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師鄧小平曾說過：“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辭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講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樣。套話連篇累牘，口號日新月異，往往會詞不達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語言含糊的主題在媒體上變奏再多，中外聽眾和讀者還是不感興趣，記也記不住。
“含糊其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帶來的混亂。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最典型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民主”到底是什麽？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並沒有神學本體論（或稱“是論”），所以不會問“政治是什麽”，“民主是什麽”這類問題。西方傳統則反之，本體論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礎。《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一句話，“上帝創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聖經》中的造物主，否則哪裏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個“準入”和“不準入”的問題。中文的流行譯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確的，刻意掩蓋了美國民主製的神學背景。
中國傳統也沒有政治的空間劃分理論。政治從來都不是可以同經濟、社會相隔離，有著單獨操作的空間，更談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間。三權分立，計票直選，政治派別按三個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傳統沒有理由成為全人類的普世政治價值。
中國人的政治觀是動態的，時空相結合的。政治因時而易，隨時麵臨“道在何方”的問題，即下一步應當往哪裏走。“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把西式“民主”這個特定的政治模式認定為人類發展的共同方向。隻有接受基督教傳統的目的論和末世論，這個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轉的，而且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國人幹脆把中國“民主化”挑明為“西化”，意思反倒彰顯出來。
但中國人在尋“道”時，又總要問個為什麽。比如，中國“為什麽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筆者幾年前在華盛頓做基辛格講座教授時，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學者提出這個問題，美國人似乎集體失語。從建國初始，他們就習慣把自己的政治體製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楷模，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命題，沒必要問個為什麽。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其實聰明得很，給這個新生國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個“無名之名”：“美利堅合眾國”。所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個成員的版圖和治國理念因此可以不斷擴張、改造，且大可不必限於美洲地域。換句話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人類的普世價值，非一般民族國家的傳統名字，如英格蘭、法蘭西和中國之類可以囊括。裏根總統曾公開宣揚，美國乃“光明山巔的金色廟宇”。從“光明山巔”往下看當然是一片昏暗。
中國人不大讚同橫向比較的人種、文化和體製優劣說，但總是相信縱向的體製高下論，即政治曆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王朝更替的邏輯。政府政績造成的政權興衰是常理，絕無亙古不變的“永恒”政治價值觀可以詮釋。中美雙方的政治傳統和出發點如此迥異，我們卻常常墜入西式話語的圈套。但事實證明，不管你如何用他們的概念立論，比如“利益攸關論”，中國隻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預設目標，在政治體製問題上必然難以妥協。更重要的是，美國外交戰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進全球的“民主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這個戰略產生矛盾是無法避免的。
傳統政治思想沒有過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界解釋一些中國人原創的原則，說服力也不夠。原因也是概念不準、語言含糊。至少，我們在談政治時，用的是從日文轉口的“politics”，將脫離時間的空間和基督教神學背景裝進中國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
中國傳統的“政”和“治”的要義已失，傳統理念的人本、動態和時空結合的政治邏輯在中外論辯中並不起作用。其實，中國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進之處。孔子說“政者正也”，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確。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權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論，孔子是第一個推崇人民對暴政造反有理命題的大思想家。
中國政治傳統的道理就是這麽簡單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紀的約翰·洛克，才開始講清這個道理。用西式本體論的語言來解釋民主對中國是好是壞，無異於承認某種特定的政治體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效果。如果認為民主隻是解決決策程序問題，於是直選製度就成了評判政治好壞的首要標準。根據西方傳統的“天賦人權”說（以上帝造人為前提），西式民主還是保護抽象人權的“最高上訴法庭”和人類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國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終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總結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將儒家的君民關係的實質一語點破，比西方政治科學的論證高明許多。
將“政者正也”推廣到國際關係領域裏，道理是一樣的。當年美國學者福山鼓吹“曆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證明了資本主義製度和西式民主的絕對優越，從而為小布什政府的“政權變更”的國際戰略提供了關鍵的理論支撐。然而，連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義”的單邊主義和先發製人戰略並沒有獲得國際輿論的認可，而且在實行過程中已經失敗，美國的“軟實力”一落千丈。事實證明，任何強國，其身不正，國際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與美國交流時，如果根據普世價值論的思路勸說美國要有耐心，中國的“民主化”尚需時日，那隻能刻意迎合美國人堅信“耶穌終將到來”的心理，但實質上傳遞了中華傳統劣於西方傳統的錯誤信息。近年來國內儒學大興，很多人以為儒家“和合”思想傳播的機遇到來，但美國人多以為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死灰複燃，於是有沈大偉等美國學者重提中國在亞洲的傳統“霸權”，即“朝貢製”的恢複。這種新“中國威脅論”雖然是隔靴撓癢，荒誕不經，但同近年來國內“快餐儒學”突然成為大眾流行文化有關。“快餐儒學”未必得儒學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對當今中國事務的一個基本看法：回歸傳統是為了防範“進步”。
運用民族語言來闡述理論
習近平最近提出，我們應當“運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揭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規律，使之成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確實，隻有放棄西式語境，我們才能夠認真研究“第三
次思想解放”的路徑問題。依筆者之見，用明確的民族語言來表達，至少有兩點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領域裏沒有任何永恒的“普世價值”，因此將西式政治體製移植到中國無法成活；第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現挑戰西方民主理論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應當放棄利用一切機會影響中國“西化”進程的幻想。毫無疑問，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體製的某些長處，但“中體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變。至於中國今後的體製架構如何，任何理論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確定，更不可能提出宏偉藍圖。“摸著石頭過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徑。
改革說到底是關於“變”與“不變”的問題。中國曆史上將體製改革稱為“變法”是有道理的。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決心很大，氣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務應當打破條條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義究竟如何？首先，“天變”是指具體的曆史環境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所以，天變，“道”亦應變。其二，“祖宗”應如何理解？有一個流行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老祖宗”不能丟。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決策體製。下一波政治體製改革應當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對傳承下來的蘇聯式決策體製進行全麵評估。其三，何謂“人言”？筆者以為，它既包括國內反對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噪。“奧運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國能否從容應對，處變不驚，取決於我們對自己體製的信心和國際國內民眾的支持。“危機”本身既有危險也有機遇。危機管理的目的是“化險為夷”，不必將杜絕危機定為理想的，但根本達不到的目標。我們對外解釋自己的機製跟不上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發展趨勢，更缺乏現代手段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比如說，“對外宣傳”的部分資源完全可以用在國際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設計。中國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別人批準，但國際輿論的認可和讚賞卻至關重要。（相藍欣作者是複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含糊其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帶來的混亂。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最典型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民主”到底是什麽？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並沒有神學本體論（或稱“是論”），所以不會問“政治是什麽”，“民主是什麽”這類問題。西方傳統則反之，本體論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礎。《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一句話，“上帝創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聖經》中的造物主，否則哪裏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個“準入”和“不準入”的問題。中文的流行譯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確的，刻意掩蓋了美國民主製的神學背景。
中國傳統也沒有政治的空間劃分理論。政治從來都不是可以同經濟、社會相隔離，有著單獨操作的空間，更談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間。三權分立，計票直選，政治派別按三個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傳統沒有理由成為全人類的普世政治價值。
中國人的政治觀是動態的，時空相結合的。政治因時而易，隨時麵臨“道在何方”的問題，即下一步應當往哪裏走。“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把西式“民主”這個特定的政治模式認定為人類發展的共同方向。隻有接受基督教傳統的目的論和末世論，這個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轉的，而且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國人幹脆把中國“民主化”挑明為“西化”，意思反倒彰顯出來。
但中國人在尋“道”時，又總要問個為什麽。比如，中國“為什麽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筆者幾年前在華盛頓做基辛格講座教授時，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學者提出這個問題，美國人似乎集體失語。從建國初始，他們就習慣把自己的政治體製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楷模，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命題，沒必要問個為什麽。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其實聰明得很，給這個新生國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個“無名之名”：“美利堅合眾國”。所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個成員的版圖和治國理念因此可以不斷擴張、改造，且大可不必限於美洲地域。換句話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人類的普世價值，非一般民族國家的傳統名字，如英格蘭、法蘭西和中國之類可以囊括。裏根總統曾公開宣揚，美國乃“光明山巔的金色廟宇”。從“光明山巔”往下看當然是一片昏暗。
中國人不大讚同橫向比較的人種、文化和體製優劣說，但總是相信縱向的體製高下論，即政治曆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王朝更替的邏輯。政府政績造成的政權興衰是常理，絕無亙古不變的“永恒”政治價值觀可以詮釋。中美雙方的政治傳統和出發點如此迥異，我們卻常常墜入西式話語的圈套。但事實證明，不管你如何用他們的概念立論，比如“利益攸關論”，中國隻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預設目標，在政治體製問題上必然難以妥協。更重要的是，美國外交戰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進全球的“民主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這個戰略產生矛盾是無法避免的。
傳統政治思想沒有過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界解釋一些中國人原創的原則，說服力也不夠。原因也是概念不準、語言含糊。至少，我們在談政治時，用的是從日文轉口的“politics”，將脫離時間的空間和基督教神學背景裝進中國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
中國傳統的“政”和“治”的要義已失，傳統理念的人本、動態和時空結合的政治邏輯在中外論辯中並不起作用。其實，中國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進之處。孔子說“政者正也”，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確。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權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論，孔子是第一個推崇人民對暴政造反有理命題的大思想家。
中國政治傳統的道理就是這麽簡單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紀的約翰·洛克，才開始講清這個道理。用西式本體論的語言來解釋民主對中國是好是壞，無異於承認某種特定的政治體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效果。如果認為民主隻是解決決策程序問題，於是直選製度就成了評判政治好壞的首要標準。根據西方傳統的“天賦人權”說（以上帝造人為前提），西式民主還是保護抽象人權的“最高上訴法庭”和人類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國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終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總結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將儒家的君民關係的實質一語點破，比西方政治科學的論證高明許多。
將“政者正也”推廣到國際關係領域裏，道理是一樣的。當年美國學者福山鼓吹“曆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證明了資本主義製度和西式民主的絕對優越，從而為小布什政府的“政權變更”的國際戰略提供了關鍵的理論支撐。然而，連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義”的單邊主義和先發製人戰略並沒有獲得國際輿論的認可，而且在實行過程中已經失敗，美國的“軟實力”一落千丈。事實證明，任何強國，其身不正，國際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與美國交流時，如果根據普世價值論的思路勸說美國要有耐心，中國的“民主化”尚需時日，那隻能刻意迎合美國人堅信“耶穌終將到來”的心理，但實質上傳遞了中華傳統劣於西方傳統的錯誤信息。近年來國內儒學大興，很多人以為儒家“和合”思想傳播的機遇到來，但美國人多以為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死灰複燃，於是有沈大偉等美國學者重提中國在亞洲的傳統“霸權”，即“朝貢製”的恢複。這種新“中國威脅論”雖然是隔靴撓癢，荒誕不經，但同近年來國內“快餐儒學”突然成為大眾流行文化有關。“快餐儒學”未必得儒學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對當今中國事務的一個基本看法：回歸傳統是為了防範“進步”。
運用民族語言來闡述理論
習近平最近提出，我們應當“運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揭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規律，使之成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確實，隻有放棄西式語境，我們才能夠認真研究“第三
次思想解放”的路徑問題。依筆者之見，用明確的民族語言來表達，至少有兩點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領域裏沒有任何永恒的“普世價值”，因此將西式政治體製移植到中國無法成活；第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現挑戰西方民主理論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應當放棄利用一切機會影響中國“西化”進程的幻想。毫無疑問，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體製的某些長處，但“中體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變。至於中國今後的體製架構如何，任何理論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確定，更不可能提出宏偉藍圖。“摸著石頭過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徑。
改革說到底是關於“變”與“不變”的問題。中國曆史上將體製改革稱為“變法”是有道理的。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決心很大，氣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務應當打破條條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義究竟如何？首先，“天變”是指具體的曆史環境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所以，天變，“道”亦應變。其二，“祖宗”應如何理解？有一個流行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老祖宗”不能丟。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決策體製。下一波政治體製改革應當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對傳承下來的蘇聯式決策體製進行全麵評估。其三，何謂“人言”？筆者以為，它既包括國內反對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噪。“奧運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國能否從容應對，處變不驚，取決於我們對自己體製的信心和國際國內民眾的支持。“危機”本身既有危險也有機遇。危機管理的目的是“化險為夷”，不必將杜絕危機定為理想的，但根本達不到的目標。我們對外解釋自己的機製跟不上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發展趨勢，更缺乏現代手段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比如說，“對外宣傳”的部分資源完全可以用在國際媒體中的中國國家形象設計。中國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別人批準，但國際輿論的認可和讚賞卻至關重要。（相藍欣作者是複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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