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起來說，老蘆對國內問題的分析，有幾個過低：過低地估計了市場經濟對人們意識行為潛移默化的影響；過低地估計了中國人民的耐受（或/和適應）能力；過低地估計了中國人民的遺忘能力；過低地估計了中國目前“多元化（或偽多元化）”社會各派力量之間的抗衡。
經過十幾年的商品經濟大潮的洗禮，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毛時代不同的是，這是一種自然嬗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可逆的改變。概括起來說，人們完成了這樣一些轉變：從造反派到口頭造反派的轉變；從理想主義到犬儒（務實）主義的轉變；由以前的狂妄自大到自大、自卑和自戀之間的來回震蕩。下麵就我知道的大陸情況，邊敘邊議，給老蘆白活幾句。說的對、吃我的藥，說的不對、分文不取。一家之言，敬請拍磚。說完之後還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你在美國吹你的歐羅巴蘆笛，俺在大陸吹俺的家鄉金嗩呐。
就從工農官學商這麽個順序說起吧。
1、工人老大哥
工人老大哥的情況跟老蘆在《滿紙荒唐語，一把辛酸淚》那篇文章裏說的情況差不多，老大哥們的情緒老蘆把握的也很準。還有一個老蘆沒提到的，就是老大哥的特殊地位。老毛的謀略中有重要的一條，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或曰9個指頭對1個指頭。什麽人屬於什麽指頭，與“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有關。在過去幾十年裏，始終在9個指頭裏的，隻有工人老大哥。老毛去世後老大哥的社會地位絕對地、大幅地下降，生活水平相對下降，人人一本血淚帳，個個苦大仇深，就是老蘆說的那麽回事。我想補充的有下麵三個地方。
老蘆最擔心的事情，可能就是某些理想家（民主家或革命家，一俅樣），煽動人民造反，“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天安門前紅旗亂”，使中國再度陷入戰亂，再次被推進萬複不劫的深淵。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老蘆，在沒有外敵入侵的和平時期，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現在國內不管幹什麽事情，人們都要先算一筆帳：我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值不值，幹什麽都先搞成本核算。當今中國社會，殺頭的買賣有人幹，賠錢的生意沒人做。就為了“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就冒著殺頭危險，跟著某委員（或學者、教授）扯旗造反，不值！況且隨著科技的進步，軍隊武器、通訊、運輸裝備的全麵改善，全國上下一盤棋，根本沒有什麽三不管地區，紅色政權連在20年代的印度都不可能生存，何況今日之中國。星星之火，難以燎原，歐洲小於連那泡尿就能解決問題。所以，隨著造反成本急劇增加，能大難不死挺最後到小姐牙床上打滾的幾率極小。而且人們似乎已經看透了，就算能成功又怎麽樣？“娜拉出走以後怎麽辦？”，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以後還不得又要打回到自己的土炕去，能夠長期占據牙床的又有幾個？再者，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誰也知道，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奪權無一例外地都是本國發生了外敵入侵，且本國完敗或節節敗退（若有例外請高手補充）時獲得成功的，在和平時期，這種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
我在現實生活中也接觸過社會底層，遇到過不少倒黴蛋，個個恨得牙根錚錚作響，但絲毫沒有要上山打遊擊的意思，頂多就是希望有人上山打遊擊。他們不是不能，不是不敢，也不是沒人挑頭，而是都知道不劃算。肯吃苦的去蓋樓、挖煤，想投機的賣幾扇注水豬肉，倒騰幾箱盜版光盤，或者趁著天黑賣點烤羊肉串，成本不高，風險不大，城管抓住也就是沒收個秤砣什麽的。幹上少則三兩年，多則四五年，都能買到地主小姐的那樣牙床，在上麵驢打滾都成。犯懶的，就靠著一千多元的工資，或大幾百元的下崗補貼，搓搓小麻將，吃點麻辣燙，混一天少兩晌，也可以湊合過。現在人人一把小算盤，一個比一個打的精。甭管嘴上怎麽說，心裏個個明鏡，誰也不比誰傻多少。
請諸位說說，這算不算社會進步？
另外一個變化，就是隨著大學擴招，工人與知識分子的界線已經不那麽分明。我統計了一下我們學校的年輕教師、在讀博士、碩士，90%以上都是工農子弟。而我們小區的2個水暖工，都有正規大學的文憑。你根本無法界定“誰是老百姓，誰是趙勇剛”。工農子弟在普通大學占的絕對數量還是比例都相當大，也就是說，誰都有逃離苦海的機會。工農並不像人們說的“痛恨貪汙腐敗”，而是痛恨自己沒有貪汙腐敗的機會，高考擴招給了他們的子弟更多的機會。總起來說高考現在還比較幹淨（藝術類除外），貓膩大都出現在第三批和補錄。工農子弟因為經濟負擔過重上不起學的還是極少數，有不少就是賴到最後不交學費也都畢業了。
適應學說也在發揮作用。由於幾十年來的既成事實，人們逐漸適應這種變化，老大哥們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已經開始認可。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這次漲工資，50歲的公務員、大學教師，工資漲幅是500-1000元，同樣年齡的工人工資漲幅是100-200元，離休幹部2000-3000元。就硬是這麽漲了，老大哥們的反應遠不像80年代初那麽激烈，僅僅是發發牢騷、罵兩聲娘而已。一位當年的工宣隊老工人和我聊天，說起當年那個興奮，唾沫星子噴了我一臉。但在一通罵街、頌毛之後，突然蹦出這麽一句：當年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其實也是瞎鬧，我們能管什麽大學啊，也就會修個水管什麽的。看來大家都在進步啊！
說起老毛對現在中國的影響，這裏一兩句話說不清楚，以後得專論。從90年代初開始，就有人告訴我說老毛正在複活，中國很快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改革開放不過是個小插曲。以後一輪又一輪的毛澤東熱，尤其是每逢誕辰和忌日，官方的和自發的活動都很多，人們都隱約感到“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來臨，不說起義暴動，至少也的鬧個飛行集會什麽的。稍有平靜，又聯想到“暴風雨前的黑夜總是異常平靜”，這樣“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了十五年，也看不到老人家有什麽一點動靜，在水晶棺材裏待的挺穩當，眼看中國在“錯誤”的路線上越滑越遠，白讓我興奮了半天。老鄧倒是外國人說的那樣，成了“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目前中國的情況，很有點“毛學為體、鄧論為用”的意思。總起來說，老毛在中國的象征意義遠遠大於實際影響，而且實際影響越來越弱。如果讓我用兩句話來概括，那就是：
一、老毛永不死，隻是漸凋零（我篡改的，麥克阿瑟原話是：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毛與中國社會漸行漸遠，毛主義複辟即使從技術上講也無任何可行性；
二、在當今中國，老毛是神不是人。抽象說樣樣偉大，算細帳什麽都是一塌糊塗。所以，最後的定位就成了部分中國人的精神寄托。舉個例子說明吧：我們附近理發店、飯店林立，做其他買賣的也不少。大部分都是供個關老爺，少數也有擺毛主席像的，不少還每天燒香，口中念念有詞。但燒香歸燒香，誰都知道真發財還得靠精打細算、起早貪黑，外加偷稅漏稅、以次充好、坑蒙拐騙什麽的，誰也不把燒香拜佛真當回事。
還要羅嗦一句，在討論老毛問題的時候，一定先要定義一下是說的哪個皮上的毛：造反有理之毛？黨領導一切之毛？為人民服務之毛？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之毛？賦詩填詞之毛？老蘆經常說的是第一個毛，官僚們誓死捍衛第二個毛，而大學生、工農等崇拜第三個毛，運動員、官兵、企業家熱愛第四個毛，文學小青年們（可能還包括本壇中老年）喜歡第五個毛。還有人對各張皮上的毛都喜歡或都反感。其實人們心中的“毛”還遠不止這些，多如牛毛。最近中央電視台又推出一部電視連續劇《恰同學少年》，寫的是小毛上中專的事，這又多了一個青春帥哥、泡妞高手的形象，很是討新新人類們喜愛。如果不弄清概念，大家隻會在一起扯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盡管崇拜毛的人數量不少，彼此之間根本不是一回事，很難匯成一股洪流，去“蕩滌一切汙泥濁水”。底層可以打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旗號鬧事，上邊也可以用“加強黨的領導，擊推XX分子對黨的猖狂進攻”來鎮壓，中產階級則可以用“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來調和。有趣的是，人們並不是說說而已，心裏就是這樣想的。
總起來說，我認為中國近期不會有什麽太大的社會進步，局部出亂子的情況會不少，但也不大會出現全國性的血腥動亂。老蘆在《假如…》一文的末尾，給出了發生革命（或民主）暴亂的三個條件（以下簡稱蘆三條），我認為還應該加一條：造反者及領導人的素質。現在全國人民大都類似王朔筆下的那種市俗痞子，即使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危害有限。造反隊伍中是需要大量痞子，但也不能都是這些貨色。梁山泊一百零八將至少還得有個盧俊義、宋江、柴進這類仗義疏財、俠肝義膽的好漢吧，當年共產黨也有個南陳北李，現在還找得出類似的人物嗎？如果挑頭造反的都是一群起哄架秧子的潑皮牛二，能造個P的反啊。
老蘆在《假如…》一文的末尾，還給出了避免革命（或民主）暴亂的六點建議（以下簡稱蘆六點），並指出領導人不接受的兩個原因，其實還應該考慮一個因素：第四代領導集體也要算小帳，不僅僅是能不能的問題，還有合算不合算的問題。從搏弈論的角度看，不管成功不成功，改革都對他們個人利益絕沒有任何好處，不改革小日子也過得下去。現在這些社會矛盾，通過“加大打擊力度”、“政策傾斜”等手段雖然不能根治，都可以緩解。每次惡性事件最後的結果都是壞事變好事，劣績變政績。隻有領導人在“有理想（至少也是有想法）”的情況下才會搞什麽改革。而且，現在隻有體製外的反對派（包括民朋和極左派），體製內根本不存在改革力量。現在提出體製內改革的都是一幫像謝韜（最近提出民主社會主義那位）、李銳、李普這樣80多歲的老家夥，快離世了，可以不再考慮什麽利益了，想痛痛快快說兩句真心話，其實際影響可忽略不計。
還記得老藝術家趙丹臨死前說了句什麽嗎？“管的太死，文藝沒希望”。
知道某左王怎麽評論的：“這個趙丹，臨死前還放個屁！”。
2、農民同盟軍
農民的情況差別很大，不好說。和距離城市的遠近、交通是否便利、有無資源關係很大，很難一概而論。有的農村接近甚至超過了歐美，有的宛如非洲。關於“真窮、真苦、真危險”的情況，網上已經有不少了，不再贅述。不過，國家這幾年還是幹了兩件大好事。
一是免征農業稅。歪（蘆氏語言）？官方的說法是調整經濟結構、減輕農民負擔、提高務農積極性、提高農業競爭力、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等等。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算！農業稅要挨家挨戶收，成本極高，動用大量的人力、警力，弄的天怒人怨，真正收到國庫的沒幾個大子，看來中央領導也學會了算帳。
再一個就是在沒有出現任何動亂的情況下，中國完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官方數字是50%，這可能包括一部分平時在城市打工，年歲大了幹不動時回家的。對這些人來說，那責任田就是養老保險。其實，隻要不搞人民公社，全國有十分之一的人種糧足夠，主要還是剩餘勞動力的城市就業問題。近幾年經濟的飛速發展，近似瘋狂的修路、架橋、蓋樓，給這些苦命的農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就像當年延安窯洞住上了北京娃一樣，大量的農民在城市裏買了商品房（城市邊緣的二手房居多），實現了農轉非的夢想。我擔心的隻是，能持久乎？
不同的農民對老毛的態度也不一樣。有非常崇拜的，各地農村自發地為老毛建紀念堂、廟宇、樹碑、立像的不少。也有的正相反，認為給老毛糟蹋最狠的就是農民，這樣的人也不少。我們農村老家就有一位，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如果老毛不蹬腿，至今農村老家連擦屁股紙都用不上。列位年輕看官可能不知道，直到70年代中期，雖然當時貼大字報的紙張可以圍地球轉好幾圈，而絕大多數農村（無論南方北方），在大便後連揩腚紙(含報紙、黑紙、白紙等一切紙類)都用不起，隻能用石塊、土坷垃、玉米葉、玉米秸杆、樹枝、樹葉、瓦片、竹片解決（因地區而異，各莊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有人說那是一個擦屁股紙都用不起的時代。壇子裏下過鄉的人不少，誰見過農民用過紙揩腚？當年林思雲討論“農村大饑荒”問題的時候我就很納悶，這廝生在南京烏衣巷，長在日本東京灣，農村根本沒去過，就在那“下車伊始、哇啦哇啦”，和別人大談農村問題，我倒很想讓他找出一個用得起揩腚紙的農村來。
說起這些事情來，我常常覺得老蘆很可憐，有時候又覺得很悲壯。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說服對方相信昨天剛剛發生在中國千家萬戶的事情。而且老蘆的很多學問和見解，在國人看來是什麽“了不得、不得了”的東西，在西方社會隻是家喻戶曉的常識。說句令老蘆傷心泄氣的話，有些還不是21世紀的常識，是17、18世紀歐洲的社會常識。記得有一次給同事推薦老蘆的一篇文章，裏邊提到國家行政權力應該盡可能地退出某些領域，包括高校。那位同事看完以後拍案叫絕，以為有發現了什麽新理論。其實，在德國17世紀的憲法裏就明確規定：國家隻能給高校投資，不能幹涉高校的管理和業務。還有，軲轆笛反複說明的朝野雙方互相妥協，從長遠看比斬淨殺絕、痛打落水狗對雙方都有利，恐怕至少也是英國人在17世紀光榮革命前後就已經整明白的事情。還有，像什麽個人主義與“坑蒙拐騙、損公肥私”不搭界的解釋，竟然還就是寫出來給生活在歐美的黃皮大博士們看的！我真想像不出來老蘆把這些事情說出來給鬼子們聽會有什麽反應，可能真會“槽牙集體脫落”。
還接著說農村吧。農村教會最近發展的也很快，什麽教都有（包括邪教），可能主要還是基督教。據說，現在基督徒80%以上在農村，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還是老蘆說的那個現象：同是基督教，彼此之間根本不是一回事。好多教堂還自己製定了五花八門的教規和戒律。有一次路過某村，聽到裏麵有嗩呐聲，別人告訴我說那是教會的唱詩班在活動。看來，天兄、天母、天嫂什麽的出現恐怕是遲早的事。農村教會的事雖然我沒專門做過調查，但曾看到過一些這樣的條幅：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農村，基督教大有可為；
推進神學思想建設，是辦好教會的重中之重。
對於社會不公、貪汙腐敗、兩極分化、環境汙染的社會現象，像以往一樣，中國農民再次表現出驚人的耐受能力。我在十年前就告誡全X，什麽中國的貪汙腐敗已經排在了世界的第X，銀行呆帳壞帳X億，基尼係數已經接近X之類的警告，要注意，但不必大驚小怪，更不用杞人憂天。用電影《列寧在十月》（還是《列寧在1918》？記不清了）的話來說：我們不理睬它。就拿基尼係數來說，國際警戒標準早就超了，什麽也沒發生。貪汙腐敗連續多年第一，經濟照樣發展。西方經濟學家、中國左派們多次低估了中國人民驚人的耐受能力。道理很簡單，中晚期食道癌患者未經治療者平均生存期為4個月，有人可以對付1年，有的2個月就進太平間，在醫學上這叫個體差異，甚至很難說的出原因。同樣是在海川挨驢蹄子，有人還沒怎麽著就受不了，惱羞成怒，遁之夭夭。有的人越挨踢越來勁，暴風雨更增加戰鬥豪情，這也是個體差異。有的民族，老虎尾巴摸不得；也有的民族，活豬不怕開水燙，這就是民族差異。不能不承認，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養育了能夠創造各種奇跡的民族。
這種能力是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鍛煉出來的，是一個從弱不禁風的林妹妹，成長成為一名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想當年，田間地頭飄紅旗，人民公社成立，戶籍製度建立，兩千年來，農民的遷徙自由第一次受到了限製，有誰“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自由主義”嗎？我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人們都是熱淚盈眶，“翻身農民把歌唱”、“一切交給黨安排”。那時侯的車站派出所、收容所，主要的收拾對象就是把進城的“陳煥生”們當盲流整治，也從沒有聽到過生活在農村的人們有什麽抱怨。我當年下鄉的地方是前王莊，翻過山去是後王莊，那裏挨著公路，交通便利。前王莊一個工是1角2分錢，後王莊一個工是1元6角，兩個王莊的人誰也沒覺得有什麽不妥。唯一的差別就是前王莊的媳婦往後王莊嫁的猛了些，僅此而已。最近發生的山西磚窯童奴事件，也就是玩得太過，媒體捅了出來，引起了城市裏的紳士大嘩。燒磚在農村，至少在北方農村，從來就是牲口活，根本沒人當回事。
為什麽中國人具有這種驚人的耐受能力？其中的原因我也說不清，還要借一雙老蘆的毒眼來看看。但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阿隨的“點菜律”得到了相當部分民眾的認可。
人們普遍有一種看法：就是共產黨打下的江山，當然是共產黨坐江山，共產黨說了算，“黨說咋辦就咋辦”。人們對國家領導人最高指示的認可程度、對“失誤”的容忍程度，也與領導人對打江山的貢獻呈正相關。比如說，我們參觀韶山滴水洞回來，有人說了一句，60年代國家那麽困難，還花幾個億修這種沒用的破玩意兒，老人家一共也就待了十幾天，太不像話了。馬上就有人頂了回去：毛主席為建立新中國犧牲了六位（實際上是七位，而且第七位貢獻最大）親人，修個滴水洞算什麽！那口氣，就跟小兵張嘎裏胖翻譯的那句台詞差不多：別說吃你幾個破西瓜，老子就是在城裏吃館子也從來不問價！
對於農村以前發生的事情，包括大饑荒，很多人都淡忘了。我們有個學生，他說他奶奶是60年吃了觀音土不能大便，結果活活憋死了。他說起這件事時那種淡漠的表情，好像是在說別人的奶奶。老蘆在文章裏談到了中國人能夠在世界立足是由於具有超強的吃苦精神和繁殖能力，好像還不全麵，應該再加上這一條。六四也是一樣，也就是海外香蕉們還折騰，國內已經是基本沒什麽人還說這事情了。年輕人知道柴玲、方勵之、王丹的人絕對不如知道柔石、胡也頻、殷夫的多。上次有個老同學回國探親，同學一起喝酒時他老說這事，眾人起膩，最後一致通過決議：若再提此事，罰酒三杯。看來老蘆的《仇恨把我們引向何方》還應該有個姊妹篇：《遺忘帶我們走向幸福》。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是我們的事業一定要取得勝利的基本保證。（老幫菜們是否還記得，改編的語錄歌好像還是戲曲風格）”。
本人認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各族人民超級的耐受能力和遺忘能力，是當前中國穩定的基本保證。
一旦過早、過快地給予人民什麽“民主、自由（含偽民主、偽自由）”，人們就會失去這種原有的耐受能力和遺忘能力，國家真有可能被推進萬複不劫的深淵。跟進化論揭示的道理一樣，人們接觸這些東西多了，原有的耐受腐惡的能力一定會退化。你們這些香蕉們，回國後誰不是喉嚨痛、打噴嚏、流鼻涕、感冒、吐痰、氣管炎什麽的，這其實是一回事。
我們的民族生存原則，就像電影《芙蓉鎮》裏一句經典台詞說的那樣：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
普希金曾說過：
幹嗎賜給牲口以自由？
它們世世代代繼承的遺產，
就是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正因為如此，首先要有啟蒙，要讓人們對“民主、自由”有需求才行；需要“重建常識”，讓人們知道什麽才是現代社會的民主、自由，應該怎樣以最低成本獲得民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