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值得一讀 諂諛者與思想者--中國士大夫兩千年清算

絕對值得一讀  諂諛者與思想者--中國士大夫兩千年清算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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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軸偷轉，紀元文明已經走過了2000年曆程。中國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惡者、可悲者、可歎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戲，還是傍人門戶扮演小醜，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進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紀之交，該做一個總清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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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為附庸求生型，沒有孤立人格，心係得失一朝，不顧榮辱千載，諂諛權貴而惟命是從，沽名釣譽而歸降隸附。此種類型自古至今車載鬥量，無可計數。中國文化之層累性，在此表現的淋漓盡致。我們權且稱其為諂諛者。第二種為批判思考型，具有獨立人格，心係天下黎民，不計個人生死，堅持正義敢於麵忤權威，彰善癉惡何懼粉身碎骨，他們實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種類型非但越來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們權且稱其為思想者。第三種為平庸無為型，談不上人格，也沒有立場，東風來向西歪，西風來向東倒，糊塗搪塞，虛糜俸祿，知識才學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這一類型本文暫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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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諂諛著把良心庋藏高閣，奉迎君主，炮製語鉺，陷害忠良。曆史上一樁樁陷害、一個個冤獄，都是在這些小人協助下完成的。在皇權專製社會，能討君主歡的諂諛者永遠不會人滿為患。發泄某個真理一個人就夠了，掩飾或改易真理，非形成龐大的幫閑群體不可。那些業務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拿破侖早就揭示過：四家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侖為何說“四家”，其實有一家就足夠了。如若真出現這家報紙，拿破侖一聲令下，不愁喙長三尺的讒諛者不爭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濺，落筆如刀，對那些給主子帶來威脅感的言論予以回擊。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駿馬任騎。在這一示範效應的帶動下，有才學無良心的文化人奔赴這條仕祿捷徑，猶蟻之就膻蠅之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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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讒諛者人數越多、競爭越激烈，專製就越牢固。原因在於：任何文明都始於神權，歸結與民主（雨果語）。專製權力無一例外都是神權或變相的神權，兗兗聖崽所做的就是論證其永恒與合理，這種論證足以延緩民主的到來。他們搬弄學識，抖露雅博，將話語、常識、邏輯、規律置於股掌之間，翻雲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對道德與常識也能做出隨心所欲的闡釋－－一切都是為了帝祚永延。本應給這類人一個更鄰真的稱謂，無奈至今無有好事者，事遂告寢。不才不敏，隻得以“讒諛者”三字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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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讒諛者濫觴於何時，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為虐”的記載，幫助桀作惡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讒諛者的祖師爺定為戰國韓非子與李斯。專事諂媚而又享有“子”的殊榮，25史中惟韓非子一人矣，足見了得。韓非子知天曉地、鑒古知今，確非等閑人物，他的《孤憤》、《五蠹》、《說難》等名篇，綴錦貫珠、別樹學憧，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術勢”三位一體統治術。這套統治術成為曆代帝王的禦世心法、萬應靈符，其有效性為兩千多年曆史所證明。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外儒內法，外聖內王，帝王明習孔孟經典，暗則沐手恭讀韓非子帝王之術。總是那些深諳“法術勢”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為寇。法術勢也常常成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這就不免出現犧牲者。如北宋蘇軾，無錯無罪卻屢遭貶謫，原因之一就是他總處於士大夫們暌睽監視之下。蘇軾被謫惠州，心理調節得不錯，寫了一首田園詩：白頭蕭散滿霜飛/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此詩傳入章子厚耳中，章說，蘇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報告，於是蘇軾再次被貶到海南島。章子厚曾是蘇軾摯友，摯友尚且要告密，法術勢之魔力於斯可見焉。難怪蘇軾感慨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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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韓非子的“法術勢”一直影響到20世紀、甚至波及到外國也不為過。斯大林就深得韓非子之三昧，從其著作中受到啟發，寫下了“受人愛戴不如被人畏懼”的心得體會。按理，韓非子理應排位於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實並非如此，除了20世紀70年代韓非子受到空前禮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術，不但不予獎勵，反而命李斯將其毒死。李斯諂諛帝王，與韓非一起構成同世之雙，最後得到了與韓非子同樣的下場。然而韓非子與李斯還是有區別的，韓非子的諂諛之策，幾乎適用於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獻給贏正一人的。司馬遷發出“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的感慨，大概是因為韓非子處於殘殺連環的初端，令人惻隱，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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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馬是需要技術的，非工於權術者不能為也。拍馬是有禁區的，論證“盜亦有道”可以，但絕對不能把盜賊之“道”的底細公之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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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帝王命你去殺人，你就隻管去殺，若非要挑破機心問“為什麽？”對不起，你也得被滅口。專製帝王最不吝嗇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懾下，士大夫漸漸喪失了問“為什麽”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鳳毛麟角了。相反，趨炎附勢的諂諛之徒卻車載鬥量，如山濤之於司馬氏、劉歆之於王莽、潘嶽之於賈謐、解縉之於朱氏王朝、錢謙益之於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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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說韓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術”的話，董仲舒提供的則是“心術”。他向漢武帝獻“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天人三策”，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起來，形成中國所特有的神學體係。“天人感應”成為帝王與“天”之間的紐帶。“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人與天的關係確定之後，再用“三綱五常”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道統逶逶迤迤，變為龐然大物。偽學術代替了學術。士大夫的活動空間驟然變得促狹起來。撼山易，撼道統難，久而久之，就沒有人敢於撼動道統了。足見，士大夫左右曆史，韓非子之外當屬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殺了眾人之口，而且一封殺就是兩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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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曆史的士大夫。他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與“存天理，滅人欲”的讒諛之詞卻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為納入到“讀書”（讀什麽書是規定了的）的軌道，無形中放棄了“思考”這個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專權；後者滅人欲望，無異於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氣斷了，變為任人擺布的木偶。從那時起，“士”與“仕”之間出現了一個等號。士而不為官，隻有像薑白石那樣作窮困潦倒的“職業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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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王守仁是最後一位大號讒諛者。代表性言論是“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王文成公全書》卷四，《與楊仕德薛尚謙書》）。防“心中賊”成為專製者阻塞言路的口實。中國專製積深，其罪也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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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號讒諛者，首推魏晉的王弼，他拋出了臭名昭著的“聖人有情”說。即聖人們“應物而無累”，聖人們享樂、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則的，為達官顯貴們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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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卻阿諛權勢。梁武帝蕭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還假造“梁”字圖讖，進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軍機大事，都要遣使谘詢。陶弘景被稱為“山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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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來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則天信任，官至侍禦使、左台禦使中丞，大興刑獄，族殺一千多家。為讒諛殺手之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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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明大學士嚴嵩是“子係中山狼，得誌便猖狂”的代表，阮大铖誠則是五毒俱全的士林敗類。他屍祿耽寵，仕不事事，專做壞事：依附權貴－－賣身投靠魏忠賢，排斥異己－－報複東林複社諸人，軟骨附逆－－晚年投入滿清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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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韓貞，宣揚奴化思想之大師，喜歡以打油詩的形式闡述其歪說。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許遊，得休休處且休休”（《與東村》）。國人“得過且過”的習性與他的歪說有一定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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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讒諛者隻有兩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窮理格物”轉向“勾心鬥角”，通過排擠同類獲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過討君主歡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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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世紀中葉，神州大地發生了幾次大劫難，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每一次都有知識分子助陣。那是軟骨病、夜盲症與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當政治風暴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時候，知識分子未有像樣的抵抗便繳械投降了，使得個別獨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尷尬的孤境。軟骨附逆的文人還充當了無恥幫閑，無論看到整人、砍樹、吹牛都高聲叫好，醜惡嘴臉纖毫畢呈。
　　“上帝叫誰亡，先使他發狂”。萬萬沒想到，最先“發狂”的多為知識分子，這不能不說是知識分子的奇恥大辱。
　　舒蕪獻書，釀成“胡風冤案”（姑且不評價胡風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發了一係列冤獄，拉開了以文人為壑、殘酷鬥爭序幕。文字獄使一千多人罹難，雖不絕後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揚等大牌文人都做過長篇“動員報告”。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俞平伯也未能幸免於難。獻書並非什麽新貨色，為曆史上讒諛者屢試不爽。隻不過自胡風案之後，大小報告之風愈演愈厲，以致於知識分子人心惶惶，周圍的人敵耶友耶，非精於心術者不能遽辨。逼得知識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騖，最後隻有求生之功，全無求知之力。在這種非常場合，知識，非但不能給人帶來幸福，反而成為安身立命的窒礙。
　　1957年，幾個上層知識分子上躥下跳，對上著功厥偉，假讚美之詞，籍為私惠；對下則布下眼線，窺伺構陷，編派故事、羅織政敵罪名，以為整人的炮彈，待炮彈湊齊，猛烈開火，致使50多萬知識分子罹禍，或發配邊疆，或鋃鐺入獄。姚文元等輩上躥下跳，煽風點火。就連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漢，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吳祖光“提意見”的，而且自己也寫了《為演員的青春請命》的討伐“檄文”，然而當風向驟變時，田漢卻把吳文冠以《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之名拋出，以求自保。這50多萬人多數被自己的同僚咬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本已經少的可憐的知識分子間的信任與合作從此蕩然無存。
　　1958年，知識分子的表現更拙劣到了極點。這一年狂熱的國人大致幹了三件蠢事：一曰跨進“共產主義”，二曰“放高產衛星”，三曰全民煉鋼。這三方麵都有知識分子跳出來興風作浪。
　　位於知識分子塔尖的陳伯達，在共產風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學術這個天下的“公器”當作個人的“私器”，惟上麵的意圖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熱麵前，非但沒有履行批判職責，反而仰仗毛澤東“無政府、無國家、無民族”與“做到吃飯不要錢，在全世界的影響，可比蘇聯放一顆衛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縣上演了一出共產鬧劇－－取消貨幣試驗。直到供銷社奢侈品積壓、食品告罄，農民生活無以為繼，鬧劇才被迫收場。這一鬧劇乃其後億萬人挨餓之濫觴。可悲的是，非但無一個思想者站出來履行職責“指鹿為鹿”，揭露彌天大謊，反而有無數幫閑掀唇搖舌論證謬誤，說什麽沒有了私人財產便可以進入天堂。全然不顧寓於家庭之中的私有財產是人類秩序基礎這個鐵的事實。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指鹿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豈不可悲。
　　“放高產衛星”從頭到尾是一出狂熱鬧劇。其動機是為迎合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設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質基礎，需要足夠的糧食以維持“吃飯不要錢”。毛澤東認為高產衛星比蘇聯的人造衛星意義還要大，有了糧食（和鋼鐵）什麽事情都好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來自秀才筆下的喜訊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陽專區大麵積小麥畝產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華縣幸福社11畝小麥平均畝產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縣衛星社2·9畝小麥平均畝產3530斤。6月16日湖北穀城縣星光鄉替樂民社畝產小麥4353斤。6月21日，河南輝縣畝產4535斤。6月23日，湖北穀城縣畝產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國縣畝產5103斤。（以上參見《人民日報》）
　　很快畝產千斤就嫌不過癮了，畝產萬斤、幾十萬斤的喜訊紛紛出籠。廣西環江畝產中稻就達到13萬斤……好事的農民問毛澤東，糧食多了吃不了怎麽辦？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頓飯為五頓。話雖如此，毛澤東還是有些猶豫，不知這樣搞下去會不會遭到科學家的反對，就在毛澤東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一批科學家站出來了，代表人物是錢學森。他及時排解了毛澤東的疑慮。記得薩伊德說過，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與結盟之間。孤寂的錢學森終於與毛澤東結盟了。錢學森試圖改變毛澤東“我曆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這種成見，證明知識分子自有其用。他於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
　　“……土地所給人們的糧食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年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與每年單位麵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錢氏的高論很自然使人聯想起“一個家當”的故事。既然一個雞蛋能夠讓人發家致富，一畝地為何不能生產4萬斤糧食呢？這篇襲科學之貌而遺科學之神的偽作，也許說它屬於拍馬學、避禍學更諦當些。把讒諛之術滲透到純自然科學中，而又如此輻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怕的創舉。著名科學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氣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報》社論竟然放言：“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有把握可以說，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自己的需要來決定的……隻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7月28日的社論中進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隻要想的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意誌取代了規律，惟意誌論籠罩華夏大地。不幸中之萬幸是意誌不能當飯吃，不久就有人被餓死，重現了“衢州人食人”的慘景（隻不過並不是因為“是歲江南旱”，否則真不知鬧劇遷延至何日方能收場。古人的“久戰之後必有凶年”一語成讖。據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國共餓死人2158萬人（這一數據一直沒有正式公布）。不堪饑餓泅海出逃喪身魚腹者，更是無以計數，這些冤魂成為這段恥辱的注腳。
　　全民煉鋼的破壞力並不比放衛星小。全民煉鋼也是在《人民日報》秀才們的鼓動下展開的。一個位居二號的大人物事後說：“大躍進的發動，《人民日報》要負一半責任”。秀才們先期就已經論證了所謂“抓主要矛盾”的哲學思想，似乎抓住一兩樣“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這才有了“以糧為鋼”與“以鋼為綱”的行動綱領。5月1日的社論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資一當二”，為大煉鋼鐵製造了輿論準備。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的社論，指出：“一個以鋼為鋼、帶動工業全麵發展的工業建設的新高潮已經形成。轉爐高爐遍地開花，鋼水鐵水到處奔流的日子，即將到來”。社論還用問答方式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鋼鐵翻番構想：我國的鋼鐵工業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說，每年產量的增長率不是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或者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發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們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沒有。
　　結果，就有了用木材煉鋼的笑話。這個笑話讓今人倍感沉重，因為它正是今天江河幹涸、沙塵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緊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時至今日，又有幾個知識分子對此做過反思呢？
　　我不知道這些文人們是頭腦發熱還是嘴比對心，但有一點我知道：他們不要人格、不講道德。他們一定早也將尼采的“要我們相信道德，就是在譴責生命”的格言爛熟於胸了。
　　1958年的鬧劇合乎邏輯地演繹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發動與策劃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年底，正當姚文元寫出讚揚胡風的《論胡風文藝思想》的著作要交給出版社的時候，忽聞北京要批判胡風，立即轉舵，在《文藝報》上撰文批判胡風，把他“胡伯伯”的文藝思想批判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參見《我們都經曆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P150）。
　　1963年姚文元曾給北京出版社上書讚揚《燕山夜話》一書：
　　“編輯同誌：準備把自己這三年來寫的雜文、短論，選其在當前現實意義、思想意義較大（即能鼓舞情緒、提高認識）的，編一本類似《燕山夜話》那樣的雜文集，並取一個有趣而有意義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給你們，不知你們是否接受這樣的稿件？致敬禮姚文元5月30日”（參見《我們都經曆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搖身一變，成為《燕山夜話》的權威批判者。
　　戚本禹、張春橋、康生、陳伯達、王力、關鋒、聶元梓等一幹人也都有類似姚文元的經曆。他們吹吹打打，“你方唱罷我登台”，進行了充分表演。他們都是碩學的權威，一錘定音，世無異詞，由他們打頭陣再合適不過了。蠅附驥後、亦步亦趨，揣合奉迎、翻雲覆雨正是他們的看家絕活。在他們的鼓噪下，阿諛之言孳乳，造神之風驟起。他們發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辭格式，製造了“萬歲”與“健康”的比較級，附會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闡釋了不斷置人語死地的全新“理論”，甚至給最原始的醜惡（如血統論）平了反……一時間歌功頌德的文字充斥坊間書肆，批判聲討的聲音震耳欲聾，武鬥狼煙四起。這對懾於反右鬥爭而日益麻木濡滯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在這一強烈刺激下，他們紛紛跟著搖旗呐喊起來。就連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發表宣言：誰見到我的書，請代為焚毀（幾年後又出版了《李白與杜甫》，極盡篡改曆史之能事，給知識分子丟盡了臉麵）！於是焚書成風，自責成癖，窩裏鬥愈演愈厲。在“知識越多越反動”與“靈魂深處鬧革命”口號的威懾下，知識分子們不但學會了唾麵自幹，而且學會了“整人以自保”。曆史學家楊國榮更獨出心裁，公然為韓非子平反，變“外法內儒”為“外法內法”，讓法術勢理直氣壯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時把一大批研究儒學的知識分子打入地獄。搞得全國無一人不以“法家”為榮，不以“法家”自居。就連本可裝傻的學術巨擘馮友蘭也坐不住了，公然起揚其法家來。至於初瀾、梁效、石一歌、丁學雷、羅思鼎等炙手可熱的打手，更是筆花飛舞，濁嘴滑舌，勢焰極盛。人們每每從他們的文字或言論中感覺到霍霍磨刀聲。說來也怪，學問真是個奕葉燈傳、蟬聯瓶瀉的事情，昔日刀手，墨瀋未幹，有的卻搖身變為新時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讓人們肅然起敬起來。真可謂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舉下去了，黑白顛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識分子參加到推波“訓政”、助瀾“造神”的濁流之中，誰人數得清？有幾個知識分子沒有做過嘴不對心的事情？那時，比的就是看誰能距離知識與真理更遠，比的就是看誰能想出褻瀆常識的新點子，比的就是看誰在自己同類身上發現更多的破綻。餘生也晚，沒有趕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終參與了的。我也參加了這一荒唐的競賽，為此，我無時無刻不在反省與懺悔。我為自己曾把意誌與靈魂交給他人而感到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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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人深省的是，為何曆來中國的“士”，不鳴則如閹犬麵雞，鳴則如鴝鵒之聲，鮮見發自心底的呐喊，為何“士”成為隻被人“克”而不能“克”人的弱勢群體。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的，正所謂“老鼠怕貓貓怕狸，雞怕黃鼬蟲怕雞，螳螂捕蟬雀在後，牛羊怕狼狼怕羆”。那麽，中國的士處在哪個環節上呢？應該說，總體看他們遊離與生態鏈條之外，無物可降，因為他們具有太強的附庸性，先天發育不良。春秋戰國，士被公子王孫們所豢養，成為其私物，不投靠某某門下，就不足以為士，受人俸祿，為人辦事，此乃附庸之濫觴。士的品德是被拘囚於主子所劃定的範圍之內的。秦始皇坑儒，就借助了“諸生互相告密”，士之命運，早早就埋下了夙因。法家的“以吏為師”更成為係在士頭上的緊箍咒。一切向“吏”學習，惟吏之馬首是瞻，本來應該楷模世人的士，成為權利亦步亦趨的隨從。“吏”才真正為人所向往，由士而士大夫成為必經之路。所以，士遵從吏的準則，而不再遵從士的準則。士不能以“師”的身份說三道四，隻能附和主子的聲音。孟子早就警告過：“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所以為士而又為人師者，孔孟之後便寥若晨星了。朱熹算不上真正的“為人師”，他不過重新闡釋了統治者的統治方針而已。關於為人師的問題，朱熹做了進一步闡釋：“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複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這樣一來，士就更沒有發言權了。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現代。1959年林彪在廬山就說過這樣耐人尋味的話，總有人想當英雄，在我們中國，隻有一個英雄，那就是毛澤東（參見《李銳文集》）。一語中的。這是“士不為人師”的最新版本。對國家的統治權、對世界的闡釋以及宗教，被帝王三者合一，集於一身。士成為一種點綴。這是士毫無作為的根本原因。士的地位甚至遠不如謀國不忠的狗屁政客與殘民以逞的狼戾軍閥。最耀眼的光環永遠歸於帝王，隨便一位帝王死後都有華貴的尊諡（比如昏庸的萬曆死後還被尊諡為“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而真正偉大的董狐不過是個鮮為人知的治史者，真正高貴的呂留良不過是一起冤獄的主角而已。
　　追根溯源，中國與西方的根本差別在於：西方的先知先覺的鼻祖多是純粹的思想者，中國的先知先覺往往是讒諛者與思想者雜而有之，孔子的“學而優則仕”、孟子的“使民知道”、莊子的“道不可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誰都說不清“道”是什麽，就隻好以帝王為準了）等皆有讒諛之嫌。西方（古希臘）知識分子以探究真理、苦思冥想為幸福，中國知識分子則以仕途經濟為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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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也有光榮的一麵。兩千多年出現過張衡、祖衝之父子、酈道元、沈括、郭守敬、畢昇、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等科學家。盡管我們不由得為這個名單過於單薄而內心有愧，然而上述賢者卻是無愧於曆史的。
　　士之氣節，肇始於“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公元前607年，趙穿殺死晉靈公。史官董狐在史書上赫然寫上了“趙盾弑其君”幾個字。趙盾抗議道，明明我弟弟趙穿殺的，怎麽說是我殺的？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說，你是朝廷大員，知君被弑而不查，凶手又是你弟弟，怎能擺脫幹係？趙盾無言以對。孔子稱讚董狐“書法不隱”。59年後舊劇重演，齊國的崔杼殺死了莊公。史官太史憤然寫上了“崔杼弑莊公”幾個字。崔杼沒有趙盾那麽深的涵養，他一氣之下殺死了崔杼，然而崔杼的弟弟接著寫“崔杼弑莊公”，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給殺死了，沒想到太史的二弟接著寫，崔杼又殺死了二弟，沒有想到三弟還接著寫，崔杼看殺頭不是辦法，隻好任由他寫了。
　　真正的士，所追求的是真實與正義。這種真實與正義比久旱之雲霓更其可貴，他能罅開人文思想的曙光，給世界帶來福祉。而缺少了它，整個世界就隻剩下了黑暗。
　　上述兩位史官該算是士了，而且堪稱優秀之士，他們不圖榮譽名利，堅守信念。對於榮譽，20世紀初的一位文豪是這樣理解的，榮譽是一種偏見，它來自人們不善於珍重自己，來自卑躬屈膝的奴隸習性。此言不虛，權勢未必貴也，士未必踐也。然而，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每每良好的開端不能順暢地延續下去，一如王朝的更迭，總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士的口碑同樣沒有能夠逃脫墜入“縮減的漩渦”中之宿命。
　　把思想之祖師定為墨子、楊朱而非孔子，是因為思想固然始於孔子，然而也壞於孔子。正如蘇東坡評價顏真卿：“書之美者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者自顏始”。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後卻對儒學持批評態度，將其推翻，建立了包蘊人權思想的墨學（墨學體係中的糟粕另當別論）。照他自己所說“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貴義》），是地道的士。僅就墨子反叛精神之強烈、對博愛的宣諭之忠貞以及對士的熱愛之熾烈而言，其後司馬遷、李贄、黃宗羲亦不如也。
　　楊朱是徹底的人權主義者，他反對百姓為無謂的爭權奪利賣命，號召百姓“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他的理念無法付諸實際，但無損其光輝。
　　司馬遷為治史者爭得了榮譽。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批判者與思想者。少年文章，名動公卿，本來仕途無量，他卻偏偏愛發表意見，不擅長討君主歡，結果慘遭宮刑。曆史上遭此厄運卻如此有為者，司馬遷堪稱翹楚矣。他在《史記》中鋪張揚厲、縱橫雄辯。然而，他已經不得不從董狐、太史那裏大踏步的後退，采用迂回戰術了。他真言與囈語齊唾，實話與虛言雜陳，所使用的寫作方法極為詭譎。盡管如此，他還是把自己的喜怒糅進了文字中，借史抒情，表達出一種貴己意不尚苟同的氣節，他借助《伯夷列傳》中的伯夷、叔齊之口宣揚“讓國”思想，唱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強音，幾近中國現代民主思想之嚆矢。司馬遷不僅留下了故事，激發讀者攬故探新，益添懷想，同時留下巨大精神財富，供士大夫們在窘境中汲取力量。可惜，後來中國沒有沿司馬遷“讓國”的思路走下去，陷入了無止境的“爭國”怪圈之中。那之後，治史者在無如司馬遷者矣。諸如司馬光輩都是專為君主治史的。隻是到了清乾隆，才回光反照出現了章學誠的“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微弱聲音。
　　但伯夷、叔齊的“隱”，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人。三國魏國出現了管寧，他避居遼東30多年，魏文帝征他為太中大夫、魏明帝征他為光祿勳，他都固辭不就。晉朝末年，出現了隱士陶潛，他原名陶淵明，劉裕篡位後改名為陶潛。他拒絕使用劉裕年號，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他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不為五鬥米折腰，恥於“束帶”上朝，結果辭官“種豆南山”、“采菊東籬”去了。但是陶潛提出的“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又給許多士大夫提供了一個苟且的借口。管寧隱居後著書《氏姓論》（已佚失），這一點也是陶潛所不及的。管寧、陶潛之後的隱士多要打一點折扣，詩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已經有一絲不得已而隱。
　　“百家爭鳴”的最後一位發言者是曾做過司馬遷老師的黃生。有一次辯論關於湯武革命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對漢景帝說“帽子雖破還要戴在頭上，鞋子雖新還是要穿在腳上”，大膽否認了“湯武革命”的合法性。這一真知灼見立即被一位阿諛者擋回去了：那麽說高祖不該斬蛇起義了？漢景帝連忙下令：今後不準妄談湯武！中國學術自由嘎然而止，再難出現諸子時代的風采了。
　　楊雄，知識淵博的學者，不滿王莽篡位，墜閣自盡，未遂。後記思於《太玄》，所述多有謬誤之處，但他嫉惡如仇，不入仕途，成為後來士之風範。
　　東漢王衝《問孔》、《刺孟》，抨擊孔孟之道，頗有墨子之風。
　　魏晉稽康，苦悶思想著：司馬氏奪曹氏江山算不算“順天應人”呢？他是懷疑的，但他沒有阮籍“以酒避禍”的本事，結果被司馬氏所殺（其子卻因救駕有功成為晉王朝忠臣）。
　　魏晉時期還有一位叫鮑敬言的，敢於從根本上否定君權的合理性：“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抱樸子·詰鮑篇》）鮑敬言說，君權不是天授的，是通過暴力奪取的，戳破了窗戶紙。
　　隋朝王通，繼墨子、楊朱之後又一位偉大的人權衛道士。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說·天地篇》）的響亮口號。天下崩亂，應該王公流血，不該百姓流血，百姓不必為分贓者賣命，（“天下崩亂，非王公血誠不能安”，《文中子·天地篇》）。王通讓皇帝“受天下之訓”（《文中子·問易篇》），簡直是向“內聖外王”挑戰，而“並天下之謀，兼天下之誌”（《文中子·問易篇》）簡直與近代“萬機決於公論”之民權思想庶幾近之，令人驚歎。王通弟子眾多，有名的有房玄齡、魏征等，但無一人臻師之美而宣其教、步其塵。王通可謂千古一人。曆代統治者更是對其恨之入骨，欲將其思想掩埋起來，又談何容易？
　　唐朝貞觀年間出現了一位一時無兩的人物－－魏征，不懼怕死，敢於廷諫，他幾乎左右了唐太宗一半決策，在某些方麵甚至顛倒了君臣關係。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鳥，魏征來了，唐太宗趕忙把鳥藏在了衣服裏，魏征走後鳥已經被憋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猶如頑潑的孩子懼怕嚴父。能夠如此左右君主的士大夫，雖前有古人，卻後無來者。不是士不死諫，而是後來的君主多沒有唐太宗的雅量。褚遂良就沒有魏征運氣好。他因在高宗麵前反對立武則天為後，屢遭貶謫而死。魏征作為曠世大賢被人稱頌，殊不知魏征乃後來士大夫行為之準則之征也。此非幸，實不幸也。從此，士之典型由史官而諫官，而且“士不為官則隱”成為了一條鐵則。
　　終身不仕之士，當推宋末元初的鄧牧，宋，他未為官，元，幾次請他出山都被堅辭。他專心著他的書《伯牙琴》（今已大部分散佚），他憤憤寫道：“敗則盜賊，成則帝王”，君主與盜賊互相轉化，民無寧日。說出專製者最不喜歡聽的話。
　　思想者曆來稀少，也許不如此就顯示不出其尊貴。在幾千年曆史長河中除去司馬遷與後來的李贄外再也數不出幾個“重量級”的了。士獻出生命多發生在以下兩種場合：或成為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林則徐等，留下正氣詩篇；或成為與君主單槍匹馬較量的勇士，如方孝孺。方孝孺反對明成祖篡位，明成祖威脅他：你不怕滅九族？方孝孺笑答：滅十族又何懼。於是明成祖滅了他十族，第十族是以他的學生權充的。方孝孺成為創紀錄的勇士。
　　楊漣、左光鬥聯手彈劾魏忠賢三十二罪斬，二人同死獄中。
　　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險些為思想而殉難。他與同時代的阮大铖恰成鮮明對照。他的一些民主思想至今未被人超越。比如他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明確提出民本思想，早東洋的福澤諭吉200年矣。
　　當西方知識分子為真理而獻身的時候，中國的士正忙於尋找自己所依附的“主公”。而當李贄呼喊不要鹹以孔子言論定是非的時候，西方的伽利略已經打破了亞裏士多德的“物體落下速度與重量成正比”之舊說，揭示了自由落體運動的規律。李贄的批判精神固然可貴，他不求生但求死的做法也有幾分似蘇格拉底，但他終究晚蘇格拉底1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蘇格拉底給西方帶來了思考精神，而李贄僅僅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前車之鑒以及由前車之鑒所引發的恐懼，毋寧說，李贄之後，批判與思考精神更孱弱了。
　　思想的血脈時昂時伏，明清交替之際出現了博及群書、學無畛域的大賢顧炎武，算是士林中的巨擘。少年參加過“複社”的反權貴鬥爭，青年曾十謁明陵，不忘複興。
　　金聖歎以批書著稱，敢於堅持己見。因“哭廟案”被殺。
　　“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沒有威懾住有正義感的思想者。
　　蒲鬆齡借助妖狐鬼怪針砭時弊，在《促織》中寫到：“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使民“貼婦賣兒”，直言不諱的指出根源在於“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他斷言“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曹雪芹借“假語村言”對大清進行提前審判。
　　趙翼與呂留良類似，自己寫書、自己刻書，嫉世憤俗，不懼斧鉞。趙翼強調人的自主性，把這一理念鑄入到一首小詩中：“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呂留良幾乎集中了他之前的士之全部美德：他鄙視功名，三十八歲時避不應試，被革去秀才。後來行醫編書，宣傳“夷夏之防”這一極有見地的主張。他在南京開設書坊，出售自己編刻的書籍。五十二歲的時候，朝廷征聘天下隱士，呂留良削發為僧，采取不合作主義，三年後死去。他死後47年，發生了有名的以他姓名命名的文字獄大案，呂留良被“戳屍梟首”，家屬亦受株連。呂留良冤獄的犧牲還有曾靜、張熙、顏鴻逵、沈在寬等。
　　龔自珍也是一位有獨立見解的思想者。如果大清聽了他的忠告，鴉片戰爭的結果也許會是另一種結果。
　　魏源，中國近代開放之先驅。他在《海國圖誌》中主張：“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這是最聰明的一種國策，可惜未被采用。
　　現在文藝作品中津津樂道的幾乎都是皇帝、太監、格格，其實值得後人懷念的是顧炎武、趙翼、呂留良、龔自珍、魏源。
　　七
　　上述思想者之後就一片喑啞了，直到清末才回光反照，出現了以鄭（觀音）、康、梁、譚為首的思想者。他們拙於趨勢，不因人成事，按照慣例投靠最有權勢的西太後，以圖王封帶礪、恩蔭兒曹，而是企圖通過正君主名實現君主立憲，虛君共和。他們避安而就險，棄熟而駕生，做了一件轟轟烈烈風神卓絕的大事－－解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野蠻符咒，讓用鮮血鑄就的曆史怪圈中止，讓社會進步與殺頭不再有任何瓜葛，讓君主遠離專製成為傳統的象征，讓憲法高居於個人之上，讓西方文明與華夏文明輻輳融溶。鄭觀音明確提出建立議院……這些幾乎都是中國最需要的，其功業幾與炎黃相埒。康有為、譚嗣同雖在某些方麵墜入認識誤區，甚至出籠謬說貽害後人，然而終是大醇小疵，按照“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原則，“小眚”不足以掩“大道”。他們的“大道”就是在權勢與真理麵前選擇了後者，僅此即足以使後人敬之彌篤。
　　宋教仁是近代最偉大的思想者。隨時間的流逝，他的名字將越發響亮。他一個人的價值，幾乎高於文明史以來億萬武力征服者的價值總和。他終其一生探討建立不流血的政治製度，而且距離成功隻差一步之遙。他當時是惟一能調和南北的政治家。其思想可以概括為：“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胡為”（《宋教仁集》，P456）。如果正麵交鋒的話，100個袁世凱也敵不過宋教仁，袁世凱隻好把他卑鄙的暗殺了。宋教仁之死迅速把中國一點點“結束無謂流血”的希望給破滅了。接踵而來的是千百萬的人頭落地。
　　胡適、蔡元培、魯迅等被最後一輛君主王朝破車甩下來的士，因把個性與血氣鐫刻在曆史上而讓人難以忘懷。他們不治《左傳》，不釋諸子，而以揚善伐惡、警世矯弊為己任，以鶴立之勢廓清道學麵目，剜除社會腐敗，引進西泰文明，生騰道義，聳立人權。他們的思想解精神與靈魂之渴，猶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伐病。其中值得一書的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意識（“寧鳴而生，不默而死”）、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魯迅對人權的呐喊（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構成了現代文明的胚芽。蔡元培的“三不主義”（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現在聽來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在當時，作為學者，僅第一條就很難做到。他們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失，但他們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富貴而是真理，這一點足以使他們歸入到思想貴族的行列。
　　王實味是一位值得一祭的小人物。以其滿腹才華本該飛黃騰達，他偏偏寫了一篇討人嫌的《野百合花》，發了些不該發的牢騷，批評了看不慣的事情，結果慘遭橫禍。酒有主人，菜有知己，他卻沒有朋友，沒有人解救他，所有人向他發出的都是討伐聲。1947年他那顆未染的思想被一把不太鋒利的刀割斷了（據說是為節省子彈而用刀行刑）。從此世間僅剩下野百合花，而沒有了王實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批判王實味的人中有一位叫周揚。他寫了一篇133頁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把王實味牢牢地釘在了十字架上。事過四十多年，這位老人做出了虔誠的懺悔。不知王實味地下有知能否原諒他？
　　陳獨秀，死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試問史大林的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借著蘇聯十月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若不恢複這些民主製，繼史大林而起的是，誰也不免是一個‘專製魔王’”（《陳獨秀語萃》p265頁）他用大量筆墨描述了專製的可怕後果，鞭撻了包括自己所做的事情。
　　20世紀中葉之後，知識分子開始沉默不語。最早發出聲音者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生物學家，他的名字叫胡先驌。他先“嘯”了。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鼓吹米丘林與李森科的社論，為生物學研究定了調子。就在多數生物學家為米丘林、李森科的偽學術吹吹打打的時候，胡先驌研究員出版了《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對李森科的所謂“創造性達爾文主義”提出異議，迸發出曇花一現的思考火花，這在中國學術界幾乎是個創舉，盡管不久該書被全部銷毀，胡研究員受到政治批判。其實，他的那部被銷毀的書豈是那些汗牛充棟的應時之作可比的。
　　賈植芳、何滿子、杜高等成為胡風的陪葬品。杜高70多歲時，同意把自己流失民間的檔案公之於眾，使人們可以清晰地透視那一段血雨腥風的歲月。
　　在把整人視為“時代精神”的時候，金嶽霖清醒地指出：“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實為眾醉獨醒的金石之聲。
　　一度曾流行“農民起義導致讓步政策，讓步政策導致曆史進步”之謬說。在史學家為太平天國大唱讚歌的時候，侯外廬卻認為洪仁?摹蹲收?縷?肥欠炊?枷氳奶逑鄭?渲忻揮幸桓鱟痔岬酵戀刂貧齲環段睦皆蛩擔?斐?錟噸貧仍謔抵噬洗?蟹炊?裕ú渭?度嗣袢氈ā?956年1月1日）。後來董楚平等人進一步全盤否定天朝田畝製度（參見《文史哲》1982年3期）。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唱年。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為首的知識分子寧做人文精神之犧牲，不做消散衝淡之隱士，“不隨他人論短長”，發出了與主流旋律迥然不同的聲音。章乃器寧死不“認罪”，拒絕在右派結論上簽字。李維漢也不得不承認章乃器“心口如一”，隻好硬著頭皮拍板：“我們是法院，章乃器不簽字，照樣可以定右派。”九年後，章乃器為此舉不得不煎熬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段時間。1966年8月24日至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遭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包括：用銅絲包橡皮的鞭子抽，劃了火柴燒手，用氣槍射擊頭麵，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肮髒食物，用油彩塗臉，灌氨水（章乃器《文史資料選集》總第82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獲得過博士學位的章伯鈞，其策略與章乃器不同，他是“認罪”最早的，但他的“認罪”不是屈服，而是為了不再讓生靈繼續塗炭。他說：“難道讓上麵認錯嗎？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再不收場，擴大蔓延下去，到了鄉鎮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殺頭，老羅和乃器哪有我清楚。（參見《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羅隆基呼籲成立“平反委員會”來糾正肅反錯案。章伯鈞提出“輪流坐莊”，並對“文字改革”頗有微詞。章乃器反對“以黨代政”，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就是針對他說的。章乃器曾直接質問國務院總理。儲安平呼籲結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黨天下”……這些聲音如久旱的春雷，如靈隱的梵唱，一新人們耳目，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試想，如果在某些問題上照他們所說的做了，也許就可以避免其後發生的許多災難，最少可以減輕災難的程度。他們的價值實在無可估量。
　　曷謂士兵？戰爭來臨冒死向前者也；曷謂思想者？在真理需要他們獻身時不畏懼趔趄者也。類如羅、章、儲，所作所為不一定括得盡思想者的全部特質，然而卻有了思想者最重要的素質。兩千年前的太史公就已經喊出“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強音，何況今人乎？如若一味附會成說、獻媚權勢，對經典肢解割離、妄說胡釋，卻無人站出來大聲疾呼，人類的理性何以抵達幽微、燭照萬象，人類如何進化為高尚的生靈？
　　吳祖光是文藝界傑出代表，是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他在致命“發言”前，妻子新鳳霞拚命阻攔，未果。吳祖光又一次彈起自己在《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一文中已經闡述過的老調：“對於文藝工作著的“領導”又有什麽必要呢？誰能告訴我，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裏哀？……”他妻子新鳳霞僅僅因為不願意與他離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馬寅初是出產在這個時代的又一個思想者。也許他的人口理論並沒有比馬爾薩斯往前走出多遠，他也不是力排眾議反對人口無節製增長的始作俑者－－西方的穆勒就曾因散發控製人口的小冊子而被捕，－－然而馬寅初的呼喊還是足以震撼世界，因為當時神州大地眾口一詞喧騰的是“人多力量大”。最可貴的是他不屈服於各方麵的壓力，不但不自殺，還頑強地活到常人難以企及的高齡，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使得盼望他早些死去的人大失所望。曆史上，自殺是士維護名聲的常用手段。自殺比受戮於人稍體麵些，所以皇帝讓臣死，有“處死”與“賜死”之分。西方的思想者危難中常采取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策略，直到被絞死或燒死。中國的士則不同，他們在遇難時常常乞靈於死神的襄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點在文革初期尤為明顯，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含冤自殺了。據統計，僅零陵一個小地方就有13797人自殺（參見謝冰《1049－1976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狀況的初步考察》）。馬老先生頑強的活著，這種人格示範並不比人口理論的價值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現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思想者－－梁思成。他品格卓異，嵌崎磊落，因力所能及地堅持了自己的主張而贏得後人尊敬。他的價值幾乎等量於古老的北京城牆，他差一點讓這個象征厚積深蘊傳統的寶物保留下來。最終他的才華沒有敵過貧嘴濺舌弄臣們的暗算，當他回天無力、不得不麵對城牆毀於一旦的厄運時，不禁失聲痛哭。從此他的生命像淙淙澗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譚，頓失先前的活力。深受父親保守思想潤澤的他，隱隱約約的感覺到：以後的時光將由“傳統”與“現實”這樣兩個維度變為一個維度，人們將墜入隻知張揚現實的騖趨之中。當我們麵對由此引起的惡果一籌莫展時，不由自主地會想起梁思成，會用“如果……就好了”造一個聊以自慰的句子。在城牆去留問題上，當權者隻是叱吒於一時，梁思成的聲音則能持續地流傳下去，思想者能夠把死後時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是如此戲劇性，權力的散失往往會換得靈魂的升華。佐證是一位政擢賢良、學通經史的下野政治家－－張聞天，在與權力完全隔絕之後顯示出了美奐灑脫的文采與超然清幽的人性。
　　曆數五六十年代作家，做過認真獨立思考的寥寥無幾。鄧拓有過一些思考，但他死前憤筆疾書，高喊置他於死地的人萬歲，從而把思考的意義淡淡地勾銷了。始終憤憤然的作家，當以趙樹理為代表。早年他也寫過一些趨時邀好之作，但五十年代之後憂國憂時，發生了蹬諞賣踹的矛盾心理曆程，處在極度痛苦之中。1951年，陳伯達召開一個關於農村合作化的座談會，陳讓趙發言，趙樹理竟然鬥膽說，農民讚成單幹，不想走合作化道路。逼得毛澤東不得不退一步承認農民既有合作化積極性又有單幹積極性（即著名的兩個積極性），趙樹理自己萬萬沒有想到，他創造的這個紀錄，要打破竟是那麽艱難。這是中國思想者為數不多的勝利之一。然而勝利隻是暫時的，不久合作化就開始升級，50年代末終於製造出了人民公社這一龐然怪物。在大連的一次會議上，趙樹理氣憤地說，1960年簡直是“天聾地啞”。比幹講真話被剖心，萇弘堅持正義被刳腸，趙樹理為維護常識的尊嚴，結果在文革中被放置在三張八仙桌摞成的批鬥台上，經百般羞辱，悲慘地摔落在地，賚恨以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至今許多人還是隻知道他的《小二黑結婚》，而未造訪過他苦苦建造的精神家園。西蒙娜·薇伊說過，隻有失去尊嚴的人才能講真話。追求世俗功名，作為代價就不免喪失講真話的功能，變為應聲蟲。趙樹理保留了這個功能，結果成為犧牲品。
　　遺憾的是，講真話的作家隻有趙樹理等少數人，多數人默不作聲。
　　八
　　知識分子的喑啞成為文革順利展開的重要條件之一。
　　然而，文革在迫害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造就了一批思想者。腥風血雨中高士徘徊，學者掩映。
　　伊林·滌西、李洪山等一批年輕人以涓埃之力抵擋濁流，鋒芒直指不可一世的“副帥”與“旗手”，像劃破陰霾的一道閃電，給人以振奮。
　　顧準，一個職業思想者，麵對滾滾而來的黑濤惡浪，從容鎮靜，不隨波逐流蹈空妄說。他不隨波逐流的發鑿空之論。身陷囹圄也不放棄思想，而且所指涉的多為有價值的問題。在“目的論”歪說被捧上天的時候，他卻筆挾風雷，詬病其說：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民主是與不斷進步相聯結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著的”（參見《民主
　　主與終極目的》）。
　　至今這些話仍錚錚作響，但真正讓他留名青史的是他身上的人文精神。在盲從之風甚厲的年代，他卻一樹遮風，寫出文不附驥的血性文章，人獨一無二，文也難逢其儔。他將獨立思考的範式遺澤後人，自己則帶著與億萬人截然不同的理念，帶著諄謹誠愨的人格渺渺茫茫歸彼大荒。如今其人已萎，但思想者風格卻長存人間。
　　遇羅克，也許算不上嚴格定義的知識分子，但他是一位優秀的思想者，是一位透著淋漓元氣的有為青年。提起他我還有一個遺憾。1967年的一次沙龍，我有幸叨陪末座，一位朋友指著對麵一個人說，那就是博涉群籍、極富才華的遇羅克。我早也心儀其文，故投以了敬仰的目光，但沒有勇氣上前與我心目中的英雄寒暄，因為他寫過讓紅五類膽戰心驚的《出身論》。中國血統論源遠流長，漢重門第，魏重流品，元重膚色，清重族脈，直至文革推崇紅五類。《出身論》試圖打破紅五類優越的謬說。在該文中，遇羅克不避肯綮，用雄辯的事實與縝密的邏輯論證了血統論的荒謬。那時，一個關於道義準則的小小偶符就足以讓人罹禍，何況遇氏爽如哀梨快如並剪的筆鋒已經把血統論批駁的體無完膚，我心裏明白，他的處境極其危險，隨時可能陷入囹圄。就這樣，我與英雄失之交臂，這也成為我終生遺憾。我常為此而自責，不過我確有苦衷。文革初期我高三，我們班按照出身把同學分為了四個等級，第一等是紅五類，第二等是紅外圍，第三等是三教九流，第四等是殘渣餘孽。我屬於殘渣餘孽，是不敢亂說亂動的。當時，權力的擢升與榮辱的繁衍都仰仗出身，崇尚血統，較之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民國時期基本不講血統隔離了，不過殘留些“寒門無上品”之類的偏見而已，然而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時間）卻沉渣泛起，把偏見演變為類似元代的種族隔離。相當一部分人麵臨非人的待遇。直接或間接因出身自殺的事情，我朋友圈中就發生不下十起。我得到《出身論》之後，火急手抄了五份，讓姐弟人手一份。我還自以為是的下了結論：遇羅克已經把血統論批倒，這下子受歧視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萬萬沒有想到，血統之爭卻以遇羅克的飲彈慘死而告終。
　　遇羅克不愧真正的思想者，在萬象喧囂中保持著驚人的冷靜。恫赫威嚇不能讓他停止思考，嚴刑峻罰不能讓他改變誌向。天旋時異，鬥轉星移。現在重讀其文，也許會感覺他也使用了大量的應時套語（顧準使用的相對少些），他論述的某些問題也不具有多麽高的學術價值。這些多少令人有些遺憾。然而遇羅克最可貴之處在於他另辟蹊徑，擺脫了“惟命是從”的寫作思路，他之寫作是為了呐喊，而不是給被惡意製造出來的噪音增加點分貝。他華彩的謀篇與佻蕩的行文為後人提供了一種寫作範式。這一範式也許算不上最好的，但絕非應景文章可比。
　　遇羅克為真理而獻身，鄭曉丹為遇羅克而殉難。
　　文革女傑，除了鄭曉丹之外還有張誌新、黎九蓮、林昭等。行刑前他們被割斷了喉管甚至被強去髒器，慘象喋血人寰。其中林昭還是被“密決”的，然而他們旅行思想者職責直到最後，使得那段暗淡無光的日子露出一絲光明，狼嗥犬吠的混雜中飄逸出一縷幽咽的音韻。
　　思想者中還包括以馬思聰為首的一批被迫出走者。
　　最後應該提到懺悔者。首先是巴金老。他是個拒絕過吃皇糧的可敬老人。懺悔這一定是思想者，而且一定是可敬的思想者，儒林節義，自古分歧。然而懺悔應算是應該沒有爭議的士大夫為人處世的準則。西方基督教的要義就是懺悔，盧梭還專門寫了《懺悔錄》。一般來說，中國既無懺悔的宗教又無懺悔的道德訓諭，自然就沒有形成懺悔的習慣。做了違背良心的事情之後百般諱掩成為慣行。更有甚者搖身一變，巧言曲說把自己由施害者變為受害者。巴老企圖以微弱的螳臂之驅阻止這個巨大的曆史慣力，以古稀之年重建以人為本的價值坐標與“學自懺悔始”的治學原則。他的懺悔建立在長考基礎之上，完全是有激使然。他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清風高節的人格範式。這個範式雖不一定完美，但就懺悔而言，卻代表了最高境地。那些拒絕懺悔的人在巴老麵前，就像椎輪之與大輅，顯得渺小了許多。巴老的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提議也許永遠實現不了，但巴老自我的價值已經得到了實現。
　　懺悔者中還有邵燕祥（《人生敗筆》）、韋君宜（《思痛錄》）等。
　　演員趙丹因死前發表文章而在曆史上留下了一筆。他死於1980年10月10日，他於10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說：“……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的發怵。因為，積曆次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幹涉，直至‘全麵專政’……”
　　無名的義士、勇士、壯士也該一書，他們中有被開水灌頂而不發一聲者，有活活而被人食者，有以死拒絕受辱者，有寧求好死不求賴活者……
　　九
　　文革中的英雄是最不幸的，因為這些英雄事跡永遠居於文革話題中的次席，人們首想到的往往是這場曠日持久浩劫的成因。
　　文革，顧名思義，就是把文化殿堂掀翻，把文化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偌大一個“文化”範疇整個被置於俎上，任由撻伐，任由蹂躪，任由毀滅。人們沉浸與毀滅的愉悅之中忘乎所以，達到了胡爾塞所說的“存在墜入遺忘”。那是一個瘋狂破壞與遺忘的年代。破壞不過是遺忘的一種手段罷了。破壞是一時的，遺忘卻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影響我們。在那個時代，還有什麽沒有被遺忘呢？良知被遺忘，理性被遺忘，正義被遺忘，法則被遺忘，公理被遺忘，遊戲規則被遺忘，道德被遺忘，常識被遺忘，邏輯被遺忘，形而上被遺忘，形而下被遺忘，語言被遺忘，美被遺忘，生活被遺忘，曆史被遺忘，甚至人類也被遺忘了（人類被縮減為階級）。權力、意誌、狂躁迅速彌漫於一片遺忘的真空中。魍魎現形，群魔亂舞，出現一幅沒有理智、沒有知識、沒有常識的可怕視景。幾乎每一個詞語都於義乖桀，每一個行為都於理相背。作為一種由靈主宰的高尚存在，在遺忘中人類倏然變為一種與前後左右都脫去聯係的孤立存在，變為一種極其可怕的偶然。這個偶然完全由炙手可熱的權力包裹著。權力本是惟恐其膨脹傷人千方百計要對其加以限製的東西，而蟹行的兗兗聖崽們卻把它說成是世間至高至善至美的、無所不能的東西。權力支配，本是適用於個別場合的法則，在文革這它卻取代了其它所有法則。所有是非曲折都要由權力來權衡，所有的取舍都要由權力來做出，所有的人都要為權力而忙碌，盡管有限的權力資源根本不可能分給每個人哪怕一杯羹。
　　“知識”在“文化”名下，“知識分子”又在“知識”名下，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便在情理之中。文革浩劫，最值得總結的既不是陳伯達、康生之流的惡行，也不是顧準、遇羅克們的無畏，而是：為什麽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在滾滾惡浪襲來時逆來順受，甘當牽繩拉線者手中的木偶？為什麽知識分子在背誦“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最高指示時比一般人更聲嘶力竭？為什麽總有一些先知先覺者率先陷入不光彩的騖趨之中（自古如此，明朝的自宮熱就有“士”參與）？權力就那麽有魅力嗎，值得放棄正義與良知。兩千多年的古人就已經知道“所謂得誌者，非軒冕之位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得誌的人不是指那些地位高貴者，而是指無以複加的內心快樂而已）。為什麽經過兩千多年風雨滄桑，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不進反退？為什麽法國的薩特給諾貝爾獎不要，中國的XX卻把兩個人的成果歸為己有，差別形同雲泥！真正值得下工夫反思的，是這些。
　　“知識”是人類存在之第一要義。“春江水暖鴨先知”，知識往往為知識分子所先知先覺。既然先知先覺了，就要把自己的“知”與“覺”公諸於世，即使冒死於刀鋸斧鑊之下也在所不辭，否則枉活一世。人生旅程酷似出海遠航。“掛帆滄海，風波茫茫，或淪無底，或達仙鄉”，思想者就是“抵達仙鄉”的遊客，他們成為理性殿堂的上賓。
　　十
　　最後，筆者借用“不是”與“是”的套式給思想者做如下概括：
　　思想者不是什麽？
　　思想者不是飾鬼怖人的巫師，他們以去除假象、揭示真理為己任，巫師所做的卻是向眾人示以假象，讓眾人的頭腦裝滿魅惑；
　　思想者不是發瘋的醋婆或放刁的悍婦。醋婆或刁婦不過是放縱使性，圖一時之快，思想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發乎理性與良知；
　　思想者不是縮頭烏龜。烏龜一有情況便驀然縮了回來，不敢冒任何風險，思想者思則靈動無羈，動則一往無前；
　　思想者不是見杯即斟、每斟必滿的醉鬼，專以恍恍惚惚為樂，思想者是獨釣寒江雪的清流，即使“眾人皆醉”，也“惟我獨醒”，因為他們深知喪失思考能力便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思想者不是貪圖床第之樂的情種，情種不過是情感的機器，歡樂隨潮起潮落而變，思想者的歡樂是持恒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其與真理相戀；
　　思想者不是感情拿捏到位的演員，演員隨心所欲地鑄造不同於本為的我，思想者卻拙於表演，不掩心跡，總是把本我暴露出來；
　　思想者不是很討人喜歡的角色，他們大多缺乏為多數人所認可的魅力；
　　思想者不是隻會解惑的蹩腳教師，解惑之外他們更注重“舉疑”；
　　思想者在生產產品時，拒絕使用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原材料，因為那樣的產品質量一定不高。
　　總之，思想者不是非思想者所能想到的一切。
　　思想者是什麽？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保存自我，一旦他們不這樣做，馬上就會蛻變為另類而失去原本的價值，成為探索人文與理性羈旅中匆忙趲程的過客，什麽也留不下來，從而與“不求萬鬥金但求朝聞道”的初衷背道而馳。作為思想者的耶酥早就提示過他的門徒：一個人賺得了整個世界，卻喪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何況一個知識人是很難賺得整個世界的，他們的與眾不同的價值完全體現於自我的展示之中。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不是為生而生。他們想怎麽死比想怎麽生更多些。這就注定他們不能過多沾染現實浮華的功利，他們的生活動力是因想到死後能遺澤後人、自己的名字還能為一部分人所牢記而自豪。韓愈是這樣總結的：“與其有善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作為思想者，隻講現世不講死是對自己身份的背叛。貝多芬曾猛烈地鞭撻過這種人：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貝多芬死後的價值比生前的價值更大。我想，貝多芬自己對此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不是率性而為的，而是依照心中的一杆“秤”行事。所以他們活著比一般人累，一般人依照“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格言行動就夠了。知識分子所作所為卻不一定出於自身的利害關係。米丘林捏造了“無產階級遺傳學”之後，前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瓦維洛夫奮起揭露米丘林的謬說，結果於1941年被斯大林處決。其實，米丘林的謬說關他底事。但對於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如此死去比苟且偷生更痛快些。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不是逐群的，而是獨立的。一個頭腦就是一個龐大的宇宙，常人是不能望其涯岸的。他們往往意態悠閑地認為自己的體係是最神聖的，懷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情愫。正因為如此，他們總是希望成為某方麵的中心，普渡那些被知識遺棄的人。愛默生甚至幽默地說，我寧願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本書，而不願意被它的吸力扭曲過來，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軌道外麵，使我變成為一顆衛星，而不是一個宇宙。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生來就是為了批判的，他們骨子裏具有叛逆性。批判是他們的生命。批判的鋒芒無所不包，甚至包括自己所熱愛的對象。可以說，思想者是用批判維持生命的。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一刻也離不開批判。執是之故羅素說：“正因為我是英國人，而且熱愛英國，所以我不遺餘力地批判英國，因為我希望她變得更好”。批判比阿諛能夠給施予對象以更多的利益，最早揭示這個規律的是中國的莊子，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懂得“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的道理了。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不能朝三暮四，他們必須堅持自認為正確的主張，名敗身裂在所不惜。嚴複一世清名，但晚年他所考慮的並不是保持晚節，而是順著自己思維慣性一直走下去，所以他選擇了擁護洪憲這條對其名聲極為不利的道路。他與楊度等被譏笑為走狗。楊度說：“我等提倡帝製，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之後，嚴複想了想說，我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洪憲問題當另論，但有一點不容質疑：洪憲之後的寡頭政治，在專製與腐敗方麵比洪憲走得更遠。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從事的是一種“發現問題”的工作。當“秦滅於楚漢”已經成為常識的時候，杜牧卻發現“族秦者秦也”。當人們把多生多育視為天經地義的時候，馬爾薩斯發現，地球人口將越來越多，以至於會發生大爆炸。當世人皆認為宗教是一種夢幻的時候，惠特曼卻發現：沒有它（指宗教）整個世界才是一個夢幻。當新事物層出不窮的時候，海德格爾卻發現了被新事物遮掩起來的精神危機，並準確指出危機源於“存在的被遺忘”。當人們棄傳統如弊履的時候，哈耶克發現，傳統是本能與理智之橋。當人們把美國的民主當作一種製度看待的時候，杜威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擔負著發現問題之後阻止災難降臨的重任。似乎他們天生就悲天憫人。人的暴虐恣睢與率性而為會最終導致種種災難的降臨。災難有自然的－－如沙塵暴，有人為的－－如戰爭。需要有人不斷發出警告：該收斂了！1995年，美國聯邦郵政總署曾經計劃發型一枚“核武器勝利50周年”紀念郵票，一些知識分子的反對使這一計劃破產了。極而言之，如果沒有這樣的聲音，人類就會處於危險之中，正如昆德拉所說，明天當自然從地球消失的時候，誰會發現呢？……末日並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許沒有什麽比末日更為平靜的了。惟因平靜，更需要思想者大聲疾呼。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為發出真誠的警告而不惜一切代價－－包括死。這也許為趨名騖利的小人所不解，但他們並不想讓任何人理解自己。因為他們並沒有把功利的回應看得過重，他們更注重過程。50年代前蘇聯名醫維諸格拉夫出於本能箋告斯大林作息應有規律，杜絕無謂活動。斯大林以為他是受命於人架空自己，於是雷霆大怒，吼叫著：給他帶上手拷！這為名醫就屬於不惜一切代價要發出聲音的人。
　　思想者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在他們近於偏執地熱愛知識、熱愛真理、熱愛美、熱愛信仰、熱愛永恒的精神生命。他們超脫得如同蓬萊之仙、隱世之佛。在漫漫的專製時代，六合之內，天子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然而天低吳楚的思想者卻可以例外，，他們永遠是以自己獨特價值觀行事的精神貴族。他們在理性、知性與信仰王國上下求索，思接千載，視通萬裏，冥追神悟，造乎其微，鍥而不舍地營造自己的精神殿堂。而這樣殿堂巍巍然建造起來的時候，他們卻來不及哪怕看它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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