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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

(2023-01-17 05:27:02) 下一個

漢嘉女1 2022-12-17 04:27

1987年,曹禺在梅花獎頒獎典禮上,神態落寞
 
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親臨北京人藝,指導他的經典劇目《推銷員之死》。曹禺邀請米勒到家裏做客,其間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給他聽。信是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中說:
“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一旁擔任翻譯的英若誠為難了,這還翻嗎?全都翻,曹禺說。在人藝演員藍天野看來,這些話,說到了曹禺的心裏。
在他天津的祖宅裏,有一麵牆上曾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複表演的集結:憤怒、甜蜜、遐想、鄙視……從23歲到29歲,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寫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劇本。文學界開始知道一個筆名叫曹禺的青年,許多人說他“有天才”。
然而,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筆下的枯竭和名位的豐盛同時到來: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戲劇大師,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中國文聯執行主席……還有,北京人藝首任院長。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稱“精神殘廢”。女兒、劇作家萬方說,父親是被扭曲和異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回到那個寫《雷雨》時代的自由自在的心靈。
1933年暑假,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二樓閱覽室裏寫出《雷雨》的曹禺,沒想過它會成為“中國話劇百年一戲”。
這個大戶人家的亂倫故事在他的腦子裏已經生長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邊。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學的嫂子:南方人,會一點評彈,二十多歲嫁給同學的哥哥當續弦。丈夫是個木訥古板的工程師,滿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於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環境裏,多有周樸園、周萍的散體。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寫劇中人物的小傳和劄記。劇本中,每一個人物出場前,都有一段簡短生動的介紹,文字相當漂亮。曹禺後來說,這些草稿,當年堆滿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的一間陰暗小屋裏,一氣讀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淚了,但同時感到一陣舒暢,決意推動出版。許多年後,巴金在給曹禺的信中說,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藝術家,你要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李健吾評論這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今天,它在戲劇史上依然擁有突出地位。通常認為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戲劇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藝著手選排優秀劇目,想從院長的成名作《雷雨》開始,此意得到周恩來的讚成。在他的幫助下,劇組找到了體驗生活的去處。因為解放後,舊式的權貴大戶之家基本絕跡,隻有少數遺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啟鈐。
朱啟鈐支持建國有功,蒙周恩來特別庇護,能夠延續民國時期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來見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兒媳攙扶。吃飯時,女眷環列陪侍。這一切,讓多數生長在新社會的演員大開眼界,然而半年下來,演員們仍然很難進入角色。
演周樸園的鄭榕說,按當時搞運動的潮流,采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每個演員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於是,扮演繁漪的呂恩哭了:我演了十幾年戲,現在我不會演了;過去也演過《雷雨》,怎麽現在就不對了呢。
同樣不能入戲的還有作者本人。從演員們體驗生活到案頭功課,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曹禺沒有對他們講過一句自己的意見。劇團有黨組織,負責把握劇目的方向。演員白天演戲晚上開會,理清思想,端正態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視生病的朱琳,拿一個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魯侍萍。
“這魯侍萍啊,你現在覺得有點別扭是不是。”
“對對,是覺得別扭。”
“你要知道,她這一輩子最愛的就是周樸園。一個人的初戀,是一生不能忘記的。”
1954年,新社會版的《雷雨》上演,各地興起複排熱潮。有段錄音記下了曹禺當時看戲後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我腦子裏所想象的那個人物,有演得不夠足的,有演得過火了的,不真實的,尤其是被誇張的角色,使我感覺到就不如我當初寫劇本的時候那麽愉快。”
有一次,曹禺實在憋不住了,衝進後台對鄭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劇本裏頭沒有那麽多東西!”

《雷雨》劇照
 
曹禺甚至感覺,自己的創作也越來越不對味了。1952年,周恩來找曹禺長談過一次,問起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曹禺說,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談到創作卻卡住了。從最近的一次創作《豔陽天》算起,他已經5年沒有寫出東西了。
“我自己正想寫點東西的時候,就感到生活貧乏,自己真正感到的東西,需要的資料沒有多少,就悔恨,就難過。中國有句話,“江郎才盡”。我不說才盡,我有沒有才,真是個問題。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裏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
除去1966-1976十年空白,三十多年裏,曹禺成形的創作總共隻有兩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寫協和醫院的一群知識分子接受改造,但寫完後他就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怎麽寫別的知識分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來派下來的任務,意在“歌頌民族團結”。《膽劍篇》是“集體創作”風行時,領著於是之、梅阡創作的,當時全國各個院團都在重寫臥薪嚐膽的故事,用來號召正經曆“三年自然災害”的老百姓紮緊褲帶。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談《家》的改編時說:“寫劇本不應該老是被政治概念拖著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著走,這說明他還是落在政治的後麵,作者的生活、思想沒有趕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寫作的時候常常處於被動的狀態。”
接下來的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戲,演著演著也就演完了。其間,老舍投了湖,焦菊隱的骨灰裝進了一個7塊錢的骨灰盒,66歲的曹禺重回人藝,擔任院長。他對人藝、對舞台還是一往情深:“我是愛這個劇院的。因為我和一些老同誌在這個劇院天地裏,翻滾了30年……戲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愛那空空的舞台。”
複出後,曹禺的社會活動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隻剩下疲倦和沮喪。他對女兒說,我知道寫不出來,我用社會活動來填補痛苦。他因神經衰弱而服用安眠藥,每次吃了藥,整個人才能放鬆下來,很多心裏話才能說出來,他一個人,自己對著自己說。
80年代末,曹禺決心拋開諸多應酬,找回原來那個自己。他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寓所裏,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劇作《橋》。他給女兒寫信談,找人談,費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裏醒來趴在那裏想寫下去,可總有那麽多想不通的關、過不去的坎,最後,心氣越來越弱,終於沒能完成。
萬方看著晚年的父親依賴安眠藥尋求安寧。有一天清早醒來,她看到父親滿麵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發裏,樣子駭人。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裏昏昏沉沉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讀著讀著突然撒手,嚷嚷起來:“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女兒時常被父親房裏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驚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為什麽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托爾斯泰那麽大歲數還要離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又怏怏自嘲,“就我,還想成托爾斯泰?”
最後,他終於死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隻能帶著滿腔鬱悶,鬱鬱寡歡地走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轉自公眾號:墨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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