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開放對社會穩定性的影響
由上可知，毛共建立的“新社會”，本質上是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奴隸社會。這決非憤激誇張之詞而是逼真貼切的準確描述。它的特點是，若略去非人的“階級敵人”不計，則社會由奴隸主（黨）和奴隸（人民）兩大等級組成。和古代西方奴隸一模一樣，人民喪失了一切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特別是全部生產資料，連遷徙擇業自由都被剝奪了，以致不能自食其力，得靠黨來操心喂養之。新時代的奴隸主等級則完全是蘇聯的邪惡發明，漫說在中國，就連在世界曆史上也見所未見。
凡是大陸人都該知道，中國社會的唯一統治等級就是黨。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真ＴＮＤ文盲！典型的分類交叉，難道“學”不是“民”的一部分？）它伸入社會每一角落，成了全社會唯一具有主動性以及政治能量和經濟能量、能驅動社會同步運轉的大腦、脊髓和神經，而人民（包括本是最有能量的知識分子在內）則統統成了瘦肉、五花肉甚至肥肉，唯一的功能就是被動地聽從黨神經的驅策，如臂使手一般圓滿實現中南海意圖。
這種奇特景象不但在中國曆史上從未見過，而且也不存在於西方文明世界。西方是“大社會，小政府”，從無一個嚴密的政治軍隊作為脊梁貫穿全社會。政府的權力不但極端有限，而且各級政府是分別選出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並無黨派隸屬關係，可由不同政黨組成。不僅如此，民選政府其實隻是蛋糕頂上薄薄的一層奶油，人數很少，政權的主幹還是公務員集團。後者並非民選，是隻知忠實執行民選政府製定的法案的中立職能機構，決不會聽某黨某派指揮。這種社會結構和“大政府，無社會”的中國完全是兩回事。
因此，中國社會的特殊權力結構，使得黨成了構成社會穩定性的最關鍵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假定美國政府和中共政府同時被核彈消滅了，引發的社會後果絕對不一樣。美國是由多個“自治板塊”拚裝起來的，即使沒有聯邦政府，全社會照樣能運轉。而中國政府乃是全係統中唯一能發出主動指令的中樞，一旦把這中樞去了，全社會瞬間內就要陷入無法想象的混亂。
因為把全社會資源和主動性全部集中在領袖一人手裏，這種極權社會能無限製地強製動員人力物力，由此發出的群體合力是驚人的。蘇聯之所以能在短短２０多年內就迅速地從歐洲最落後原始的農業國變成世界工業大國特別是軍事強國，靠的就是這種軍隊式社會設計。
不幸的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搞的不是蘇式專家治國而是太平天國式白癡痞子治國，於是掌控在他手裏的空前的人力物力資源便成了“大躍進”一類民族切腹的好快刀，折騰３０年非但沒有造出蘇式奇跡來，反倒使得中國進入了窮國前緣。
如上所述，這種新型奴隸社會的穩定性是空前的。如果隻從私利計，鄧小平毫無必要搞改革開放，隻需當守成天子就是了。那今日中國肯定也是北韓那種穩定天堂。雖然黨內權鬥無比凶險，但絕大多數人民一定非常幸福，哪會有８９年的百萬人民上街示威？
但老鄧既然從九死一生的權力鬥爭中好不容易勝出，當然就想幹一番事業，好青史留名。他在江西“將軍樓”庭院裏兜圈時，總算看出了現代奴隸社會雖然空前穩定，也能如古埃及一樣，靠強製動員人力資源，完成與原始條件極不相稱的浩大工程，但它和西方古典奴隸社會一樣毫無生機。奴隸們給徹底剝奪了主動創業精神，當然隻會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不出力，再怎麽狗屁倒灶，奴隸主還不是照樣得喂養？
這就是老鄧為何一意孤行，逆黨心民心而動，執意“恩賜”，把搶去的部分經濟自由歸還給人民，這結果便是不但自行去除了製造虛幻幸福感的８大軟件，還削弱了操控人民的３大硬件：
１、黨雖然繼續壟斷全國精神資源 、信息資源和大部分物質資源，但不得不放棄部份物質資源。
２、私有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的出現，以及人民在城鄉之間和城市之間有限的流動，使得相當比例的國民逸出了組織網絡，削弱了黨監控全民的能力。
３、私有化使得黨失去了對全民糧道的嚴密控製，奴隸社會開始解體。
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統治者和人民的實力對比，但人民的絕對劣勢仍然保持不變。這道理連白癡都能明白，就民運革命家不懂：所謂“暴力”的涵義與時俱進，現代暴力手段再不是原始人的拳頭、弓箭、大刀長矛、甚至步槍手榴彈了。連薩達姆擁有的暴力對老美來說都根本不是暴力，而況赤手空拳的中國人民乎？他們和政府的關係乃是魚肉和刀俎的關係，談何“和法西斯政府較量”？
這倒不是說隻有中國人民才是“褲子檔裏阮”，全世界人民的硬度我看都差不多。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納粹蓋世太保頭子海德裏希被捷克流亡政府派出的殺手刺殺，６天後傷重不治身死。捷克人民聞訊後先是暗自稱快，可沒多久便開始憂心忡忡，最後竟然痛恨起殺手來。那原因非常簡單：納粹和我黨一樣，深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事件發生後便開始大批槍斃人質，一直槍斃到抓到凶手為止。光是海死那天就槍斃了１５０多人，先後一共殺死了１５００多名捷克人和猶太人。
這瘋狂報複嚇壞了據說是決不會向暴力屈服的英雄人民。被槍斃的人質以抽簽隨機選出，於是每個人都擔心下一個就輪到自己了。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當海德裏希下葬時，２０多萬布拉格人民全體出動，舉行了該市曆史上見所未見的全民追悼大會，沉痛哀悼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家海德裏希同誌不幸逝世，憤怒譴責膽敢謀害國家領袖的恐怖分子。
這集會完全是自發的，當局並未組織。英雄的人民之所以幹出這種令後世子孫甚至盟國蒙羞的醜事來，動機很簡單：向當局表忠心撇清自己，希望當局就此開恩不要殺了自己，同時真誠地表示對累及無辜的凶手的強烈義憤，更由衷盼望他們早日落入法網，就此摘下無端掛到了全城人民頭上的那柄達摩祖師神劍。
須知納粹是異族侵略者，日爾曼民族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積怨長達幾百年。慕尼黑協定簽訂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敵愾，誓死抵抗德國入侵。納粹占領了該國後，全民都將入侵者視為仇敵，這與人民對本國政府的態度有本質差別。饒是如此，兩者實力對比之懸殊，仍然不能不讓英雄的捷克人民乖乖俯首對屠刀。
這還不僅是捷克一國。所有被納粹占領的國家除蘇聯和南斯拉夫外，都始終沒有像樣的地下抵抗運動。直到盟軍在諾曼底登陸長驅直入，納粹內外交困、大局崩壞時，抵抗運動才開始活躍起來。那也絲毫不難理解──望風使舵打死老虎從來是人民最拿手的專業。
這在法國最明顯。因為英國先把法國扔在災難裏，自己從敦刻爾克逃回本國去，後又在法國在北非的海軍基地搞“珍珠港事變”，擊沉了中立的法國艦隊，法國人民恨透了英國，反和德國占領軍建立了軍民魚水情，把領導抵抗運動的戴高樂將軍當成賣國賊譴責。在某將軍拒絕在北非向戴高樂投降而回國時，巴黎人民傾城出動，歡迎這位偉大的愛國英雄。正因為此，在諾曼底登陸後，英軍一直怕遭到法國人民抵抗，連進入巴黎都隻有請和維希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外交關係的美國人打先鋒。不料進城才發現水性楊花的人民隻知忙著抱勝利者的粗腿，無論是美軍還是英軍都成了解放者，一律以姑娘的免費熱吻（法國式濕吻？）不限量侍候。
因此，哪怕人民和朝廷真成了敵國，前節所述硬件軟件統統喪失，統治者陷於全民包圍中，隻要朝廷“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那就一定會“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更何況三大硬件隻是部分被衝蝕，並未全部崩解，喪失的隻是那８大軟件而已。但８９“風波”嚇破了我黨的膽，近２０年來它一直在殫精竭慮地彌補破牆，在防民如防寇的同時也逐步建立了一係列替代軟件。大概可以總結於下：
１、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列毛主義國教，靠煽動仇外思潮轉移人民對內政的注意，喚起他們對本國政府的認同。
２、以高工資收買人民中最有能量的知識分子，把他們變成與政權休戚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借鑒傳統社會以科舉製度牢籠士大夫的作法，將政權向知識分子有限開放，把他們變成統治等級的“士官生等級”。
３、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將經濟自由部分歸還給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動創業精神來，為僵死的奴隸社會注入生機，促成經濟起飛，以此給人民普遍帶來空前的發財機會，不但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而且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空泛的政治轉移到具體的經濟事務上去。
４、形成一套社會賴以“和諧”運轉的新時代的“潛規則”，其主旨是，盡量避免“取之於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體拿大頭，自己拿小頭”的明智作法。這“潛規則”說白了就是：不可不貪，不可太貪，要貪大家貪，我拿大頭，他人拿小頭，綜合起來便是“集體拿大頭，自己拿小頭”，使貪汙從個人行為在曆史上第一次升華為全民行為，大家都分了一杯羹，隻是多少而已，於是領導滿意，群眾開心，大家都幸福。
這就是貪官反而獲得人民歡心的原因：他盡管給自己摟了許多錢，但還是給人民紮紮實實地辦了許多好事，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有魄力，敢於並善於找到灰色甚至黑色的發財空間，敢於並善於使用灰色和黑色手段搞活本單位經濟創收，使得全員沾光。雖然自己是最大受益者，但百姓覺得那是應該的。換個謹小慎微的清官去，雖然本人兩袖清風，但也害得眾人跟著他兩袖清風，那又有什麽意思？這就是新時代的“清官淘汰律”（請參考吳思著《潛規則》）。
當然，這第四條軟件恐怕並非中央的原設計，而是社會在強製轉型過程中自行“磨合”出來的。但不管怎樣，它的確是那個爛汙社會運轉的潤滑劑兼穩定粘合劑。
５、人民拋棄了“仇富心理”，改而信奉弱肉強食的“狼羊律”。
如上所述，毛將“公平不是機會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傳統誤識，強化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培養出了人民空前絕後的“仇富心理”。８９“風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心理大規模發泄的產物。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它還是人民嫉恨的主要來源。
但人民總是務實的，因為經濟起飛給全民帶來了空前的發財機會，於是大眾終於發現，與其作無濟於事的憤憤不平家，還不如鑽頭覓縫地去尋找發財機會。“先富起來”的幸運兒們如今不再使得人民胃酸大量分泌，轉而刺激其唾液腺，使得中國人民成了發財欲望最強烈的民族，萬眾一心，紅了眼睛，效法跟隨領導，扔下一切顧忌，尋找機會去肆無忌憚地宰人。
這其實就是網友觀察到的“人民對腐敗的耐受力空前提高”的實質。如費正清指出，傳統社會使腐敗製度化，讓它變成了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運轉杠杆。為網人普遍推崇的吳思先生所著《潛規則》，其實不過是用具體事例來演繹費正清的發現罷了。但無論是費還是吳似乎都沒有明確指出，這潛規則之所以能存在並成為社會運轉必不可少的杠杆，乃是因為在等級社會中權能生錢而已。如果嚴格實行西方社會的權錢分離，則這一套潛規則頓時消解於無形。
但即使如此，我認為，以上五條穩定軟件除了第一條後患無窮之外，其餘四條都值得肯定。第三條允許人民發財就不必說了，那絕對是應該的。哪怕是剩下那三條也是相對進步。相對於西方常態社會而言，它們當然是肮髒的，但相對於毛式奴隸社會而言，不能不承認還是偉大的社會進步。
就連那汙濁不堪的新時代潛規則的出現也如此，“個人拿小頭，集體拿大頭”雖是違法分賊贓，總比“取之於民，塞之狗洞”對人民更有利吧？即使與傳統社會相比它都是一大進步。如《潛規則》一書所舉大量曆史事例表明，傳統社會的潛規則實質是“百姓收買官吏免遭迫害”，而新時代的潛規則則是“群眾容忍官吏貪汙以求嚐點殘湯剩飯”。兩者之間有被動與主動的區別。
總而言之，這些軟件除第一條外，其出現反映了中國社會正在從奴隸社會轉變為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說它“半封建”，乃是它類似中世紀歐洲，存在著一個貴族等級；說它半資本主義，是因為社會上出現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正因為是一個“解放腳”，於是便出現了新時代潛規則之類的“病態的社會進步”的吊詭現象。
由上可知，80年代後期乃是社會最不穩定時期，此後黨控製人民的三大硬件雖然進一步削弱了，但由於上述一係列軟件的建立，社會穩定因素較前有極大增加，六四一類全國性政治事件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就是我為何鼓動胡溫采用“嬰兒學步療法”，以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為六四平反。如果社會極不穩定，政府反而不宜作此類讓步，否則很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但若在天下基本太平時還不施這種有利無弊、無驚無險、防患未然的仁政，則政府真是蠢到不可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