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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1)

(2015-09-11 19:16:40) 下一個
  • 川東老家

 

父親的老家在川東的涪陵山區,地處烏江與長江的交匯口,也是武隆、彭水以及貴州地區山貨物資進入長江的重要口岸。父親的家人們後來的居留遷移活動,也不外乎於這三地之間。涪陵是進入重慶、武漢、上海的必由之地,不但山裏的貨物,就連家裏的人出去闖世界,也是從涪陵開始的。

離涪陵縣城不遠,位於長江之邊有個義和鎮,黃家祖籍便在附近,父親就出生在這裏一個叫做鴨子壩的地方。黃家的興旺是從父親的祖父進士及第以後才開始的,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清廷委他以貴州鎮江、同仁等地道台之四品官銜,他的幾個孩子後來也以讀書為榮,大兒子北上念京師大學堂攻教育與政治,二兒子東赴南京就讀於中央大學立誌電機工程。曾祖父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家境殷實的大哥膝下無子,便將大兒子,也就是我的祖父過繼到長房繼承家業,我的父親就成了黃家的長房長孫,小小的年紀,備受家人的寵愛,童年還算是幸福的。

據說,隻是在他年幼的時候,驚險過一回,有一次山裏的土匪下來搶大戶,“綁票”索要贖金,一共掠走黃家五口人,父親也是其中之一,祖父要求家族賣地賣田贖人,可並不是家家都願意破這個財,祖父使用了家長的權威,逼迫被綁家庭出錢出力,賣地賣田湊錢,害得很多親戚記恨他。有了這次事件,祖父認為,要好好地保護家人和財產,必須要有自己的槍杆子,於是買槍招人,拉起了自己的武裝,居然也建起了碉樓,以此看家護院。做夢也不曾想到,對新政府而言,民間擁有槍支,是萬萬不能允許的,祖父此舉無疑給自己帶來“反動武裝頭子”的罪狀,遭來滅頂之災,最後為之付出了生命。

黃家是重視教育的,從中了進士的曾祖父那裏往下傳,後代們都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由於涪陵教育水準的限製,父親年幼離家,到重慶求學,在加拿大傳教士教會辦的“求精”中學讀完了高中,之後便追隨姐姐,考入國立貴州大學電機係,不知是水平不夠入知名大學,還是為了與姐姐在一起,總之,他進了貴大。由川入黔,父親走過了曾祖父入黔為官的道路,沿著烏江,沒有官轎,乘坐了現代化的燃燒木炭的汽車。父親的姐姐在貴大就讀工商管理專業,那時的大學生可謂鳳毛鱗角,尤其是女子,十分難得。

父親解放前的生活是如此之美好,在山城重慶的求精,以及貴陽花溪河畔的貴大時光,可謂風華正茂,偶爾在暑期回鄉探望父母,也總是城市大學生們時髦的西裝革履,賊亮賊亮的牛皮鞋十分晃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父親的遠房表弟從台灣回家鄉探親,親口告訴過我當時鄉人眼中的父親形象。對於這位翩翩少年,親戚以及家中同齡的表兄弟姊妹們,都說大少爺他很高傲,城裏人與鄉下人的隔閡就像不可逾越的鴻溝,讓他高高在上。

我在重慶念大學的時候,在鵝嶺公園看見了蘇聯空軍烈士紀念碑,父親告訴我,他親眼目睹了激烈的空戰。父親的學生時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戰況慘烈,陪都重慶時常會遇日軍空襲,國軍幾乎沒有空中還手之力,蘇聯紅軍飛行員擔當了重慶空防之重任。每當日軍來襲,他們這群不知膽怯的中學生,空襲警報響後不鑽防空洞,卻在山上觀看蘇聯紅軍飛行員與日軍激戰,全然沒有安全意識。

然而真正對戰爭殘酷性的了解,卻是在貴陽的一次經曆,父親曾經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那年日軍攻占東南亞以後,為了其補給線的側翼安全,派遣了一支部隊向西攻擊貴州獨山縣,由於當時國軍的不抵抗政策,日軍輕易便占領了獨山。遠在獨山西北的貴州首府貴陽市,也算是雲貴高原的重要城市,當時人人都以為日本人要打貴陽,隨著城防司令湯恩伯將軍部隊的撤退,這座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就像一座死城。父親在貴大的教授是湯司令的顧問,父親隨教授回學校取東西,在吉普車裏所見的空城令人毛骨悚然,市民大都逃離,隻有一些門上的字條在等待日軍。字條上所寫,皆為祈求占領者不要破壞家產,屋內東西可以任意取用,請保留房屋完好的期盼。字條上還告訴日軍,祖輩置下的家業是如何的不容易,幻想著占領軍的仁慈。老百姓的天真無助以及戰爭的殘酷躍然紙上。

最終日本人也沒有打貴陽,他們止步於獨山,也許麵對這樣的一支中國軍隊,他們的側翼已經足夠安全。不過這也讓陪都重慶驚慌了一陣,據說這是日軍攻陷離中國戰時首都最近的地方。

兩年以後,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父親也從國立貴州大學電機係畢業,開始找工作,像大多數人家一樣,家裏還是希望他能繼承家業,至少能夠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找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投出去的簡曆猶如石沉大海,除了遙遠的台灣新竹棉紡廠,寄來聘書,要雇用父親作他們的工程師外,再就是北方剛剛從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城市急需工程技術人員。中國當時的主要工業都集中在東北,是日本人經營滿洲國多年的結果,大學畢業生隻要願意,招工單位馬上要人,並發給北上的路費。可是因為國人正在擔心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兩黨內戰烽煙四起,共產黨發起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國民黨稱之為“遼西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的幾大戰事,又將剛剛戰勝日本的中國大眾推入戰亂之中,南方青年寧願在老家呆著等待,也不願冒險離家。父親當時最青睞的工作是國軍的雷達兵,據說那時學電機的大學畢業生一入伍便可獲上尉銜,不知是因為二戰後雷達技術的突飛猛進導致人才奇缺之緣故,還是國軍前線告急,急需年輕軍官,上尉銜的誘惑也是很大的因素,父親告訴我,他向部隊遞過了簡曆,要是有聘用的話,他是一定會接受的。另外,在當時找工作的人們之間還有這樣一個傳說,參軍便是端上了金飯碗,入職金融銀行業則猶如有了銀飯碗,再不濟就是進入國企,也可以有個鐵飯碗。

國府可能已經預見大勢已去,準備撤遷台灣,因而投資建設和工作的機會都在台灣。父親在家裏等了不短的時間,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就決定接受新竹棉紡廠的聘用,開始準備前往台灣任職。就在臨行前,新的工作機會卻來了。國立柳州鐵路局打算聘用父親做他們的工程師,麵對這一理想的鐵飯碗工作,父親沒有猶豫,立即接受了這個工作,放棄遠赴台灣的計劃,從此離開了老家,去廣西赴任。這一離別,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竟成了父親最後一次闊別故鄉,整整六十多年了,父親再也沒有重踏故土一步。

民國政府晚期的貪腐和治理經濟的無能,再加連年戰爭耗盡了國人對政府的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已是風雨飄搖,一觸及潰,除了社會各界政治團體對現政府的不滿因而鼓動遊行、罷工、罷市等雪上加霜的難題,空前的通貨膨脹,更是動搖著國民黨政權的根基,經濟政策失敗,成了社會生活的普遍擔心,連工薪階層都體會到了物價飛漲惡果。得益於國企的優勢,父親公司發薪水的日子,並不在財務處領金元卷薪水,一大早便去柳州飛機場,等待南京運來銀元發餉的飛機。在機場開包領得薪水的員工,立即購置米、麵、油、鹽等生活必需品,一到下午所領薪酬就會縮水一大截,可見通貨膨脹威力。

還未成家的父親,領得的薪俸自然不能去買那些東西,也不能聽之貶值,父親告訴我,他一領到銀元,立即去了金店,首飾、項鏈等物品成了他的保值品。然而,到我記事以後都沒見我們家有多少金銀財寶,並不是因為文革抄家丟失了,而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父親患病期間,用這些東西換營養品補身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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