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李劼：言論自由和自由言論

    ——在《獨立筆會》走向公民寫作討論會上的演講


     今天的演講，想從我的二句話說起。在獨立筆會剛剛成立的時候，有朋友來找我入夥，我回答了一句話：獨立了還要筆會幹什麽？這句話後來又被我寫進了文章。後來，另有朋友給我寄來一個有關自由主義運動的綱領，也是邀我加入　其中，我又說了一句話：自由需要運動麽？我以此為題，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我的這句話和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喜歡運動的人們的批駁。相反，我有關獨立筆會的那句話，獨立筆會非但沒有任何非議，而且還很熱情地不斷向我約稿，在他們的網刊“自由寫作”上發表。獨立筆會還邀請我給他們的詩人會員作講評，在他們的組織的討論會上作演講。也就是說，獨立筆會並沒有我的不加入立場，而對我抱有任何敵意。他們照樣把我看作朋友。我想以這個例子表明，有關獨立、自由和平等這樣一些大詞，有時是體現在看上去很細微、實際上卻很有意味的日常生活小事當中的。 

    相關的例子，我還想舉出的，就是剛才作了有關自由寫作演講的胡平。我與胡平早在認識之前，就已經有所神交。十幾年前，胡平給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刊物《曆史研究》去文，稱讚我在上麵發表的一些文章，好像是有關曾國藩、有關魯迅的周作人的。那些文章後來給這個刊物進入大陸造成了麻煩。盡管那個刊物很小心，將胡平的文章壓縮成讀者來信發在刊物很不起眼的角落裏。至於我後來到紐約開始流亡生涯之後，胡平更是給了我很多關切和幫助。因為是私人友誼，不便在此一一細說。僅舉一例，我的那部政治小說《中南海最後的鬥爭》，就是在胡平的努力推薦之下出版的。出版之後，胡平專門寫了書評。我以前有位朋友，曾把我那部政治小說的寫作說成是我浮躁和心裏不平衡所致。相反，胡平卻對這部小說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我想借此機會，向胡平表示一下感謝。不僅感謝他為我那部小說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和評論，也感謝他給我在紐約流亡生涯中的種種幫助。感謝之餘，又為自己從來沒有在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上發表文章，感到有些歉疚。我想指出的是，胡平並沒有因此而跟我有什麽生分。彼此依然是好朋友。
    
    我例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說明，真正具有獨立、自由、平等意識的人們，互相之間不會因為立場和觀點的不盡相同，而產生什麽隔閡，甚至由友誼變成了敵意。我例舉上述兩個例子，還是有感於在網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比如，今年有好幾個反右六十周年討論會，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討論會的組織者，麵對一些要求參加的異議人士，一再詢問人家，是不是從事民運或者哪個組織的，好像會議規定哪黨哪派才能參加似的。不管這個會議請到了多少名人，至少不是一黨專製的執政黨召開黨代會吧，需要審查人家的政治背景。就算是要求與會者名聲不夠大，在出錢的金主那裏顯得不起眼，那樣的問法以及問話的語氣，也有背於會議的民主傾向和民主原則。假如該會議的組織者是傾向於民主而不是傾向於專製的話。說起來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異議者，互相之間還要分出那麽森嚴的等級、那麽嚴格的區分，豈不可笑？那個與會者之所以遭到很不耐煩的盤問，可能是因為在名聲上不夠級別，也沒有在西方在美國的學曆背景，更沒有在中國官方學府裏的地位，沒有在中國官方傳媒裏的影響。專製的政黨是勢利的，專橫的，難道反對專製的組織也一樣勢利麽？一樣專橫麽？我不明白。
    
    以我的上麵兩句話作了引子之後，我現在轉入正題。我的正題，想從胡平三十幾年前的一篇著名文章《論言論自由》說起。胡平的那篇文章已經成了中國人談論言論自由的經典。那篇文章的主旨，在於言論自由乃是每個中國人應有的權利，那樣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我今天的演講，可以說是胡平那篇文章的續篇，從胡平那篇文章的結尾處說起。我想要說的是，假如中國人有了言論自由的話，那麽到底能夠說出多少自由的言論，說出多少自由的思想？
    
    這樣的假設似乎是不成立的，但也不是不能證明的。比如，如今的互聯網，應該成為對上述疑問的一個回答。倘若說，大陸的互聯網尚有嚴厲的管網和林立的網警，那麽海外的互聯網，應該說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管製的。再加上許多網民，上網時都穿著各種馬甲，其安全係數可謂百分之一百，其自由度也可謂百分之一百。然而，假如我們上到各個海外的中文網站尤其是中文的論壇上，能夠看到多少真正的自由言論和自由思想呢？我不知道別人怎麽看，至少在我看來，很少。許多網民的言論，是很不自由的。那不是被管製的沒有自由，而是許多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自由言論者，還不知道什麽才是自由的言論，如何才能抵達自由的思想。他們依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那種流氓話語的陰影底下。他們用毛澤東教會他們的語言，反對他人，互相叫罵，互相攻擊。
    
    我比較過兩個在政治傾向上完全不同的網站，當然，這是從網民的言論上區分的。一個網站上聚集了許多被稱之為黨朋的網民，隻要一看到批判毛澤東、批判一黨專製、批判專製文化的文章，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其情形跟舊上海的地痞流氓圍毆十分相像。另一個網站是被稱之為民朋的網友占多數。按理說，黨朋耍流氓乃是黨文化所致，那麽號稱從事民主運動、或者傾向於民主政治的民朋，理當有些民主意識和民主政治的作風和風度。不，民朋的言語，也照樣毛語氣味十足，甚至用詞造句的方式，都跟黨朋一模一樣。假如看了黨朋的無賴言語，會激起人們對一黨專製的不滿，那麽看了民朋的毛語言詞，又該如何個感慨呢？既然彼此使用的是同一種毛語，同一種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和同一種你死我活的口氣，那麽又何必那麽勢不兩立呢？再進一步說，假設共產黨倒台後的中國，其情形真的像從民朋的那些網語中透露出來的那樣，充滿仇恨，充滿嫉妒，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那麽反對共產黨到底還有什麽意義呢？使用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和毛澤東話語反對共產黨，是不是跟陳勝吳廣、水泊梁山、朱元璋造反，洪秀全起義，孫中山的江湖革命，以至毛澤東的井岡山落草，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大同小異？不改變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所謂反共，不過是又一次造反有理罷了。在那麽暴虐的言語中，除了因為嫉妒而仇恨，因為仇恨而打倒推翻，沒有絲毫自由的意味。
    
    可見，言論自由的權利不可剝奪是一回事，獲得了那樣的權利可以自由說話，能不能說出自由的言論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一回事。倘若問一聲海外華人，是想要民主政治，還是要專製政治，我想，絕大多數的回答，應該是民主政治。但從一些號稱從事民主政治的人們的言行當中，我們又有多大把握可以肯定，他們已經學會了民主政治了呢？同樣，假如要問一聲國人，言論自由的權利，是不是可以被剝奪的？回答肯定會是，不可被剝奪。但假如再問一聲，我們有了權利，能夠說出自由的言論和自由的思想麽？我就不知道會得到什麽樣的回答了。至少，從現有的網站上，自由言論和自由思想，非常鮮見，可以說，沙裏淘金。而且，即便是自由的思想，並且是充滿智慧的非常精彩的自由思想，也通常被訴諸盡可能凶狠的毛式語言。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六四坐牢的經曆。當年的六四案犯，能夠享受到政治犯待遇的，可謂殊遇。我自己的經曆是，被關在一群刑事犯當中。其中有不少是殺人犯和死刑犯。當我走到那樣的牢房之後，馬上意識到，這跟我所身處的大學校園是完全不同的。這裏非但沒有自由可言，也沒有尊嚴可言。就像一個人突然走進了叢林。這裏的一切，都遵循叢林規則。誰凶猛，誰存活。記得有一次，我剛巧讀到王朔的小說，《千萬不要把我當人》。我發現，那題目就是我的處境的生動寫照。裏麵的幽默，更是讓我讀得哈哈大笑。我笑得完全忘記了自己身處何地。結果，這樣的笑，使同牢的犯人們大惑不解。他們把那篇小說拿去一看，一點不覺得好笑。於是，他們開始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敵意。我為此差一點吃大苦頭。
    
    非常有意思的是，每當我上到海外的自由網站，一看裏麵的爭論，就感覺自己再度走進了牢房那樣的叢林。有人把海外的自由網站比作電子版的大字報，這既有大鳴大放的自由意味在內，但又有大家使用的依然是文革語言的意思在裏頭。雖然大家言說的都是五四以後的白話文，看上去沒有什麽區別。但是，假如劃出一條可資界分的底線的話，區別就可以看出來了。這條底線在於，不侵犯他人的尊嚴。
    
    毛式話語和毛澤東的革命、毛澤東的專製一樣，具有動不動就侵犯他人尊嚴的特色。毛澤東的語言是生動的，但也是非常蠻橫的，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比如“你們獨裁。我們正是這樣，可愛的先生們。”跟知識分子吵架，動不動就謾罵對方，一會是譏諷人家是“大美女”，一會兒說人家翹尾巴。什麽粗話都能講。這樣的話語，再配上群眾運動中的戴高帽子遊街，讓人家喊打倒自己的口號，說汙辱自己的下流話等等，形成一種十分粗鄙的習氣，從而使全國上下人人習慣於侵犯他人尊嚴，最後使侵犯他人尊嚴成為一種自覺，一種下意識。凡是在大陸擠過公共汽車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隻要一發生爭執，對他人尊嚴的侵犯，馬上就會發生。可以說，在中國人當今的白話文裏，侵犯他人尊嚴，已經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修辭方式。
    
    說來非常可悲。在某個網站裏，人們之所以喜歡某個網民的文章，首先不是在於該網民有思想，有智慧，看人看事一眼透底，而在於該網民使用了大家熟悉的毛時代語體，並且使用得十分生動，十分成功。有的網民幹脆表示，喜歡的就是那樣的說話方式。叫做，爽。我想，這也可能是毛澤東話語最後征服全黨全國民眾的一個秘密所在，爽。其實，那位有思想的網友，並非是為了圖爽而使用那樣的話語，而是經常要麵對一群網路流氓，他不得不使用流氓語言，就好比在一群野獸般的重刑犯當中求生，不得不變成一頭野獸，以便讓其它野獸把你認作同類，不再把你作為異類而置於死地。
    
    有關爽的共鳴，最早可能是來自《水滸傳》。《水滸傳》裏不僅有許多爽言爽語，諸如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之類，還有李逵之類的草莽們排頭砍去的爽，把兒童有腦袋一劈兩半的爽，把女人一刀揮作兩段的爽。僅一個爽字，便透露了幾千年的野蠻和變態。也正是因為爽，所以侵犯他人尊嚴就成為一種圖爽的樂趣，不再成為沒有自尊的恥辱。因為給人家戴著高帽子遊街，讓人家一麵敲著臉盆一麵喊著打倒自己的口號等等，全都是非常爽的。事過境遷，心態依舊。至今還沒聽到過，當年給人家戴高帽子遊街什麽的紅衛兵，對此有任何懺悔和因此而為自己感到羞恥。
    
    中國的專製文化，有二種傳統，除了圖爽的流氓傳統，還有圖嗲的奴才傳統。五四以降，中國會寫字的文人或者半文人，因為有了白話文的關係，一旦有了自由，往往圖爽而流氓。而在沒有自由的境地裏，他們又通常以嗲作秀作媚。當今知識界各式人等的形形色色作秀，把個圖嗲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或者向當局捏一個“和諧社會”的蘭花指，或者向民眾秀一下“最後貴族”的媚俗。
    
    前一種作秀，是所謂的於丹講說孔子熱。讓孔子認定為難養的女人來大談孔子如何的有教養，孔子的論語具有如何和諧的功能，大家如何學習《論語》如何做穩奴才，已經是違背了孔子的倫理綱常，或者說是對孔子相當不尊重的發揚光大。更不用說，還以孔子的名義來幫助營造和諧社會。那樣的文化蘭花指捏得再漂亮，終究是靠不住的。因為那樣的作秀，說穿了，無非是別一種的奴化宣講。給朝廷效忠，當然符合孔子的心思。隻是讓一個女子出場，也未免太不孔子了一些。就算朝廷高興了，孔子未必會高興。就算尊孔，也得尊得規範一點。早期共產黨人曾經在五四的影響下，提倡過婦女解放。解放到如今，突然讓一位婦女站出來大談《論語》，實在有點不倫不類。倘若是向孔子致敬，那麽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如何評說？倘若是標榜婦女解放，那麽孔老夫子那裏怎麽個交代？
    
    另一種作秀，是當年在朝廷那裏受了些委屈的名流之後，抱有某種莫名其妙的虛榮心，將當年的受害者冠以最後的貴族。所謂貴族，在我的理解，有兩類。一類是顯貴意義上的貴族，以社會地位，權勢財富等等作標記。比如魏晉時代開始的士族門閥製度，造就了一個等級社會以及從這種社會中產生的“王謝堂前”的貴族。不過，必須說明的是，由於中國曆史上的王朝更迭，江山易手，這類貴族實在是稀有動物了。比如明朝的貴族算不算貴族？因為其祖先，不過是個叫花子。但即便如此，按照這樣的貴族定義來說，當年的名流右派們，也算不上什麽貴族。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就好比一夥人去搶銀行，成功之後，進去搶的還沒自稱是貴族，在門口把門望風的，卻把自己封作了貴族。這是十分搞笑的。
    
    當然，還有另一層意思上的貴族，不是著眼於顯貴，而是在於高貴，在於精神上的高貴。但是，當年許多著名的大右派，無論是跟著造反有理的毛澤東鞍前馬後，還是後來被毛澤東打作右派之際，他們有沒有向毛澤東表示過他們不可侵犯的尊嚴，有沒有表示過他們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變的？他們非但沒有，而且還痛哭流涕，而且還一個勁地認為，他們受了委屈；一個勁地向黨向毛澤東表明心跡，他們根本不想造反作亂，根本不想跟共產黨平反秋色，根本沒有跟共產黨共掌天下的意思。假如如此可憐的人物，都可以稱之為貴族，那麽天底下還有什麽人不能稱為貴族呢？
    
    要說高貴意義上的貴族，當年不是沒有。有，就在這批可憐人的眼皮底下。比如陳寅恪，就是這樣的貴族。跟當年一些文化人爭相到紅色朝廷裏做官相反，陳寅恪選擇了壁立千仞。當初，朝廷不是沒有招降過陳寅恪，也不是沒有向他封官許願，但他提出的條件，卻是紅色朝廷無法接受的：不許黨管，也不學馬列。這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不可動搖，思想自由的權利，不可剝奪。當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名流，有這樣的貴族氣麽？
    
    倘若陳寅恪的高貴，為他們無以企及。那麽再看看比名流們不知在地位上低多少，在名聲上小多少的林昭們。說實在的，當年的大右派遭難，還有個朝廷感到威脅的說法，不管那樣的感覺是虛幻的還是實在的。但無數普通知識分子無數學生被打成右派，卻實在是真正的無辜。有的甚至是因為要湊比例而被攤派上的。但恰恰是一些無辜的學生，一旦麵對右派的罪名，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他們非但不認罪，而且還繼續堅持自由的立場，創辦《星火》那樣的自由思想刊物。他們當中最為堅定的幾個，無一例外地被殺害。其中，數林昭的反抗最為激動人心，也數林昭的死難最催人淚下。
    
    在獨立筆會這次出版的一本《詩與坦克》詩文集中，選用了林昭的一首長詩。林昭以普羅米修士與宙斯的對話，隱喻一個盜火者與獨裁專製君王的抗爭。其中的每一行詩句，不要說那些文化名流根本寫不出來，甚至連想都不曾想過。在有頭有臉的大右派個一個個低下頭去的年代裏，林昭和她的同學們，卻向暴君抬起高貴的頭。假如中國將來要做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話，林昭應該成為其原型。林昭是中國的自由女神。在最為黑暗的年代，是林昭和她的《星火》諸君，用和生命劃亮了一根自由的火柴。當年，也許還有林昭那樣的不屈者，也許是因為被扼殺在黑暗中，至今不為人知。不管怎麽說，假如那個年代真有過高貴意義上的貴族的話，那麽就是林昭及其《星火》諸君。他們是高貴的一族，是可貴的一族，更是寶貴的一族，是可以令人聯想起俄國十二月黨人那樣的貴族的一族。他們是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是這個民族最為本真的靈魂。他們在沒有自由的年代，說出了自由的話語；在沒有自由思想的年代，說出了自由的思想。曾經有人裝模作樣的說，在毛澤東時代曾經有過失蹤的思想者。那個人完全搞錯了。那個年代的思想者根本沒有失蹤，他們是倒在血泊裏。就像北島所寫的詩句那樣，“從星星般的彈孔中，流出了血紅的黎明”。從林昭們的犧牲裏，站立起了自由的思想。
    
    有關五七年右派的反思，陳寅恪和林昭，應該成為兩個精神的曆史座標。今年，在美國的東部和西部，先後舉行了兩次反右的追思大會，一次比一次隆重。遺憾的是，兩次大會都沒有提及這兩個精神座標。那可能是因為，一些知名的右派，並沒有被這兩個精神座標照亮。右派之間有無良心良知的標準，是能否批判反右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因為能夠批判，已經算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了。還有一些，會把自己的成為右派，歸結為母親打了孩子。這可真是深入骨髓的奴性。在這樣的奴才麵前，能夠對毛澤東說不，確實算得上具有自由意識的了。對於一些真正的奴才來說，被打成右派確實冤得不能再冤，但對於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右派來說，不是冤不冤的問題，而是當年有不有因此而低頭的問題。
    
    《開放》雜誌上發表的千家駒回憶，值得一讀。千家駒痛恨自己當年為了不當右派而把別人打成右派。同時，他又對私德不太好的章乃器，在被打成右派後的堅決不認罪，表示欽佩，並且自慚形穢。千家駒的這個回憶，寫得頗有自由意識。有時，自由思想並不是在對他人的批判中，而恰好是在對自己的反思當中，體現出來的。因為從專製的中國文化空間裏走出來的中國人，幾乎個個都是專製文化的帶菌者。能夠反省自己的專製心理，包括流氓和奴才兩個方麵的專製心理，專製意識和專製話語，自由也就在其中了。
    
    相比之下，當年一些名流右派，依然難以麵對真實，難以麵對自己。他們依然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虛榮。當年的屈辱是不好受的，但當年曾經有過的風光卻是難忘的。他們雖然也會聲討一下暴君，但那樣的聲討，那樣的寫作，由於沒有自我觀照和自我反思，由於缺乏明確的自由意識，其自由的含金量，是比較低的。他們的虛榮，也許可以和那個反右六十周年討論會的組織者，互相共鳴一下。因為在那個組織者眼裏，右派也是分等級的，按照當年名聲的大小，按照當年官位的高低。非得要讓名流右派到會，才能讓會場蓬蓽生輝。章乃器的兒子，因此作為貴賓風風光光地出席。而林昭以及《星火》諸君，由於她們當年的名聲不夠，級別不夠，自然就不在會議的關注之內。
    
    不要以為到了自由世界，就是個自由人了。就算是在自由世界的學院裏受了自由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個自由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具有自由的思想。我曾說過，蘇聯的專製，是用鐐銬來表示出來的。而中國式的專製，卻是像種莊稼一樣種在中國人的心裏的。內心沒能獲得自由，走到哪裏，都可能依然是專製的奴才。奴才的言行，具有兩種似乎相反的特征：或者霸道，或者諂媚。一個圖爽，一個圖嗲。是不是自由之人，是不是自由之言論，是不是自由之思想，隻消看一看，其言語有沒有爽的霸氣，有沒有嗲的奴腔，就可以明白了。爽是侵犯他人的尊嚴，而嗲則是出賣自己的尊嚴。
    
    林昭當年，並非是要為自己爭什麽名份，更不是要與朝廷爭奪江山，她要的隻是言論自由的權利，她要捍衛的隻是人的尊嚴。但恰恰是這樣的訴求，最不為獨裁者所容忍。林昭以生命所照亮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是尊嚴，而不是虛榮。民主運動，並非是一場權力的角逐，而是一種權利的實現。同樣，自由的話語，也不是虛榮的作秀，而是尊嚴的體現。既體現自己的尊嚴，也尊重他人的尊嚴。因此，是自由的話語，還是專製的話語，一個基本的界分，就在於有沒有侵犯他人的尊嚴，有沒有出賣自己的尊嚴。
    
    獨立筆會的網刊，叫做自由寫作。我喜歡這個名字，因為寫作自由的權利一旦實現，那麽接下來就是有沒有自由的寫作了。在獨立筆會出版的這幾本書裏，收了許多筆會成員的習作。其中當然高低參次不齊，但努力的方向，卻是一致的，走向自由寫作。寫作一旦自由了，如何抵達自由的寫作，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課題，懸掛在每一個自由寫作者麵前。
    
    在獨立筆會出版的這幾本書中，收有不少自由寫作意義上的好文章。除了林昭的長詩，還有其它一些詩文。其中，旅居北歐的阿海，寫了篇好文章。他對於餘秋雨有關北歐旅行的文化散文，作了相當有說服力的批評。以前，餘秋雨不斷被人指責，為什麽不懺悔，我曾對他有所同情。因為要說懺悔，當年打死人的紅衛兵，更應當懺悔的。為什麽總揪住文化人餘秋雨不放呢？再說，給紅衛兵命名的狂熱分子，都沒有出來懺悔過，為什麽對一個文人那麽不依不饒呢？讀了阿海的文章，我才發現，餘秋雨成名之後也為名所累了。也許，現在的餘秋雨，應該對自己越寫越平庸越寫越隨便的文章有所反省。我希望他能讀到阿海的批評。
    
    獨立筆會對於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沒有多大意義。但對於依然在專製底下抗爭和掙紮的人們，卻具有很大的保護作用和關切作用。比如，其成員師濤因為追求新聞自由而被捕之後，獨立筆會的作用就顯示出來了。古人說，君子群而不黨。但古人也說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甘被專製統治的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在自由被剝奪的年代，自由便成了一種追求。而在自由不再成為問題的空間裏，自由又成了一種自覺。有了言論的自由，還得說出自由的言論來。我願以此與獨立筆會，與所有的網民們，共勉。
    
    謝謝大家！
    
    2007年7月9日，根據7月7日的演講，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