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詞人研究（之二）

二 中期:浪跡江湖之交往



光緒二十七年辛醜（1901）夏，王鵬運投劾慈禧而出京。《學詞日記》記姚氏語雲:“得京察記名以簡缺道員用，憤而投劾出京（劾慈禧）。”考鵬運甲辰五月與朱祖謀書（即前引《彊村詞原序》）:“自辛醜夏，與君別後，詞境日趨於渾。”故知兩人分手在辛醜夏，又朱氏《彊村語業》 21“重光赤奮若”年有《齊天樂》，序雲:“獨遊龍樹寺，有懷半塘、次珊。”按“重光赤奮若”乃歲星紀年，即辛醜年，龍樹寺乃京都勝跡，故知朱氏仍在京，而王氏已離去。又鵬運《半塘定稿·南潛集》收出京南遊之作，自辛醜迄甲辰，第一首即為《水調歌頭》“初至金陵諸公會飲秦淮……”，而朱祖謀《彊村詞剩稿》有《綠蓋舞風輕》“遙和鶩翁玄武湖 逭 暑之作”，從可知王氏辛醜夏出京，初至金陵。諸書、文所記有誤（如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王氏小傳，況氏《半塘老人傳》等）。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秋，朱祖謀奉命督學粵東，道出滬上，喜晤王鵬運。鵬運《南潛集·霜葉飛》序雲:“海上喜晤漚尹用夢窗韻賦贈，時漚尹持節嶺南，予適有吳趨之行，匆匆聚別，離緒黯然矣!”朱祖謀亦有《霜葉飛》詞，收《彊村語業》“玄黓攝提格”年，即壬寅年，序雲:“滬上喜遇半塘翁。”聯係下文，此次王朱會晤時間在九月下旬。



九月底，王鵬運至蘇州，以新刻《夢窗甲乙丙丁稿》持贈鄭文焯，鄭氏即據此本手自批校。卷前題曰:“光緒壬寅九月二十八日，半塘前輩來自大梁，以是刻整裝本見貽。”鄭氏此本藏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中文係，吳熊和先生在《鄭文焯批校夢窗詞》 22 一文中說:“原書為王鵬運、朱孝臧合校夢窗詞的初刻本。”但是，吳氏據鄭文焯在光緒三十三年冬的一篇長跋中所說“曩當半塘翁初議校刊之際，郵視大凡，雅意諄屬，命舉新舊斠正各條，壹意相貺”，而認定:“原來王鵬運當初發願校勘夢窗詞，就與朱孝臧、鄭文焯約定，三人共同商討，合力共事。”並說:“戊戌政變前，鄭文焯在京任內閣中書，基於傾向維新與究心詞學的相同誌趣，與王鵬運、朱孝臧過從甚密，校刊詞籍也成了他們此時的性所同嗜。鄭文焯一生校訂詞籍數十種，最初從事柳永《樂章集》、周邦彥《清真集》的校勘，就是與王鵬運、朱孝臧合校夢窗詞同一期間開始的。”並在注釋中指出:鄭氏校《樂章集》時間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校《清真集》時間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即戊戌前後。這裏有許多錯誤，首先，所謂戊戌政變前，鄭氏在京任內閣中書的說法不確。《鄭氏年譜》從未記載鄭氏任過內閣中書，其二十五歲到蘇州後，隻在赴試時去過京師，都未作長期居留。但《鄭氏年譜》後附鄭氏歿後，朱祖謀等人請內務府保護鄭氏宅、墳的函文，雲“光緒乙亥舉人，內閣中書，客蘇撫幕，寄家吳門，逾三十年”，似在光緒元年乙亥後，六年庚辰入蘇幕前，鄭氏考取內閣中書，但此時王氏任職內閣，卻與鄭氏無交往，朱氏更未入京;同時，這一記載與戊戌前（光緒二十四年）鄭氏任內閣中書的說法，時間也相差太遠。第二，說王鵬運發願校夢窗時，即與朱、鄭有約，說法不確。王氏校夢窗始自光緒十九年癸巳，時與況周頤同校。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王氏開始邀約朱氏同校夢窗詞，到二十五年己亥，王、朱始校（對王氏而言是二校）。所謂王氏初議校刊，實為王、朱初議校勘。鄭文焯與王氏、朱氏相交於戊戌年，王氏郵寄大凡，當在戊戌年鄭氏從京師返蘇以後，鄭氏長跋並雲“會餘有期功之喪，戚戚煩襟，未及盡以所得，為報知己”，查《鄭氏年譜》雲“是歲（按:即戊戌年）幼蘭先生卒於開封任所”，更可證明。第三，雖然王氏邀約過鄭氏同校夢窗詞，但實際上鄭氏並未參與，不能說鄭氏與王、朱合校夢窗詞，據前引王鵬運夢窗詞跋，夢窗詞的校勘工作乃王氏與朱氏在己亥年曆時一年完成。王氏並將寫本立即寄與鄭氏，再到二十八年壬寅（1902），王氏遊蘇，更以刻本相贈，鄭氏據刻本批校，成《手批夢窗詞》。是年歲杪，鵬運在金陵得儀董學堂聘書，來到揚州。考陳銳《長亭怨慢》序 23 雲:“壬寅歲杪，半塘老人受儀董學堂之聘。”



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況周頤居常州，主講龍城書院。二月，況氏遊曆蘇杭，成《玉梅後詞》，遭鄭文焯譏評，二人遂絕交。《蕙風詞史》雲:“玉梅後詞十餘闋，則豔詞之成於蘇杭常州者也”，“玉梅後詞成，文叔問嚐竊議之，先生大不悅，其於詞跋，有雲‘為傖父所訶’，蓋指叔問”。四月下旬，況氏過江訪半塘於揚州。半塘舉示朱祖謀詞，況氏見而驚詫，遂結辛亥後滬上之緣。半塘謂《玉梅後詞》淫豔不可刻，況氏認為王鵬運此語是受鄭文焯的影響。況氏《玉梅後詞》序雲:“唯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寧吾半塘而顧出此?”並咬定乃鄭氏“妖半塘之言”。況、鄭交惡，據鵬運五月二十六日與朱氏書“夔笙素不滿某某，嚐與吾兩人異趣”，又張爾田雲“蕙風生平最不滿意者，厥為大鶴”，“大鶴為人，不似蕙風少許可，獨生平絕口不及蕙風” 24 。



《半塘老人傳》雲:“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蘇州，病卒。”所記時間有誤，事情含糊。本年夏，王鵬運尚在揚州。陳銳過訪，據陳氏《長亭怨慢》序雲:“今夏過揚，一夕盤桓，雲將為西湖之遊。”又半塘五月二十六日與朱氏信雲:“暑假不遠，擬之若耶上塚，便遊西湖。”可知王氏此行為祭掃祖墓於紹興，順便遊西湖，故不應說成“省墓道蘇州”。況氏《玉梅後詞》序並雲:“餘回常州，半塘旋之鎮江，而杭州、蘇州。”似乎王氏先到杭州，實際是王氏並未能至杭州、紹興，而是先去了蘇州，鄭文焯《苕雅餘集·念奴嬌》序雲:“甲辰仲夏，半塘老人過江訪舊，重會吳皋。”詞序所言半塘“過江訪舊”，非指選訪鄭氏，而指端方。龍榆生《清季四大詞人·王鵬運》雲:“方擬返山陰上塚，值端方督兩江，約於吳門相見;夜宴八旗會館，單衣不勝風寒，翌晨遂病;旋卒於兩廣會館，寄櫬滄浪亭側結草庵中，時光緒三十年六月也。”龍氏所記王鵬運歿於六月，比較可靠，因鄭氏詞序稱王氏仲夏來蘇，其在蘇染病暴卒，前後一個月時間差不多;而《學詞日記》記姚氏語雲“歿於光緒甲辰七月”，不確。



對於鵬運之逝，鄭、朱、況皆感喟無已。《花隨人聖庵摭記》“吳小城”條雲:“乃半塘於秋間化去，叔問愈增感喟。”況氏為撰挽聯“窮途落拓中哭生平第一知己，時局艱危日問宇內有幾斯人”，且雲:“吾兩人十七年交情若零星亂縷，數千言未可終也。” （見《蘭雲菱夢樓筆記》） 朱祖謀在廣東接訃告，《半塘定稿·朱序》雲:“未已而君訃至矣，悲夫!悲夫!”十月，朱刻《半塘定稿》於廣州。夏敬觀《忍古樓詞話》“王半塘”條 25 雲:“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為刊半塘定稿於廣州。”《半塘定稿·鍾德祥序》下署時間為“光緒甲辰冬十月”，故知。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朱祖謀以修墓請假，離學政任回籍，明年丙午乞病解職，卜居吳門。《朱公行狀》:“乙巳，以修墓請假，離學政任回籍。次年，乞病解職，卜居吳門。”三十三年丁未（1907）卜居吳氏聽楓園，與鄭文焯為鄰。先是鄭文焯乙巳年（1905）於吳小城東孝義坊買地，築屋“樵風別墅”。按《鄭氏年譜》:“先生於孝義坊購地五畝，建築新居，榜曰通德裏。秋初落成，即遷入。”又鄭氏《苕雅餘集·滿江紅》小序雲:“乙巳之秋，誅茅吳小城東，新營住所。”為卜鄰事，鄭、朱詞柬往來不絕。考朱氏《彊村詞剩稿·惜紅衣》詞，序雲:“年時與叔問有買鄰之約，逡巡未就。今將卜居吳氏聽楓園，書報叔問，申以是詞。”鄭氏亦答以《惜紅衣》詞，序雲:“彊村翁早退遺榮，舊有吳皋卜鄰之約。?來滬江，皇皇未暇。近將移家小市橋吳氏聽楓園，先以書來商略新營，作蒼煙寂寞之友，卻寄此以堅其誌。”此後，鄭、朱又有《驀山溪》詞（鄭詞均見《苕雅餘集》）。鄭氏詞序雲:“吳城小市橋，宋詞人吳應之紅梅閣故地也。橋東今為吳氏聽楓園。……彊村翁近僦其園為行窩。翁所著詞，聲滿天地，折紅梅一曲，未得專美於前也。”朱氏詞序曰:“吳城小市橋東聽楓園，退樓老人諏古觴詠地也。予將僦居其間。步問為相陰陽，練時日，且舉宋詞人吳應之故事，詞以張之。”按朱氏《驀山溪》詞收在《彊村語業》“強圉協洽”年即丁未年，而《驀山溪》詞前收詞《洞仙歌》在“丁未九日”，故知為丁未年重九以後之事。



此年，朱氏複議重校刻夢窗詞，鄭氏以自己的批校本相助，據前引鄭氏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之長跋:“侍郎近複議重刻吳詞，不揆狂簡，悉以比年校定去取，注之簡眉，盡情舉似。”三十四年戊申，朱氏二校本出，是為無著庵本。朱祖謀《夢窗詞集跋》 26 雲:“餘治之二十年，一校於己亥，再勘於戊申。”是年，鄭氏亦寫定《夢窗詞校議》一書，後載於《四明叢書》第一集（1932年），鄭氏跋語末署“光緒著雍涒灘之歲，月在大梁”，知成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27 。



以上考述王鵬運等人出京後之交遊，仍然以王鵬運為中心，基本在江浙一帶，而同為天涯浪跡，別多會少。王氏出京後，先在滬上會朱祖謀，再至蘇州會鄭文焯，後定居揚州，況周頤自常州渡江來見，不久，王氏去蘇州會端方，死於蘇州。王氏卒後，朱祖謀離廣州學政任，居蘇州，與鄭氏為鄰。這一時期，是桂派詞學的緩慢發展時期。從王鵬運規劃的詞學框架的三個方麵看，第一，由於天涯飄零，失去了穩定的生活環境與經濟來源，王氏沒有繼續校刻前人詞集，朱氏也還沒有開始《彊村叢書》的校刻工作，桂派在詞集刻行上沒有大的建樹。第二，朱氏、鄭氏在校勘夢窗詞上傾注了不少精力，朱氏有二校本行世，鄭氏亦有手批夢窗詞。第三，他們在詞學觀點上也出現分歧，表現在對況氏的《玉梅後詞》的批評上，王、鄭主張放鄭聲，觀點較保守，況氏經曆猶為坎坷，故從生活中體會出“外蕃麗而內幽怨”的藝術表現，“不為叔問所知，故有所議也” （《蕙風詞史》） ，況氏由此發展為詞學批評與欣賞。這一時期大的意義在於詞學觀念上的分歧，分歧的一方仍繼續原有的詞學理念，而另一方則從現實中修正固有的理念，表現出進步與發展，正是這種進步與發展顯示桂派開始走出常州詞派的樊籬，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論認識，這一理論認識適應清季對詞學的總結要求，表現出寬厚的學術態度與公允的學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