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軍：著書不為稻粱謀——“十七年”稿酬製度的流變與作家的生存方

陳偉軍：著書不為稻粱謀——“十七年”稿酬製度的流變與作家的生存方式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後，作家被納入“單位”的體製之中，他們與報刊、出版社之間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為金錢寫作，作家深深紮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轉換敘事模式，為工農兵服務，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學生產的顯著特征。盡管作家的總體待遇、經濟條件得到了提高，但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裏，政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作家的一切待遇都可能落空。

[關鍵詞」“十七年”/稿酬製度/文學生產/作家/生存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一種新的文學生產機製逐步形成。作家被納入體製性的國家機構之中，成了“單位人”。作家與報刊、出版社之間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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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稿酬製度正在建立之中，在根據地和解放區沿襲的供給製對作家的思想觀念影響巨大。供給製是極端艱苦、長期戰爭的特定曆史條件的產物。“所謂供給製，就是按照工作和生活的最低需要，對部隊和機關工作人員實行大體平均、免費供給生活必需品的一種分配製度。”①在集體主義的原則下，作家像戰士們一樣堅守文藝陣地，他們的精神勞作是沒有稿費報酬的，隻是根據資曆分別吃大灶、中灶、小灶。而對於很多作家來說，能享受供給製既是一種待遇，也是一種身份認同，使他們在政治上有一種歸屬感。

特別是對於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作家來說，供給製的意義尤其重大，它意味著革命大家庭對不同“出身”的作家的接納，使他們自覺地以艱苦奮鬥的精神對待生活與創作。比如，南京解放後，路翎經胡風推薦，到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工作並擔任了文藝處創作組組長，享受供給製待遇。這對路翎來說，無疑是一種光榮，他非常珍視這一光榮。路翎的好友杜高回憶說：“我在作家圈子裏沒有看見第二個比路翎生活更儉樸的人。1952年，我們的待遇由戰爭時期的供給製改為薪金製，路翎的工資級別很高，每月可以領到約二百元工資。但他向組織上申請，仍願領取供給製時的每月二十元津貼，理由是他常常有一定數目的稿酬收入，不需要更多的錢。”②物質上的利益，對他沒有什麽誘惑力，而寫作本身才是最大的享受。“在路翎的宿舍裏隻有一張小鐵床和一張書桌，地板上一隻舊皮箱裏裝著他已出版的一大堆長、短篇小說，桌上的搪瓷杯裏盛著白開水。他每天抽兩盒一角二分一盒的劣質煙，從早到晚，伏案寫作，仿佛除了沉醉在辛勤的勞作裏就再沒有別的生活享受了。”③路翎的這種生存方式和創作投入，絕不是一種刻意的姿態，它顯示了作家對高級精神性活動的堅守，對藝術生產神聖性的自覺追求。

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對供給製更是習以為常的。早在1940年代中後期，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小說，已經轟動了解放區和國統區，並且引起了國外文藝界的注意。如果收版稅的話，趙樹理早就成“富翁”了。因為解放區都出版他的書，許多劇團又把他的小說改編成劇本演出，書的銷量是那樣大，戲的演出場次又那麽多，“僅以他的佳作《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為例，在前太行解放區說來，是推銷最廣的兩種小冊子，太行農村的所有劇團，差不多都把這兩本小冊子改編成劇本搬上了舞台”④。《小二黑結婚》在1943年9月由解放區的華北新華書店在封麵上標以“通俗故事”出版後，次年2月便再版，隨即被晉冀魯豫書店等組織翻印，“僅在太行一區就銷行三四萬冊”⑤。據不完全統計，在1949年建國前，該書被十幾家出版社印行過單行本或收入某個集子中。《李有才板話》的出版發行情形也與此相類似，且有過之而無不及⑥。由於解放區實行的是供給製，趙樹理和其他作家一樣，日常生活由組織上統一安排，著作出版了也不會去考慮稿費、版稅和版權，他們將無私的、艱苦的鬥爭生活視為自然而然的事。誠如孫犁所說：“我們那時不是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為了追求榮華富貴才工作的。”⑦

解放後，經曆過供給製生活的作家對稿費同樣很淡漠。趙樹理的小說《三裏灣》寫就後，當時通俗讀物出版社的稿費較低，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費較高，趙樹理寧願選擇前者。這種有意為之的舉動，折射出那一代作家對稿費的典型態度。“文革”中，有人誣陷趙樹理是追求金錢的“伸手派”。他說：“我在級別及經濟待遇上沒有伸過手！”1953年以前，他把每月所得稿費的一半交了黨費。在工資、稿費同時享受以後，他是全國作家當中第一個提出建議，要調整雙重待遇的，而且帶頭放棄工資，直到1958年他才恢複領工資。他下鄉，不報銷車費和生活補助費；看病，不享受公費醫療，都花自己的錢⑧。在普遍忽略個人私利的時代，作家輕視稿酬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創作觀、人生觀既影響了時代，也被時代所“化”。他們對生活沒有奢求，自覺地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大眾、民族國家的意誌統一起來。勤儉節約、公而忘私，成了作家某種固定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並進入他們的生命結構之中。不難理解，捐獻稿酬是建國後很多作家的舉動，商品意識在他們的創作過程中是不存在的。1960年，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出版，16000元的稿酬，他不留分文，全部獻給了陝西長安縣王曲人民公社，後來公社用這筆錢辦了一個醫院⑨。

作家與報刊、出版社的關係，雖然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但不少作家對於商業化的舉動保持著警惕。瑪拉沁夫曾著文說：“現在我真怕接觸某些出版社的編輯，他們用什麽金錢和合同來拉攏你、誘惑你。我沒寫出作品前，很難說確有把握寫出什麽東西。而且，我們最需要的也不是錢，而是比錢更高貴的東西，那就是嚴格的意誌和高尚的品德教育。光拿錢來刺激我們的寫作欲望這玩意真受不了。”⑩放棄“市場化”的文學生產，作家不問經濟利益，他們以嶄新的文化角色與精神風貌活躍於當代文壇。

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作家的創作觀念發生了深刻轉變。不為金錢寫作，深深紮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轉換敘事模式，為工農兵服務，是那一代作家真誠的追求。麵對榮譽和金錢，他們可能會手足無措。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聽說人家抱了一大捆人民幣給他，他見了簡直有點慌，好像發覺自己犯了什麽錯誤似的，很快就把獎金捐獻出來了（11）。與周立波同獲斯大林文藝獎金的丁玲，對錢也看得很輕，她把斯大林文藝獎金所得5萬盧布全部捐給了中國作協。作協拿她和周立波捐獻的獎金一起蓋了個幼兒園，所有基本建設費用都是這兩個人捐的錢。

還有的作家倡議並實行不拿工資靠稿費維持生活。例如，巴金在解放後從未拿過國家工資，全靠著用辛勤勞動得來的稿酬生活，他也是1949年後中國內地唯一一個不支取政府薪金隻靠稿酬生活的專業作家。他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錢，想法不同，有人認為不拿錢是傻瓜，我認為亂拿錢是傻瓜！”（12）作家對金錢的這種態度，也滲透在“十七年”文學的敘事之中。批判世俗化的享樂心理，摒棄日常生活中對物質的依戀，被視為是道德升華、思想純潔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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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分配製度方麵是供給製與工資製並存的。到1955年7月，供給製才最後廢止，統一實行貨幣工資製。隨後，中央政府統一了全國的工資製度。與此同時，專業作家製度開始實行。作家也被納入“單位”的體製之中，這是一種生存方式的深刻變化。他們在領取國家工資的同時，也可以憑寫作獲得稿費。跟舊時代相比，50年代後作家的待遇、收入和經濟條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從總體上說，應該屬於‘中上’以上的水平”（13）。

社會曆史的轉型，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從舊時代走過來的作家感受得最真切。姚雪垠在1980年代初期談自己的創作生涯時說：“現在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很難想像從抗日戰爭中期到全國解放這些年中，國民黨統治區的生活情況。那時候除國民黨的政治壓迫和數不清的苛捐雜稅之外，還有通貨膨脹，物價天天飛漲，給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和憂慮。在抗戰後期，我已經出版了幾本小說，後來又在一個大學裏教課，然而我的收入不足以養家糊口。我們進行任何深大的工作計劃，除需要精神條件外，還必須有相應的物質條件作保證。在那些年頭，我不得不為生活掙紮，正如龔定庵詩中所說的：”著書多為稻粱謀‘。“（14）解放以後，條件大變，姚雪垠創作多卷本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才有了可能：”我獲得了新的藝術生命，同時也使我不再為生活擔憂……我要寫曆史小說的夙願隻有到解放後的新中國才能實現。“（15）姚雪垠說的，是發自肺腑的。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的物質生活、極其深厚的人生體驗，是從事多卷本長篇小說創作所必需的條件。除了《李自成》外，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歐陽山的《一代風流》、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等多卷本巨著均在”十七年“醞釀創作、出版，不是偶然的。

作家生活條件的改善，緣於自身被納入體製化的“單位”之中。在新的體製中，作家所屬的文學團體（中國作協和各地作家協會）實行的是與國家機關相似的等級工資製，專業作者獲得了穩定的生存條件，由作協代表政府按文藝級別或行政級別發工資，作家享受國家工作人員的相同待遇。知名作家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不用說，他們的經濟收入也是很高的。例如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為文藝一級，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級，但在工資收入上其實比行政七級還要高。行政八級的工資不到200元，而文藝一級作家的工資大約在200多元以上。當時的文藝三級，就相當於正局級幹部的待遇（16）。

在公有化、體製化改造的過程中，作家身份的獲得，需要經過各級作家協會的認可，他們的工資收入、福利待遇和社會政治地位，形成了對外部世界的某種依附性。文學實踐活動必須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內進行，作家的身份才能得到確認。而作協則需緊跟社會形勢和政治需要組織文藝創作，同時又要按照創作規律對作家進行管理，在物質上、待遇上為他們提供保障。如中國作協有專門的文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對作家在物質上進行幫助。那時候，中國作協的經費來源有兩部分：行政經費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撥發，作家的工資和活動經費則由財政部撥發。說到底，作協和作家基本上是全由國家養了下來（17）。這種組織方式，是國家以自身的力量介入文學的社會化過程。另一方麵，國家不斷地調整稿酬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作家勞動的尊重。

“文革”前十七年，我國稿酬製度大致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年到1957年，原則上根據“著作物”的性質、質量、字數及印數計算稿酬，並參考和采取蘇聯按版次計酬的辦法。1950年11月24日，經出版總署批準，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發出《書稿報酬暫行辦法（草案）》，規定書稿報酬分為“定期報酬”和“定量報酬”兩種；重版時作重要修訂者另付修訂費。這一稿酬辦法實行了一段時間，但在具體執行中並未完全統一。建國初期，文學報刊、出版社較少，文學作品的稿酬標準也不一致。如張天翼的兒童文學作品《羅文應的故事》1954年出版，約1.8萬字，共印8.5萬冊，隻得稿酬830多元；同年出版的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約35萬字，每千字稿酬不到6元，但印了55萬冊，每一萬冊支付一次稿酬，作者共得稿酬8.68萬元（18）。在當時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偏低的情況下，文學作品的稿酬還是比較高的。

“十七年”稿酬製度的第二階段為1958年到1965年，由國家製定統一的稿酬標準，一律按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計酬，這期間又幾次降低基本稿酬，取消印數稿酬。1958年3月24日，文化部黨組向中央上報《關於請求批準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稿酬暫行規定（草案）的請示報告》。這個規定草案，放棄原有的“定額印數”的計酬辦法，采取基本稿酬和印數稿酬相結合的方法計酬。不久，規定草案獲得中央批準（19）。新稿酬製度定的標準很高，往往一本印量大的書可以拿到五六萬或者七八萬元的稿酬。當時北京一個小四合院，房價也就是幾千元，至多上萬元，所以許多作家都買了房子（20）。稿酬標準提高，著譯者的收入標準與一般勞動人民的工資標準拉開了距離，這個問題引起了有關部門及出版文化係統的注意。經主管部門同意和支持，一些報刊、出版社決定降低稿酬，按原有稿酬標準減半支付。報刊、出版社降低稿酬的行動，得到了一些作家的支持，他們充滿信心地說：“擔心生活困難與作家叫窮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21）此後，各地陸續實行了降低稿酬標準的措施。

降低稿酬標準，對一些專業作家的影響的確不是很大。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裏，政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作家的一切待遇才可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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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作家的經濟收入、對稿酬製度非常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都曾親自過問。像周作人這樣身份複雜的作家，很難進入國家單位工作，發表文章又受到諸多限製，他的生活問題的解決，就是在毛澤東的關照下，以不“在編”的形式翻譯稿件獲得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的稿酬（22）。此外，毛澤東還提出了將原國統區老文化人養起來的政策。中央領導關注作家的稿費，更主要的是考慮到如何讓稿酬製度公平、合理，既體現對作家勞動的尊重，又不與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拉開太大的差距，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1956年3月5日，劉少奇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期間同周揚、劉白羽的談話中指出：“稿酬不合理，不但作家有這個反映，非作家也有這個反映。稿費定得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妥當的……稿費條例應在作家中間做充分討論。”（23）中國作協廣泛征求意見，並多次向中央領導匯報情況。當時在中國作協工作的郭小川，就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作家的生活問題和稿費問題（24）。由於各方重視，作家的稿酬在“大躍進”之前總體是比較高的。

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以後，在“大躍進”的旗號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席卷全國。廣大工農群眾不僅夜以繼日地進行苦戰，而且自動地要求取消加班費，取消獎勵金。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提到王實味在延安時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話，批評當時一些等級現象，提出可以考慮改工資製為供給製。柯慶施把這個精神傳達給張春橋，張春橋很快寫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1958年9月號上海《解放》月刊上。毛澤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吳冷西提了對文章的不同看法，毛澤東回信吳冷西“既然有那麽多意見，發表時，序言應略為改一點文字”（25）。《人民日報》轉載時毛澤東親自寫下按語，文章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注意。《人民日報》增設了“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討論”專欄，並連續發表和轉載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

由於黨內極“左”思潮泛濫，資產階級權利的批判者認為，物質利益原則是資產階級權利的反映，是實際工作中產生右傾保守思想的根源，按勞分配原則已不適應“大躍進”的形勢了。當時，也有很多人反對上述觀點。1959年2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是我們所不許可的”。（26）此後，才逐步停止了對按勞分配原則的批判。但這種批判的影響，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消除，不少著名作家發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費。張天翼、周立波、艾蕪等作家撰文說，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提高，很值得作家們考慮自己的稿費報酬問題。作家必須首先具有共產主義的精神，把為報酬而寫作的思想，趕快拋掉。稿費太高，作家的生活，容易特殊化，容易脫離群眾。作家一脫離了群眾，就等於斷絕了創作的源泉，就會什麽東西也寫不出來的。張天翼等人主張，到了條件成熟時，可以根本取消稿費製度。“我們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作家，是不會為稿費而寫作的，一定能夠在全國人民向共產主義社會大躍進中，一心一意創造更好更美更完善的共產主義的文學……這樣一來，長篇巨著，一定會大量地湧現出來。我們敢預言：文藝創作真正繁榮的時代業已到來了。”（27）這種樂觀的態度，顯示了時代文化語境對作家觀念的深刻影響，它改寫著作家的自我定位與自我想像。

不可否認，稿酬標準降低以後，有的專業作者和翻譯工作者生活發生困難，有些出版社盡量壓低稿酬等級，使作者實際所得大幅減少。針對這些問題，周恩來明確指出：“既要政治掛帥，又要講物質福利。在生活上，主導方麵是政治掛帥，但要注意物質福利。對於工資、稿酬等問題，應該研究、總結。有些同誌提出減薪要減得和行政人員一樣，這是不必要的。當然，過高的高薪也可以考慮。稿酬問題也是如此。對待成名作家，稿酬應與青年作家有所區別，稿酬應分成幾等。因為其中還有個勞動保護精神。”（28）周恩來力圖對當時“左”的傾向進行糾偏，但按勞分配的原則和既有的稿酬製度還是不斷受到衝擊。

1960年代初期稿酬製度的標準雖然有一些反複，但偏低支付的傾向是明顯的。1966年至1976年，稿酬製度在“文革”中基本被廢除。

注釋：
①（26）袁倫渠主編：《中國勞動經濟史》，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頁，第242—243頁。
②③杜高：《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頁，第208—209頁。
④榮安：《人民作家趙樹理》，《解放日報》1949年10月4日。
⑤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解放日報》1946年8月26日。
⑥據《趙樹理作品係年》，見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北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639頁。
⑦孫犁：《〈青春遺響〉序》，見《孫犁文集。續編三》，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頁。
⑧田培植、賈福和：《社會自有公論——讀趙樹理同誌的一篇遺稿想到的》，《汾水》1978年2月號。
⑨徐民和、謝式丘：《在人民中生根——記作家柳青》，《人民日報》1978年7月20日。
⑩瑪拉沁夫：《不要把我們捧得太高了》，《中國青年報》1956年4月18日。
（11）陳湧：《我的悼念》，《人民文學》1979年第11期。
（12）陸正偉：《為理想追求了一生——聽巴金談人生》，《文匯讀書周報》2000年11月4日。
（13）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17頁。
（14）（15）姚雪垠：《〈李自成〉創作餘墨》（節錄），見《作家談創作》編輯組編《作家談創作》（上冊），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頁，第616頁。
（16）（17）（20）張僖：《隻言片語——中國作協前秘書長的回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頁，第34—35頁，第35頁。
（18）（19）方厚樞：《新中國稿酬製度紀事（1949—1999）》，見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三卷》下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頁，第268—269頁。
（21）（27）張天翼、周立波、艾蕪：《我們建議減低稿費報酬》，《人民日報》1958年9月29日。
（22）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舒蕪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頁。
（23）劉少奇：《關於作家的修養等問題》，見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編：《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頁。
（24）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5頁。
（25）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頁。
（26）周恩來：《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1959年5月3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編《周恩來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頁。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