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國崛起的曆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
作者：張文木
曆史就像是大國興衰更替的鏈條，一環扣一環，有始無終，興亡無常。而今日之中國就是這條鏈環中的一個環節。中國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國家有的最終成長為世界性的大國，也有的行百裏而半九十，功敗垂成。因此，研究大國崛起的曆史經驗，對於今天正在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發展，是有益的。先從國家與財富的關係談起。
一、 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
以前開會有人找到我說：“你的文章我看了，確實不錯。”又說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說美國惹不得，美國太強大了，不敢惹。我說我也是這個意思，美國是大哥大，咱們也想跟人家好，能讓且讓，但你說讓到哪兒呢？讓總得有個底線吧。這底線你能告訴我在哪兒嗎？台灣能讓嗎？他說不能；西藏能讓嗎？他說不能；新疆能讓嗎？他還說不能。我說不能讓又要與人家好，那怎麽辦呢？最後他急了就說：那就投降唄。
說到這兒我就徹底沒什麽說的了。心想這也是教書和念書的，知識學到這一步，就沒多大用了。毛主席說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國際政治並不是所謂“ 客觀知識”堆起來的學問，它是最講立場的。這個立場對中國人來講就是中國國家利益。我們講國家安全講的就是國家利益安全。
從這個角度，有人又提出一個問題，說現在這日子也挺好的，幹嘛講那麽多的國家利益。
記得過去有人提出“野豬的自由”的概念，這對我們理解國家與財富的關係是個啟發：野豬和家豬相比，家豬生活多幸福，家豬現在都有單間，也不用自己去尋找食物。但它們與野豬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生，也不知自己什麽時候死。現在機械化和電器化的殺豬方法使豬死時減少了許多痛苦，算是安樂死。野豬則不同，大自然給了野豬一種戰鬥性格，盡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知道自己什麽時候生，也知道自己什麽時候和為什麽死，是怎麽樣死。國家也是這樣啊：如果僅考慮物質富裕，這事就簡單了。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 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1]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曆史過了一百多年，現在中國再次成為一個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我們並不強大，盡管在國際中有了自己的獨立主權。從上個世紀開始一百多年我們就是為這種自主命運在不停地奮鬥，但隻要我們沒有戰鬥力，這種命運就不會因中國的富裕而得到永遠的保障。曆史反複表明，國際間的大規模財富轉移本質並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這一點今天有人忘記了，他們說，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且不說中國印度是被窮國英國打敗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國家，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也比歐洲富裕。他們的財富在歐洲人的大炮和利劍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歐洲，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
二戰前的猶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有個夏洛克，這個人物集中反映了當時彌漫於整個歐洲的排斥猶太人的心理。為什麽呢？他們有錢且放高利貸，整個歐洲人對他們是沒有什麽好印象的。自本紀元初古羅馬軍隊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後，基督教開始在猶太人中間傳播，據講臨死前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將來猶太人的命運就是苦難。屠城後猶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國而流浪於世界。高行健說祖國是隨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當時祖國也確實是隨著猶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發財，最後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屍爐裏去了。但焚屍爐裏煉出了猶太人的愛國心。從焚屍爐旁跑出來的猶太人，就成了後來以色列國家的奠基者。當今的恐怖主義蠻厲害，它把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炸了，怎麽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遠比美國弱小，經過這麽多次中東戰爭，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動員起來跟以色列打，怎麽就打不倒。以色列戰鬥力強？不錯，但最關鍵是以色列人愛國心強。它知道失去國家，失去祖國是什麽樣的味道，以至後來以色列人的愛國熱情有些極端，對巴勒斯坦一點都不讓。而整個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沒有辦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國家，就幾乎失去了一切。猶太民族曾發過財，但錢並沒有買到幸福的命運。真正想念祖國的時候，是人們在海外處境最悲慘的時候。在希特勒集中營裏的那些猶太人對國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無法想像的。如果大家還認為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那就請看看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起因並體會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這些發生在曆史和眼前的實情，我們就會對國家及國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認識。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獨立的國家主權，有了自己的祖國，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們中國許多人對國家作用的認識反倒淡漠了。他們想的更多的是物質幸福，覺得物質滿足是幸福的本質，但事實上沒有國家，財富隻是一種沒有保障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
二、今天的中國不能靠武訓的路子謀發展
國家主權是國家財富的基礎，是最大的政治。國家主權是國家全體公民生存與發展權利的最根本的保障。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但是國家主權如果沒有力量保證也會流於形式。剛才說的那幾個例子說明沒有國家主權就沒有一切；而沒有力量，國家也會失去一切。蘇聯人在國家解體的時候，是非常慘的。大批蘇聯很優秀的人，為生活跑到西方為人家的國家服務，還有一些人跑到咱們東北打工。現在有人說，隻要我有本事，就有競爭力。但你如果失去國家，不管你有多優秀，很野蠻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羅馬軍隊在地中海兩岸擄獲的奴隸有許多是很有學問的人；八國聯軍進中國的時候，中國的GNP並不比西方差，中國國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頤和園裏宮女會背唐詩，而入侵者絕不會有同樣的水平背莎士比亞，那怎麽就讓人家欺負，死命往水裏趕呢？有的宮女不甘侮辱就自殺了。究其原因那是她們失去國家的保護。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經濟發達了、文化程度高了，國家競爭力就強，就能夠解決好國家命運問題。
生存和發展是現代國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發展道路會導致不同的政治後果。蘇聯在二戰前有兩種發展考慮：斯大林當時堅持，快速發展重工業；而布哈林則堅持按部就班地從農業，輕工業到重工業，慢慢來。斯大林說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邊希特勒都武裝起來了，你還這麽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來個“不爭論”。與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爭論是搬掉人家的腦袋，搞了個大清洗。他換一批年輕人上來，目標掛帥，埋頭苦幹。最後，槍、炮、坦克、飛機都造出來了。等希特勒打來時，蘇聯已形成了很強大的反擊實力，並很快打敗了希特勒。回頭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讀書讀傻了，讀呆了。書上寫的經濟發展規律就是從農業到輕工業，最後到重工業，整個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就是這樣的。但國際安全環境已發生了變化，國家發展利益的保護方式就要發生相應改變。布哈林不懂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的道理。在國際形勢日益緊張的曆史條件下，保家衛國就是最大的政治。試想如果失去國家，那麽經濟發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國目前也有一種類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國際形勢日益動蕩，戰爭連年不斷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經濟，以經濟發展為雷打不動的中心工作，這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毛澤東曾批評《武訓傳》。書上講武訓以“修個義學為貧寒”的理想，靠出賣苦力掙錢，甚至不惜自殘自賤，爭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終在柳林、臨清、館陶建起了三處義學。武訓為了辦教育，任人騎，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給兩分錢，踢一腳給兩分錢，騎到背上給兩毛錢，回到家裏一點點攢，把錢攢足了辦教育而不是買槍炮反抗壓迫，所以毛澤東對《武訓傳》就提出批評。如果將毛澤東的批評應用於今天的國際政治，就會發現，在當今世界我們也不能靠武訓先生的那套路子謀發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齒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夠生存下來的動物，都不是僅僅長得漂亮溫順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齒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貓：好看，但快絕種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動物都留下來了。國家也是如此。中國過去舊民主主義革命留下的教訓是，僅靠實業和教育是救不了國的，得靠槍杆子。武訓的愛國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義。現在中國許多學校教育辦得學生不願參軍、不願去國防工業單位，而是傾父母之財力，紛紛向西方國家跑。這樣的教育對國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國際形勢日益動蕩的情況下，還是應該從槍炮做起，從愛國主義做起，要從國家關鍵的硬地方做起。與我們身體成長規律一樣，神經和肌肉走向哪裏，骨頭就走向哪裏，骨頭前麵是牙齒和指甲。人不管他多麽高貴，沒有骨頭，隻有神經脈絡和肌肉，那他將一事無成。
在當今險象叢生、壓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們不能走《武訓傳》中宣揚的那條路，我們應該做強力崛起的準備。有人天真地幻想，說西方不至於對我們怎麽樣吧？其實世界上有些事情說沒就沒了。今天我們坐在這兒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中國。而十幾年前還是我們“老大哥” 的蘇聯人，現在已處於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還算好的，蘇聯解體後還留下個俄羅斯。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沒有了。最早的古希臘文明、美洲的瑪雅文明，整個都隻成了古跡。有很多大帝國，最後都變成很小的國家，西班牙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可現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兒，非常委瑣。那誰可以想像，在未來的世界，中國將是什麽樣？如搞得不好，中國未來可能也會成為非常小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在我們心目中是我們印製的地圖上的樣子，但誰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麽樣的？在李登輝心目中是什麽樣的？李登輝心目中的中國是以台灣為中心，包括中原地區，頂多到河南這一片，也就是汪精衛時期的那個版圖。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國大概就是大東亞共榮圈時的中國。當時日本把中國整個肢解了，也占著台灣。現在李登輝正跟日本右翼談，他們想要聯合起來。李登輝埋怨日本人現在沒有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觀”[2]，叫現在的日本人學那時的日本人。“大局觀”是什麽？就是肢解中國。這一點與日本人中島嶺雄以及司馬遼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們都寫書認為中國必須分成若幹塊。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十幾年時間，整個北方，即俄羅斯全都變了，變弱了。現在回頭看目前這張世界政治地圖，美國不放心的最後就剩下中國。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戰略博弈，這是中國麵臨的基本安全環境。
國際政治的原則至今仍是叢林的原則。聯合國安理會隻有在大國實力可以互相製約時才能發揮作用，安理會的一票否決製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隻能是冷和平，熱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說冷戰不好，其實冷戰時期發生的戰爭較少，相反冷戰後的國際衝突越演越烈。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國家之間就是這樣，外交部可以笑，但後麵的軍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安全環境的好壞是內部壓力和外部壓力相互作用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造成的外部壓力與處於經濟轉軌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國家風險，是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問題所在。
中國曆史上有兩種國家風險。一種是在自然經濟下發生的生存風險，一種是在市場經濟下發生的發展風險。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末期都要發生動亂、農民起義，王朝被推翻後，再重新建設。這個結果對中國來說，是災難性的。有人說這推動了曆史進步。但馬克思說，東方隻見政權變更，而沒有社會發展式進步。在黑格爾看來，曆史應是發展的，發展的本質在於質變和飛躍。但在東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這裏隻有量的積累，而沒有質變式的飛躍。沒發展，也就沒有曆史。因此，生存不應是曆史的本質，它更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我們研究中國朝代的更替，會發現它有其特殊規律。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社會，自已是自己的“市場”，即自給自足。這樣就很難形成商品性的生產及由此產生的利潤。因而也就不會產生新產業和新投資。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它就沒有辦法利用剩餘的生產力。當生產發展好一點的時候，其產品不能轉化為利潤及相應的投資。這樣當這些剩餘產品轉化為貨幣形式的時候，就形成一種土地購買力量。因為在完全的自然農業經濟下，隻有農耕土地而非新經濟產業是貨幣的最保險的銀行。[3]這與發展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的發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間斷銜接的新產業生長點。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發展決定生存，不發展就會死亡。自然經濟的優勢是生存能力，勞動在很簡單的條件下嚴重依賴自然生產資料，即所謂靠山吃山，因而勞動也最容易形成。一塊地，一個簡單的勞動工具就會種出糧食並有少許貯存。自然經濟有一種很強的生存優勢，但發展能力非常脆弱。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其剩餘價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沒有新的水池與之銜接，這些不斷增升的水必然外溢並把這個水池基礎泡爛和衝垮，摧垮以後再重新建設。因發展而滅亡是自然經濟運動的重要特征，也是隻見古代中國王朝更替而不見其間發生質變飛躍的原因。
自然經濟在中國的命運在鄧*小*平時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折。鄧*小*平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從此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利益需求及國家安全概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市場經濟必然是世界性的，我們加入WTO，參與了全球化，這時不參與世界市場，不參與世界資源分配的國家，就根本無法生存。這樣就帶來安全環境的新變化，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何保障國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國際資本侵蝕的前提下參與全球化並獲發展。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不再與土地和人口相聯係了，而與利潤、利益相聯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4]這是因為利潤沒有國界。利潤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是來自世界的。國家利潤總量往往標誌著它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相應份額，國家利潤越多，其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份額越大。如果說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於保障國家地租和賦稅的穩定和擴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則表現為來自海內外的國家利潤的持續穩定和擴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總量規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發展的；後者是由生產和技術決定的，是無限的和發展的。發展，這個隨全球化進程不斷滾動的概念，必然要波及並拉動全世界。
四、拿破侖的意義是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這裏會有同誌問：西方同樣也經曆了自然經濟階段，為什麽西方就走了一條與中國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國和西方相比，西方經過了一個幾百年的大動亂即史書上說的“黑暗時期”，如果要說起來，這也要感謝我們的秦王贏政和漢武帝劉徹先生。在古羅馬征戰地中海的時候，商鞅變法為秦國積累了強大的國力和軍力，正是在這樣強大的國力軍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商鞅變法把井田製推翻，將軍功與土地分配掛勾，大大提高了農民參軍立功的熱情。他給小農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農民子弟又參軍保衛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國的戰鬥力特別強。漢朝中期，中國北方匈奴南下。漢武帝集中了全國的力量把他們趕走了。遊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亞後退的條件下，他們便往西尋找生存空間，這就象多米諾牌一樣帶動了整個中亞東歐的民族大動遷，由此引發的曆史結果是在公元5世紀末羅馬帝國被衝垮。此後，歐洲就進入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此時的世界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就在西方被民族遷移衝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我們中國卻整體上處在一個上升階段。不僅如此，中國經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農民大起義而不倒，這又得益於西方的百年大混亂。歐洲此間宗教衝突、民族屠殺，各國間的王位爭奪戰爭，他們顧不上我們。所以我們還經得起內部折騰，倒下去還能起來。但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成功後，事情就不一樣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過來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20世紀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資本出現造成的經濟全球化現象。資本使社會剩餘產品有了新的投資場所。整個社會不以權力為中心，而是以資本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資本，什麽有利潤就生產什麽，一切都隨利潤興起或衰落。
資本一旦出現，世界就分成了兩部分：價值與使用價值、資本與勞動、生產與消費、中心與外圍。一方發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發展。這樣，本來是統一的東西在這裏成了對立的，比如生產力一方必然要壓低消費一方來降低生產成本，這樣才可使利潤最大化。但是本國消費壓低到極點了，就會造成社會動亂。馬克思1853年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表達過這個規律性的現象。他說：“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5]在19世紀40年代，引起整個歐洲動亂的就是這個原因。資本中心國家要把國內保護好，就得將市場危機轉嫁出去。危機轉嫁的早期對象就是歐洲大陸，受衝擊最嚴重的國家就是法國。法國及整個歐洲大陸是英國轉嫁危機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說英國是發展到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的起點的話，那麽法國就是多極化的起點。
1786 年的時候，法國跟英國做了一個交換，當時簽了一個“伊甸條約”[6]。但到1789年法國就進入國家動亂。當時那裏的情況跟我們今天進入WTO的情況一樣。高勢能的資本衝擊使法國也出現國家風險，整個政權發生動搖。大部分農民失業。當時法國人不理解，曾經非常輝煌的法國怎麽就被英國趕上了呢。開始法國人看不起英國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稱“征服者”，還從法國出發下海征服英國並自立為英王。現在英國人怎麽就一下子發起來了。法國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開始法國人簡單地認為，人家有錢。法國人想，我拿我的農產品跟你工業產品交換，有了錢以後我再買你的東西，買得多了我不就與你一樣“富裕”了嘛。其實不是這樣。關鍵在於英國產品成本低，原材料產品的附加值高，法國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換，法國農業產品不堪重負，農民迅速解體。
法國農民解體後蜂湧進城，這和今天中國的情況大體相似。進城以後，找不到工作，又沒錢，就鬧革命。這樣便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實質是脫離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侖連同《拿破侖法典》正是從農民和土地問題入手來解決法國社會矛盾的。到19世紀50年代，在拿破侖三世的時候，法國還為就業問題所困擾。當時組成勞動工廠，就是解決就業問題。但失業的人數太多，已超出國家承受的極限。找不到工作，人就會有怨言，說政府腐敗，要換政權，要搞革命。於是社會就開始動亂。有意思的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凡是社會動亂的時候，理論思潮就特別發達。這叫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不平衡發展規律。[7]文藝複興時期，歐洲社會正在向近代化轉型，此間歐洲出現一大批文學藝術巨匠。俄國農民大苦難時期，出現了托爾斯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出現了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權宣言》。當時人們都覺得，隻要解放了人，整個問題就解決了。社會輿論全部參加這場運動，開始是君主立憲派，吉倫特派，到最後就是雅各賓派。雅各賓派反腐敗很厲害，是用斷頭台的方式來“反腐倡廉”的。人們痛恨商人和高利貸者。於是羅伯斯庇爾把大商人丹東殺了。法國當時是喊人權喊得最厲害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殺人最多的時候，斷頭台就是法國大革命時的產物。這是悖論。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是最熱愛自由的，但最殘酷的事情就在那時發生。狄更斯《雙城記》描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況。當時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腦全推到“腐敗”和“奸商”身上，其實這裏有情緒化的成份。當時法國的問題是生產和勞動發生結構性矛盾了，是外國資本進來之後，對整個國家經濟及其經濟基礎的衝擊的後果。農業產品沒有競爭力，這對小農業為主而工業又不發達的國家而言，就是一場就業災難。沒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會鬧事。中國目前麵臨的情況與法國當時的情況很相似。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進入WTO後，中國的農業受到的衝擊將是不可想像的。外國糧食進口，中國農民種的糧食、水果、蔬菜之類，若無國家特別扶持，僅成本一項就沒有辦法與西方競爭。中國八九億農民，種地不掙錢，進城又沒工作，大量勞動力一旦失去就業機會，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混亂。
當時隻有拿破侖意識到問題的要害。他說：“在世界當前的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8]拿破侖采取的方法是從外圍打擊英國，推動資本多極化。這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處於南方地位的法國和處於北方地位的英國第一次發生的“南北衝突”。拿破侖知道對資本中心的衝擊應該是從它的外圍開始，英國是靠外圍國家來供養。拿破侖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斷了英國和它的殖民地的聯係，沒有印度就沒有英國。拿破侖被授權組成一個遠征軍，直接到中東地區，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國納爾遜率領的海軍打敗了。
海上的失敗隻有以大陸的勝利來彌補。1806年拿破侖頒布“米蘭敕令”，封鎖歐洲大陸，不準大陸國家與英國進行貿易交換。同時他推動法國的民族資本在歐洲全力擴張。《拿破侖法典》給整個歐洲的農奴予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農民，為歐洲，特別是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力資源。《拿破侖法典》解決了法國破產農民帶來的就業問題，這跟中國戰國時的商鞅政策一樣：小農的戰鬥力是與土地結合在一起的，誰給農民土地誰就有兵源。農業破產使拿破侖有了豐富的兵源，而拿破侖給破產農民以土地，又得到農民的忠誠。農民參軍消耗一部分社會“閑雜人員”，資本家在歐洲擴張，增加了國內就業。這兩方麵解決了法國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拿破侖的歐洲政策與後來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很相似：軍隊先行，商人緊跟。企業加產品強力擴展市場。拿破侖用暴力強行建立以本民族資本為中心的國際市場。雖然拿破侖失敗了，但是法國生產力沒有垮下去。拿破侖戰爭後，法國擠入以英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中心。這是所謂“北方國家”的原始成員。後來德國，美國，都是沿這條路線擠入國際資本中心，成為國際資本俱樂部的成員。
美國的發展道路對我們中國也有可借鑒的地方。美國最早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將北美洲當作英國資本發展的“外圍”地區，是英國的“奶牛”。在英國人眼中，北美隻能生存但不能發展。
當時的北美之於英國形勢，有點像今日中國之於美國的形勢，英國絕對不想在它的西側有一個強國出現。但是北美人民不願作英國的“奶牛”，於是他們拿起武器反抗英國的壓迫，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1811—1814年，美國又跟英國打仗，英國敗了，美國這才徹底獨立。在南北戰爭中，英國想肢解美國，它支持南方獨立。當時英國統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權，也不是所謂民主價值觀，而是將有可能成為重要對手的國家肢解。明治時期日本軍人和政治家也意識到這一點。日本強大後，先占領朝鮮，再打敗中國和俄國，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已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肢解為以日本為中心的若幹個“衛星國”。富裕和軍事強大的國家的地理版圖越小，其外圍緩衝區的需求就越大，這是國際政治的鐵則。英國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於沒有得以迂回的縱深地帶，像它們那樣版圖小而國力強的國家，如沒有相應的外圍地區，就難以確保自己的邊界安全。美國人對林肯那麽敬仰，這不僅僅是由於他解放了奴隸，而是由於他為美國爭回了大國必須擁有的起碼的地理版圖。這對美國未來的強大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南北統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將是什麽樣子。所以肢解或變相肢解對手國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這是一個理論視角，由此觀之，毛澤東統一中國大陸及將來中國政府統一台灣等島嶼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意義，怎樣估計都不為過。
由此引出一個小故事，1803年傑斐遜總統以1500萬美元從拿破侖手裏“購得”路易斯安那，這片從密西西比河直達洛磯山的廣大平原，相當於當時美國版圖的一倍。人們不理解拿破侖為什麽要這樣做。有人說拿破侖當時如何困難，如何需要錢，但是最關鍵的是拿破侖要在英國的西翼，為英國製造一個強大的對手，以減輕英國對法國的戰略壓力。這是一著既睿智又深遠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國真要感謝的不光是林肯，還應當有拿破侖。後來事實證明，美國的崛起對英國的未來是災難性的事件。英國西東兩邊受製於美國與法國，這既分散了英國的力量，也減輕了法國的壓力。19世紀80年代後美國迅速崛起，並在20世紀成為資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們從這個視角反視今日歐洲大陸人的國際觀，就會認識到，今日歐洲大陸人也是用當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對待今日的美國和中國：利用中國製衡美國以減輕歐洲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於英國開辟的經濟全球化曆史運動而言，拿破侖開辟了政治多極化的曆史運動。因此說，拿破侖的意義不僅是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國人是今日中國人的先生
對於居於資本外圍並受資本全球化衝擊的南方國家而言，在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社會動蕩。在古代我們曾經也輝煌過。當時世界隻有四大文明古國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但是風水輪流轉，到近代轉到英國那邊了。英國之後風水又轉到美國那邊了。美國沒有經曆過封建社會，也沒有經曆自然經濟發展階段。它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隻要國家經濟以資本為發展的動力，國內就必然要出現生產與消費的兩極分化。資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資，壓低消費，以獲取高利潤率。這造成美國在19世紀70、80年代的嚴重的社會動蕩。那時美國工人的罷工、遊行是非常厲害的。我們今天享受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三八”婦女節，都是美國工人爭取出來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美國政府是個嚴峻的考驗。曆史把美國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後來的拉美道路，當英國資本的附庸，還是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美國從英國的曆史經驗中知道，解決國內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體製問題，它更需要大量的國際資源向美國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
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南方國家也有同類問題。西方人說是南方國家法製不健全，社會保障不完善。這是不負責的話：你沒資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國法律明明寫著，人人都有受教育權利，山溝裏的孩子有權利但沒能力享受這個權利，為什麽？沒有錢。錢是資源的占有形式。中國有限資源不足以支持全麵小康的消費水平，遠遠不夠。怎麽辦，隻有強行參與大國間的國際資源分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向世界。英國就是這樣，英國是美國的老師，美國學它的老師，反對英國霸權，向世界要資源。昨天的美國也是今日中國的老師，我們也要向美國學習，反對美國的霸權，要求平等地參與國際資源分配。
前麵講了，國家間財富的轉移本質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換實現的。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也麵臨著英國的霸權壓力，國內又有問題。美國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對海洋沒有控製，沒有海權，其海外利益就沒有保證。英國早期海軍是跟著貿易走的，是保護商船用的。英國早期海軍將領多是海盜出身。一般來說，一個曆史運動在其初創階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發動的。後來英國在海上打敗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製了大海，也就控製了世界財富的轉移通道。西方海軍對於東方國家威脅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軍的艦炮下，東方的財富迅速流向西方。
19 世紀40年代，英國出現了工人憲章運動，英國政府並沒有對之實行血腥鎮壓，而是利用自己強大的製海權在東方發動了“鴉片戰爭”，打贏中國後，白花花的銀子就流回了英國。當時中國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經曆了40和50年代兩次鴉片戰爭和90年代的甲午戰爭後，半個世紀間，中國一下子成了窮國。財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國出現一種叫“工人階級貴族化”的現象。當貴族是要有錢的，錢從哪來，從東方來。19世紀40至70年代，西方國家在東方發動許多戰爭，目的都是掠奪東方的財富。與西班牙、葡萄牙掠奪拉丁美洲財富的後果不同，19世紀西方從東方掠奪的財富都轉化成了工業資本，而非商業或高利貸資本。這奠定了今天英美國家主導全球化的物質基礎。
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19世紀末，美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製海權。這時期中國人的心思用於什麽呢？用於建頤和園。人家則用於造海軍，錢都用於造軍艦，到19 世紀末期，美國海軍的噸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國一舉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關島等，1900年，它就全麵進入遠東地區，參與西方對中國的掠奪。這都在向誰挑戰呢？在向西班牙挑戰，向英國挑戰。如果僅從地理位置而不從主權歸屬上看，如將夏威夷比作我們中國的台灣，美國一年內就將它拿下了，而我們統一台灣的口號卻喊了50多年而不見結果！學者們研究呀研究，說台灣是否獨立，“還得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還“有三種可能性”。現在“台獨勢力”日益坐大，時間已不容我們回避挑戰。在重大的曆史關頭，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人的確是我們的先生。
六、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
國際鬥爭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國際鬥爭絕對不能想像著說話。我有和平願望，說和平發展是人類共同願望，但人類戰爭從原始社會就開始了。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問題，願望歸願望，解決問題還是要現實些。我們現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總還要吃糧食而不能吃空氣和陽光。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個國家判斷問題總要從現實出發，實事求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現實問題是什麽呢？是資源。中國已從昨天的產品短缺、繼而市場短缺轉向現在的資源短缺。上世紀初美國衝破英國霸權走向東方，為什麽呢？為搶占世界市場和資源。
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中國十九世紀末垮下去後，八國聯軍開進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很可能中國在那個時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和中國都是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八國聯軍進入中國後，中國衰落到即將被肢解的邊緣。但天不亡我中華：1914年歐洲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占領中國的洋人都回去了，顧不上這邊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經濟與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現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說到這裏，也應感謝曾國藩，有人說他鎮壓了太平天國，但是曾國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資源事實上培養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後來中國的北伐及中國的統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都在某些方麵都作了曆史進步的不自覺的工具。
民國成立到1933 年，中國經濟又迎來了一個發展較快的時期。但日本人可不高興，他們不願讓中國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國，引誘中國發生內戰。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從俄國回中國進入東北時，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蹤，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撥國共兩黨內鬥，以便坐收漁利。日本人發動對華全麵戰爭為什麽在 1937年？這是由於1936年“雙十二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中國人開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國，調撥中國內亂的企圖破滅了。圖窮匕首見，日本最終向中國全麵開戰。
1937年，中國進入全民抗戰。日本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當時近衛內閣是這種觀點。他們當時答應汪精衛過去後，逐漸退出並還政於汪。但日本軍人不行，後東條英機組閣，近衛下台，日本軍人的瘋狂一發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襲擊珍珠港，日美開戰。這一下蔣介石高興了。
當時斯大林是一切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麵臨希特勒在歐洲的攻勢，他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後，斯大林當時一直想將日本的禍水南引。國聯為 “9·18事件”派個李頓調查團，結果也是不了了之。當時美國也實際上默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9]。接著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華北、華南紛紛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輝所夢寐以求的也就是當時汪精衛的地盤。汪精衛當時的理論也跟今天一些對日關係的理論視角很相似，什麽不能與日本人打呀，什麽日本先進，與日改善關係有利於牽製美國，對中國有好處呀。可以假設，當時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勢力範圍，那英美有可能犧牲中國的利益與日妥協。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國就很可能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麵。但日本軍人餘勇可賈，一氣打過北緯30度，偷襲了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日本戰敗後，其版圖又回到明治時期，中國崛起是今後日本永遠的痛。與美國比，日本更希望中國分裂。
有人說經濟聯係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其經濟利益依存度遠比中美高。據美國學者孔華潤提供的數據表明，1940年美國對中國及日本的出口分別占美國出口總額1.9%和5.6%。[10]所以美國一直跟日本關係不錯。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華北時，美國還賣日本石油呢。當日本打過了上海，影響了英美國家的海外利益，美國就不幹了。與美國資本崛起並由此與英國衝突的原因一樣，日本資本的興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場和金融資源。這樣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國發生衝突。美國開始的時候想通過犧牲中國利益來與日本妥協，日本不滿足，攻擊了美國珍珠港，這使美國最終反與沒有多少經濟聯係的中國牢牢地結盟。經濟聯係與政治聯係有許多時候是分離的。這也不奇怪。經濟聯係多了，矛盾也就多，經濟矛盾激化就轉為政治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順車，參加了埃及開羅會議，我們最終成了戰勝國之一，並且台灣等島嶼的主權在戰後都回歸中國。
七、政治家的膽識在關鍵時刻能扭轉乾坤
二戰以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這時候我們中國國共打得很厲害。印度則在鬧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簡直是書呆子，有點像戈爾巴喬夫。當時尼赫魯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認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遲早會回來。但巴國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不僅回不來，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現在有些中國人對台灣也持這種看法：認為台灣如分裂出去，如果我們搞好了，到時候它自然選擇回來。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馬就在哥侖比亞眼皮下，1903年獨立到現在都100多年了還沒有回到哥侖比亞。哥侖比亞是那麽大的國家，你看地圖，巴拿馬在其上麵隻是一個小點，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當時沒有分裂的事，我們設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衝突會是什麽樣子？有人說，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強權人物。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印度有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尼赫魯，另一個就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後一位是跟希特勒、東條英機的。錢德拉·鮑斯還跟汪精衛一塊照過像。他主張用軍事趕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他死於飛機失事。這個人不是公子哥兒，不搞尼赫魯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戲。可以設想，當時如果錢德拉·鮑斯沒有死，並當選為印度總理，那印度的曆史可能完全不一樣，國內分離勢力就會毫不留情地被消滅掉。盡管錢德拉·鮑斯死了這麽多年，可許多印度人，特別是大學生很懷念他，認為他是英雄。[11]
我們來看看與尼赫魯同時期的毛澤東。印度獨立時，共產黨正跟蔣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鬧獨立，與美國、印度的一些勢力勾結。可以設想，1948年，如果印度當時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這些“藏獨”分子，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因為我們那時候根本就無力西顧，後來再談判那也很難是今天這樣的局麵。毛澤東在 1949年10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魯反應過來後，又是抗議又是遣責，後來還搞什麽“前進運動”，小腳老太婆似地一點點一點點地蠶食西藏。毛澤東沒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擊退入侵中國的印兵。
有人問中國為什麽在1962年打贏了又退回來了呢？
如果我們看看西藏地形就會明白毛澤東所出的是險招，這與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一致的，當時我們所取得的勝利隻是險勝。我們後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動力將戰爭物資運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驚人。如果印度拖我們半年，這場戰爭就可能影響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大局。毛澤東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魯在小步前進，而我們的毛澤東則兵貴神速，一步到位，打他個措手不及。當印度一片混亂，神誌未定之際，我們又立即收兵，把繳獲的武器還給他們，給國際上樹立了正義、和平的形象。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從1952年的抗美援朝與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到現在，中國東北與西南均無戰事。有些事就得這樣，你如果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有理有節，反倒會有和平。毛澤東敢出險棋，善出險招，結果用時間最短的戰爭，贏得中國邊界上時間最長的和平。這是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範例，也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大貢獻。
中國人的強國之夢是從孫中山開始的。看看過去的曆史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情景讓人難受。前一陣聽說有一個東歐國家飛機出事，華人就被關到機場大廳，而西方人則都被送到賓館，怎麽說都沒用。大家都知道，國家不強大，國民受人欺。1949年，中國開始走向強大，當時中國被美國包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麽樣衝出來？是靠鬥爭而不是妥協。美國已到了東北亞和東南亞。中國當時的東北相當於今天的上海，剛建國，百廢待興，我們就東北那一點重工業基地，但在它的東翼，美國已大兵壓境。當時我們一些人認為美國不會打中國，也不想打中國。毛澤東不信。毛澤東不是從美國的言辭而是從雙方力量變化中看問題。一旦美國拿下朝鮮，美國再翻臉中國就來不及了。此一時，彼一時，毛澤東才不信那些沒有力量保證的承諾。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那時候美國有原子彈。我們什麽先進武器都沒有，就是有勇氣。但我們打贏了。有人說打平了，中國那麽窮，打平了就是打贏了。周恩來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各國代表都拍手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們為中國的勇氣和勝利而歡呼，為中國打掉美國驕橫霸氣而歡呼。想得出來，當時毛澤東坐在中南海的感覺特別好。國際鬥爭有時候就是這樣，關鍵時候要有勇氣扳手腕，輸贏在此一舉。
八、沒有統一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與蘇聯相似，在中國建設道路上曾經也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慢慢來，直接搞私有製，經過很長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開始毛澤東也是這樣想的，後來他改變了想法。我的下鄉經曆與2000年到印度訪學的經曆才使我理解毛澤東當年快速搞公有製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魯開始也是搞社會主義，後來突然改變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們知道，不同的所有製下的同一種產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樣的。一旦搞私有製，生產資料交易就包括了製度成本，其結果是無謂地增加了國家基礎建設成本，並使中國現代化在其初始階段就會因其無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斷。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麽呢？它製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我曾下過鄉，當時國家若征用某塊地，隻要公社一紙命令到鄉，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任何異議，根本沒有今天那種哭爹喊娘的情況。當時中國搞三線，如按私有製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毛澤東通過所有製改造將生產資料交易成本壓到最低，與印度的尼赫魯相比，我們的毛澤東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時間，用最低的成本，為新中國奠定了崛起的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建在這個基礎上。
印度完全不一樣。我們看報紙上說印度是軟件大國、科技大國，但印度情況似乎不是這樣。我到印度尼赫魯大學財務處交費時，隻見財務報表從地麵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台電腦。我到國際政治係，隻有一台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電腦市場沒有那麽大的需求，印度有錢人也不買電腦，買了沒有用。它整個生產與市場完全是分離的，市場依托於國外，國內大量窮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辦，窮人的一些消費項目如飲水、醫療等都是免費的。有一次我去他們政府辦的醫院作了個小手術，從掛號到手術結束共花了10盧比，相當人民幣兩元錢。印度多數人是窮人，窮人手頭沒有多少貨幣，因而就不會有太大的購買力。因此統計數字表現出的消費高指數多是政府包辦而非國內民間資本拉動的。印度人聰明的腦袋是給外國人長的。我去一個小餐館，那天女老板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在印度家裏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印度人絕頂聰明，但這隻能為美國人服務，因為印度的民族市場很小。前兩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數時間卻在英美兩國。隻是由於他未放棄印度國藉而非為印度長期工作才成為首位諾貝爾獎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這位印裔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印度人意味著什麽，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應該按著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們現在講GNP，一定要研究其構成，而不能隻看總量。一個國家的資本構成、儲蓄構成反映一國經濟的性質。是自主型的國民經濟還是依附型的經濟，從GNP的構成才可看出。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GNP達到幾萬億，這隻是表麵現象，要看它的結構是什麽。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構成表明它不是強國。
中國農業改造問題一直沒解決好。所謂“農業改造”就是將中國傳統的自然的小農業經濟改造為現代的市場農場經濟。中國自秦以後始終是自然小農業經濟，1949 年建國後，新中國領導人就考慮農業改造問題。但由於它涉及商品經濟，因而中央的農業政策始終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搖擺。當時人民公社，有了大農場經濟的形式但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當時人們意識不到市場經濟對於中國的意義。在這方麵我們應該感謝鄧*小*平。鄧*小*平先從農業問題入手，將土地交還給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盡管小農業經濟有啟動快的特點，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戶地生產，全家人力投入到一兩畝地裏，生產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農場比高得不成比例。當時中國農業提供給城市的是自給自足之後的剩餘產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產因沒有利潤壓力而失去效率。隨著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引進外資，這種自然小農業經濟整個就撐不住了。城市工業品價格的增長使得自然小農業因成本高於產出，加之國外優質低價的農產品的引入，中國農業很快麵臨瓦解的危機。可以預言，隨著WTO規定的中國政府對農業的保護期結束，如果政府對農業還無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國的農業危機將有可能轉化為1789年法國式的政治災難 。
有一幅漫畫，一輛牛車拉了個卡車空殼，這似乎是中國農業的寫照。卡車是現代化的城市經濟，牛車是落後的農業經濟，是城市的基礎。建立在正麵臨破產的自然小農業之上的現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嗎，能有發展潛力嗎？牛車上的卡車是不可能跑快的。現在中國農村隻剩小孩、婦女、老人，已近解體的邊緣。而如果沒有中國的農業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工業民族市場就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就有些同誌對農業老牛有些不耐煩了，要把牛車一腳踹掉。但如果我們由於沒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棄我們的農業基礎，那中國經濟隻能走依附於國際市場而不是民族市場的經濟發展道路。曆史表明，沒有統一的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國出現涉及大量工人下崗，農民生活無法保障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資源不足。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早期也出現過這種問題，但它們用犧牲殖民地資源的方法來補償了國內的社會問題。廣大的殖民地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豐厚的利潤。英國把印度變成殖民地，這麽多年，印度還這麽貧窮，就很說明問題。近代史幾百年，西方走的多是這條剝奪資本外圍地區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種道路。這就是剝奪本國農民，同時為了防止兩極分化，他就用集體農莊的方式杜絕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國來說，我們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絕對平均的集體化政策。怎麽辦呢？隻有走出去，慢慢發展不行，但工人、農民的生存權應該放在第一位，從政治上看，國家還是應該確立多數勞動者階層的基礎地位。現在電影不是什麽什麽“總”就是什麽什麽“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這有些問題，世界難道都是“總 ”“董”們的嗎？不完全，還有工人、農民。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國家政治的基礎。我們不能說他們困難多就不管他們。他們是國家的雙腳。腳臭了得洗，有病了還得做“足療”，使它強健。誰都知道臭腳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嗎？當然不能，它們是全身的基礎。我們國家各階層是一個整體，一定要保護好。我覺得毛澤東的工農聯盟思想是很長遠的考慮。不能一切都以生產力為標準，我們還是應該以人，特別是以廣大勞動者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為生產力高低的標準，以工農為生產力服務的主體，這是立國之本。國家富裕的標準近期看，應是工農的收入多少，他們是民族市場的基礎。如果百分之幾的少數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後果是很可怕的。曆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在本國工人農民大量破產、生活持續惡化中崛起。中國農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轉軌中做了很大的犧牲。實際上我們應該對他們有所補償。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工人農民社會保障是現階段中國的最高利益，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證。
有人會說，目前的情況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隨中國經濟富裕了，這些問題就會在改革中逐漸消失。但現在美國可能不會給中國充裕時間讓中國在漸進式改革中崛起。為什麽？你現在是最弱的時期，誰都明白你漸進的結果是什麽。鄧*小*平書裏都寫明白了，韜光養晦，沉著冷靜，這話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現在霸權國家目的是要把中國國內的資源掏光，然後叫你後悔。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他過去經商時得到的經驗是，在對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氣最小。我們現在應該明白這一點，及時做好準備。
九、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
鄧* 小*平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將中國從自然經濟帶進市場經濟。但我們轉向市場經濟以後，發現在工業生產力發展越來越快的同時，我們的民族農業市場越來越脆弱，撐不住工業速度，於是中國工業產品日益依賴海外市場。經濟依托海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海外的自衛手段非常弱。結果是我們對海外市場依賴越來越大的同時，我們和世界霸權的矛盾也越來越深，雙方可以寬讓的餘地越來越少了。
除市場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過去我們怎麽不是這樣呢？過去我們的經濟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點在於頑強的生存性，吸收一點點資源，一點水、空氣就行，有點像泥鰍。自然經濟就是這種經濟形態，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這樣能夠活得很長。我們那個時候，資源沒怎麽開發，消費也很低，覺得地大物博。現在我們消費有些畸型。比如說買茶葉，茶葉罐子比茶葉都高級，為了促銷有利潤。為了利潤，不惜惡性競爭。與減肥現象一樣，為了長身體，廠家鼓勵你多吃，這會產生利潤；吃胖了，廠家又鼓勵你減肥，這又是利潤。這左也是利潤，右也是利潤，最終結果是零和。但這樣浪費的前提是對難以再生的資源高消耗。我們在學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時知道共產主義產生的條件是“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12]，但馬克思那個時候意識不到另一個問題，即資源不能無限湧流；煤、鐵、石油，都不能無限湧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無限湧流。生產力與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相似，現在我們腸胃消化功能很強，但沒糧食吃，工業糧食就是資源。沒吃的而腸胃消化功能又強，這意味著死得快。那還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時間長。
但這又產生了新的即競爭力不強的問題。競爭是動物的本能，不同競爭力的動物有不同的競爭方式。對於弱小動物而言，它們參與競爭的方式是負向自衛。比如蚊子、老鼠、螞蟻、野草等，由於它們攻擊力不強，作為彌補，它們的繁殖力卻高得驚人，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我們中國已不能選擇這種競爭方法，因為我們已長得強壯起來，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即生產力日益強大。過去的問題是腸胃“消化功能”處於潛在狀態。現在的問題則是糧食不夠吃。我們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曲線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細一看，有個陰影也在上升，即資源消耗曲線也在上升。如果把經濟的利潤補到資源上即環保上的結果卻是零和。好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是經濟曲線上升的同時，資源消耗曲線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就是這樣。它們通過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的資源來保護本國的環境。隨南方國家的發展加快，資源不足的矛盾將日益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因此可以預料，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戰爭是人類降低資源消耗的終極方式。現在我們國內資源已近枯竭。中國西部沙漠開始“農村包圍城市”了，蝗蟲也來了，聽說內蒙的野生動物往外蒙跑，東部地區的青蛙往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這是怎麽回事，沒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蓋成大樓了，野生動物隻有往有森林的地區跑，青蛙隻有往馬路上跑。這都是生態問題。生態問題越嚴重，我們對國際資源的依存度就會越大。
世界資源“蛋糕”就這麽大。七國集團已瓜分完畢，新崛起的國家已饑腸轆轆。如果說，上世紀的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場短缺，本世紀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則是資源短缺。據尼克鬆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訴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隻要卡住西方的資源，就能卡死西方。[13]尼克鬆說，資源是西方政治的關鍵。[14]
美國的目標是控製世界資源。美國人和我們比更嬌氣。他們加利福尼亞輪流停一下電，就受不了。這是由於他們已習慣於高消費，消費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們相比，我們更嬌氣，印度的氣候五十度是正常的。咱們四十度就算高溫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個北方停了兩天電，當時我已覺酷熱難忍，可印度人也沒覺得過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剛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發生戰爭。美國資源消費量最大，所以它對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對世界控製，尤其是軍事控製。美國像一個螃蟹，腹部非常軟，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這叫霸權。它是對內民主，對外霸權。它抓世界的時候很厲害。有人說美國這個國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內垮不了，為什麽？它會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養顏。排毒就是轉嫁危機。如果本身的內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麵講過，世界財富的轉移是靠國家暴力完成的，現在再加一句，資本主義危機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將資源比作水庫，將地區經濟比作吸水的海綿。原來世界隻有北美和歐洲兩大海綿。冷戰後，以中國為主動力的東亞地區崛起。這樣世界在水的總量（常規資源總量）不增加的情況下，世界吸水的海綿體卻增加了東亞這一大塊。美國是資源吞吐量大，必須泡在資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國家，但現在水池中的水不夠它用了，他身體就出毛病。現在歐元出現且競爭力強勁，吸納資金的“海綿”越來越大，再加中國持續崛起，這樣世界常規資源將會在這三大經濟體增長下嚴重短缺。如不降低資源消耗總量，這三大經濟體必然要發生衝突，結果不是三方同時降低消費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對手打掉。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是民主而非資源問題。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學問而是資源。別說萊溫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錢，就說中國農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說，應該打官司，相信國家，這沒問題。但國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錢，於是農民的態度就不取決於法治觀念和民主程序而取決於經濟收入，可現實中大多數的農民收入隻夠買法治教材而不夠打一場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這位農民必定要選低成本的解決方式。但如果連這點費用也沒有，那隻有獨自去冒險。市場經濟，都講成本。西方國家不怕，它有大量來自南方國家的高額利潤回流。從生到老保證沒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錢，這樣社會就會穩定。中國農民打官司，低級法院不行到中級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為原告的農民幾乎要傾家蕩產了。為什麽恐怖主義在窮困地區有市場，主要是經濟問題。理論和法律上規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兩回事，解決問題需要資源。西方有巨大的資源來滋養，因此它國內民主發展就有物質基礎。但前提是它必須牢牢地鉗住世界資源。由於歐洲統一和東亞經濟崛起對國際資源需求日益增長，美國對世界資源的攫取更多地選擇暴力方式。從1999年到2003年，美國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而每一場戰爭都與控製國際資源的目的有關。
但從政治考慮，目前美國還不會對歐洲采取行動，因為歐洲是分散的。同時美國也並不希望中國徹底分裂。它隻希望中國最好像歐洲一樣，相對分裂，各地來個“高度自治”，讓中國各地政治內耗，從而使其不僅無力向海外索取資源，而且還需要外部幹涉。從地區戰略看，美國希望亞洲這幾個大國處於相互製衡狀態。因此中國不能太弱，還得幫美國拽著印度、俄羅斯、日本等。如果中國徹底垮下去，亞洲就會形成一個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羅斯就會借近水樓台的地理優勢填補這個真空。那樣的話美國就吃不消了。 隻有亞洲大國相互都拽著，美國才可以在世界上獲得利益。
與當年英國一樣，中斷美國與外部世界的聯係是其經濟垮台的前提。它強大的消費能力需要從外麵大量吸收資源。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它毀滅的是整個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區和時間內人類無法感受到這種結果。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沒有辦法。最終人類還隻有從社會主義中找出路。我們過去說，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當補一句，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
十、大國力量增殖於地區性守成，消釋於世界性擴張
我們談世界資源，是否意味著中國在未來也要搞世界擴張呢？
不，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並且我認為世界擴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我讚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中國製定的中國永不稱霸的外交原則。
鄧* 小*平給中國定下的未來五十年的發展目標是中等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他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中國發展定位在“地區性大國”的層麵，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地區性的影響來實現的。我們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美國國務院從來不考慮國內的事。美國軍事演習總是以世界某些大國為假想對手，以世界某個地區為假想戰場。我們的軍人看的是我們山海關、武漢、長江等，美國軍人則是紅海、巴拿馬運河、關島，衝繩島等。未來中國的軍人要有世界眼光，這是美國人教給我們的經驗；未來的中國外交要從本土防衛政策向地區性守成政策轉化，從內斂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積極防禦政策轉化，長期經營於亞洲，與鄰為善，為中國百年國運打下深深的根基。
曆史上德國和美國的衰興曆程對未來中國是一麵鏡子。而研究德國，就不能不了解德國百年國運的奠基人俾斯麥。俾斯麥生於1815年卒於1898年，其生平幾乎覆蓋了整個十九世紀。俾斯麥青年時的德國四分五裂，而法國又在拿破侖失敗後一蹶不振。這為德國的崛起提供了曆史性的時機。1848年法國拿破侖三世路易·拿破侖上台，這對四分五裂的德國形成巨大的壓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發的“克裏米亞戰爭”又使德國不得不麵對來自俄國的壓力。1862年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張“鐵血政策”，用王朝戰爭和國際交叉聯盟的方式實現德國統一。1864年他在與奧地利聯盟和確保法國拿破侖三世的中立後，向丹麥宣戰，一舉拿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基爾港。接著俾斯麥又與意大利結盟，確保法國中立，不顧奧地利的阻撓，1866年開始並完成德意誌的統一戰爭，成立北德意誌聯邦。這使當時的歐洲受到巨大的震驚。意大利樞機主教國務秘書安東內利聽到普魯士統一戰爭勝利的消息時驚呼：“天塌下來了！”英國《旁觀者》報評論說：“已經有三十個（！）王朝被掃到一邊去了。兩千萬人的命運就此永遠改變。世界政治已經麵目全非。”法國曆史學家梯也爾承認，德國統一是法國四百年來最大的不幸。[15]“多少事，從來急”，俾斯麥並未因此停步，他估計德國統一後，德法戰爭不可避免，對拿破侖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麥，借1870年7 月19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的時機，以優勢兵力迅速深入法國，色當一戰俘獲拿破侖三世及其9萬軍隊後，俾斯麥又乘勝揮師巴黎協助梯也爾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從法國獲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並獲阿爾薩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區。1871年德意誌帝國成立。從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麥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就使德國在統一中崛起，由此徹底改變了長期不利於德國的歐洲均勢，確立了德國在歐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這還不是俾斯麥的過人之處。真正需要未來中國人學習和領會的是俾斯麥在勝利後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為了堅持其外交原則，他不惜與新皇帝決裂的精神。
俾斯麥與當時大多數仍處在勝利亢奮中的德國人相反，認為德國勝利後的外交活動餘地更加有限。他說：“我們位於歐洲中部。我們至少有三條會遭到攻擊的戰線，而法國卻隻有一條東部的國界，俄國隻有在西部的邊界上有遭到攻擊的可能。此外，根據曆史整個發展的情況、我們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據德意誌民族的內部聯結與其他民族相比也許相當鬆散這一特點，我們比任何一個別的民族更易遭到別人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危險。”歐洲國家“隻能容忍德國的實力強大到不至於觸犯其自身安全為限”。1871年後，俾斯麥意識到德國的擴張已達到歐洲列強可接受的極限，此後他堅持地區性守成原則。德意誌帝國成立後，俾斯麥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議會演說中反複強調“除了自己繼續保持安寧，在和平環境中進一步發展外”帝國別無他求。在歐洲大國間，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維護俄德關係，穩定德、俄、奧之間的三皇關係。1872年德俄奧三國皇帝簽訂協定，聲稱一旦和平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則“無需尋求或締結新的盟約，即可彼此進行協商，以求達成共同遵循之路線 ”。1882年俾斯麥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衝突的機會，拉攏意大利與德、奧形成三國同盟。1887年這個同盟又得到進一步續延。同年，俾斯麥又與俄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史稱“再保險條約”。俾斯麥建立這些交叉結盟網絡體係的目的是防止、限製、削弱法國複仇的可能性。1872年，在普法戰爭勝利後，俾斯麥在給當時德國駐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說：“我們所需要的是法國讓我們安寧，要防止法國——假如它不願和我們保持和平的話——找到盟友。隻要法國還沒有盟友，法國就對我們沒有什麽危險；而隻要歐洲的大君主國團結在一起，一個共和國對它們就沒有什麽危險。”1874年俾斯麥對駐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發出指示：德國最關心的是，“法國在內部不要變得強大，對外也不要被看成強國，免得它爭取到盟友”。德國統一並打敗法國後，盡管德國擁有令整個歐洲生畏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曾強烈主張“鐵血政策”的俾斯麥這時對武力使用卻更加慎重。這時的他僅將強大的德國軍力當作提高德國結盟砝碼以及威懾潛在敵人的手段而已。他將軍事置於政治之下，將德意誌的強國地位限於歐洲地區，拒絕任何全球性的戰略企圖。總之，俾斯麥擔任首相職務將近二十年，他企圖達到的目的就是爭取在政治上出現除法國外，各國都需要德國的形勢。而穩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較長時間鞏固、消化德國1866—1872年在歐洲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16]
俾斯麥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國國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紀末，也就是俾斯麥辭職時，德國工業生產幾乎趕上英國，在總產量方麵甚至已超過英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國國內滋生了向世界擴張的衝動。這種衝動在威廉二世執政時期（1888—1918）的對外政策中得到體現，為此俾斯麥於1890年辭職。此後德國大規模擴軍，實行海外擴張的政策。1880年德國陸海軍人數為42.6萬,到1904年一戰爆發時已達89.1萬,同期戰艦噸位從0.88萬噸擴張到 13.05萬噸。[17]1897年，德國占領中國的膠州灣和青島，次年從西班牙手裏取得加羅林群島、馬利安納群島和帕勞群島，1899年和英美簽訂條約並獲得薩摩亞群島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達鐵路直逼英俄中東利益，這強化了德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直接對抗。德國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針”[18]引起了其他大國的警覺。1894年法俄兩國建立同盟。二十世紀初英國放棄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東利益妥協，簽訂“英俄協約”。而與德國形成同盟關係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國簽訂秘密協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俾斯麥時期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蕩然無存，德國與奧匈帝國已四麵楚歌。1914年德國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是德國在戰爭中全麵毀滅；30年代末德國希特勒步其後塵，結果又是德國被強力肢解。
德國這段曆史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用的。俾斯麥外交思想的精華在於：在主權問題上不懼挑戰，敢於果斷使用武力；而在國際問題上是準確把握大國間的利益邊際；在大國競爭中決不透支國力。俾斯麥外交的重要經驗在於：國力隻能用於國家可承受的並且是對國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與俾斯麥分道揚鑣是德國的悲哀。正是由於威廉二世及其顧問們“急於表明其氣概”的“性格弱點” [19]，才造成德國超度使用國力和德國毀滅的後果。基辛格博士對俾斯麥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由於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20]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美國。
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然而其國運興衰卻與其追求世界霸權的政策緊密相關。
二戰後歐洲的衰落極大地突出了美國的地位。美國絕對優越的經濟實力也曾使美國在其海權擴張中表現出“威廉二世”式的輕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轍。為控製整個太平洋，194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製定“邊疆”西移計劃，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進日本，占領了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並把衝繩建成它在亞洲的最大海軍基地。1947年，美國海軍占領了馬利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等。但美國的這種擴張勢頭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受到嚴重挫傷。上世紀50年代美國出兵朝鮮並與中國交手，損失慘重；60年代中葉，法國從越南退出後，美國貿然進入中南半島，企圖獨擔“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結果又被拖在越戰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後國力開始在世界擴張中透支。1960年美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為25.9%，到1970年下降為 23%，1980年繼續下降到21.5%。而與此同時，日本、中國等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則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間，日本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從4.5%增長到9%；中國從3.1%增長為4.5%; 到1980年“世界銀行關於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實際上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全球經濟力量的多極分配趨勢”。[21]尼克鬆看到美國國力因其海外過度擴張而下降的現實，果斷調整美國外交政策，結束越南戰爭，恢複與中國的關係。此後，美國國力開始回升，90年代初，蘇聯解體，但美國並未停步，於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國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其軍事力量插入海灣地區、巴爾幹半島及中亞地區，全麵回收蘇聯地緣政治遺產並於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打破原有的戰略平衡，“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製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22]
今天的中國相當於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今天的美國相當於19世紀的英國。但美國現在是好了瘡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後，在國際問題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誰”的霸主姿態。蘇聯解體後，中國開始崛起。正因此，美國才要重複以往英國遏製美國的政策以對付中國。但是對於未來崛起後的中國而言，我們應當汲取的曆史經驗是不要選擇美國今天的稱霸世界的道路。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衰落的曆史經驗表明：地區性守成則國強，世界性擴張則國亡。曆史上沒有一個大國的國力，能經得住世界性擴張的透支。所以，今後不管中國發展強大到什麽程度，都應謹記並遵循毛主席為我們製定的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外交路線，這是一條高度濃縮老一代領導人政治智慧的強國路線。
十一、用公民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國家製度創新目標的選擇上，目前中國流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意見，但細想起來，似乎兩種提法都不太科學。
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石是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自決權”指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自由分離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應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主國中解放出來。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宣言，也提出“民族自決權”概念，稱民族自決應是重新劃分“戰敗國”領土的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明確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殖民地、附屬國紛紛宣告獨立，作為主權國家參加聯合國。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獨立的和以前獨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已在聯合國中占多數。在它們的影響下，聯合國大會從1958年以來通過了一係列決議確認民族自決權。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 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第十五屆會議以89票對0票、9票棄權通過的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這項宣言確立了“民族自決權”為一項法律權利。1966年12月16日聯大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0年10月24日聯大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聯大先後通過的有關民族自決的決議，都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了民族自決權的國際實踐和理論。
“民族自決權”也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內容。
民族自決權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國家和選擇國家形式的權利。當某一民族還在受外國奴役或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時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則是民族自決權，即有自主建國的權利，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領導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國事業的法理基礎。但是當這個民族自決成立了國家，那麽它原來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在這時就已讓渡並服從於國家主權，民族身份應讓位於國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決權在國際舞台上的民族主體地位也自動讓位於其自主選擇的國家主體地位。這時原先的民族主義，就在邏輯上和實踐上完成了自我否定。這如談戀愛結婚的道理一樣，結婚之前，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這對個人稱人權，在民族問題上則是“民族自決權”。談戀愛時，我有權決定跟這個人結婚，或者跟那個人結婚。但一旦結婚，兩個人權就經相互讓渡而成為一個家庭權利，兩個人的部分權利就讓渡於家庭的權利。如要離婚，就必須要經過國家法律認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你可以單獨，也可以與其他民族聯合建立一個國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這一選擇，並得到國內國際的承認，這就意味著民族自決權已讓渡於國家主權。如果你要與這個國家相分離，也必須經過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批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台灣的所謂“政權”是非法的。 1949年它失去國內人民的承認，1971年它又失去國際承認。而失去國內國際雙重承認，則台灣就沒有“主權國家”的資格。如果說什麽“政治實體”，政治實體更沒有主權資格。
對此聯合國文件也有相應的說明。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中明確規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麵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23]至於傳統帝國擴張所造成的多民族國家，其民族自決權僅限於各民族的自治權（見《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24]聯合國上述規定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主權高於民族自決權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又是民族自決權的讓渡原則。這兩大原則決定了在沒有異族侵略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建立後再提民族主義是不科學和不合時宜的。
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權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麵。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則是人權理論即“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的理論。[25]早在古希臘、古羅馬及歐洲中世紀的自然法學者的著作中，就曾有過“自然權利”的表述。人權作為一個實踐和理論問題，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針對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和封建特權提出的。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被稱為第一次人權運動。英國思想家洛克係統地論述了“天賦人權”的理論。法國思想家盧梭根據“天賦人權”的原則發展成為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以天賦人權為主要理論依據，明確提出“人權”口號，以政治綱領的形式確立了人權原則，從而使天賦人權由理論上升為法律，後遂成為西方民主製度的重要內容。1945年聯合國成立，維護人權作為宗旨之一列入《聯合國憲章》。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係統地提出了人權的基本內容，使人權成為國際法原則之一。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認了基本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1966年，聯合國通過了國際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兩個公約一方麵用法律義務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人權規定，同時在內容上較《宣言》前進了一步。規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26]
從這些人權發展的曆史及相關文件看，人權是民族自決權的微觀形式，是個人的自決權。盡管人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在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中也是被放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及個人權利及其相關責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就要求“公約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有損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們的天然財富與資源的固有權利”，[27]將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與“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責任聯係在一起。[28]值得注意的是，《公約》將個人權利納入“公民權利”範疇來考慮，這意味著個人權利首先是對居住國負有責任的權利。也就是說，人權，屬於公民權的範疇，而不是與公民權相對立的範疇。
人權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內容。
人權的基本原則是“人民的自決權”[29]。這與民族自決權一樣，自決一旦自主實現之後就要對自己的選擇對象負責。在人的“自決權”未確定選擇對象之前，你可以選擇部落生活，也可以選擇國家生活。不管你選擇前者還是後者，一旦你的選擇完成，你就必須為你選擇的群體效忠。一旦你選擇了國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絕對自由的個人，而是國家公民。公民對國家有納稅義務，其原先的自由選擇權利這時則轉化為對國家效忠前提下的自由權利，公民權成了約束人權的形式，背叛國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製裁。原先的絕對私有財產這時通過向國家交稅也轉化為相對私有財產。公民在成為納稅人的同時，也獲得國家賦予的公民權利；公民在擔起依法納稅責任的同時，國家也擔負起依法保護公民的責任。這意味著個人的“自決權”已通過向國家主權的讓渡而轉變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如果某屆政府沒有按憲法保障好公民的權利，你可以對某屆政府有意見和提意見，但不能背叛國家，除非你另選國藉。現在還沒有哪個文明國家不承認公民自由選擇國藉的權利。
這樣看來，現代國家主權是高於民族自決權與個人自決權即人權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決至上的民族主義還是人權至上的自由主義，在個人的和民族的自決權被自主讓渡給國家主權之後，它們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體的資格。國際政治中，目前隻有國家具有以主權的名義與他國交往和正式參加聯合國的資格；國內政治中，在國家選擇確定後，國家居民的民族或個人的身份就統一於公民身份，國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個人的資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資格參與國家事務。從這些意義上說，中國國家製度創新的目標，既不應是民族主義國家也不應是自由主義國家，其科學的表述應是公民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民族的和個人的“自決”自由已融於公民權利和義務中，民族和個人身份已融於公民身份，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融於公民國家主義。“公民國家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家主權為依托並統一於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與以自由人聯合體[30]為發展目標的國家主義的統一。曆史轉型中的強製時期除外，沒有公民權利的國家與沒有國家責任的公民一樣，在已崛起的現代國家成長經驗中，都是不可思議的。
無疑，完成從建立在階級對立基礎上的國家管理體製向現代法製國家轉變，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必備條件；而將國家居民的個人、階級、民族的身份融入統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重要階段。總結好這份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益的。
十二、學風建設，關乎中國命運
現在社會有一種玩世界新潮，什麽都是“真好玩”，但仔細一想覺得生活其實不是玩出來的。現代體育比賽要是在原始人的眼裏，肯定覺得可笑。任何一個原始人光著腳絕對比現代體育明星穿著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後麵被野獸追，或餓著肚子追野獸，能跑不快嗎？現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上世紀中國人的尚勇之氣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裏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場上練出來的。整個社會充滿表演氣息，沒有一點自然性。預計未來人的體型將退化回魚型：小頭小胳膊、短腿大肚子。為什麽呢？現代人以車代步，一天坐在辦公室打電腦，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會退化。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隻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隻有靠不停在麵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隻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癡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麽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係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係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作事必須踏踏實實。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隻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麽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麽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麽，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麽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麽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麽，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麽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麽什麽，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著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 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著“做學問”的感覺。
曆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誌氣的，像嶽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後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係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於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麽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麽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後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後知識分子有了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後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紮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後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傑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一年後“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 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後毛澤東回湖南上井岡山，並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麽“和平理性”，什麽“世界治理”，什麽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麽“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裏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裏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麽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麽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裏著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麽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曆史經驗表明，不務實的學問肯定是僵死的，不講實事求是的國家是不會有前途的。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並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隻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隻講問題。其實，胡適隻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 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31]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 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麵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說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並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是青年毛澤東辦的自修大學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學風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問題而非主義，但這決不表明毛澤東沒有主義，隻是毛澤東講求從問題中談主義，從中國問題中談共產主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率軍開進井岡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談的就是中國問題，而非普世問題。後來他和王明的鬥爭，都不是關於主義，而是關於問題的鬥爭。經過三十年代的失敗，共產黨到延安後，毛澤東提倡改進學風，要杜絕學術空論，要講實事求是。延安整風後，共產黨的學風轉向調查研究和講究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從此開始從三十年代的失敗漸入勝利佳境。
未來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國家安全，事關重大。中國現在的學風有很大的浮誇成份，我們應該注意。對學者來說，學問的長進要靠解決國家的困難，而不是靠故弄玄虛，不能靠出國、聳肩、說洋文唬人做學問；我們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幫我們解決，尤其是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真學者應該紮實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在解決中國的困難中成長。立功名於金石，也應是當今學者的境界。目前國家問題的焦點在哪裏呢？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的主要困難集中於經濟領域，那麽本世紀頭幾十年則會集中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在經濟上中國已是成功的。現在國際政治矛盾因中國的發展已提上日程，由於多年的荒棄，政治和軍事的知識已成了目前中國學問的“瓶頸”。因此，以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和身體力行的態度和學風，建設性地解決中國目前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填補已形成的知識空缺，為中國崛起而奮鬥，是新時代賦予當今學人的新使命。
(全文刊發於《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二期)
[1]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吳湘鬆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2]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流遠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
[3] “社會上存在有大量遊資，它本身又要求‘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社會上卻又沒有足夠大的生產部門來吸收這些遊資，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土地則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上既然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場所，便隻有購買土地來使貨幣發揮資本的機能，使土地成為生息手段。”“土地不僅可以生息，而且是財富最穩妥的一種存在形態，社會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資場所，遂群起搶購土地。所以土地買賣的開始，同時就是土地兼並的開始。”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32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頁。
[6] “這個條約所造成的不利於法國的毀滅性結果，與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絲毫沒有兩樣。”[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iy)，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8頁。
[7]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頁。
[8] 轉引自[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9頁。
[9] “合眾國有理由反對日本關於山東、南滿和蒙古的‘要求’；盡管如此，合眾國坦率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參見“布賴恩關於‘ 門戶開放’政策的聲明”（1915年3月13日），閻廣生、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頁。
[10] 孔華潤（Warrn I. Cohen） 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頁。
[11] Dr.S.C.Maikap: Netaji The Shining Star of History, Copyright reserved by I.N.A.Association , National Half Tone, Calcutta-700009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13]尼克鬆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頁。
[14]尼克鬆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88-89頁。
[15] 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頁。
[16] 參見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
[17]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18]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
[19] [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頁。
[2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21] 詳見[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第532－533頁。
[22]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23] 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Human Rights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頁。
[24] 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7頁。
[25]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部分·第1條》，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頁。
[26]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頁。
[27]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頁。
[28]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0頁。
[29]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7頁。
[30]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頁。
[31] 參閱[美]杜威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商務印書館1958年5月重印第1版（修訂本）。
作者：張文木
曆史就像是大國興衰更替的鏈條，一環扣一環，有始無終，興亡無常。而今日之中國就是這條鏈環中的一個環節。中國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國家有的最終成長為世界性的大國，也有的行百裏而半九十，功敗垂成。因此，研究大國崛起的曆史經驗，對於今天正在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發展，是有益的。先從國家與財富的關係談起。
一、 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
以前開會有人找到我說：“你的文章我看了，確實不錯。”又說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說美國惹不得，美國太強大了，不敢惹。我說我也是這個意思，美國是大哥大，咱們也想跟人家好，能讓且讓，但你說讓到哪兒呢？讓總得有個底線吧。這底線你能告訴我在哪兒嗎？台灣能讓嗎？他說不能；西藏能讓嗎？他說不能；新疆能讓嗎？他還說不能。我說不能讓又要與人家好，那怎麽辦呢？最後他急了就說：那就投降唄。
說到這兒我就徹底沒什麽說的了。心想這也是教書和念書的，知識學到這一步，就沒多大用了。毛主席說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國際政治並不是所謂“ 客觀知識”堆起來的學問，它是最講立場的。這個立場對中國人來講就是中國國家利益。我們講國家安全講的就是國家利益安全。
從這個角度，有人又提出一個問題，說現在這日子也挺好的，幹嘛講那麽多的國家利益。
記得過去有人提出“野豬的自由”的概念，這對我們理解國家與財富的關係是個啟發：野豬和家豬相比，家豬生活多幸福，家豬現在都有單間，也不用自己去尋找食物。但它們與野豬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生，也不知自己什麽時候死。現在機械化和電器化的殺豬方法使豬死時減少了許多痛苦，算是安樂死。野豬則不同，大自然給了野豬一種戰鬥性格，盡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知道自己什麽時候生，也知道自己什麽時候和為什麽死，是怎麽樣死。國家也是這樣啊：如果僅考慮物質富裕，這事就簡單了。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 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1]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曆史過了一百多年，現在中國再次成為一個比較富裕的國家，但我們並不強大，盡管在國際中有了自己的獨立主權。從上個世紀開始一百多年我們就是為這種自主命運在不停地奮鬥，但隻要我們沒有戰鬥力，這種命運就不會因中國的富裕而得到永遠的保障。曆史反複表明，國際間的大規模財富轉移本質並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這一點今天有人忘記了，他們說，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且不說中國印度是被窮國英國打敗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國家，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也比歐洲富裕。他們的財富在歐洲人的大炮和利劍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歐洲，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
二戰前的猶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有個夏洛克，這個人物集中反映了當時彌漫於整個歐洲的排斥猶太人的心理。為什麽呢？他們有錢且放高利貸，整個歐洲人對他們是沒有什麽好印象的。自本紀元初古羅馬軍隊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後，基督教開始在猶太人中間傳播，據講臨死前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將來猶太人的命運就是苦難。屠城後猶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國而流浪於世界。高行健說祖國是隨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當時祖國也確實是隨著猶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發財，最後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屍爐裏去了。但焚屍爐裏煉出了猶太人的愛國心。從焚屍爐旁跑出來的猶太人，就成了後來以色列國家的奠基者。當今的恐怖主義蠻厲害，它把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炸了，怎麽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遠比美國弱小，經過這麽多次中東戰爭，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動員起來跟以色列打，怎麽就打不倒。以色列戰鬥力強？不錯，但最關鍵是以色列人愛國心強。它知道失去國家，失去祖國是什麽樣的味道，以至後來以色列人的愛國熱情有些極端，對巴勒斯坦一點都不讓。而整個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沒有辦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國家，就幾乎失去了一切。猶太民族曾發過財，但錢並沒有買到幸福的命運。真正想念祖國的時候，是人們在海外處境最悲慘的時候。在希特勒集中營裏的那些猶太人對國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無法想像的。如果大家還認為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那就請看看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起因並體會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這些發生在曆史和眼前的實情，我們就會對國家及國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認識。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獨立的國家主權，有了自己的祖國，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們中國許多人對國家作用的認識反倒淡漠了。他們想的更多的是物質幸福，覺得物質滿足是幸福的本質，但事實上沒有國家，財富隻是一種沒有保障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
二、今天的中國不能靠武訓的路子謀發展
國家主權是國家財富的基礎，是最大的政治。國家主權是國家全體公民生存與發展權利的最根本的保障。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但是國家主權如果沒有力量保證也會流於形式。剛才說的那幾個例子說明沒有國家主權就沒有一切；而沒有力量，國家也會失去一切。蘇聯人在國家解體的時候，是非常慘的。大批蘇聯很優秀的人，為生活跑到西方為人家的國家服務，還有一些人跑到咱們東北打工。現在有人說，隻要我有本事，就有競爭力。但你如果失去國家，不管你有多優秀，很野蠻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羅馬軍隊在地中海兩岸擄獲的奴隸有許多是很有學問的人；八國聯軍進中國的時候，中國的GNP並不比西方差，中國國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頤和園裏宮女會背唐詩，而入侵者絕不會有同樣的水平背莎士比亞，那怎麽就讓人家欺負，死命往水裏趕呢？有的宮女不甘侮辱就自殺了。究其原因那是她們失去國家的保護。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經濟發達了、文化程度高了，國家競爭力就強，就能夠解決好國家命運問題。
生存和發展是現代國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發展道路會導致不同的政治後果。蘇聯在二戰前有兩種發展考慮：斯大林當時堅持，快速發展重工業；而布哈林則堅持按部就班地從農業，輕工業到重工業，慢慢來。斯大林說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邊希特勒都武裝起來了，你還這麽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來個“不爭論”。與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爭論是搬掉人家的腦袋，搞了個大清洗。他換一批年輕人上來，目標掛帥，埋頭苦幹。最後，槍、炮、坦克、飛機都造出來了。等希特勒打來時，蘇聯已形成了很強大的反擊實力，並很快打敗了希特勒。回頭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讀書讀傻了，讀呆了。書上寫的經濟發展規律就是從農業到輕工業，最後到重工業，整個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就是這樣的。但國際安全環境已發生了變化，國家發展利益的保護方式就要發生相應改變。布哈林不懂國家政治是財富的靈魂的道理。在國際形勢日益緊張的曆史條件下，保家衛國就是最大的政治。試想如果失去國家，那麽經濟發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國目前也有一種類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國際形勢日益動蕩，戰爭連年不斷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經濟，以經濟發展為雷打不動的中心工作，這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毛澤東曾批評《武訓傳》。書上講武訓以“修個義學為貧寒”的理想，靠出賣苦力掙錢，甚至不惜自殘自賤，爭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終在柳林、臨清、館陶建起了三處義學。武訓為了辦教育，任人騎，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給兩分錢，踢一腳給兩分錢，騎到背上給兩毛錢，回到家裏一點點攢，把錢攢足了辦教育而不是買槍炮反抗壓迫，所以毛澤東對《武訓傳》就提出批評。如果將毛澤東的批評應用於今天的國際政治，就會發現，在當今世界我們也不能靠武訓先生的那套路子謀發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齒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夠生存下來的動物，都不是僅僅長得漂亮溫順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齒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貓：好看，但快絕種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動物都留下來了。國家也是如此。中國過去舊民主主義革命留下的教訓是，僅靠實業和教育是救不了國的，得靠槍杆子。武訓的愛國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義。現在中國許多學校教育辦得學生不願參軍、不願去國防工業單位，而是傾父母之財力，紛紛向西方國家跑。這樣的教育對國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國際形勢日益動蕩的情況下，還是應該從槍炮做起，從愛國主義做起，要從國家關鍵的硬地方做起。與我們身體成長規律一樣，神經和肌肉走向哪裏，骨頭就走向哪裏，骨頭前麵是牙齒和指甲。人不管他多麽高貴，沒有骨頭，隻有神經脈絡和肌肉，那他將一事無成。
在當今險象叢生、壓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們不能走《武訓傳》中宣揚的那條路，我們應該做強力崛起的準備。有人天真地幻想，說西方不至於對我們怎麽樣吧？其實世界上有些事情說沒就沒了。今天我們坐在這兒可以說，我們生活在中國。而十幾年前還是我們“老大哥” 的蘇聯人，現在已處於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還算好的，蘇聯解體後還留下個俄羅斯。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沒有了。最早的古希臘文明、美洲的瑪雅文明，整個都隻成了古跡。有很多大帝國，最後都變成很小的國家，西班牙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可現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兒，非常委瑣。那誰可以想像，在未來的世界，中國將是什麽樣？如搞得不好，中國未來可能也會成為非常小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在我們心目中是我們印製的地圖上的樣子，但誰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麽樣的？在李登輝心目中是什麽樣的？李登輝心目中的中國是以台灣為中心，包括中原地區，頂多到河南這一片，也就是汪精衛時期的那個版圖。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國大概就是大東亞共榮圈時的中國。當時日本把中國整個肢解了，也占著台灣。現在李登輝正跟日本右翼談，他們想要聯合起來。李登輝埋怨日本人現在沒有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觀”[2]，叫現在的日本人學那時的日本人。“大局觀”是什麽？就是肢解中國。這一點與日本人中島嶺雄以及司馬遼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們都寫書認為中國必須分成若幹塊。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十幾年時間，整個北方，即俄羅斯全都變了，變弱了。現在回頭看目前這張世界政治地圖，美國不放心的最後就剩下中國。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戰略博弈，這是中國麵臨的基本安全環境。
國際政治的原則至今仍是叢林的原則。聯合國安理會隻有在大國實力可以互相製約時才能發揮作用，安理會的一票否決製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隻能是冷和平，熱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說冷戰不好，其實冷戰時期發生的戰爭較少，相反冷戰後的國際衝突越演越烈。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國家之間就是這樣，外交部可以笑，但後麵的軍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安全環境的好壞是內部壓力和外部壓力相互作用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造成的外部壓力與處於經濟轉軌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國家風險，是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問題所在。
中國曆史上有兩種國家風險。一種是在自然經濟下發生的生存風險，一種是在市場經濟下發生的發展風險。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末期都要發生動亂、農民起義，王朝被推翻後，再重新建設。這個結果對中國來說，是災難性的。有人說這推動了曆史進步。但馬克思說，東方隻見政權變更，而沒有社會發展式進步。在黑格爾看來，曆史應是發展的，發展的本質在於質變和飛躍。但在東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這裏隻有量的積累，而沒有質變式的飛躍。沒發展，也就沒有曆史。因此，生存不應是曆史的本質，它更不應是中國未來命運的本質。
我們研究中國朝代的更替，會發現它有其特殊規律。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社會，自已是自己的“市場”，即自給自足。這樣就很難形成商品性的生產及由此產生的利潤。因而也就不會產生新產業和新投資。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它就沒有辦法利用剩餘的生產力。當生產發展好一點的時候，其產品不能轉化為利潤及相應的投資。這樣當這些剩餘產品轉化為貨幣形式的時候，就形成一種土地購買力量。因為在完全的自然農業經濟下，隻有農耕土地而非新經濟產業是貨幣的最保險的銀行。[3]這與發展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的發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間斷銜接的新產業生長點。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發展決定生存，不發展就會死亡。自然經濟的優勢是生存能力，勞動在很簡單的條件下嚴重依賴自然生產資料，即所謂靠山吃山，因而勞動也最容易形成。一塊地，一個簡單的勞動工具就會種出糧食並有少許貯存。自然經濟有一種很強的生存優勢，但發展能力非常脆弱。由於沒有新產業投資，其剩餘價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沒有新的水池與之銜接，這些不斷增升的水必然外溢並把這個水池基礎泡爛和衝垮，摧垮以後再重新建設。因發展而滅亡是自然經濟運動的重要特征，也是隻見古代中國王朝更替而不見其間發生質變飛躍的原因。
自然經濟在中國的命運在鄧*小*平時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折。鄧*小*平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從此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利益需求及國家安全概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市場經濟必然是世界性的，我們加入WTO，參與了全球化，這時不參與世界市場，不參與世界資源分配的國家，就根本無法生存。這樣就帶來安全環境的新變化，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何保障國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國際資本侵蝕的前提下參與全球化並獲發展。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不再與土地和人口相聯係了，而與利潤、利益相聯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4]這是因為利潤沒有國界。利潤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是來自世界的。國家利潤總量往往標誌著它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相應份額，國家利潤越多，其在世界資源分配中的份額越大。如果說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於保障國家地租和賦稅的穩定和擴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安全的概念則表現為來自海內外的國家利潤的持續穩定和擴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總量規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發展的；後者是由生產和技術決定的，是無限的和發展的。發展，這個隨全球化進程不斷滾動的概念，必然要波及並拉動全世界。
四、拿破侖的意義是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這裏會有同誌問：西方同樣也經曆了自然經濟階段，為什麽西方就走了一條與中國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國和西方相比，西方經過了一個幾百年的大動亂即史書上說的“黑暗時期”，如果要說起來，這也要感謝我們的秦王贏政和漢武帝劉徹先生。在古羅馬征戰地中海的時候，商鞅變法為秦國積累了強大的國力和軍力，正是在這樣強大的國力軍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商鞅變法把井田製推翻，將軍功與土地分配掛勾，大大提高了農民參軍立功的熱情。他給小農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農民子弟又參軍保衛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國的戰鬥力特別強。漢朝中期，中國北方匈奴南下。漢武帝集中了全國的力量把他們趕走了。遊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亞後退的條件下，他們便往西尋找生存空間，這就象多米諾牌一樣帶動了整個中亞東歐的民族大動遷，由此引發的曆史結果是在公元5世紀末羅馬帝國被衝垮。此後，歐洲就進入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此時的世界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就在西方被民族遷移衝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我們中國卻整體上處在一個上升階段。不僅如此，中國經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農民大起義而不倒，這又得益於西方的百年大混亂。歐洲此間宗教衝突、民族屠殺，各國間的王位爭奪戰爭，他們顧不上我們。所以我們還經得起內部折騰，倒下去還能起來。但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成功後，事情就不一樣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過來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20世紀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資本出現造成的經濟全球化現象。資本使社會剩餘產品有了新的投資場所。整個社會不以權力為中心，而是以資本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資本，什麽有利潤就生產什麽，一切都隨利潤興起或衰落。
資本一旦出現，世界就分成了兩部分：價值與使用價值、資本與勞動、生產與消費、中心與外圍。一方發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發展。這樣，本來是統一的東西在這裏成了對立的，比如生產力一方必然要壓低消費一方來降低生產成本，這樣才可使利潤最大化。但是本國消費壓低到極點了，就會造成社會動亂。馬克思1853年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曾表達過這個規律性的現象。他說：“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5]在19世紀40年代，引起整個歐洲動亂的就是這個原因。資本中心國家要把國內保護好，就得將市場危機轉嫁出去。危機轉嫁的早期對象就是歐洲大陸，受衝擊最嚴重的國家就是法國。法國及整個歐洲大陸是英國轉嫁危機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說英國是發展到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的起點的話，那麽法國就是多極化的起點。
1786 年的時候，法國跟英國做了一個交換，當時簽了一個“伊甸條約”[6]。但到1789年法國就進入國家動亂。當時那裏的情況跟我們今天進入WTO的情況一樣。高勢能的資本衝擊使法國也出現國家風險，整個政權發生動搖。大部分農民失業。當時法國人不理解，曾經非常輝煌的法國怎麽就被英國趕上了呢。開始法國人看不起英國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稱“征服者”，還從法國出發下海征服英國並自立為英王。現在英國人怎麽就一下子發起來了。法國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開始法國人簡單地認為，人家有錢。法國人想，我拿我的農產品跟你工業產品交換，有了錢以後我再買你的東西，買得多了我不就與你一樣“富裕”了嘛。其實不是這樣。關鍵在於英國產品成本低，原材料產品的附加值高，法國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換，法國農業產品不堪重負，農民迅速解體。
法國農民解體後蜂湧進城，這和今天中國的情況大體相似。進城以後，找不到工作，又沒錢，就鬧革命。這樣便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實質是脫離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侖連同《拿破侖法典》正是從農民和土地問題入手來解決法國社會矛盾的。到19世紀50年代，在拿破侖三世的時候，法國還為就業問題所困擾。當時組成勞動工廠，就是解決就業問題。但失業的人數太多，已超出國家承受的極限。找不到工作，人就會有怨言，說政府腐敗，要換政權，要搞革命。於是社會就開始動亂。有意思的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凡是社會動亂的時候，理論思潮就特別發達。這叫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不平衡發展規律。[7]文藝複興時期，歐洲社會正在向近代化轉型，此間歐洲出現一大批文學藝術巨匠。俄國農民大苦難時期，出現了托爾斯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出現了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權宣言》。當時人們都覺得，隻要解放了人，整個問題就解決了。社會輿論全部參加這場運動，開始是君主立憲派，吉倫特派，到最後就是雅各賓派。雅各賓派反腐敗很厲害，是用斷頭台的方式來“反腐倡廉”的。人們痛恨商人和高利貸者。於是羅伯斯庇爾把大商人丹東殺了。法國當時是喊人權喊得最厲害的時候，而同時也是殺人最多的時候，斷頭台就是法國大革命時的產物。這是悖論。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是最熱愛自由的，但最殘酷的事情就在那時發生。狄更斯《雙城記》描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況。當時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腦全推到“腐敗”和“奸商”身上，其實這裏有情緒化的成份。當時法國的問題是生產和勞動發生結構性矛盾了，是外國資本進來之後，對整個國家經濟及其經濟基礎的衝擊的後果。農業產品沒有競爭力，這對小農業為主而工業又不發達的國家而言，就是一場就業災難。沒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會鬧事。中國目前麵臨的情況與法國當時的情況很相似。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進入WTO後，中國的農業受到的衝擊將是不可想像的。外國糧食進口，中國農民種的糧食、水果、蔬菜之類，若無國家特別扶持，僅成本一項就沒有辦法與西方競爭。中國八九億農民，種地不掙錢，進城又沒工作，大量勞動力一旦失去就業機會，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混亂。
當時隻有拿破侖意識到問題的要害。他說：“在世界當前的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8]拿破侖采取的方法是從外圍打擊英國，推動資本多極化。這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處於南方地位的法國和處於北方地位的英國第一次發生的“南北衝突”。拿破侖知道對資本中心的衝擊應該是從它的外圍開始，英國是靠外圍國家來供養。拿破侖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斷了英國和它的殖民地的聯係，沒有印度就沒有英國。拿破侖被授權組成一個遠征軍，直接到中東地區，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國納爾遜率領的海軍打敗了。
海上的失敗隻有以大陸的勝利來彌補。1806年拿破侖頒布“米蘭敕令”，封鎖歐洲大陸，不準大陸國家與英國進行貿易交換。同時他推動法國的民族資本在歐洲全力擴張。《拿破侖法典》給整個歐洲的農奴予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農民，為歐洲，特別是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力資源。《拿破侖法典》解決了法國破產農民帶來的就業問題，這跟中國戰國時的商鞅政策一樣：小農的戰鬥力是與土地結合在一起的，誰給農民土地誰就有兵源。農業破產使拿破侖有了豐富的兵源，而拿破侖給破產農民以土地，又得到農民的忠誠。農民參軍消耗一部分社會“閑雜人員”，資本家在歐洲擴張，增加了國內就業。這兩方麵解決了法國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拿破侖的歐洲政策與後來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很相似：軍隊先行，商人緊跟。企業加產品強力擴展市場。拿破侖用暴力強行建立以本民族資本為中心的國際市場。雖然拿破侖失敗了，但是法國生產力沒有垮下去。拿破侖戰爭後，法國擠入以英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中心。這是所謂“北方國家”的原始成員。後來德國，美國，都是沿這條路線擠入國際資本中心，成為國際資本俱樂部的成員。
美國的發展道路對我們中國也有可借鑒的地方。美國最早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將北美洲當作英國資本發展的“外圍”地區，是英國的“奶牛”。在英國人眼中，北美隻能生存但不能發展。
當時的北美之於英國形勢，有點像今日中國之於美國的形勢，英國絕對不想在它的西側有一個強國出現。但是北美人民不願作英國的“奶牛”，於是他們拿起武器反抗英國的壓迫，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1811—1814年，美國又跟英國打仗，英國敗了，美國這才徹底獨立。在南北戰爭中，英國想肢解美國，它支持南方獨立。當時英國統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權，也不是所謂民主價值觀，而是將有可能成為重要對手的國家肢解。明治時期日本軍人和政治家也意識到這一點。日本強大後，先占領朝鮮，再打敗中國和俄國，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已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肢解為以日本為中心的若幹個“衛星國”。富裕和軍事強大的國家的地理版圖越小，其外圍緩衝區的需求就越大，這是國際政治的鐵則。英國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於沒有得以迂回的縱深地帶，像它們那樣版圖小而國力強的國家，如沒有相應的外圍地區，就難以確保自己的邊界安全。美國人對林肯那麽敬仰，這不僅僅是由於他解放了奴隸，而是由於他為美國爭回了大國必須擁有的起碼的地理版圖。這對美國未來的強大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南北統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將是什麽樣子。所以肢解或變相肢解對手國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這是一個理論視角，由此觀之，毛澤東統一中國大陸及將來中國政府統一台灣等島嶼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意義，怎樣估計都不為過。
由此引出一個小故事，1803年傑斐遜總統以1500萬美元從拿破侖手裏“購得”路易斯安那，這片從密西西比河直達洛磯山的廣大平原，相當於當時美國版圖的一倍。人們不理解拿破侖為什麽要這樣做。有人說拿破侖當時如何困難，如何需要錢，但是最關鍵的是拿破侖要在英國的西翼，為英國製造一個強大的對手，以減輕英國對法國的戰略壓力。這是一著既睿智又深遠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國真要感謝的不光是林肯，還應當有拿破侖。後來事實證明，美國的崛起對英國的未來是災難性的事件。英國西東兩邊受製於美國與法國，這既分散了英國的力量，也減輕了法國的壓力。19世紀80年代後美國迅速崛起，並在20世紀成為資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們從這個視角反視今日歐洲大陸人的國際觀，就會認識到，今日歐洲大陸人也是用當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對待今日的美國和中國：利用中國製衡美國以減輕歐洲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於英國開辟的經濟全球化曆史運動而言，拿破侖開辟了政治多極化的曆史運動。因此說，拿破侖的意義不僅是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國人是今日中國人的先生
對於居於資本外圍並受資本全球化衝擊的南方國家而言，在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社會動蕩。在古代我們曾經也輝煌過。當時世界隻有四大文明古國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但是風水輪流轉，到近代轉到英國那邊了。英國之後風水又轉到美國那邊了。美國沒有經曆過封建社會，也沒有經曆自然經濟發展階段。它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隻要國家經濟以資本為發展的動力，國內就必然要出現生產與消費的兩極分化。資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資，壓低消費，以獲取高利潤率。這造成美國在19世紀70、80年代的嚴重的社會動蕩。那時美國工人的罷工、遊行是非常厲害的。我們今天享受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三八”婦女節，都是美國工人爭取出來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美國政府是個嚴峻的考驗。曆史把美國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後來的拉美道路，當英國資本的附庸，還是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美國從英國的曆史經驗中知道，解決國內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體製問題，它更需要大量的國際資源向美國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
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南方國家也有同類問題。西方人說是南方國家法製不健全，社會保障不完善。這是不負責的話：你沒資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國法律明明寫著，人人都有受教育權利，山溝裏的孩子有權利但沒能力享受這個權利，為什麽？沒有錢。錢是資源的占有形式。中國有限資源不足以支持全麵小康的消費水平，遠遠不夠。怎麽辦，隻有強行參與大國間的國際資源分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向世界。英國就是這樣，英國是美國的老師，美國學它的老師，反對英國霸權，向世界要資源。昨天的美國也是今日中國的老師，我們也要向美國學習，反對美國的霸權，要求平等地參與國際資源分配。
前麵講了，國家間財富的轉移本質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換實現的。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也麵臨著英國的霸權壓力，國內又有問題。美國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對海洋沒有控製，沒有海權，其海外利益就沒有保證。英國早期海軍是跟著貿易走的，是保護商船用的。英國早期海軍將領多是海盜出身。一般來說，一個曆史運動在其初創階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發動的。後來英國在海上打敗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製了大海，也就控製了世界財富的轉移通道。西方海軍對於東方國家威脅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軍的艦炮下，東方的財富迅速流向西方。
19 世紀40年代，英國出現了工人憲章運動，英國政府並沒有對之實行血腥鎮壓，而是利用自己強大的製海權在東方發動了“鴉片戰爭”，打贏中國後，白花花的銀子就流回了英國。當時中國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經曆了40和50年代兩次鴉片戰爭和90年代的甲午戰爭後，半個世紀間，中國一下子成了窮國。財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國出現一種叫“工人階級貴族化”的現象。當貴族是要有錢的，錢從哪來，從東方來。19世紀40至70年代，西方國家在東方發動許多戰爭，目的都是掠奪東方的財富。與西班牙、葡萄牙掠奪拉丁美洲財富的後果不同，19世紀西方從東方掠奪的財富都轉化成了工業資本，而非商業或高利貸資本。這奠定了今天英美國家主導全球化的物質基礎。
英國人是美國人的先生。19世紀末，美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製海權。這時期中國人的心思用於什麽呢？用於建頤和園。人家則用於造海軍，錢都用於造軍艦，到19 世紀末期，美國海軍的噸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國一舉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關島等，1900年，它就全麵進入遠東地區，參與西方對中國的掠奪。這都在向誰挑戰呢？在向西班牙挑戰，向英國挑戰。如果僅從地理位置而不從主權歸屬上看，如將夏威夷比作我們中國的台灣，美國一年內就將它拿下了，而我們統一台灣的口號卻喊了50多年而不見結果！學者們研究呀研究，說台灣是否獨立，“還得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還“有三種可能性”。現在“台獨勢力”日益坐大，時間已不容我們回避挑戰。在重大的曆史關頭，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人的確是我們的先生。
六、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
國際鬥爭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國際鬥爭絕對不能想像著說話。我有和平願望，說和平發展是人類共同願望，但人類戰爭從原始社會就開始了。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問題，願望歸願望，解決問題還是要現實些。我們現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總還要吃糧食而不能吃空氣和陽光。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個國家判斷問題總要從現實出發，實事求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現實問題是什麽呢？是資源。中國已從昨天的產品短缺、繼而市場短缺轉向現在的資源短缺。上世紀初美國衝破英國霸權走向東方，為什麽呢？為搶占世界市場和資源。
落井下石，是霸權政治不言的通則。中國十九世紀末垮下去後，八國聯軍開進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很可能中國在那個時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和中國都是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八國聯軍進入中國後，中國衰落到即將被肢解的邊緣。但天不亡我中華：1914年歐洲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占領中國的洋人都回去了，顧不上這邊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經濟與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現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說到這裏，也應感謝曾國藩，有人說他鎮壓了太平天國，但是曾國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資源事實上培養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後來中國的北伐及中國的統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都在某些方麵都作了曆史進步的不自覺的工具。
民國成立到1933 年，中國經濟又迎來了一個發展較快的時期。但日本人可不高興，他們不願讓中國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國，引誘中國發生內戰。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從俄國回中國進入東北時，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蹤，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撥國共兩黨內鬥，以便坐收漁利。日本人發動對華全麵戰爭為什麽在 1937年？這是由於1936年“雙十二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中國人開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國，調撥中國內亂的企圖破滅了。圖窮匕首見，日本最終向中國全麵開戰。
1937年，中國進入全民抗戰。日本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當時近衛內閣是這種觀點。他們當時答應汪精衛過去後，逐漸退出並還政於汪。但日本軍人不行，後東條英機組閣，近衛下台，日本軍人的瘋狂一發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襲擊珍珠港，日美開戰。這一下蔣介石高興了。
當時斯大林是一切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麵臨希特勒在歐洲的攻勢，他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後，斯大林當時一直想將日本的禍水南引。國聯為 “9·18事件”派個李頓調查團，結果也是不了了之。當時美國也實際上默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9]。接著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華北、華南紛紛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輝所夢寐以求的也就是當時汪精衛的地盤。汪精衛當時的理論也跟今天一些對日關係的理論視角很相似，什麽不能與日本人打呀，什麽日本先進，與日改善關係有利於牽製美國，對中國有好處呀。可以假設，當時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勢力範圍，那英美有可能犧牲中國的利益與日妥協。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國就很可能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麵。但日本軍人餘勇可賈，一氣打過北緯30度，偷襲了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日本戰敗後，其版圖又回到明治時期，中國崛起是今後日本永遠的痛。與美國比，日本更希望中國分裂。
有人說經濟聯係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其經濟利益依存度遠比中美高。據美國學者孔華潤提供的數據表明，1940年美國對中國及日本的出口分別占美國出口總額1.9%和5.6%。[10]所以美國一直跟日本關係不錯。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華北時，美國還賣日本石油呢。當日本打過了上海，影響了英美國家的海外利益，美國就不幹了。與美國資本崛起並由此與英國衝突的原因一樣，日本資本的興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場和金融資源。這樣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國發生衝突。美國開始的時候想通過犧牲中國利益來與日本妥協，日本不滿足，攻擊了美國珍珠港，這使美國最終反與沒有多少經濟聯係的中國牢牢地結盟。經濟聯係與政治聯係有許多時候是分離的。這也不奇怪。經濟聯係多了，矛盾也就多，經濟矛盾激化就轉為政治矛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順車，參加了埃及開羅會議，我們最終成了戰勝國之一，並且台灣等島嶼的主權在戰後都回歸中國。
七、政治家的膽識在關鍵時刻能扭轉乾坤
二戰以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這時候我們中國國共打得很厲害。印度則在鬧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簡直是書呆子，有點像戈爾巴喬夫。當時尼赫魯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認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遲早會回來。但巴國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不僅回不來，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現在有些中國人對台灣也持這種看法：認為台灣如分裂出去，如果我們搞好了，到時候它自然選擇回來。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馬就在哥侖比亞眼皮下，1903年獨立到現在都100多年了還沒有回到哥侖比亞。哥侖比亞是那麽大的國家，你看地圖，巴拿馬在其上麵隻是一個小點，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當時沒有分裂的事，我們設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衝突會是什麽樣子？有人說，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強權人物。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印度有兩個領袖人物，一個是尼赫魯，另一個就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後一位是跟希特勒、東條英機的。錢德拉·鮑斯還跟汪精衛一塊照過像。他主張用軍事趕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他死於飛機失事。這個人不是公子哥兒，不搞尼赫魯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戲。可以設想，當時如果錢德拉·鮑斯沒有死，並當選為印度總理，那印度的曆史可能完全不一樣，國內分離勢力就會毫不留情地被消滅掉。盡管錢德拉·鮑斯死了這麽多年，可許多印度人，特別是大學生很懷念他，認為他是英雄。[11]
我們來看看與尼赫魯同時期的毛澤東。印度獨立時，共產黨正跟蔣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鬧獨立，與美國、印度的一些勢力勾結。可以設想，1948年，如果印度當時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這些“藏獨”分子，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因為我們那時候根本就無力西顧，後來再談判那也很難是今天這樣的局麵。毛澤東在 1949年10月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魯反應過來後，又是抗議又是遣責，後來還搞什麽“前進運動”，小腳老太婆似地一點點一點點地蠶食西藏。毛澤東沒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擊退入侵中國的印兵。
有人問中國為什麽在1962年打贏了又退回來了呢？
如果我們看看西藏地形就會明白毛澤東所出的是險招，這與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一致的，當時我們所取得的勝利隻是險勝。我們後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動力將戰爭物資運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驚人。如果印度拖我們半年，這場戰爭就可能影響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大局。毛澤東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魯在小步前進，而我們的毛澤東則兵貴神速，一步到位，打他個措手不及。當印度一片混亂，神誌未定之際，我們又立即收兵，把繳獲的武器還給他們，給國際上樹立了正義、和平的形象。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從1952年的抗美援朝與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到現在，中國東北與西南均無戰事。有些事就得這樣，你如果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有理有節，反倒會有和平。毛澤東敢出險棋，善出險招，結果用時間最短的戰爭，贏得中國邊界上時間最長的和平。這是毛澤東以鬥爭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範例，也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大貢獻。
中國人的強國之夢是從孫中山開始的。看看過去的曆史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情景讓人難受。前一陣聽說有一個東歐國家飛機出事，華人就被關到機場大廳，而西方人則都被送到賓館，怎麽說都沒用。大家都知道，國家不強大，國民受人欺。1949年，中國開始走向強大，當時中國被美國包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麽樣衝出來？是靠鬥爭而不是妥協。美國已到了東北亞和東南亞。中國當時的東北相當於今天的上海，剛建國，百廢待興，我們就東北那一點重工業基地，但在它的東翼，美國已大兵壓境。當時我們一些人認為美國不會打中國，也不想打中國。毛澤東不信。毛澤東不是從美國的言辭而是從雙方力量變化中看問題。一旦美國拿下朝鮮，美國再翻臉中國就來不及了。此一時，彼一時，毛澤東才不信那些沒有力量保證的承諾。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那時候美國有原子彈。我們什麽先進武器都沒有，就是有勇氣。但我們打贏了。有人說打平了，中國那麽窮，打平了就是打贏了。周恩來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各國代表都拍手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們為中國的勇氣和勝利而歡呼，為中國打掉美國驕橫霸氣而歡呼。想得出來，當時毛澤東坐在中南海的感覺特別好。國際鬥爭有時候就是這樣，關鍵時候要有勇氣扳手腕，輸贏在此一舉。
八、沒有統一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與蘇聯相似，在中國建設道路上曾經也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慢慢來，直接搞私有製，經過很長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以後再搞社會主義。開始毛澤東也是這樣想的，後來他改變了想法。我的下鄉經曆與2000年到印度訪學的經曆才使我理解毛澤東當年快速搞公有製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魯開始也是搞社會主義，後來突然改變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們知道，不同的所有製下的同一種產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樣的。一旦搞私有製，生產資料交易就包括了製度成本，其結果是無謂地增加了國家基礎建設成本，並使中國現代化在其初始階段就會因其無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斷。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麽呢？它製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我曾下過鄉，當時國家若征用某塊地，隻要公社一紙命令到鄉，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任何異議，根本沒有今天那種哭爹喊娘的情況。當時中國搞三線，如按私有製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毛澤東通過所有製改造將生產資料交易成本壓到最低，與印度的尼赫魯相比，我們的毛澤東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時間，用最低的成本，為新中國奠定了崛起的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建在這個基礎上。
印度完全不一樣。我們看報紙上說印度是軟件大國、科技大國，但印度情況似乎不是這樣。我到印度尼赫魯大學財務處交費時，隻見財務報表從地麵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台電腦。我到國際政治係，隻有一台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電腦市場沒有那麽大的需求，印度有錢人也不買電腦，買了沒有用。它整個生產與市場完全是分離的，市場依托於國外，國內大量窮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辦，窮人的一些消費項目如飲水、醫療等都是免費的。有一次我去他們政府辦的醫院作了個小手術，從掛號到手術結束共花了10盧比，相當人民幣兩元錢。印度多數人是窮人，窮人手頭沒有多少貨幣，因而就不會有太大的購買力。因此統計數字表現出的消費高指數多是政府包辦而非國內民間資本拉動的。印度人聰明的腦袋是給外國人長的。我去一個小餐館，那天女老板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在印度家裏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印度人絕頂聰明，但這隻能為美國人服務，因為印度的民族市場很小。前兩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數時間卻在英美兩國。隻是由於他未放棄印度國藉而非為印度長期工作才成為首位諾貝爾獎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這位印裔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印度人意味著什麽，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應該按著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們現在講GNP，一定要研究其構成，而不能隻看總量。一個國家的資本構成、儲蓄構成反映一國經濟的性質。是自主型的國民經濟還是依附型的經濟，從GNP的構成才可看出。所以我們不能單純說GNP達到幾萬億，這隻是表麵現象，要看它的結構是什麽。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構成表明它不是強國。
中國農業改造問題一直沒解決好。所謂“農業改造”就是將中國傳統的自然的小農業經濟改造為現代的市場農場經濟。中國自秦以後始終是自然小農業經濟，1949 年建國後，新中國領導人就考慮農業改造問題。但由於它涉及商品經濟，因而中央的農業政策始終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搖擺。當時人民公社，有了大農場經濟的形式但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當時人們意識不到市場經濟對於中國的意義。在這方麵我們應該感謝鄧*小*平。鄧*小*平先從農業問題入手，將土地交還給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盡管小農業經濟有啟動快的特點，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戶地生產，全家人力投入到一兩畝地裏，生產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農場比高得不成比例。當時中國農業提供給城市的是自給自足之後的剩餘產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產因沒有利潤壓力而失去效率。隨著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引進外資，這種自然小農業經濟整個就撐不住了。城市工業品價格的增長使得自然小農業因成本高於產出，加之國外優質低價的農產品的引入，中國農業很快麵臨瓦解的危機。可以預言，隨著WTO規定的中國政府對農業的保護期結束，如果政府對農業還無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國的農業危機將有可能轉化為1789年法國式的政治災難 。
有一幅漫畫，一輛牛車拉了個卡車空殼，這似乎是中國農業的寫照。卡車是現代化的城市經濟，牛車是落後的農業經濟，是城市的基礎。建立在正麵臨破產的自然小農業之上的現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嗎，能有發展潛力嗎？牛車上的卡車是不可能跑快的。現在中國農村隻剩小孩、婦女、老人，已近解體的邊緣。而如果沒有中國的農業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工業民族市場就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就有些同誌對農業老牛有些不耐煩了，要把牛車一腳踹掉。但如果我們由於沒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棄我們的農業基礎，那中國經濟隻能走依附於國際市場而不是民族市場的經濟發展道路。曆史表明，沒有統一的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國出現涉及大量工人下崗，農民生活無法保障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資源不足。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早期也出現過這種問題，但它們用犧牲殖民地資源的方法來補償了國內的社會問題。廣大的殖民地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豐厚的利潤。英國把印度變成殖民地，這麽多年，印度還這麽貧窮，就很說明問題。近代史幾百年，西方走的多是這條剝奪資本外圍地區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種道路。這就是剝奪本國農民，同時為了防止兩極分化，他就用集體農莊的方式杜絕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國來說，我們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絕對平均的集體化政策。怎麽辦呢？隻有走出去，慢慢發展不行，但工人、農民的生存權應該放在第一位，從政治上看，國家還是應該確立多數勞動者階層的基礎地位。現在電影不是什麽什麽“總”就是什麽什麽“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這有些問題，世界難道都是“總 ”“董”們的嗎？不完全，還有工人、農民。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國家政治的基礎。我們不能說他們困難多就不管他們。他們是國家的雙腳。腳臭了得洗，有病了還得做“足療”，使它強健。誰都知道臭腳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嗎？當然不能，它們是全身的基礎。我們國家各階層是一個整體，一定要保護好。我覺得毛澤東的工農聯盟思想是很長遠的考慮。不能一切都以生產力為標準，我們還是應該以人，特別是以廣大勞動者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為生產力高低的標準，以工農為生產力服務的主體，這是立國之本。國家富裕的標準近期看，應是工農的收入多少，他們是民族市場的基礎。如果百分之幾的少數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後果是很可怕的。曆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在本國工人農民大量破產、生活持續惡化中崛起。中國農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轉軌中做了很大的犧牲。實際上我們應該對他們有所補償。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工人農民社會保障是現階段中國的最高利益，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證。
有人會說，目前的情況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隨中國經濟富裕了，這些問題就會在改革中逐漸消失。但現在美國可能不會給中國充裕時間讓中國在漸進式改革中崛起。為什麽？你現在是最弱的時期，誰都明白你漸進的結果是什麽。鄧*小*平書裏都寫明白了，韜光養晦，沉著冷靜，這話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現在霸權國家目的是要把中國國內的資源掏光，然後叫你後悔。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他過去經商時得到的經驗是，在對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氣最小。我們現在應該明白這一點，及時做好準備。
九、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
鄧* 小*平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將中國從自然經濟帶進市場經濟。但我們轉向市場經濟以後，發現在工業生產力發展越來越快的同時，我們的民族農業市場越來越脆弱，撐不住工業速度，於是中國工業產品日益依賴海外市場。經濟依托海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海外的自衛手段非常弱。結果是我們對海外市場依賴越來越大的同時，我們和世界霸權的矛盾也越來越深，雙方可以寬讓的餘地越來越少了。
除市場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過去我們怎麽不是這樣呢？過去我們的經濟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點在於頑強的生存性，吸收一點點資源，一點水、空氣就行，有點像泥鰍。自然經濟就是這種經濟形態，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這樣能夠活得很長。我們那個時候，資源沒怎麽開發，消費也很低，覺得地大物博。現在我們消費有些畸型。比如說買茶葉，茶葉罐子比茶葉都高級，為了促銷有利潤。為了利潤，不惜惡性競爭。與減肥現象一樣，為了長身體，廠家鼓勵你多吃，這會產生利潤；吃胖了，廠家又鼓勵你減肥，這又是利潤。這左也是利潤，右也是利潤，最終結果是零和。但這樣浪費的前提是對難以再生的資源高消耗。我們在學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時知道共產主義產生的條件是“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12]，但馬克思那個時候意識不到另一個問題，即資源不能無限湧流；煤、鐵、石油，都不能無限湧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無限湧流。生產力與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相似，現在我們腸胃消化功能很強，但沒糧食吃，工業糧食就是資源。沒吃的而腸胃消化功能又強，這意味著死得快。那還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時間長。
但這又產生了新的即競爭力不強的問題。競爭是動物的本能，不同競爭力的動物有不同的競爭方式。對於弱小動物而言，它們參與競爭的方式是負向自衛。比如蚊子、老鼠、螞蟻、野草等，由於它們攻擊力不強，作為彌補，它們的繁殖力卻高得驚人，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我們中國已不能選擇這種競爭方法，因為我們已長得強壯起來，我們的腸胃消化功能即生產力日益強大。過去的問題是腸胃“消化功能”處於潛在狀態。現在的問題則是糧食不夠吃。我們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曲線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細一看，有個陰影也在上升，即資源消耗曲線也在上升。如果把經濟的利潤補到資源上即環保上的結果卻是零和。好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是經濟曲線上升的同時，資源消耗曲線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就是這樣。它們通過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的資源來保護本國的環境。隨南方國家的發展加快，資源不足的矛盾將日益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因此可以預料，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經濟發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未來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資源消耗，就必然會戰爭不斷。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戰爭是人類降低資源消耗的終極方式。現在我們國內資源已近枯竭。中國西部沙漠開始“農村包圍城市”了，蝗蟲也來了，聽說內蒙的野生動物往外蒙跑，東部地區的青蛙往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這是怎麽回事，沒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蓋成大樓了，野生動物隻有往有森林的地區跑，青蛙隻有往馬路上跑。這都是生態問題。生態問題越嚴重，我們對國際資源的依存度就會越大。
世界資源“蛋糕”就這麽大。七國集團已瓜分完畢，新崛起的國家已饑腸轆轆。如果說，上世紀的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場短缺，本世紀主要大國發展的主要矛盾則是資源短缺。據尼克鬆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訴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隻要卡住西方的資源，就能卡死西方。[13]尼克鬆說，資源是西方政治的關鍵。[14]
美國的目標是控製世界資源。美國人和我們比更嬌氣。他們加利福尼亞輪流停一下電，就受不了。這是由於他們已習慣於高消費，消費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們相比，我們更嬌氣，印度的氣候五十度是正常的。咱們四十度就算高溫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個北方停了兩天電，當時我已覺酷熱難忍，可印度人也沒覺得過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剛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發生戰爭。美國資源消費量最大，所以它對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對世界控製，尤其是軍事控製。美國像一個螃蟹，腹部非常軟，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這叫霸權。它是對內民主，對外霸權。它抓世界的時候很厲害。有人說美國這個國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內垮不了，為什麽？它會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養顏。排毒就是轉嫁危機。如果本身的內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麵講過，世界財富的轉移是靠國家暴力完成的，現在再加一句，資本主義危機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將資源比作水庫，將地區經濟比作吸水的海綿。原來世界隻有北美和歐洲兩大海綿。冷戰後，以中國為主動力的東亞地區崛起。這樣世界在水的總量（常規資源總量）不增加的情況下，世界吸水的海綿體卻增加了東亞這一大塊。美國是資源吞吐量大，必須泡在資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國家，但現在水池中的水不夠它用了，他身體就出毛病。現在歐元出現且競爭力強勁，吸納資金的“海綿”越來越大，再加中國持續崛起，這樣世界常規資源將會在這三大經濟體增長下嚴重短缺。如不降低資源消耗總量，這三大經濟體必然要發生衝突，結果不是三方同時降低消費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對手打掉。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是民主而非資源問題。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學問而是資源。別說萊溫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錢，就說中國農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說，應該打官司，相信國家，這沒問題。但國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錢，於是農民的態度就不取決於法治觀念和民主程序而取決於經濟收入，可現實中大多數的農民收入隻夠買法治教材而不夠打一場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這位農民必定要選低成本的解決方式。但如果連這點費用也沒有，那隻有獨自去冒險。市場經濟，都講成本。西方國家不怕，它有大量來自南方國家的高額利潤回流。從生到老保證沒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錢，這樣社會就會穩定。中國農民打官司，低級法院不行到中級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為原告的農民幾乎要傾家蕩產了。為什麽恐怖主義在窮困地區有市場，主要是經濟問題。理論和法律上規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兩回事，解決問題需要資源。西方有巨大的資源來滋養，因此它國內民主發展就有物質基礎。但前提是它必須牢牢地鉗住世界資源。由於歐洲統一和東亞經濟崛起對國際資源需求日益增長，美國對世界資源的攫取更多地選擇暴力方式。從1999年到2003年，美國幾乎一年發動一場戰爭，而每一場戰爭都與控製國際資源的目的有關。
但從政治考慮，目前美國還不會對歐洲采取行動，因為歐洲是分散的。同時美國也並不希望中國徹底分裂。它隻希望中國最好像歐洲一樣，相對分裂，各地來個“高度自治”，讓中國各地政治內耗，從而使其不僅無力向海外索取資源，而且還需要外部幹涉。從地區戰略看，美國希望亞洲這幾個大國處於相互製衡狀態。因此中國不能太弱，還得幫美國拽著印度、俄羅斯、日本等。如果中國徹底垮下去，亞洲就會形成一個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羅斯就會借近水樓台的地理優勢填補這個真空。那樣的話美國就吃不消了。 隻有亞洲大國相互都拽著，美國才可以在世界上獲得利益。
與當年英國一樣，中斷美國與外部世界的聯係是其經濟垮台的前提。它強大的消費能力需要從外麵大量吸收資源。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它毀滅的是整個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區和時間內人類無法感受到這種結果。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沒有辦法。最終人類還隻有從社會主義中找出路。我們過去說，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當補一句，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
十、大國力量增殖於地區性守成，消釋於世界性擴張
我們談世界資源，是否意味著中國在未來也要搞世界擴張呢？
不，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並且我認為世界擴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我讚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中國製定的中國永不稱霸的外交原則。
鄧* 小*平給中國定下的未來五十年的發展目標是中等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他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中國發展定位在“地區性大國”的層麵，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通過地區性的影響來實現的。我們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美國國務院從來不考慮國內的事。美國軍事演習總是以世界某些大國為假想對手，以世界某個地區為假想戰場。我們的軍人看的是我們山海關、武漢、長江等，美國軍人則是紅海、巴拿馬運河、關島，衝繩島等。未來中國的軍人要有世界眼光，這是美國人教給我們的經驗；未來的中國外交要從本土防衛政策向地區性守成政策轉化，從內斂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積極防禦政策轉化，長期經營於亞洲，與鄰為善，為中國百年國運打下深深的根基。
曆史上德國和美國的衰興曆程對未來中國是一麵鏡子。而研究德國，就不能不了解德國百年國運的奠基人俾斯麥。俾斯麥生於1815年卒於1898年，其生平幾乎覆蓋了整個十九世紀。俾斯麥青年時的德國四分五裂，而法國又在拿破侖失敗後一蹶不振。這為德國的崛起提供了曆史性的時機。1848年法國拿破侖三世路易·拿破侖上台，這對四分五裂的德國形成巨大的壓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發的“克裏米亞戰爭”又使德國不得不麵對來自俄國的壓力。1862年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張“鐵血政策”，用王朝戰爭和國際交叉聯盟的方式實現德國統一。1864年他在與奧地利聯盟和確保法國拿破侖三世的中立後，向丹麥宣戰，一舉拿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基爾港。接著俾斯麥又與意大利結盟，確保法國中立，不顧奧地利的阻撓，1866年開始並完成德意誌的統一戰爭，成立北德意誌聯邦。這使當時的歐洲受到巨大的震驚。意大利樞機主教國務秘書安東內利聽到普魯士統一戰爭勝利的消息時驚呼：“天塌下來了！”英國《旁觀者》報評論說：“已經有三十個（！）王朝被掃到一邊去了。兩千萬人的命運就此永遠改變。世界政治已經麵目全非。”法國曆史學家梯也爾承認，德國統一是法國四百年來最大的不幸。[15]“多少事，從來急”，俾斯麥並未因此停步，他估計德國統一後，德法戰爭不可避免，對拿破侖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麥，借1870年7 月19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的時機，以優勢兵力迅速深入法國，色當一戰俘獲拿破侖三世及其9萬軍隊後，俾斯麥又乘勝揮師巴黎協助梯也爾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從法國獲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並獲阿爾薩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區。1871年德意誌帝國成立。從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麥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就使德國在統一中崛起，由此徹底改變了長期不利於德國的歐洲均勢，確立了德國在歐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這還不是俾斯麥的過人之處。真正需要未來中國人學習和領會的是俾斯麥在勝利後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為了堅持其外交原則，他不惜與新皇帝決裂的精神。
俾斯麥與當時大多數仍處在勝利亢奮中的德國人相反，認為德國勝利後的外交活動餘地更加有限。他說：“我們位於歐洲中部。我們至少有三條會遭到攻擊的戰線，而法國卻隻有一條東部的國界，俄國隻有在西部的邊界上有遭到攻擊的可能。此外，根據曆史整個發展的情況、我們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據德意誌民族的內部聯結與其他民族相比也許相當鬆散這一特點，我們比任何一個別的民族更易遭到別人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危險。”歐洲國家“隻能容忍德國的實力強大到不至於觸犯其自身安全為限”。1871年後，俾斯麥意識到德國的擴張已達到歐洲列強可接受的極限，此後他堅持地區性守成原則。德意誌帝國成立後，俾斯麥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議會演說中反複強調“除了自己繼續保持安寧，在和平環境中進一步發展外”帝國別無他求。在歐洲大國間，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維護俄德關係，穩定德、俄、奧之間的三皇關係。1872年德俄奧三國皇帝簽訂協定，聲稱一旦和平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則“無需尋求或締結新的盟約，即可彼此進行協商，以求達成共同遵循之路線 ”。1882年俾斯麥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衝突的機會，拉攏意大利與德、奧形成三國同盟。1887年這個同盟又得到進一步續延。同年，俾斯麥又與俄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史稱“再保險條約”。俾斯麥建立這些交叉結盟網絡體係的目的是防止、限製、削弱法國複仇的可能性。1872年，在普法戰爭勝利後，俾斯麥在給當時德國駐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說：“我們所需要的是法國讓我們安寧，要防止法國——假如它不願和我們保持和平的話——找到盟友。隻要法國還沒有盟友，法國就對我們沒有什麽危險；而隻要歐洲的大君主國團結在一起，一個共和國對它們就沒有什麽危險。”1874年俾斯麥對駐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發出指示：德國最關心的是，“法國在內部不要變得強大，對外也不要被看成強國，免得它爭取到盟友”。德國統一並打敗法國後，盡管德國擁有令整個歐洲生畏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曾強烈主張“鐵血政策”的俾斯麥這時對武力使用卻更加慎重。這時的他僅將強大的德國軍力當作提高德國結盟砝碼以及威懾潛在敵人的手段而已。他將軍事置於政治之下，將德意誌的強國地位限於歐洲地區，拒絕任何全球性的戰略企圖。總之，俾斯麥擔任首相職務將近二十年，他企圖達到的目的就是爭取在政治上出現除法國外，各國都需要德國的形勢。而穩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較長時間鞏固、消化德國1866—1872年在歐洲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16]
俾斯麥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國國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紀末，也就是俾斯麥辭職時，德國工業生產幾乎趕上英國，在總產量方麵甚至已超過英國。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國國內滋生了向世界擴張的衝動。這種衝動在威廉二世執政時期（1888—1918）的對外政策中得到體現，為此俾斯麥於1890年辭職。此後德國大規模擴軍，實行海外擴張的政策。1880年德國陸海軍人數為42.6萬,到1904年一戰爆發時已達89.1萬,同期戰艦噸位從0.88萬噸擴張到 13.05萬噸。[17]1897年，德國占領中國的膠州灣和青島，次年從西班牙手裏取得加羅林群島、馬利安納群島和帕勞群島，1899年和英美簽訂條約並獲得薩摩亞群島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達鐵路直逼英俄中東利益，這強化了德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直接對抗。德國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針”[18]引起了其他大國的警覺。1894年法俄兩國建立同盟。二十世紀初英國放棄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東利益妥協，簽訂“英俄協約”。而與德國形成同盟關係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國簽訂秘密協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俾斯麥時期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蕩然無存，德國與奧匈帝國已四麵楚歌。1914年德國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是德國在戰爭中全麵毀滅；30年代末德國希特勒步其後塵，結果又是德國被強力肢解。
德國這段曆史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用的。俾斯麥外交思想的精華在於：在主權問題上不懼挑戰，敢於果斷使用武力；而在國際問題上是準確把握大國間的利益邊際；在大國競爭中決不透支國力。俾斯麥外交的重要經驗在於：國力隻能用於國家可承受的並且是對國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與俾斯麥分道揚鑣是德國的悲哀。正是由於威廉二世及其顧問們“急於表明其氣概”的“性格弱點” [19]，才造成德國超度使用國力和德國毀滅的後果。基辛格博士對俾斯麥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由於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20]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美國。
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然而其國運興衰卻與其追求世界霸權的政策緊密相關。
二戰後歐洲的衰落極大地突出了美國的地位。美國絕對優越的經濟實力也曾使美國在其海權擴張中表現出“威廉二世”式的輕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轍。為控製整個太平洋，194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製定“邊疆”西移計劃，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進日本，占領了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並把衝繩建成它在亞洲的最大海軍基地。1947年，美國海軍占領了馬利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等。但美國的這種擴張勢頭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受到嚴重挫傷。上世紀50年代美國出兵朝鮮並與中國交手，損失慘重；60年代中葉，法國從越南退出後，美國貿然進入中南半島，企圖獨擔“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結果又被拖在越戰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後國力開始在世界擴張中透支。1960年美國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為25.9%，到1970年下降為 23%，1980年繼續下降到21.5%。而與此同時，日本、中國等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則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間，日本在世界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從4.5%增長到9%；中國從3.1%增長為4.5%; 到1980年“世界銀行關於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實際上已經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全球經濟力量的多極分配趨勢”。[21]尼克鬆看到美國國力因其海外過度擴張而下降的現實，果斷調整美國外交政策，結束越南戰爭，恢複與中國的關係。此後，美國國力開始回升，90年代初，蘇聯解體，但美國並未停步，於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國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其軍事力量插入海灣地區、巴爾幹半島及中亞地區，全麵回收蘇聯地緣政治遺產並於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打破原有的戰略平衡，“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製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22]
今天的中國相當於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今天的美國相當於19世紀的英國。但美國現在是好了瘡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後，在國際問題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誰”的霸主姿態。蘇聯解體後，中國開始崛起。正因此，美國才要重複以往英國遏製美國的政策以對付中國。但是對於未來崛起後的中國而言，我們應當汲取的曆史經驗是不要選擇美國今天的稱霸世界的道路。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衰落的曆史經驗表明：地區性守成則國強，世界性擴張則國亡。曆史上沒有一個大國的國力，能經得住世界性擴張的透支。所以，今後不管中國發展強大到什麽程度，都應謹記並遵循毛主席為我們製定的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外交路線，這是一條高度濃縮老一代領導人政治智慧的強國路線。
十一、用公民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國家製度創新目標的選擇上，目前中國流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意見，但細想起來，似乎兩種提法都不太科學。
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石是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自決權”指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自由分離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應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主國中解放出來。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宣言，也提出“民族自決權”概念，稱民族自決應是重新劃分“戰敗國”領土的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明確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殖民地、附屬國紛紛宣告獨立，作為主權國家參加聯合國。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獨立的和以前獨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已在聯合國中占多數。在它們的影響下，聯合國大會從1958年以來通過了一係列決議確認民族自決權。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 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第十五屆會議以89票對0票、9票棄權通過的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這項宣言確立了“民族自決權”為一項法律權利。1966年12月16日聯大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0年10月24日聯大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聯大先後通過的有關民族自決的決議，都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了民族自決權的國際實踐和理論。
“民族自決權”也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內容。
民族自決權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國家和選擇國家形式的權利。當某一民族還在受外國奴役或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時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則是民族自決權，即有自主建國的權利，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領導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國事業的法理基礎。但是當這個民族自決成立了國家，那麽它原來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在這時就已讓渡並服從於國家主權，民族身份應讓位於國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決權在國際舞台上的民族主體地位也自動讓位於其自主選擇的國家主體地位。這時原先的民族主義，就在邏輯上和實踐上完成了自我否定。這如談戀愛結婚的道理一樣，結婚之前，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這對個人稱人權，在民族問題上則是“民族自決權”。談戀愛時，我有權決定跟這個人結婚，或者跟那個人結婚。但一旦結婚，兩個人權就經相互讓渡而成為一個家庭權利，兩個人的部分權利就讓渡於家庭的權利。如要離婚，就必須要經過國家法律認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你可以單獨，也可以與其他民族聯合建立一個國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這一選擇，並得到國內國際的承認，這就意味著民族自決權已讓渡於國家主權。如果你要與這個國家相分離，也必須經過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批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台灣的所謂“政權”是非法的。 1949年它失去國內人民的承認，1971年它又失去國際承認。而失去國內國際雙重承認，則台灣就沒有“主權國家”的資格。如果說什麽“政治實體”，政治實體更沒有主權資格。
對此聯合國文件也有相應的說明。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中明確規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麵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23]至於傳統帝國擴張所造成的多民族國家，其民族自決權僅限於各民族的自治權（見《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24]聯合國上述規定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主權高於民族自決權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又是民族自決權的讓渡原則。這兩大原則決定了在沒有異族侵略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建立後再提民族主義是不科學和不合時宜的。
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權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麵。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則是人權理論即“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的理論。[25]早在古希臘、古羅馬及歐洲中世紀的自然法學者的著作中，就曾有過“自然權利”的表述。人權作為一個實踐和理論問題，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針對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和封建特權提出的。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被稱為第一次人權運動。英國思想家洛克係統地論述了“天賦人權”的理論。法國思想家盧梭根據“天賦人權”的原則發展成為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以天賦人權為主要理論依據，明確提出“人權”口號，以政治綱領的形式確立了人權原則，從而使天賦人權由理論上升為法律，後遂成為西方民主製度的重要內容。1945年聯合國成立，維護人權作為宗旨之一列入《聯合國憲章》。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係統地提出了人權的基本內容，使人權成為國際法原則之一。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認了基本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1966年，聯合國通過了國際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兩個公約一方麵用法律義務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人權規定，同時在內容上較《宣言》前進了一步。規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26]
從這些人權發展的曆史及相關文件看，人權是民族自決權的微觀形式，是個人的自決權。盡管人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但在聯合國的相關文件中也是被放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及個人權利及其相關責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就要求“公約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有損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們的天然財富與資源的固有權利”，[27]將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與“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責任聯係在一起。[28]值得注意的是，《公約》將個人權利納入“公民權利”範疇來考慮，這意味著個人權利首先是對居住國負有責任的權利。也就是說，人權，屬於公民權的範疇，而不是與公民權相對立的範疇。
人權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內容。
人權的基本原則是“人民的自決權”[29]。這與民族自決權一樣，自決一旦自主實現之後就要對自己的選擇對象負責。在人的“自決權”未確定選擇對象之前，你可以選擇部落生活，也可以選擇國家生活。不管你選擇前者還是後者，一旦你的選擇完成，你就必須為你選擇的群體效忠。一旦你選擇了國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絕對自由的個人，而是國家公民。公民對國家有納稅義務，其原先的自由選擇權利這時則轉化為對國家效忠前提下的自由權利，公民權成了約束人權的形式，背叛國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製裁。原先的絕對私有財產這時通過向國家交稅也轉化為相對私有財產。公民在成為納稅人的同時，也獲得國家賦予的公民權利；公民在擔起依法納稅責任的同時，國家也擔負起依法保護公民的責任。這意味著個人的“自決權”已通過向國家主權的讓渡而轉變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如果某屆政府沒有按憲法保障好公民的權利，你可以對某屆政府有意見和提意見，但不能背叛國家，除非你另選國藉。現在還沒有哪個文明國家不承認公民自由選擇國藉的權利。
這樣看來，現代國家主權是高於民族自決權與個人自決權即人權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決至上的民族主義還是人權至上的自由主義，在個人的和民族的自決權被自主讓渡給國家主權之後，它們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體的資格。國際政治中，目前隻有國家具有以主權的名義與他國交往和正式參加聯合國的資格；國內政治中，在國家選擇確定後，國家居民的民族或個人的身份就統一於公民身份，國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個人的資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資格參與國家事務。從這些意義上說，中國國家製度創新的目標，既不應是民族主義國家也不應是自由主義國家，其科學的表述應是公民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民族的和個人的“自決”自由已融於公民權利和義務中，民族和個人身份已融於公民身份，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融於公民國家主義。“公民國家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家主權為依托並統一於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與以自由人聯合體[30]為發展目標的國家主義的統一。曆史轉型中的強製時期除外，沒有公民權利的國家與沒有國家責任的公民一樣，在已崛起的現代國家成長經驗中，都是不可思議的。
無疑，完成從建立在階級對立基礎上的國家管理體製向現代法製國家轉變，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必備條件；而將國家居民的個人、階級、民族的身份融入統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現代大國崛起的重要階段。總結好這份經驗，對中國的未來是有益的。
十二、學風建設，關乎中國命運
現在社會有一種玩世界新潮，什麽都是“真好玩”，但仔細一想覺得生活其實不是玩出來的。現代體育比賽要是在原始人的眼裏，肯定覺得可笑。任何一個原始人光著腳絕對比現代體育明星穿著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後麵被野獸追，或餓著肚子追野獸，能跑不快嗎？現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上世紀中國人的尚勇之氣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裏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場上練出來的。整個社會充滿表演氣息，沒有一點自然性。預計未來人的體型將退化回魚型：小頭小胳膊、短腿大肚子。為什麽呢？現代人以車代步，一天坐在辦公室打電腦，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會退化。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隻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隻有靠不停在麵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隻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癡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麽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係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係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作事必須踏踏實實。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隻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麽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麽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麽，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麽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麽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麽，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麽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麽什麽，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著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 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著“做學問”的感覺。
曆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誌氣的，像嶽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後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係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於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麽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麽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後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後知識分子有了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後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紮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後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傑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一年後“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 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後毛澤東回湖南上井岡山，並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麽“和平理性”，什麽“世界治理”，什麽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麽“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裏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裏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麽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麽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裏著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麽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曆史經驗表明，不務實的學問肯定是僵死的，不講實事求是的國家是不會有前途的。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並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隻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隻講問題。其實，胡適隻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 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31]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 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麵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說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並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是青年毛澤東辦的自修大學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學風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問題而非主義，但這決不表明毛澤東沒有主義，隻是毛澤東講求從問題中談主義，從中國問題中談共產主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率軍開進井岡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談的就是中國問題，而非普世問題。後來他和王明的鬥爭，都不是關於主義，而是關於問題的鬥爭。經過三十年代的失敗，共產黨到延安後，毛澤東提倡改進學風，要杜絕學術空論，要講實事求是。延安整風後，共產黨的學風轉向調查研究和講究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從此開始從三十年代的失敗漸入勝利佳境。
未來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國家安全，事關重大。中國現在的學風有很大的浮誇成份，我們應該注意。對學者來說，學問的長進要靠解決國家的困難，而不是靠故弄玄虛，不能靠出國、聳肩、說洋文唬人做學問；我們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幫我們解決，尤其是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真學者應該紮實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在解決中國的困難中成長。立功名於金石，也應是當今學者的境界。目前國家問題的焦點在哪裏呢？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的主要困難集中於經濟領域，那麽本世紀頭幾十年則會集中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在經濟上中國已是成功的。現在國際政治矛盾因中國的發展已提上日程，由於多年的荒棄，政治和軍事的知識已成了目前中國學問的“瓶頸”。因此，以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和身體力行的態度和學風，建設性地解決中國目前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填補已形成的知識空缺，為中國崛起而奮鬥，是新時代賦予當今學人的新使命。
(全文刊發於《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二期)
[1]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吳湘鬆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2]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流遠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
[3] “社會上存在有大量遊資，它本身又要求‘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社會上卻又沒有足夠大的生產部門來吸收這些遊資，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土地則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上既然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場所，便隻有購買土地來使貨幣發揮資本的機能，使土地成為生息手段。”“土地不僅可以生息，而且是財富最穩妥的一種存在形態，社會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資場所，遂群起搶購土地。所以土地買賣的開始，同時就是土地兼並的開始。”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32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頁。
[6] “這個條約所造成的不利於法國的毀滅性結果，與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絲毫沒有兩樣。”[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iy)，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8頁。
[7]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胳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頁。
[8] 轉引自[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9頁。
[9] “合眾國有理由反對日本關於山東、南滿和蒙古的‘要求’；盡管如此，合眾國坦率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參見“布賴恩關於‘ 門戶開放’政策的聲明”（1915年3月13日），閻廣生、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頁。
[10] 孔華潤（Warrn I. Cohen） 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頁。
[11] Dr.S.C.Maikap: Netaji The Shining Star of History, Copyright reserved by I.N.A.Association , National Half Tone, Calcutta-700009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13]尼克鬆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頁。
[14]尼克鬆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88-89頁。
[15] 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頁。
[16] 參見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
[17]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18]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
[19] [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頁。
[2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21] 詳見[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第532－533頁。
[22]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23] 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Human Rights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頁。
[24] 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7頁。
[25]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部分·第1條》，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頁。
[26]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頁。
[27]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頁。
[28]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0頁。
[29]愛德華·勞森（Edward Lawson）編，汪瀰、董雲虎譯《人權百科全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7頁。
[30]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頁。
[31] 參閱[美]杜威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商務印書館1958年5月重印第1版（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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