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梁漱溟與毛澤東交往與翻臉始末

　　不信奉共產學說，但與中國共產黨的曆代領袖，從陳獨秀、李大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都有過或親切動人，或雖不融洽卻明晰且理性的友誼的，梁漱溟可謂中國的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年。在他們幾近跨越世紀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換：

　　起初，梁是大學教授，毛是北上求師問道的小職員；

　　接著，梁是“領袖”的座上客，毛是被“領袖”追逐、偏踞一隅，然而信仰堅定、信心百倍的“匪酋”；

　　再往後，梁是飄泊無定所且斡旋無效的中介人，毛是對峙的兩強中的一方；

　　最後，毛是億萬人的大救星，億萬人命運的主宰，而拒絕出走國外的梁成了接受提名的客卿。

　　作為哲人與教育家，無論以什麽角色身份出現，梁漱溟的行為不帶功名利害色彩。他之所以不憚其煩地周旋於大大小小的政治操作者之間，隻因為他信奉“不為作學問而作學問”，信奉冷靜的思辯，卻熱切地介入的人生哲學。不能說他不曾有過判斷與措置的失誤，他的學問既非“句句是真理”，也非“句句皆謬誤”。如果說他的一生中有過不少岔子，往往是見識所限，並非利害使然。他與人們——包括有著生殺予奪大權的人物的交往，隻基於一點：對認知的窮源竟委。在所有的人都沒有興致、沒有膽量，或者沒有底氣爭下去的時候，就算隻剩下他一個，梁漱溟也堅持著，且一生樂此不疲。

　　毛澤東是一代雄主。伴隨一代雄主的，總是對他身邊人物輪番交替的恩寵與猜忌。中國曆史上幾乎無一人例外。毛澤東的文化人朋友可謂車載鬥量。在他灼灼的光環下，他們大都個個心醉神迷；略微有些知覺了，則要麽斂氣屏聲，要麽敬而遠之。梁漱溟可謂極其特別的一位。可惜毛對他的觀感，我們後人所知的，隻剩下發表在《五卷》中的一連串插話。這不是他深思熟慮的著述，也不是理性思考後的演講。僅由此來判斷毛澤東與文化人包括頂撞過他的文人之間的交情，筆者竊以為是不公正的。遺憾的是，曆史四年後（1957）、六年後（1959）又曾給過他機會，我們所期望的他的另一麵仍未見表現出來，直到田家英的死諫——連這也沒有使他動心。但我們仍傾向於《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不代表毛澤東思想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我們期待新史料的發布。

　　下麵就是這兩位世紀人一生交往中的幾段故事。

　　梁漱溟原名梁煥鼎，與毛澤東同生於1893年（光緒十九年），梁比毛早生七十天。梁漱溟應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雖然年齡相差甚大，同楊竟成為北大哲學係的同事，又成為忘年之交，因此，他們的交往更加密切。因為楊是長者，梁漱溟常主動到北京地安門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楊家登門拜訪。

　　時至民國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前來應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並不互報姓名。進客廳自與楊懷中交談，這青年從不加入。梁漱溟私忖，這青年或許是楊懷中先生的湖南親友或同鄉，卻也從未打問。後來，楊先生無意間道出，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有才有為，到北京求師問道也者。經楊向蔡元培校長推薦，為這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到了月薪八塊大洋的小差事。他白天在北大供職兼修習，晚間回楊家住宿。楊先生曾將這位青年的名字告訴梁，但梁並沒有記住。不久楊懷中先生不幸病故。因為身後蕭條，蔡校長便出麵發動，希望大家資助辦喪事，凡楊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資，梁是其中之一。這位湖南青年，是具體承辦喪事的人。喪事一完，他也就離開了北大。

　　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

　　當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隻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麵的時候，毛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麵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大門。後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一番話，喚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二十年的片斷記憶。他吃驚地向這位世人矚目的遊擊英雄頻頻點頭，連聲說：“是的，好記性，有這事，有這事。”

　　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麵爆發。梁漱溟在山東進行了曆時七年的鄉村建設工作維持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戰拉開序幕，時局更見緊張。其次，梁漱溟在山東濟寧接到老朋友張群先生轉來的蔣介石邀梁去南京的電報。梁漱溟立即關閉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風塵仆仆趕到南京，決心作為“國民參政會”的一員，為抗戰出力。但事與願違，國軍淞滬一戰失利，日寇長驅直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搬到武漢，梁漱溟作為特邀的“參議員”（後為“參政員”）也隨即到了武漢。沿途所見，一幅流離失所、爭相逃難的景象！特別是一些黨國要員無心抗日，或舍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或伺機中飽，把資產、妻兒送往國外。梁漱溟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途感到從未有過的悲觀。繼而想到自日本侵華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一係列抗日主張深得人心，現在國民黨方麵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麵又怎麽樣呢？梁漱溟早年曾讀過一些共產主義學說經典著作，而李大釗先生是中共的先驅者還是他的好友，但他後來根據自己對中國社會、曆史的研究，認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不信奉共產主義學說。如今中共的領袖如毛澤東、周恩來等又搞了近二十年，經過多少次失敗，還在堅持奮鬥，而其中心就在陝北的延安。

　　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梁漱溟產生了去延安會見毛澤東的念頭。由於國共兩黨已經合作，從武漢去延安也較方便。作為國民參政員，梁首先把自己的這個願望和想法向蔣介石提出。蔣同意了，中共方麵也表示歡迎。不幾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到達延安，接待他的是當時的中共總書記張聞天。經張的介紹，梁才知道毛澤東是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張對梁來延安表示歡迎，並設宴洗塵。張說，毛的習慣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談話也安排在夜間。

　　頭一天夜間的談話從下午六時至次日淩晨。

　　在毛澤東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楊懷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見過梁先生之後，談話轉入正題。梁先生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梁說，他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麵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個人心中亦十分悲觀，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梁表示這次來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領袖討教。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敘述，露出笑容，斬釘截鐵地答道：“梁先生，你所見所聞若幹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隻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是沒有的！”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著，毛澤東十分詳盡地、有聲有色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最後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

　　話音剛落，梁漱溟即說：“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麽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精神振奮！”“過獎了，過獎了，梁先生！”毛澤東連聲說。梁漱溟此時心裏不由的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梁漱溟聽過、看過，個別交談也有若幹次，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這一次有這麽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他當時不知道的是，毛澤東這天所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完卷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

　　時已到後半夜，長談告一段落。毛澤東很客氣地說：“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明天晚上再談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說：“我送給您一本書，請您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隨便，隨便，朋友之間，無話不談嘛！”毛澤東說著接過一本厚厚的書，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

　　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六點開始，但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欲罷而不能。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中國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書，說：“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之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曆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的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激化問題，並十分突出地強調其作用。而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這一點。梁當即爭辯。兩個人都反覆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在與毛澤東的兩夜長談之後，梁漱溟還應邀到延安各處參觀。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是很差的，但一派熱氣騰騰，其精神麵貌與國統區有鮮明的差別。恰如他們的領袖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印象一樣，是十分深刻的。

　　十餘年後，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1950年1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離開重慶，經由武漢到達北京。他遠離政權中心，僅作為一名觀察者而立世的打算遂告結束。其時毛澤東、周恩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毛主席和周總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許多人到火車站迎接。或許因為梁漱溟新近才到北京，或許考慮到他與共和國主席的私誼，統戰部把梁漱溟排在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迎候隊伍的頭一個。毛主席立刻發現了他，大聲說：“染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麵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作客，長談，再幹一個通宵也成！”毛主席如對老朋友般的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梁漱溟除了緊緊握手，竟答不上話來。11日晚公宴，梁漱溟應邀出席。席間，毛主席走到梁的座席，見梁吃素，又不飲酒，便笑著說：“梁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長壽也！”並當場約梁漱溟於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頤年堂自己的居處作客，梁漱溟欣然允諾。

　　12日下午五點鍾左右，毛主席派汽車來到梁漱溟當時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寬街接梁，十多分鍾後便進了中南海。進了頤年堂的院門，毛已在院裏了。同去的還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經西安時即認識，後來又在重慶舊政協會上交往過多次。

　　在會客堂彼此一一寒暄之後，毛澤東即詢問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梁隨口說：“如今共產黨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不容易嗬。”毛澤東擺擺手，笑著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嗬！”抽了一口煙，這位雄才大略的領導者又接著說：“眾人拾柴火焰高。共產黨靠大家，大家為國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梁先生這次到了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嗎？”最後這句像是不經意說出的話，難住了梁漱溟。說不同意吧，頗有清高之嫌；說同意吧，又違背他當時的真實思想。梁漱溟當時的判斷，新中國成立了，但全國的大局能不能從此穩定統一下去尚有疑問。在當時，梁漱溟不但身份奇特，想頭也十分奇特——起碼與“牢騷太盛”的柳亞子就截然不同。在毛澤東親自盛意邀請麵前，他想的是自己是曾經以第三方麵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如果今後大局一旦發生變化，仍需要他這樣的人站出來為國效勞。若參加新政府，便失去了為各方說話的身份。他當時真是這樣想，卻又覺不便說出。遲疑片刻，梁漱溟答覆說：“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

　　這答覆顯然出乎毛澤東的意外，他的臉上顯露出不悅之色，但並未形成僵局。說話間到了開晚飯的時候，主人傳話開飯，梁漱溟忙說：“我是食素的，有一兩樣菜就成，但您們吃什麽自便，不礙我的事。”毛澤東接過話頭大聲說：“我們也統統吃素食，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開飯時除毛、梁、林三人外，還有江青。但梁漱溟隻同她點點頭，彼此沒有說話。

　　晚飯以後，毛澤東和梁漱溟又繼續談話。毛說：“梁先生從前在山東、河南搞過鄉村建設，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後有何變化。舊地重遊，會有益的。然後你再去東北老解放區看看，比較比較。梁先生如同意，具體行程由李維漢、徐冰安排，他們會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這一盛情，是難於推卻的。

　　1950年4月至9月間，梁漱溟帶隨員先後參觀考察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農村及東北廣大地區的城市、農村。所到之處，這位前第三條道鼓吹者受到意想不到的禮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譚啟龍，東北的高崗、林楓等領導人都親自出麵會見，並征求他對城市、農村工作的意見。這一位又一位“重臣”並非真的看重他的學識與見解。他的座上客身份僅緣於毛對他的情份，而這身份的失卻將也隻由於這唯一的原因。梁先生曾有“當代中國最後一位大儒”之稱，卻少了世俗儒士沁入骨子裏的依附意識。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區，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團赴西南之舉，梁漱溟便自動向統戰部報名參加，得到批準。梁所在的那個分團有二十多人，由章乃器任團長，於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曆時四個月。

　　在1953年9月之前，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交往大體每一、二個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幹次，談話內容十分豐富，以上不過是較為重要的幾次。正由於梁漱溟與毛主席有著這樣久遠（幾十年）而頻繁的交往，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評之後，忘乎所以，如對待老朋友爭論般拍案而起，犯了荒唐的錯誤。”——當然這隻是梁漱溟自己的評斷。

　　這樁公案的全部過程發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後一共十天。開始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後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當時的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數都比較少，總共不過數十人，有時因會議內容比較重要，常常擴大到一部分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負責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在彭德懷司令員作了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後，毛主席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說這番話，並沒有點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來辯委屈，爭是非，也許事態不會發展到後來那種劍拔弩張、不可收拾的地步。無奈梁漱溟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較真兒”。私下裏或許還可容讓，愈是眾目睽睽，愈是認死理。聽完毛主席的這番話，他一方麵甚感意外，一方麵很不服氣。他想，我何曾是反對國家的總路線呢？我實際是擁護總路線的一員，隻不過是說了點心裏話，想貢獻給領導黨，提醒注意某些問題，根本沒有想到會有損總路線，有損工農聯盟。梁漱溟一麵想，一麵就提筆給毛主席寫信，但信未寫信，就宣布散會了。

　　梁漱溟回到家，繼續寫這封信。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將信在會場上當麵交毛澤東。毛約他當晚談話，即在懷仁堂京劇晚會之前約二十分鍾，但梁認為時間不充分，連複述原來發言的內容都不夠。說完後匆匆要求毛主席解除對他的誤會，而毛則堅謂梁是反對建設總路線之人，隻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認而已。梁漱溟此時內心是很失望的，但不肯讓步，言語間與主席頻頻衝突，當即不歡而散。梁漱溟並不作罷，他還想再尋覓機會在大會上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來評議。

　　9月14日、15日繼續開會。15日會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設重工業報告後，梁漱溟即請求發言，主席允許可於次日再講。16日，梁漱溟登台發言，一是複述9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二是複述11日在大會上的發言，並以上述發言之內容，再三陳述自己並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

　　16日當天的會上，沒有人批評梁漱溟。到了9月17日的會上，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這個發言，“中心內容是謂梁某人一貫反動”。直到三十多年之後，即八十年代中期，梁漱溟的感覺仍是：“實出乎意料之外！”。

　　毛澤東的插話主要有：

　　“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有什麽‘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

　　“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1954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

　　“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完全徹底的反動思想。”

　　這些講話，嵌在他老人家已正式發表的二百萬字當中，實在打眼得很。很難揣摩該卷的選編者這樣幹，究竟懷了怎樣一副心腸。如果說今天還沒有哪位政治或經濟學者就言論自由、政府工作程序、國會提案與辯論，特別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法寶——剪刀差等等對這場辱槍舌戰作一個理性的而非情緒化的剖析的話，隻能說，對這兩位不同凡響的老人的研究，從而也是對國情與黨情——包括民主黨——的研究，還差得遠著呢！

　　在現場聽到這些話後，梁漱溟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誤會已經很深很深了。怎麽辦？在當時的情景下，他顯然已經失去了機變的能力，一門心思想著話不說清不行。在主席台上的中央領導人講完後，梁漱溟要求當場發言作答。主席台囑他作準備，明天再講。

　　9月18日下午，繼續開會。會場的人數超過以往，多達二百幾十人，這是中央人民政府開會以來沒有過的，其中大多數是臨時列席的。會議進行到中間，輪到梁漱溟發言。他拿著昨晚在家準備的稿子，一上台就開門見山地說：“昨天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的。但是，單從這一次發言就判我是惡意，論據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存在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增加了交代曆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剛開了頭，會場上便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他們的用心，可能各有千秋。對這點，即使在這樣緊迫的時刻，梁也看得很清楚。當時，梁漱溟正迫不及待地要講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誤會。相持之下，梁漱溟離開講稿，把話頭指向主席台，特別是毛主席，以爭取發言權。梁漱溟說：

　　“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麽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黨總不會如此。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誌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重要。毛主席生氣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梁漱溟毫不放鬆：“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梁漱溟，我們選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梁漱溟還堅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至此，會場大嘩。這種與毛主席你一句、我一句頂撞的場麵，自遵義會議之後可能就不曾有過。會開不下去了。不少到會者呼喊：梁漱溟胡說八道！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台來！停止他的胡言亂語！……

　　但梁漱溟堅持不下講台。他望著主席台，要看看主席台的意見，特別是毛主席的意見。他拿定主意，他的作法是符合會議程序的，別人怎麽喊都可以不理。

　　主席台無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澤東口氣緩和地說：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鍾，講一講要點好不好？”

　　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鍾怎麽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再度形成僵局。會場又一次嘩然。有幾位即席發言，指斥梁漱溟的態度狂妄之極、反動成性，不許他再說下去。

　　批了一陣之後，毛澤東說話了。他態度安詳從容，與梁漱溟的急迫倔強恰成對照：“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鍾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鍾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別是在場的許多人都不願意聽他再講下去。我也覺得，他的問題可移交給政協全國委員會辯論、處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這個人沒有別的好處和功勞，就有這個作用。因此我主張他繼續當政協委員，現在我又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鍾，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鍾講不清楚，希望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會場又出現高潮。梁漱溟站在講台，情形就這麽周而複始，鬧了好一陣子。

　　毛澤東最後說：“你這個人啊，就是隻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你又說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讚成也不想聽你講話。那麽什麽是公平呢？在此時此時，公平就是不讓你在今天這個政協委員會上講話，而讓你在另外的會上講話。梁先生，你看怎麽辦？”

　　“聽主席決定。”梁漱溟雖然如此回答，卻並未從講台上下來。會場再度一片喧鬧，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請主席付諸表決，看讓梁漱溟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讓他講話的人多？少數服從多數。

　　主席台接受了這個建議，執行主席高崗宣布，關於讓不讓梁講話的問題現在進行表決。毛澤東補充說：這個問題不是政府委員會所列的議程，列席的同誌也可參加。

　　表決時，毛澤東帶頭舉手，政府委員中的中共委員也舉了手。毛澤東邊舉著手邊說，“梁先生，我們是少數啊。”高崗接著宣布不讚成梁講下去的舉手，到會者的大多數，特別是民主黨派的朋友立即舉起手來。梁還想再說一句話，會場上立刻有人大呼：服從決定，梁漱溟滾下來！梁漱溟被轟下了台，一場僵局宣告結束。

　　梁漱溟在事過不久，便給主持全國政協工作的陳叔通副主席和李維漢秘書長寫信，要求請長假，閉門思過。李維漢同誌派人告他，今後需要出席的會議和活動，通知照發，參不參加自便。自此以後，他居家讀書學習，什麽地方都沒再去。大概過去一兩個月的光景，金日成來訪，設國宴招待，他接到請柬，也沒有出席。

　　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後，依舊是全國政協委員，工資也照發，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四年後（1957年）當另外五十五萬名知識分子應黨之邀，發表了一些批評意見而被戴上“右派”政治帽子的時候，他因為閉門思過，一言不發，而沒有攤上。但是，他同毛澤東本人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也就此結束了。

　　戴晴，共識網