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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曆史人物認識的反反複複
--大宗師
一般來講，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有個反反複複的過程，一次隻能認識到事物的一個側麵，或精確到一定程度，要反複多次才能有個全麵、清晰、準確地認識。但對於曆史人物的認識，又有些特殊性和複雜性，首先是對於曆史人物經常有的人為的誤導，使人們很難獲得第一手的準確的資訊和詳實完整的材料；其次人是感性的，人對於曆史人物所作所為不由自主產生的好惡，必然影響人們對曆史人物的認識。曆史人物是個人，對於曆史人物的認識，不僅僅是他的所作所為，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人生經曆、他與其他人的情感互動、他行事決策的情感心理曆程都是對曆史人物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於這種感性的內容，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必然常有偏差，一定有反反複複。
譬如對於某些共和國的創建者，官方在其生前，在宣傳上總是不遺餘力的將其頌揚為英明神武，尊奉為聖賢，而在其身後又明裏暗裏的對其所作所為進行各種各樣的誣蔑，甚至斥之為惡棍。官方一直有意的在誤導人們對這些共和國的創建者的認識，以營造其需要的政治氣氛，為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服務。當這些共和國的創建者被官方打下神壇，他們就被降低為一般意義的人，人們就自然開始從一般人的角度來了解認識他們。政治人物們在曆史上曾經有過恩怨，那從一般人的角度去揣摩：一般人有過過節，有機會一定要報仇，於是乎路線鬥爭或政治鬥爭就被解釋成為了結個人恩怨所采取的報複手段或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一般人有了錢，有了權，就會去搞女人，現在這些有錢的、當官的不都是這麽幹的嗎？於是乎也可以同樣詮釋曆史人物的私生活。
但這些共和國的創建者真的就是和一般人一樣嗎？他們會不會非常另類，和一般人很不一樣，用一般人的境界去理解他們是不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撥開曆史的層層迷霧，重新審視這些共和國的創建者的人生之路，就會發現他們曾經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可他們卻義無反顧的選擇了最坎坷、最艱辛、最困難、最殘酷、風險最大的道路，他們冒著時刻被殺頭的風險，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時時刻刻的和明處的、暗處的、裏麵的、外麵的敵人和朋友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和博弈，曆經無數次巨大的失敗和挫折，克服了無窮無盡的艱難險阻，犧牲了數不清的親人和戰友，雖然開始時隻有幾個人，但最終卻居然成長為百萬大軍、億萬民眾，一戰定太平，建立了共和國。又再經數次國際國內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大布局、大戰役，徹底扭轉了中華民族百餘年的頹勢，從此中華文明終於崛起，大踏步地向現代化社會邁進了。
這些事是一般的人能幹的嗎？一般的人必從剛開始就有完全不同的選擇；即使身不由己“誤入歧途”，但必不能得以堅持，早就“識時務”而改換門庭了！這堅強的意誌、無比的毅力、巨大的犧牲、宏偉的規劃、偉大的決策，這大智慧、大心胸、大情懷，非常人能有，非常人能理解，那他們就不是常人，而是大英雄，就不應以常人之心來揣測大英雄的情懷。人們曾經將他們奉為神，又曾經將他們貶低為一般的人，但再進一步認識他們，才發現更確切地說，他們既不是神，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英雄，應該試圖以英雄的情懷、境界、胸襟來理解、認識他們的為人處事、他們的決策、甚至是他們的私生活。
鄧以後，社會上有一種美化民國、醜化共和國創建者的修養甚至人格的文化風氣，開此風氣之先者或許有些深層的戰略性的考慮，但後來更多的則是跟風湊熱鬧搏流量的大批無聊文人，其真實目的，就是否定中國現代革命的必要性、正確性和進步性。其實不僅共產黨革命，國民黨也是革命黨，共產黨殺人如麻，國民黨也是殺人如草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時中國進行的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人民民主運動，不是國民黨來領導，就是共產黨來領導，總之都是要革命的，這是在當時，民族危亡，民族自強自興自救的必然要求，誰也無法阻擋，隻能參與進去。蔣在內戰末期也已然意識到，中國必須進行土地革命，但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他後來到了台灣，台灣的土地和國民黨沒關係，他立馬進行了土地革命。很多人拿民國時期上海的發達做例子，可是當時上海是個特例，其他廣大的地區極端落後貧困，即使是在江浙一帶，除非是大地主、大豪紳、大資本家，一般中小地主、中小商販、中產階級，日子也都是非常難過的，如果一個國家大多數中產階級都過不下去了，那就隻好革命了！隻有進行土地革命中國才有可能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所以，即使將來共黨被推翻，繼任者恐怕還是要繼承相當一大部分共黨創造的進步的現代化遺產，中國現代革命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1） “當時中國進行的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人民民主運動，不是國民黨來領導，就是共產黨來領導，總之都是要革命的，...” 革命是不是就一定要大量殺人，是應該去懷疑的。 屠殺可以削弱反對的力量，誰都能了解。 這是為了增強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否因此，就能作為殺人的當然理由？ 作為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什麽都以效率來作為唯一的考量。 有時我們耗費許多資源，人力、物力，去救援少數幾個陷在災難中的人（例如汶川大地震時）； 我們並沒有打小算盤，說救出那麽幾個人要爬山涉水，而還沒有一定成功的把握，就因此不去救援。 這是天下公理，每個國家、文化都是救人為先的。 同樣的道理，以維護革命為理由，隨便就把一個人以言論大逆不道為理由而處決，豈不是和上述救災時人命關天的觀念相衝突嗎？ 真實的理由是，一遇到了政治案件，就人命唯賤了。 國民政府時期，有所謂 左聯的三烈士 等。 怎麽到了人民共和國了，沒有改正這種錯誤，反而殺得更凶了（如 林昭、遇羅克、...等）？ 從中共在延安時期開始，為了言論不妥，殺 王實味 開始，一直沒有改變這種觀點，認為革命是不可挑戰的理由。
2）與上一個觀點類似的，是作者對於土地改革的看法。
“蔣在內戰末期也已然意識到，中國必須進行土地革命，但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他後來到了台灣，台灣的土地和國民黨沒關係，他立馬進行了土地革命。”
作者對國民黨進行土地改革的曆史，似乎了解很少。 用大地主的所謂階級利益來解釋有無土地改革，是所謂的 “唯物史觀” 的老套，並不與曆史事實相符。 事實上，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的，並非蔣介石，而是國民黨的黃埔係的要員 陳誠。 他早在 1943年 湖北省主席任內，就推行過 “二五減租”，實際的減少佃農們的地租。 土地改革在國民黨的政策中，是漸進的，經過逐步調整而減少社會衝擊的。 國民黨到了台灣，陳誠是台灣省主席，開始推行 “375減租” （當時台灣的地租有達到 70%以上的）。 自此，地租最高不得超過農產量的 37.5%。 之所以在台灣的減租，沒有采用當年在 湖北的減租辦法，是因為台灣久在日本統治之下，地租結構的曆史不同。 這是1949年的四月，國民黨在大陸還未完全撤出的時候。兩年以後1951開始公地放領，再兩年實施 “耕者有其田”，將所有農地轉讓給佃農。 但台灣的土改未殺一人，農民得到耕地，地主得到土地所有權的補償（由政府給與，政府又由農民處得來）。全麵土改，而未殺一人，是很難得的成績。 與中共對比，中共每發動土改，就要殺大批地主。非但殺人，還作出理直氣壯的姿態； 這是模仿蘇聯當年處理 富農 кула?к 的暴烈手段。 我們今天回顧曆史，再比較世界其他國家對於土改的態度，不能不說，蘇聯、中國、高棉在土改過程中殺戮了那樣多的人民，成了諸國中的極少數。 其他國家也一樣有土地問題，但他們沒有采取橫暴而粗糙的手段來解決產業結構上的矛盾。 這種解決內部問題不避忌暴力的態度，給中國帶來了後遺症，至今還沒有消除。
回到土改的曆史上來，用 階級利益 來解釋土改能不能推行，是共產八股，與真實的曆史並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