看齊？
１９２６年，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中斷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道“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１２天內，就連續發表了１１３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１０３篇。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舉行萬人公祭大會。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當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盡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１９２６年４月倒台。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上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盡管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專製和亂象頗受詬病，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卻能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
紀念劉和珍君
魯 迅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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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麵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