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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1890.7.3 — 1969.10.7），中國現代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文章轉自《餘音》，作者係葛兆光教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係小編刪除。
書桌上擺著《陳寅恪詩集》的校樣，看了兩天，續續斷斷，全沒有先睹為快、一氣讀完的興奮。並不是陳寅恪的詩不好讀，陳流求、陳美延兩位女公子費盡心力廣為搜羅編年輯成的詩集，比當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詩存》多出百餘首，並附有唐筼存詩，既有史料價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讀不下去。
詩集裏抑鬱的情緒太壓迫人，“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我全然沒有想到，這個久負盛名的學者心靈深處，竟纏繞糾結著這麽複雜難解的情結，它不僅籠罩了陳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陳寅恪的詩。
有人曾說，魯迅是中國最痛苦的文人，那麽我想，陳寅恪也許可以稱作中國最痛苦的學人。
學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學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壓抑積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於是盤旋糾纏，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了晦澀深奧的詩句，在譬喻、典故、成語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詩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滲露。
不知為什麽，讀《陳寅恪詩集》時我想到的都是一個意象：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種感覺，沒有自由意識的人，雖然沒有自由卻擁有自由感，自由意識太強的人，即使有少許自由也沒有自由感。
這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和朋友聊天時說起的一段近乎繞口令的話，此時想來仍覺不無道理，也適用於陳寅恪的心態。我覺得越是對自由空間需要強烈的人，越會感到自由空間太小，“天地一牢籠”就是這個意思。
在《吾儕所學關天意》那篇文章裏我曾提到，在吳宓心目中，陳寅恪不隻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還是一個“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的臥龍式人物。吳宓的觀察沒錯，讀《陳寅恪詩集》時，你會頓時發現一個與撰述學術論著的陳寅恪全然不同的陳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學術的畛域。
從他今存第一首詩即青年時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裏，從他晚年盲目後所作《答王嘯蘇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裏，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時時縈繞的有另一種情結。
袁世凱當大總統，他寫詩譏諷如巴黎選花魁，“花王那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諷他裝模作樣，“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共產黨打過長江，他又寫詩嘲諷國民黨，“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終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他總覺得，他對於政局有著他人不及的睿智見解，詩集中兩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那知天下事”，都隱隱地流露出臥龍式的自負——“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這也難怪，中國士大夫大多有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從政心理，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實和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樣，盡管一個含蓄一個狂放，一個正兒八經一個誌得意滿，想幹預政治這一點上，卻是半斤八兩。“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來隻是一種舊時代實現人生價值的實用手段，可長期積澱，卻鑄成了一個現代學人逃也逃不脫的政治情結，這種情結在國勢阽危的時代，與愛國熱情混融而越發強烈。
《詩集》裏陳寅恪用陸機作《辯亡論》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辯亡》還擱筆，眾生顛倒向誰陳”、“《辯亡》欲論何人會，此恨綿綿死未休”，其實已說盡了他心裏的意思。“欄杆拍遍，何人會，登臨意”，他覺得自己有一肚皮經綸，隻是無人領會，仿佛他一輩子並沒有把世人敬仰的學術文字著述當成他的終極理想，而隻是當了一種無可奈何的餘事。“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負他生”，當他以十年精力寫完那本後人再四擊節的《錢柳因緣詩箋證》時，他竟想到了項蓮生“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話，全然沒有文稿殺青的歡欣和輕鬆，卻長歎“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
可能是真的，陳寅恪自己並不覺得他是一個尋章摘句的學人，而應當是一個經邦緯國至少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奇才，隻不過時代並沒給他施展的機緣。所以，他隻能喟歎“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書齋學問而無法重圓他祖輩的舊夢，於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壓抑、兩分悲涼。其實仔細想來，這種抱負並沒有什麽實在的依據，世事險惡，時局多難，知識階層中人有什麽本事去撫平這跌宕翻滾的惡浪？我不相信陳寅恪這種受過現代訓練的學者不明白政治與學術早已判然兩途的事實，我也不相信陳寅恪這種理智的知識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故典，可他為什麽還要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抱負和自尋煩惱的憂鬱？是一個曆史學家“資治”的職業習慣使他難以忘懷現實，還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時時想贏回家族的榮光？
我實在不知道。
不過，這可能不止是陳寅恪一個人。
中國士大夫“修齊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統”與“政統”為一的偉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情狀，使得每一個文人學人都似乎難逃這種從政情結的纏繞。不信請看現代中國曆史，誰又能例外？抗戰之初那一句名言“華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其實可以擴大言之：中國之大，近百年幾無一張純粹的書桌。
但這實在隻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劇。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又是一個自視極高的學人，他不能不時時從書齋中伸出頭來，探望一下他身邊的祖國，不能不時時為這萬方多難的祖國發出一聲歎息，於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間來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間書齋對別人也許綽綽有餘，但對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時代給他的隻是這一間書齋四壁書。
如果他是個魯迅式的文人倒也罷了，他可以衝出書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為匕首、為投槍，縱然沒有荊軻的壯舉，但也可以用易水蕭蕭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鬱悶，但他偏偏是一個學者。多年理性的訓練使他習慣了理智的生活，於是，他隻有深深地埋下頭去伏案於書齋之中，隻是當他寫詩的時候，才允許心底的憂鬱稍稍滲透出來，而這憂鬱和憤懣還被種種典故包裹著、掩飾著，因此他的詩中那份悲涼又多了幾分哽咽、幾分苦澀。
“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這不自由是不是由於他需要的自由空間太大而惹出來的一種“局促感”呢？
不幸他隻能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幸他還是一個書齋學者。
“自分琴書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學劍不成，尚能學書，這不是逃避，而是一種人生意義的挪移。盡管陳寅恪並不滿足於皓首窮經的學術生涯，時時自嘲為無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關興廢”，在學術論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脈在。
《王觀堂先生挽詩序》中，他反複申論的“文化”與“精神”，正是他極自負處，他稱王國維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內心深處肯定也自認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這“文化精神”所依憑以表現的，就是他畢生經營的那些看似深奧專門實則別具懷抱的學術論著。
在他的詩裏，我們能看到他對學術生涯的自諷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對學術論著的自珍自愛。盡管他“無才可去補蒼天”，但他覺得，畢竟可以用他的論著存文化精神血脈一線於不墜，所以他對自己的著作始終傾注了極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對自己的命運越發清醒的時候。
1956年除夕，他寫下一首詩，感慨地說道：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書。
無能搜鼠雀，有命注蟲魚。
遮眼人空老，蒙頭歲又除。
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盤虛。
在“有命注蟲魚”的無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懷抱化成學術論著，1957年，他又作詩，寫下這樣兩句：“渡江好影花爭豔，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麽？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為這論著是他的精神血脈，他處在寂寞之中，除了論著刊布，又能有什麽別的形式來顯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間唯此是安流。”於是1962年陶鑄和胡喬木到中山大學去看他時，他說的就是這八個字：“蓋棺有期，出版無日。”當他不得不用這種暗示性的說法請求要人援手時，我們知道，這論著已是他最後牽腸掛肚的心事了，正是“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
我讀過《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也許，有人不理解他為什麽要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裏傾全力作如此論著，但我明白這裏別有他一番情懷。應該說，這兩部書尤其是後者，立論上是明顯有感情偏頗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傾注了過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實意圖是“窺見其孤懷遺恨”、“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箋釋梳理中“溫舊夢，寄遐思”，所以又不能僅以一部學術論著視之。
問題是，他的舊夢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遠，於是不能不采用縈繞曲折的筆法，把它掩藏在深奧繁複的學術形式之中。
很少人能耐心卒讀這些論著，耐心卒讀者又很少有人能領會他的深意，領會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傳其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陣陣悲涼，悲涼中又不禁憤慨，“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對那些趨時者，他實在難以按捺心頭的怒氣，“吃菜共歸新教主，種花真負舊時人”，對那些附勢者他實在不能掩飾心中的輕蔑。但他依然知音難覓，孤獨中隻好自嘲自責，“舊學漸荒新不進，自編平話戲兒童”，“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可是，透過這些自嘲自責的詩句，我們又可以明白，其實他是多麽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後的理解！正因為如此，他才一麵怨艾“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一麵哀歎“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一麵自嘲“千秋有命存殘稿，六載無端詠舊題”，一麵滿懷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
可惜的是，他隻能寂寞，學界中人理解的隻能暗暗領會而不能討論，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隻能讚譽他“學識淵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則認定他是“乾嘉餘孽”，一個強烈渴望共鳴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無聲，一個極端自信自負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點的承認，放眼望去，四野寂靜榛莽荒蕪，他的平生誌向，滿腹經綸，竟和聲寥寥，這怎能不讓他傷心。
一管書生無用筆，舊曾投去又收回。
這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劇，他高估了同時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學術論著的感染力量。
要知道人文學科的曆史命運就是這樣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實用思潮下它很難有多少立足之地，對於急切期望效益的人們來說，人生終極意義的價值是多少？人格修養的用處是什麽？文化精神早已抵擋不住實利的進攻，除了那些總以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脈、自由精神的人還總在呼喊靈魂高於一切之外，人們早已用“知識”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靈魂在上帝的當鋪裏作抵押換回了現世的利益。
陳寅恪的學術論著既無巫術的威懾力，又無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維係文化精神於不墜”麽？當他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人們魂兮歸來時，他根本沒想到他祭起用於招魂的學術論著早已被舉世炫目的實用主義杏黃旗掩沒，泥牛入海無消息了。他傾聽四周，用他的盲睛細細搜尋，才發現真的隻剩下孤獨與寂寞。時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為什麽要那麽清醒？既然他明白“閉門尋詩亦多事，不如閉眼送生涯”，他為什麽要期望那麽殷切？
多病與盲目也許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劇。
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通脫豁達的人，幹政無門倒也無所謂，但閉門著書卻是他對人生的最後一點希望。可是，1945年他卻因視網膜脫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國求醫時尚存一線希望，“眼暗猶思得複明，強扶衰病試飛行”，可次年治療無效歸國時，他已幾近絕望，“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他其實十分珍惜自己的軀體，因為這軀體不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論著的基礎，可是上蒼給他的卻是多病與盲目。
我總覺得他的心靈和他的軀體似乎總是在互相對抗，即所謂“身與心仇”，在他的詩裏，“大患分明有此身”這樣的詩句曾反複出現，一次是1943年寫的《癸未春日感賦》，這時也許還隻是一種感傷之辭，一次是1966年寫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滄桑變遷，感時傷懷的典故早已成為一種深深的無奈之情，《老子》十三章雲“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表麵看來是哀歎身為心累，若沒有這個臭皮囊，我還有什麽生老病死的憂患，其實不然，有人一眼就窺見老子心底，歐陽修說這是“道家貪生之論”，朱熹說老子實際上“愛身之至”。
陳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這個軀殼給他惹出這麽多麻煩，實際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體不能和心靈一樣自由強健。
他對白居易有極深的研究，也最愛讀白居易詩，這一點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雖信佛教道教，覺得“鬆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覺得“彭觴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贈王山人》），但總是十分愛惜生命，長了一根白發就再四感歎，驚慌失措地說“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初見白發》），洗澡時看見自己羸弱又再四感歎，唉聲歎氣地說“四十已如此，七十複如何”（《沐浴》），掉了一個牙齒時又再四感歎，愁眉苦臉地說“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自覺二首》之一），所以大凡表示對自己軀體滿不在乎甚至覺得軀體為累贅的人，其實心底是最愛惜自己軀體的，尤其是陳寅恪這樣胸懷大誌、自期頗高的學人，身體是他實現抱負的基礎，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戶，當他百病纏身、雙目失明的時候，他怎能不對這不爭氣的軀體進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
於是，在《五十六歲生日三絕》中他寫了這樣淒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後，這盲目和待死的兩個意象就反複出現在他的詩中，“道窮文武欲何求，殘廢流離更自羞”，“殘廢何堪比古賢，昭琴雖鼓等無弦”，“衰殘敢議千秋事，剩詠崔徽畫裏真”，“疏屬汾南何等事，衰殘無命敢追攀”，他自稱“盲翁”、自題“不見為淨之室”時也許還帶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殘廢”、“衰殘”字樣時，心底已是一片悲涼，以衰殘之身麵對人生，他想到了“死”，“將死煩憂更遝來”，“故老空餘後死悲”，“老去應逃後死羞”，“自信此生無幾日”，盲目和多病摧毀了他賴以維持生存的希望，他覺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結了，隻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瘡的軀殼在等候著那一天的到來，所以在他預先給夫人唐筼寫好的挽詞中就出現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
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其實，上蒼對於陳寅恪雖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絕情，他沒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陳寅恪一人身上，讓他徹底淪為悲劇人物。我這裏說的不是他曾得到一個學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學術界眾口皆碑、交口稱譽對於陳寅恪來說並不重要，因為他的抱負遠不止此；我這裏說的也不是他曾得到國共兩黨政府要人的殷勤探望和多方關顧，這點恩德對於陳寅恪這樣自負的人來說雖然能使他一時感激，卻不能撫平他心底深深的遺憾。
我要說的，一是陳寅恪在那個時代選擇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實現的職業即學術生涯，他的知識在學術生涯中得到了盡管不是淋漓盡致但至少是比較充分的顯示，那一部部學術論著盡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後讓人記住他的存在，“其有文章供笑罵”也罷，“文章存佚關興廢”也罷，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後延續，雖然哲人已逝，畢竟哲思猶存；二是陳寅恪的生活中有一個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
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恪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舍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1951年陳寅恪因高血壓服安眠藥而臥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內中盡是傷春兼自傷之意，而唐筼和詩則為他排解道：“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比起陳寅恪詩來多了一分隨遇而安。
這是唐筼的過人之處，早年陳寅恪發牢騷雲：“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陳寅恪懷念燕都舊居不免傷感：“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她又勸慰道：“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大有退一步天地寬的意味，這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也許並不是唐湜的本心，但它或許能時時平息陳寅恪心頭始終糾纏的緊張。
但是，在陳寅恪身上還是演出了一場令人唏噓的悲劇，究其原委，一半兒在外一半兒在內，他精研韓愈，卻沒有注意韓愈《感春四首》之四中“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隻足勞精神。畫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霜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趣誰相親”這樣的箴言，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足夠廣闊的自由空間伸展自己的懷抱，而當時代和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半點羊角旋風供他鯤鵬展翅九萬裏的時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青山埋名願已如，青山埋骨願猶虛”，他自知不容於世，不容於人，所以他寫道：“廢殘天所命，迂闊世同嗔。”
這種悲哀橫亙在心頭，又糾結成絕望盤旋在詩中，於是他的詩集裏有那麽多痛苦，那麽多生澀。當年吳宓曾說他“心事早從詩句解，德名不與世塵灰”（《答寅恪》），又說他“諸詩藉閑情以寓意，雖係娛樂事，而寅恪之精神懷抱，悉全部明白寫出”，的確，我們從陳寅恪的論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個陳寅恪，而從陳寅恪的詩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個陳寅恪，而後一個心靈中充滿自負又充滿悲哀的陳寅恪，也許更為真實，自從文人的真實情感從“文”中逐漸退卻到“詩”，“詩言誌”的說法又把心底情懷大半逐出詩歌領域以來，“詩”已經不那麽讓人感動了。
可是，《陳寅恪詩集》卻寫下了這個一代學人的心路曆程，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那深處有一種無計排遣的悲哀。這也許是作繭自縛，也許是自尋煩惱，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但凡人一識字，又有誰能逃脫這命運之網的糾纏和悲劇心靈的籠罩呢？
1993年2月28日於京西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