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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8日 - 毛召見五大領袖

(2007-07-23 08:23:57) 下一個


1968年7月28日

毛澤東召見所謂“五大領袖”





唐少傑:毛澤東召見所謂“五大領袖”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百日大武鬥的最後殘局,特別是7月27日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所遭受的慘重傷亡發生後的短短數小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就決定親自解決由百日大武鬥所帶來的問題。

據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回憶:1968年7月28日淩晨兩點多,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當毛澤東得知了清華流血事件之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脫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澤東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他在118廳先仔細傾聽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成員和工宣隊的代表幾方情況匯報,後決定召見北京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談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紅衛兵領袖“談話”。

7月28日清晨5時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內電報大樓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

7月27日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7·3布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著,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

這一電報顯然帶有誇張色彩。蒯大富此時認為工宣隊背後有“黑手”指使,此話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一個多小時後,毛澤東在召見“五大領袖”時對蒯大富直言不諱地說,他本人就是這個“黑手”。

蒯大富發完電報,從市內剛回到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市革委會來電話通知他參加中央領導人的召見。蒯大富接到通知後懷疑此事,擔心遭“黑手”暗算,後由聶元梓親自通話,才前去人民大會堂。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毛澤東的警衛人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對“五大領袖”一一進行搜查。蒯大富到達人民大會堂時已7時許。警衛人員讓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聽,兩名警衛人員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謝富治把渾身泥水(北京當時有小雨)的蒯大富帶進會場。蒯大富沒有想到映入眼簾的竟是端坐在沙發上、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百感交集地大哭起來。這時先前到達的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匯報完畢。參加召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吳德、黃作珍等。

毛澤東在這次召見中表現出對清華團派及蒯大富的複雜感情。毛澤東關切地向蒯大富問起團派總部委員鮑長康、劉才堂的名字和情況,他說:“井岡山小將一個不能抓,一個不能打”,“抓了七個總部委員,一律放掉”。毛澤東問蒯大富:“你們井岡山的人現在怎麽樣?”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裏散了。”毛澤東對韓愛晶說:“你們不是親密戰友嗎?要好好招待他們。”

毛澤東還向蒯大富問起團派小報《井岡山》為什麽近來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這是因為近來出版、發行渠道不暢,等等。毛澤東兩次言不由衷地說道:“十萬工人進清華,‘四一四’高興,‘井岡山’不高興,我也不高興。”但是,毛澤東又明確地告知在場的人們,派遣工宣隊的決定不容懷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就“七·二七事件”對蒯大富及團派立刻加以“問罪”或“懲治”。

同時,毛澤東也並不看好四派,他認為四派在清華上台不行。對於清華文革動態了如指掌的毛澤東對“四一四思潮”進行了評判:“《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然而,毛澤東卻下令釋放有關方麵關押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作者周泉纓。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對四派的印象和評價,總的來說,不如他對團派的印象和評價。但是,今天看來,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澤東並沒有明確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對清華文革兩派中的任何一派,隻是緣於百日大武鬥,毛澤東的決策才使兩派殊途同歸,自行消解。

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下令,為了防止紅衛兵領袖們及其各自相關的群眾組織像以前那樣篡改、曲解或片麵引用他的指示,把這次召見的談話進行錄音備案。

召見之後,謝富治留下“五大領袖”,讓他們整理並署名《毛主席關於製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作為此次召見的文件。以“五大領袖”署名的這份“批示精神要點”後來正式公布、傳達,成為文革史上當然也是清華文革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

可能還有另一份關於此次召見的書麵整理稿,因為,7月30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名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毛澤東的此次召見談話“極為重要,提議將這次談話的書麵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傳達的《毛主席關於製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發到全國”。

緣於清華百日大武鬥的毛澤東“七·二八召見”,是毛澤東對他與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眾之關係的一次重整。一貫最善於揣摩毛澤東意圖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以畫龍點睛之筆:“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什麽。”紅衛兵領袖們的“落伍”,意味著紅衛兵運動的衰敗。文革即將不可避免地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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