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清潔工和聶元梓，本是兩個挨不著邊的人。
然而，就是這兩個人，一旦有了權力，
立即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讓人簡直不認識的人！
權力是如何異化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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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和聶元梓：權力是如何異化人的
周誌興 周論
清潔工和聶元梓
一個保姆和文革名人聶元梓之間有什麽關聯？聽我慢慢道來。
最近兩天，有兩位鼎鼎大名的學者轉給我兩篇文章，一篇是《春藥》，講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清潔工。一篇是《又見聶元梓》，講他和聶元梓的交往。其實兩篇文章各寫不同的人，並無交集，但是，我卻從中看到了一條線，把兩個人連在一起。
這條線，如果簡而言之，就是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春藥。
《春藥》說的是一個小區業主眼中的樓道清潔工吳嫂。
在作者眼中，“吳嫂幹活不惜力氣，樓道打掃一塵不染，特別是待人和氣。見誰都笑眯眯的，先打招呼。在電梯裏你手裏拎個垃圾，她一定要搶過去，別人不讓。她說，我順路。大家在樓下換純淨水，她看見了都要幫著提到電梯裏。她六十多了，頭發都花白了，一些年輕人不好意思，換水的時候盡量躲開她，但隻要她看見了，一定衝上去幫忙。在樓道裏她的手從來都不會停下來，擦東抹西，從早到晚，滿臉皺褶，蒼老疲憊， 還總彎著腰給人說話，人也顯得矮小了。”
求人的時候很卑微，她兒子在前幾年把別人打成重傷，判了刑，一夜之間吳嫂頭發幾乎白盡。請作者幫忙了解情況，事後她非常感激，見到作者“總是哈腰說話”。
但是，忽然有一天，吳嫂發生了變化，那天，作者回家還沒有進單元門，就聽見門裏有訓斥聲：“你們把香蕉皮扔在樓道裏。把人摔倒了誰負責，大家都像你們這樣，樓道還能幹淨嗎？你們穿的排排場場，怎麽這麽沒德性！有娘生沒娘教的玩意。”
原來正是吳嫂，她怎麽變了？
吳嫂的胳膊上戴著一個紅袖標，治安管理員。
作者問她：你什麽時候成了治安管理員了？
“吳嫂說，我爭取的，還送了，啊啊，不說了。反正清潔員隻管衛生。治安員什麽都管。派出所都給我們上過課。”
什麽都管，就是權力不小。
吳嫂神情飛揚了許多，人也似乎一下子長高了。
後來，在樓道裏經常聽見吳嫂嗬斥新來住戶的聲音。
轉眼到了2022年，疫情期間，作者的小區也封了，有一次他走到小區門口，一堆人正在高聲爭吵。聽著沙啞的嗓音，像是鄰居老彭。原來是他出去買菜，回來時間超了11分鍾不讓進門。他替老彭對穿了防護服和麵罩的“大白”求情，但是被斷然拒絕。
聽聲音挺熟，便問：你是吳嫂嗎？
對方愣了一下，挺了挺腰，過了一會兒說：是。
對作者說的，晚了幾分鍾，原諒放行吧！
吳嫂不留情麵，說：“咦，你可不能這樣說，怎麽是我不讓他回家，是上麵規定不讓他回家。我一個誌願者哪有那麽大權利，我隻是嚴格執行規定。”
作者說：“規定也得講點人情，講點人道吧。”
“你說的這些我不懂，我看的規定上沒有寫人情，人道。”說完，吳嫂把臉扭到一邊。
吳嫂性格大變了，再也見不到過去那個熱情和氣，甚至有點謙卑的吳嫂了。在小區門口高喉嚨大嗓門，乍乍呼呼，吆喝這個，訓斥那個，亢奮的很。執行規定嚴格極了，誰想通融一下，門也沒有，看著別人為難，難過，她似乎甚有快感，還有一些亢奮。不知道還當她是一個多麽大的領導。
疫情過去了，城也解封了。吳嫂脫去了那一身大白防護服。說話的語氣也沒有原來那麽衝了。但紅袖標是天天必戴的，成了她的人生標配，仿佛是一個能讓人雄起的神奇法器。
紅袖標其實是有形的法器，是無形法器的外在表現。在很多時候，權力就像是春藥，讓人亢奮。
聶元梓文革在北大演講
聶元梓就是例證。
這裏不對聶元梓的功過是非做評論，而是透過現象看“春藥”的效果。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那場風暴過去後很多年才結識聶元梓的，那時候，政治風暴的裹挾已成往事，從一個普通的學校幹部到全國聞名的“英雄人物”，再回歸本元，一個人有什麽樣的變化？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變化？
往前推半個多世紀，聶元梓是大名人，因為她是著名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而且有偉大領袖的加持，當時可謂叱吒風雲。
但是，和一般的“造反派”不同，聶元梓是老革命。
她本人十二三歲就幫地下黨跑情報，不到二十歲就到延安，受的完全是共產黨的正統教育。
1960年，聶元梓到北大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在經濟係擔任係副主任，這篇文章的作者了解到的是北大老同事對聶元梓的評價。
北大經濟係不少人對聶是存有好感的，並為她工作認真負責，敢於承擔責任，生活作風正派，對知識分子很尊重。
北大文革前的黨委書記陸平與聶元梓的大哥聶真很熟，聶真也是老革命，他的夫人王前是劉少奇的前妻。陸平通過聶真把剛從哈爾濱調到北京的聶元梓要到了北大。她被陸平派到了經濟係後，工作踏實，與教授們的關係融洽，經常走訪教授和教師們的家。當時現在大名鼎鼎的厲以寧還是一個青年教師，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緒低落。“聶元梓到任後，去厲以寧家拜訪，發現他住在海澱街上一個很破舊的平房裏，一個男人還帶著個很小的孩子，房子很小，一個破煤球爐，家裏淩亂得很。厲的愛人在吉林工作，兩地分居。聶元梓家訪回來後，馬上用組織的名義與厲以寧愛人的單位聯係，希望把其愛人調到北京，解決夫妻兩地生活問題”。
諸如此類這些小事使得經濟係很多教師和教授對聶很有好感。由於在經濟係工作獲得好評，哲學係出了問題，陸平就把聶元梓又調到哲學係“救火”。聶離開經濟係時，全係老師組織了一次頤和園遊，歡送聶元梓，據說這在北大並不多見。
聶元梓還是嫉惡如仇的人。雖然陸平把她調到北大，對她也很看重，可她到北大後，逐漸對陸平的很多問題看不慣，正好趕上了那場“大革命”，於是有了那張後來著名的大字報。而這張大字報成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個重要標誌。
聶元梓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聶元梓（前排左二）
於是，她大權在手，呼風喚雨，不可一世。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筆墨來描寫聶元梓掌權後的威風八麵，但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人都記得，沒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也可以想象。總之，權力把她異化了。
好景不長，兩年以後，她被扔一邊兒了。粉碎四人幫後，她被判十七年徒刑，獄中她不能用她的大名了，指定她叫“王蘭”。出獄以後，她被北大開除，居無定所，每月給600塊錢，其他啥都沒有。她隻好寄居在她姐姐的房子裏。據說生活部分是靠過去北大對她仍有好感的一些教授幫忙，甚至是這些教授的孩子們給她一些接濟。
聶元梓出獄後，作者曾經應邀去了一次聶家，她還請作者到樓下小餐館吃飯：“出門時，聶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戴了一個紅色的項鏈，將自己收拾得幹淨利落。這個細節讓我對聶元梓女人的一麵有了感覺，印象深刻。”
十四年後，作者再訪聶元梓，她已經91歲高齡。隨著文革的遠去，她變成了一個曆史人物。她告訴作者，由於她堅持不懈的上訴，她最終獲得了一套房子， 是北京市批給她的，她死後再歸還民政局。上邊還批準她的醫療全部免費，解決了她耄耋之年的後顧之憂，退休金也由原來的600塊，加到2600塊。她雇了一個保姆照顧她，但保姆的費用就得2000元/月，所以，她並不寬裕。
晚年聶元梓
作者問她："孩子們經常回來看看您嗎？” “他們有時來看看我。” “您為什麽不向孩子要點錢呢？”“他們也有自己的家，他們也要生活。我不願向他們開口。”
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要強的人。
聶元梓曾有過兩次婚姻，第一次的婚姻因丈夫亂搞男女關係而終結（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哈爾濱副市長），聶一人帶著三個孩子離開哈爾濱來到北京，繼而被陸平要到北大。第二任丈夫官更大，老紅軍，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比聶大二十多歲。文革中受到審查，康生要求聶元梓與其離婚。於是兩次婚姻或因生活，或因政治都沒有善終。
作者寫道：說到中國現代史，絕繞不過“文化大革命”，絕繞不過聶元梓。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她是個曆史的存在。所有的“風光”和罪與罰她也都經曆了，當這個91歲的老婦人坐在你麵前的時候，你可能都會生出些許的惻隱。
無論是清潔工還是聶元梓，他們都是人。是人，在權力麵前就是抵抗力極低的人。也許，會有人視權力為糞土，既不追求也不仰視，權力在手也不會忘乎所以，但是，這畢竟是少數人。
有句話說，權力是男人的春藥，其實這話不準確，因為這位清潔工和聶元梓恰恰都是女性。而且，權力也不在大小，權力隻是和外在表現的影響範圍有關，一個紅袖標是權力的象征，所以吳嫂的長高了一截和紅袖標有關；一身“大白”服是權力的象征，所以吳嫂的聲音響亮了很多；最高領袖的肯定和大批的擁躉也是權力的象征，所以，聶元梓可以呼風喚雨。當然更大的標誌帶來了更大的權力。記得蘇聯的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一件事，蘇共代表大會確定他擔任黨的一把手以後，散會時他走出會議禮堂，門口就停好了為他新配的高檔專車，全套的保安人員，眾多的人目送他登車離去，他想，這效率太高了。當然，這是掌握了一個龐大帝國的最高權力。
權力是可以異化人的，無論是官員、知識分子還是清潔工，僅僅依靠人的道德約束是不行的，還要有權力的製衡。所以，當我們看到有的人戴上紅袖標就忘乎所以的時候，還是要想到春藥，以及如何把春藥的效能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