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全國政權新建之初，伴隨著抗美援朝、土改、鎮反三大運動的開展，借助於朝鮮戰爭和國內三反、五反的聲勢，在國家機關和高等院校內部，又發起了“忠誠老實學習”運動，對人們的家庭出身、階級成分、社會關係，以及個人和親友的經曆、政治麵貌進行了一次普查，並記錄在案；與此同時，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目標主要針對高校，在校黨委或加上工作隊的領導下，經過“左、中、右”排隊，選出重點，發動學生向重點人物提問，形成圍攻，要求被圍攻者在小會大會上反複檢討交代，接受群眾的考察，讓群眾來裁量過關或是不過關。當時使用了從延安帶來的政治熟語，如“脫褲子、割尾巴”之類，這叫“洗熱水澡”。非重點人物也要“洗溫水澡”。總之，必須達到“打掉知識分子臭架子，使其不敢妄自尊大”的目的。
隨即，便在1952年開啟了大範圍的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既是對蘇聯教育體製“一邊倒”的照搬，也是對原有高教係統的大拆大卸，兩者並行，以體現改天換地的嶄新麵貌，如將某些課程、某些科係加以取締，而新增加馬列主義一類的科係。伴隨調整的同時，又一次對教學人員進行了排隊和篩選。
不久，隨著治國理念的改變，新民主主義終止，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浮出層麵，資產階級唯心論成為教育界、學術界乃至整個知識界最流行的一頂帽子。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從此成為改造對象。
當時，整個高校彌漫著一種風氣，就是否定教授們擁有的知識，貶低他們的專業價值。康生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很蔑視地說：“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遊國恩、王瑤，那些人沒什麽實學，都是搞版本的，實際上不過是文字遊戲。”“我把這種事當作是業餘的消遣，疲勞後的休息，找幾本書對一對，誰都可以幹。王瑤他們並沒有分清什麽是糟粕，什麽是精華。”
這樣的講話作為領導指示下達，學校黨委、總支、支部的反教授氣焰就高漲起來了。
那段時間，康生到處指手畫腳，發表講話。他在1958年7月參觀北京高校躍進展覽會時，信口就說，農業大學學生應該做到畝產小麥三千斤，達不到就不能畢業。教授級別也應該這樣評，畝產五千斤的一級，四千斤的二級，一千斤的五級。
農學係主任、小麥育種專家蔡旭在所謂大放衛星的浮誇風中堅持實事求是，不肯見風使舵順竿爬，康生挖苦說：“現在農民對農業學校將了一軍，農民畝產五千斤，農大趕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變，教授就不好當了。”
像這種完全不懂農業生產的胡說八道，居然振振有詞，無人敢於反駁。風氣所及，像北大化學係總支，也敢對傅鷹這樣的物理學家、無機化學專家輕易抹殺，指斥他的高深理論，“隻不過是些脫離生產實際的抽象的數學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讓自以為是的教授們夾著尾巴做人。劉××就曾經在會上號召：“要把教授的名聲搞臭。”
經過幾年的改造運動，這個目的確實做到了。此後，一直延續到文革，“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們不是被打倒，就是進牛棚，不是挨批鬥，就是去幹校。而管理他們的領導，都是從延安過來的幹部，這些人畢業於延安大學，學的是馬列主義、唯物主義。在這種學說麵前，其他一切知識都是落後的、唯心的。接受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從西方留學歸來的教授學者，腦袋裏完全沒有這些概念。過去沒有這些概念很正常，也完全不是問題，懂不懂這些學說都沒關係。
然而1949之後，延安大學培養的知識分子，紛紛進入各類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領導，掌控了話語權。階級鬥爭、馬列主義，一串串新穎的聞所未聞的革命術語，讓過去自以為學識淵博的教授們耳目一新，一個個張口結舌，自慚形穢，彷佛成了學術文盲。久而久之，曾經那樣得意洋洋的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教授們，在思想上、行動上，乃至日常生活中，都突然變得小心翼翼起來，覺得自己確實應該接受思想改造了。
從此，知識分子，以及附著於他們身上的知識，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就這樣被擊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